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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一代民主新风
——评厨师批评部长
钟沛璋
80年代的中国新事多。前些天，青年厨师陈爱武向我们党揭发批评商业部长到丰泽园吃饭搞特权，受到中纪委表扬，就是一件新事。
在旧社会，一个店小二要告一个部长，而且居然能够告赢，这是不可思议的。在解放后，这样的事也还不多见。当消息从报纸电台传出，报社的电话铃声不绝，人们到处热烈议论，外地读者甚至还拍来了庆贺的电报。这件事引起反响的强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特权是封建遗毒。虽然皇帝在中国土地上早已绝迹了大半个世纪，皇帝们建立的等级特权观念，却象幽灵似的还在人们头上徘徊。当了领导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爱坐轿，就必有人抬轿，于是所谓“为首长服务”的种种不合理的特殊照顾，便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上行下效，事情发展到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就“雁过拔毛”。所谓“试用”、“试看”、“试尝”，竟然堂而皇之。借“关系户”之名，变相占公家的便宜，化公为私，变相贿赂，如此等等。这种歪风邪气，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公害，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党和社会的机体，毒害着人们的心灵。对这种危害，如果坐在轿子里还下着帘子，常常是看不到，感受不到的。他们认为：我辛辛苦苦为你们人民服务了，有一点特殊照顾算得了什么呀！于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虽然已公布半年多，却还未打动过他们想到要对照自己，按《准则》办事。
公害不除，四化无望。从我做起，必须领导带头。一些领导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使不少原来对四化抱有希望的人，感到有些灰心丧气。“胳膊扭不过大腿”、“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有些人这样叹息。“社会是这样，我们也只能这样。”——有的人也就这样借口。
“就看领导者究竟有没有决心。”——厨师批评部长受到中纪委支持的消息，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原因就在这里。群众高兴地奔走相告：“现在来真格的了。”（北京方言，不是讲空话的意思）
于是，一些同志闻风而动，到饭店去交清了少交的钱；
于是，大家纷纷修订制度，设法杜绝“特殊宾客”揩油的漏洞，纠正不正之风，等等。
这一切是多么令人鼓舞呵！
我们曾为有些青年心灵遭受创伤“看破红尘”而担忧。有的同志还责怪一些青年对思想工作“刀枪不入”。那么请看一看厨师批评部长这件事，是怎样拨动一个“看破红尘”的青年心弦的。浙江绍兴一位叫樊柏顺的青年在信中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看到陈爱武的事迹后，他还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替陈爱武担忧：触犯了国家高级干部、顶头上司，这可了得！万万没有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竟来得这么快，中纪委的通报和王磊同志的自我检查打破了他的“准则”，他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现在确信，只有敢于向歪风邪气挑战，依靠党和人民，才能真正改变青年人看破‘红尘’的状况。希望许许多多参加人生观讨论的青年们，向那些投身现实、改造现实的有志之士学习，少叹息，多奋斗！”
由此可见：你想唤起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吗？请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吧！千万不要把搞点特殊化、占点便宜看成是小事，更不要低估了部长公开检讨、到饭店交钱这样的行动，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信心和力量。正如另一位青年所说的：“这比发表一百个文件更有力量。”
我们的青年确实是可爱的，可以信赖的。读一读陈爱武的一段话，更是感人肺腑：“说起来，王磊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是我的老上级，他关怀我的成长，鼓励我进步。我揭发他的错误，不是要打击他，而是爱护他；不是单单对他一个人，而是揭发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的不正之风，是按组织手续行使一个党员的权利，是立足于对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段话里，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代替它的是完全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的、互相支持帮助的干群关系。人民支持自己的公仆，公仆需要人民的监督。有了这样的关系，何愁不正之风不能纠正？有的同志还很不习惯厨师点名批评部长这样事，担心这样“犯上”，会“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这一方面说明，要清除头脑里的旧观念是多么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说明对今天饱受十年浩劫苦难的人民的觉悟、心情，还太缺乏了解。如果同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了距离，就会把一件明明是大好的事，看成是一件坏事。
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事，不但是因为它鼓舞了人们对纠正不正之风和实现四化的信心，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它与人大代表在人代大会上行使咨询权等一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正在开创一代民主新风，使我们向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一典型事例生动地向人们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
一、任何一个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对公仆行使监督、批评、任免的权力，是实现高度民主必不可少的。
二、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是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多少年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思潮，破坏了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似乎批评是专门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一在报上点名批评，就是要打倒、搞臭。而只要不是被打倒的，那么有了错误也就批评不得。“为尊者讳”，批评高级领导干部，更成了禁区。你要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一下：“同志，你那一点做错了。”他就跳了起来：“你点名批评我，谁批准的？！为什么不先党内后党外？！”听起来似乎“组织观念”、“党性”强极了，但是人们要问：“你搞特权是谁批准的？你搞特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党，想到在党外造成的恶劣影响，想到维护党的威信？”这些同志该怎样答复呢？
设立这样两条防线，对维护为尊者的尊严的确是“保险”了。可惜这样一来，一方面可能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小节无害”，根本不理睬你《准则》那一套；另一方面就可能出现“官官相护”、“官官相卫”。结果，搞特权可以不被或难被揭露，公仆成了主人，人民还是无可奈何。现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是给为尊者的保险少了，恰恰是人民监督公仆的渠道和免于遭受打击报复的保险少了。丹麦一位教育部长，因超过制度规定，浪费了公款，被公开批评而下台。当她自己补偿了浪费的公款之后，又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资产阶级能有这样的民主，无产阶级难道不应搞得更好吗？
有些同志担心：人民可以在报上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那不是无组织、提倡搞“四大”吗？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是有秩序、有法制、有组织的。一、批评必须符合事实；二、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三、诬告要受制裁；四、处理要依靠组织，如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司法机关来处理。可见，在报上开展批评，同不负责任地在街头糊大字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外国的经验教训和我们建国三十一年来的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社会内部矛盾。为要不使内部矛盾激化，就要通过广开民主渠道来调节和解决。报纸正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民主渠道之一。
要保证对人民公仆的监督，必须尊重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照我看，它应该成为维护党纪党风的权威机构。它与同级党委应该是平行关系，都从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斯大林曾经取消监察委员会，把它改成监察部，结果导致民主的破坏，肃反扩大化。苏联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即使是久经锻炼的领袖，如果没有人民的监督，也会犯大的错误。这样的教训对于我们难道还不够惨痛，难道我们还能允许任何领导干部可以免于纪律检查的监督，或者因为受了监督就耿耿于怀吗？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应该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发挥的一大优越性。我们正处在伟大的转折时期。我们的党在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为要创造高度的民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因此切不可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民主，民主，根本一点就是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今天当人民群众已经越来越厌恶封建积习，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民主要求，而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有所创建的时候，作为共产主义者怎能不欢欣鼓舞，顺民意而发展大好形势，怎能“叶公好龙”或甚至泼冷水呢？因此，对厨师点名批评部长这样有深远意义的好事，要欢迎，要支持。现在，我们党是支持了，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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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从朝鲜回京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王平为团长，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在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30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后，今天乘火车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到车站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也到车站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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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历史学者讨论会在北京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中美双方学者都认为是“高水平的”、“富有成果的”史学讨论会，今天在这里圆满闭幕。
这次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围绕着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农村社会和政治结构、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货币与对外贸易、人口与都市化、民间文化生活等9个专题，进行了历时7天的讨论。双方学者提交的33篇论文，先经过作者作简要的介绍和评论人的评论，然后进行自由的讨论。讨论中，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认真的质疑，充满着友好的、坦率的学术探讨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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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同胞不满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
要求实现祖国统一和与大陆“三通”
据新华社香港11月1日电 台北消息：目前在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和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已从窃窃私议到公开讨论。许多人对台湾当局顽固拒绝与北京和谈、接触表示不满。
据10月10日出版的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报道，在不久前由这家半月刊和《联合报》共同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台湾十多位学者、专家就台湾海峡两边过去3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并讨论了祖国统一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台湾同大陆经过30年的对峙，现在是应该而且可能谋求和平统一的时候了。台湾政治大学政研所硕士金耀基说，“我们谈统一问题，不能当作政治口号，而应该看作是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一个最后的目标”，“但起而行却不是从遥远开始，应该从现在开始”。他认为中共“所提统一的方式逐渐增多”，“是堂皇而近理的”，而台湾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太固板、太僵化”。他说，“我总认为与大陆关系的发展上，台湾可以更大胆一点，不要只采取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以不变去应万变，应该主动的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
据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今年7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家建设研究会”上透露，有许多学者专家问他：“为什么不与中共和谈？”台湾阳明医学院遗传学教授武光东在会上发表书面建议指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在这之前，在国民党中央主办的《中央月刊》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逢甲工商学院副教授林永禧三次发言，公开主张“和平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日后的统一，谈判应该不失为达成统一的一个途径”。意见遭到反对后，他又说：“我们不能永远不去碰这个问题。”
据台北《联合报》报道，最近台湾又有些人公开质问台湾当局：“为什么不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为什么不能公开与大陆来往？”台北《自立晚报》总编辑、“国大代表”吴丰山表示，“据我了解，目前已有我们的工业产品转口进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容许它存在”。香港《天天日报》7月27日刊登读者黄鸟写的文章说：“现在在台北谈与大陆贸易，已不用鬼鬼祟祟……除了一般商品贸易外，野心勃勃之台湾商人，还希望到大陆设化肥厂，在沿海兴筑饲养鱼苗的鱼塘，同时也切望大陆派专家往台湾与他们交流农科技术经验。”
学者华思强还曾要求台湾当局“向海外公开宣布，欢迎中共政协组团前来台湾参观比较，同时由台湾民间组织文化、技术、教育、工商界等团体，分批到大陆去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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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外新产品样品陈列会开幕
本报讯 第三期北京国外新产品样品陈列会，于11月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陈列期半个月。
这期陈列会由美国、日本、法国3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5家综合代理商参加，他们代理20余家商业公司。这次陈列的新产品样品以照相器材、摄影器材为中心，还有飞机发动机自动测试维修系统、机场导航电子设备、摩托车、电子、轻工产品以及食品等等。
国外新产品样品陈列会通过实物陈列、专业参观、专题报告会、座谈会、个别交谈、放映科技电影和录像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广泛开展了有关产品和科研项目的技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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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成立
本报讯 以促进科学史学科繁荣为宗旨的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已于10月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会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的。10月6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及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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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生龙活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上海向明中学抓好学校体育
本报讯 上海市重点中学之一的向明中学，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重视开展学校体育活动。这个学校多次被评为上海市群众体育活动的先进单位。在今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向明中学女子篮球队荣获冠军，该校的男女篮球队、男子乒乓球队和女子游泳队也多次在上海市的中学生比赛中夺标。
向明中学在上海市中心的卢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并不优越，而学校领导还是把体育当做学校中的一件大事来抓。他们说，学校体育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学生的健康和精神面貌，四化大业需要我们把青少年造就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生龙活虎的新一代，不抓体育，学校死气沉沉，这怎么能行？
向明中学领导重视体育主要表现在：
一、学校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每天一到广播操时间，向明中学从校长、党支部书记到全体教师都毫无例外地来到操场上，同学生们一起做操。
二、合理安排时间。为了确保实现教育部关于“每周两节体育课，每天做广播操和眼保健操，每天一小时课外体育活动”的规定，学校采取专时专用的办法，即其他各门课不得侵占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同样，开展体育活动和组织竞赛也不能占用文化课时间。学校领导还要求体育教师制订出各年级课外体育活动的计划，有时候组织小型竞赛，有时候抓测验达标，使每天一小时的课外体育活动搞得热气腾腾、井井有条，避免了“放羊”一般的自由活动。
三、关心学校体育代表队。去年，上海市举行中学生“三好杯”篮球赛时，党支部书记和副校长一个担任男篮领队，一个担任女篮领队。每当校队出外比赛时，党支部书记不但自己场场必到，而且带领着许多师生前去助威。校领导还安排了教师专门为体育代表队的同学补习文化课，使他们做到学习、打球两不误。女篮队员中今年有4人高中毕业，其中3人考上了大学。向明中学近几年还向上海各运动队输送了不少运动员，其中包括在国际剑坛上为国争光的女子击剑运动员苏联凤等。
向明中学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大大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去年，全校高中重点班毕业生中有4人高考体检不合格，今年已经减少到1人。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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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好保证了学习好
山东实验中学今年毕业的三十四名校代表队员全部考上了大学
本报讯 山东省实验中学校体育代表队，今年高中毕业34人，参加高考全部被录取，其中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有19人。
该校是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先进单位。多年来，他们坚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把学习和锻炼身体一致起来，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并坚持业余训练，增强学生体质。校体育代表队在济南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成绩经常名列前茅。今年高中毕业的34名校级体育代表队员，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总分在400分以上的就有14人，其中刘隆基和齐梅，分别以470.9和449．6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 王华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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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今年高考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
学生的考分上升了，但体质下降了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今年高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国各高等院校欣喜而来，挑选合格新生。然而，有的院校却不能满意而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考生的身体状况不佳。从统计看，全省参加体检的19，000名考生中，限考的达59．63％，其中近视眼占首位，身高体重不合格的占相当比例，色盲、高血压、心脏病的亦不在少数。连云港、苏州两市，近视眼分别占限考总数的91．25%和85．89％。盐城、徐州两地区，身高、体重不合格的，分别占限考总数的32．7％和27．94％。这样惊人的数字，招生院校当然很难满意。某外贸学院的招生工作人员拿着一份总分超过400、外语90分的考生的材料不忍释手，使他们犹豫的是这个女生只有30多公斤重，1．40米高。最后，他们不得不割爱。今年高校招生中，全省限考考生文科370分以上、理科390分以上落选的共有37人，有的考分高达420多分而落选，实在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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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体育在外国教育中的地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体育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在东德，体育在学校教育计划的时数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德语和数学。东德、古巴、法国等国家还规定，中、小学生体育课不及格或达不到大纲要求，不能升级或毕业。
朝鲜体育事业的中心，是搞好学校体育。从小学到大学，除每周2小时体育课外，每天课余还要开展1小时体育活动，计划由体委下达。日本体育课不仅保证数量，而且注重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从小学五至六年级开始增加体育保健内容。
日本、法国、东欧、北欧国家，都重视体育教师的培养。在中学和小学高年级，都配有专职体育教师。东欧一些国家还对体育教师实行定期进修培训。
世界各国还注意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如保证学校有充裕、良好的体育设施、场地、器材和淋浴设备；重视学生的定期体力测定，使之形成制度化规格化。许多国家的教育界人士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这样一种趋势：无论是在世界体坛称雄夺标还是在最大范围内提高国民体质，都必须抓好学校体育这一环。
（摘自《新体育》198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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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注意增强学生的体质
近二年多来，教育部三令五申要减轻学生负担，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社会上和学生家长也在不断大声疾呼：希望注意孩子的健康。可是至今不少学校学生体质下降的情况仍未好转，仅举天津一所重点中学为例，可见一斑。
今年上学期，学生每天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有的年级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自习课。开学后第十二周才开始课外体育活动，其他教师又常常占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补课和测验。期末评选三好生，有的班主任向体育教师说情，更改体育考核成绩。这学期初，学生集中进行队列练习，不到十分钟，有两个初三学生当场晕倒。初二体育课做准备活动时，慢跑不到一百米，不少学生脸色变黄，气喘吁吁，实难再跑。
虽说，学生体质下降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是，毋庸置疑，能不能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在学校。迅速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状况，是整个教育界的当务之急，难道有什么争议的吗？
天津四十二中
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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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沙市三中体育教师正在指导学生进行篮球基本功的训练。
体育报记者 安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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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目前，在社会上和教育界，轻视体育、忽视学生健康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究其原因，大体有三条。
第一是旧的教育思想影响依然存在，表现在有的人重文轻武，重智轻体，提倡死读书，读死书。第二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有的人看到目前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人才奇缺的紧迫局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智育促上去。却没有想到，如果青少年学问精深，但体质羸弱，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我们民族将重新蒙受“东亚病夫”之辱，同样会误国、误民、误四化。第三是有的人目光短浅，为了自己或本校的“声誉”，或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将重重叠叠的作业和无休无止的考试强加在学生身上，用竭泽而渔的手段“挖掘”学生的“潜力”，以提高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有些急切地“望子成龙”的家长还配合学校进行这种“挖掘”，进一步把孩子捆在书本上，埋在作业中，动弹不得。这些作法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剥夺了学生的休息和体育锻炼，导致学生健康水平不断下降，使一些很有培养前途的人才中途报废。有人曾经指出：孩子眼睛的近视，是大人的“近视”造成的。真是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