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梁步庭谈共青团的改革
党委要给共青团更大的自主权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五十年代的共青团中央书记、现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梁步庭，最近对记者说：党委要给共青团更大的自主权，使它成为党领导下真正能联系青年、代表青年、率领青年干四化的强大的政治组织。
梁步庭说，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既是党的助手，又是青年利益的代表者。只敢写共青团是党的助手，不敢写是青年利益的代表者，这就表达得不完整。我看要真正当好党的助手，就得真正代表青年的利益，多为青年办好事。共青团如果与青年失掉联系，不代表和反映青年愿望就不能得到青年的信任，就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而会成为浮在上面的“青年官”，那还谈得上什么助手作用？所以“助手”和“代表”显然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从实质上说，后者应该更为根本，更具实质性。
梁步庭说，我们青海把团委放在省委机关里面，由解放军站上岗，这就不行，青年进出不方便，他们就不把你共青团看成是青年的家。团的机关门口整天熙熙攘攘就好了，说明青年相信你，愿意给你提要求、提意见、反映问题。
梁步庭说，要改变共青团的现状，就要改变团群关系。共青团既是先进的，又是群众组织。仅仅先进一部分，却脱离了广大群众，在社会上一点能量也没有，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和群众血肉相连，代表群众利益，才算得上先进组织。
梁步庭说，代表青年就要相信青年，相信绝大多数的青年。不要因为有个别坏的就不相信大多数青年。应该相信大多数青年是愿意为四化出力的，相信他们可以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真正没有爱国心的，脱离社会主义大方向，跟共产党对着干的那种人，毕竟是极少数。
怎样看待和处理青年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梁步庭说：我们对青年的思想问题要疏导不要压制。要“导”不要“堵”，这应该作为青年工作的一条方针。青年看什么书，不要做硬性规定。生活的面要广一点，各方面的东西都要看一看。我们小时候看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并没有影响参加革命嘛，后来学习了马列主义，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能力。这是从生活中比较出来的东西，不是靠灌输、说教得来的。
梁步庭强调指出，青年是革新的力量，他们不满现状。不能说不满现状就是不满社会主义。其实，有许多现状恰恰不是马列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就是好的现状，也要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真正重视青年的意见，对我们的改革是会有好处的。
梁步庭还发人深思地说，现在有些青年胸无大志，为什么？是他们不敢想、不敢说，还是我们的青年思想状况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不是。他们有探索精神，有事业心，他们不安于现状，把守在父母身边当耻辱，没出息。我们要正确看待他们，从他们发生的问题中寻找我们工作中的缺陷。
谈到知识青年到边疆去这个问题时，梁步庭说，总要鼓励人往“高”处走。我国的高处在西部，但是现在有的青年宁往东走一千，不愿往西走一砖。我们要教育青年热爱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革命理想、革命浪漫主义，是青年的灵魂，是一个青年应有的气质。我们的一些青年守着城市，守着爹妈，找个好职业，弄个安乐窝，这算什么志气？
最后，梁步庭强调指出，共青团的工作要调整。所谓调整，就要调整好共青团和青年的关系，调整好共青团和政府的关系，调整好共青团和党委的关系。当然，在共青团内部，还要调整好团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团员群众的关系。调整好这些关系，才能使共青团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能够联系青年、代表青年、率领青年干四化的强大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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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要维护党规党法的严肃性编辑同志：
人们常议论：纠正不正之风，党中央三令五申，为什么刹不住？
诚然，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风、民风，至今尚有余毒，这是个重要原因。但“四人帮”已粉碎四年，《准则》公布这么长时间了，然而少数同志仍无收敛。我们的高级干部，往往既是知法者，也是执法者。然而，这种知法不守法，执法不律己，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党政军高级干部，如果没有党规党法约束着，就会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如果我们不警惕这个问题，就会削弱党纠正不正之风的号召力，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封建时代，一些清廉的官吏都懂得奉法守正，才能革除时弊，才能兴隆国家的道理；我们共产党员、高级干部，怎能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常想，在战争年代和五十年代，我们一些高级干部只要一听到党中央有什么指示和规定，总是带头照办。记得过去在闽西根据地工作时，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制度，县委领导同志身上常带着百十块银元，虽然几天吃不到粮食，大家宁肯吃野菜，也不敢动一个子儿。现在，有少数同志官做大了，权力大了，胆子也大了，党规党法可以任意“变通”。要讲特殊化，恐怕仗恃权大，有法不守，有章不循，这是一个最大的特殊化。
我觉得，今后要杜绝少数高级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就要维护党规党法的严肃性。在党内，且不说对知法的人违法“罪加一等”，至少应该做到高级干部违犯党规党法时，和普通党员一样处理，决不能象过去那样“小党员”大处理，“大党员”小处理，
“特殊党员”不处理。对知法犯法的要严肃批评；对造成恶劣影响、失去群众威信的，该撤职的撤职；对于在物质上非法捞到好处的，该退的退，该补的补，不能再搞那种“检讨一阵子，享受一辈子”的事了。山东省军区政委 何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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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这种不正之风也应纠正编辑同志：
某些国家机关的不正之风，该是到了认真纠正的时候了。这里，我仅举二例。
有不少单位以“工作量大，现有人员不够用”为由，长期向其所属单位借用人员，有的被借长达数年之久，而这些人的一切经费，包括出差住宿等费用，均由原单位开支报销。
有的同志出差到基层，一再宣扬现在机关的办公经费太少，用纸都很困难。他们借此向基层单位要这要那，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要厂里报销；住厂里的招待所，也直言不讳地说：“带的钱不多，这次就不给住宿费了。”因为是上级机关来的，下边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也有人反问：“你们老说经费少，怎么出国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出去了呢？”
上级机关，确有紧急任务，临时从下级单位借一些人，也不是不可以。但有的单位不完全是这样，动不动就向下属单位借人，而本单位有的人反而无事可做。企业是要讲经济核算的，借出的人，不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增大了企业开支，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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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赞尚志县委的“刹”法
文周
1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一则报道：《尚志县刹住了一些不正之风》，篇幅不长，位置不显，读后感到鼓舞。联想到有些单位贯彻《准则》，落不到实处；有些单位“刹”不正之风，收效甚微，原因恐怕就是没有尚志县委那种贯彻《准则》的诚意。
尚志县委的做法，其实并无奥妙，就是诚心实意地去贯彻《准则》，脚踏实地地纠正不正之风，不搞敷衍搪塞的“下不为例”。他们对用公款吃喝的人，不仅让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而且一定要“如数付钱”，对出歪主意的人还进行了“罚款处理”。
由此看来，要贯彻《准则》，刹住不正之风，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决心。如果有决心，有诚意，什么歪风刹不住？如果敷衍应付，尽搞那种“下不为例”，当然是刹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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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盼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回来编辑同志：
看到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我想借用报纸一角，发出一点呼声。
这几年，党中央下了很大决心整顿党风，社会风气不断随之有所好转，我同许多基层干部、群众一样，心里感到很高兴。
回想我在五十年代亲身感受到的几件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虽然是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我却觉得是无比宝贵的生活缩影，它反映出那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多么亲密融洽，至今令人神往！
那是1955年我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一铁厂工作期间发生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我刚到马钢一年多，我的未婚妻就从淮北农村来了。当时，我们要结婚，却苦于找不到房子。这事被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姓刘的老工人知道了，说他家刚分到一处一户两室的住房，可以分出一间给我。我就那样同一个素无来往的工人同志，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第二件事，我们家乡淮北在那年发大水，母亲、妹妹、弟弟都从农村到城市来找我躲灾。那时我一个人工资才三、四十元，实在负担不了五口之家的生活费用。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陈松涛同志（现仍在马钢）发现我有实际困难，就动员全办公室的同志，每人拿出一元至二元，凑起了几十元钱给我救急。那时同志间埋藏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第三件事，我刚从那位老工人家里搬进新房，才住上几个月，遇上火灾，一下子把东西烧得精光，人也没地方住了。正在处理火灾问题的马钢公司副经理倪恒忠同志听说我处于那样的情况，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让我们全家搬了进去。
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常常告诫自己：这是党的恩情啊，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把党的事情办好。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济困扶危”的事情就极少看到了。相反，在同志间却难免有些“长恨人心不如水”的议论。
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我们能够迅速地树立起崭新的社会风尚？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党风好，社会风气才正。我盼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再回来。
张忠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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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危急关头冲在前
——记“爱兵模范”陈洋洲
在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团，干部、战士称赞副团长陈洋洲是个“爱兵模范”。大家所以这样称呼他，主要是因为他危急关头冲在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战士。
今年6月10日傍晚，在太行山东麓的一个深山沟里，这个团一营的干部、战士，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国防施工。8点30分，刚从外地回来的副团长陈洋洲顾不得休息，就戴着安全帽来到了工地。离开这儿9天了，各坑道的进度怎样？他一边在现场查看，一边找干部了解情况。当来到5号坑道时，一连副连长正在指挥点炮。坑道内一百多眼炮，正常情况下5分钟后才能爆炸。可这回点炮刚两分钟，里面突然亮光一闪，“轰”地响了一炮。点炮的战士听到意外的炮声，就灵活地向外跑。陈洋洲见此情景，很快意识到这是“早爆”，弄不好要出大事故。他赶紧清点人数，当知道战士陈广荣还没出来时，他冒着一百多眼炮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带头冲了进去。洞内一片漆黑，烟雾呛人。陈洋洲一边大声叫喊：“陈广荣！”“陈广荣！”一边捷速地在地上寻摸着。当他和战士朱以红摸到了受伤的小陈后，两人抬着小陈向外迅跑。他俩刚到洞口，一百多眼炮就轰隆隆地全响了。一场重大的事故终于避免了。
一天，陈洋洲在一营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新战士廖志明由于心情紧张，手榴弹没投多远，投弹后又不知怎么办好，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眼看手榴弹就要爆炸，小廖的生命受到威胁，陈洋洲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去，将小廖拉到避弹坑里，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
危急关头，陈洋洲处处保护着战士生命的安全；平常日子，他更是时时把战士的痛痒冷暖放在心上。战士的家属临时来队一时没有煤烧，他就将自家的煤送去。有位战士的棉鞋烤火时不慎被烧了，陈洋洲提醒他以后要小心，同时，把自己的一双新棉鞋送给了他。一连战士袁存凯的爱人来队临产，小袁心中既乐又愁：乐的是要当爸爸了，愁的是连队工作忙，自己又缺乏经验，生孩子的必用品也缺。陈洋洲知道这件事后，亲切地对小袁说：“不用犯愁，我来帮你这个忙。”就在小袁爱人临产前，陈洋洲让自己的爱人拿着家里的小被子、衣服、尿布、挂面、红糖和鸡蛋，送到了小袁那里。孩子生下来后，陈洋洲还让爱人专门去照料了几次。小夫妻俩见陈洋洲夫妇这样热心地前来帮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他们“真比亲哥哥、亲嫂子还亲！”
陈洋洲入伍21年来，先后7次荣立三等功，11次受到军、师、团的嘉奖。10月25日，为了表彰陈洋洲的爱兵事迹，北京部队党委给他荣记了二等功，号召广大干部、党员向他学习。
张偶良 姚洪赓 曾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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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煤矿，利用煤矿出产的琥珀、煤精，办起了雕刻厂，安置待业青年六十多名。新华社记者 姜可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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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介绍北京市朝阳区婚姻介绍所
最近，我们访问了北京市朝阳区婚姻介绍所。在这个婚姻介绍所工作的“红娘”，都是热心于青年“甜蜜事业”的共青团和妇联的干部。从今年10月3日在日坛公园具服殿开始工作以来，已有3，000位男女，兴高采烈地填了登记表。“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美好的愿望将不断成为现实。“红娘”们看到婚姻介绍所的宾客盈门，兴奋地对记者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就要求团组织关心青年婚姻恋爱问题，提倡开办婚姻介绍所。可是，在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建议成了批判刘少奇同志的一项‘罪行’。现在，这种代表青年切身利益的好事，终于付诸实践，我们一定要办好！”
3，000人，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虽然男女对等，但要搭好桥，又要使人称心如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婚姻介绍所的负责人王晓东同志，顺手拿出一份打印的简章和登记表格给我们看。他说，要使男女双方般配，我们介绍所得全面掌握情况，要有一套“制度”作保证。
恋爱、婚姻，组织家庭生活，并非儿戏。婚姻介绍所工作的出发点，是帮助男女青年缔结美满的婚姻，对登记者要认真负责。婚姻介绍所规定，凡本市居民愿意接受本所介绍对象的，本人须持工作证和户口本进行登记；一些单位的团组织、妇联或其他组织也可以与介绍所联系，替本单位的男女办理手续。同时，对前来的登记者，都要有职业、工种、工资、文化程度、爱好专长，以至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的详细登记。为了便于双方了解各人相貌长得怎样，还得交二寸免冠近照。
在婚姻介绍所开办的那阵子，来登记的女同志少。自然是她们不好意思，有些忸怩。她们中间有的进了日坛公园，但久久徘徊，怎么也不敢唐突地走进登记处；有的是父母为孩子操心，代替孩子来登记；有的怕别人嘻笑，托亲朋好友探问、打听；有的则写信，向婚姻介绍所的同志说明真情。为了打消女同志的顾虑，婚姻介绍所的同志反复宣传他们的“保密”制度，还把女同志登记处安排在朝阳区团委、妇联的办公楼。现在，男、女登记处都应接不暇，有时一天多达300人。
不久前，一名研究生也前来登记。他28岁，身高1．75米，长得挺精神。过去，他刻画过自己的女朋友应是才貌双全，身高不低于1．65米，年龄不超过24岁。研究生的条件不错，他相信在婚姻介绍所登记的姑娘中有般配于他的。婚姻介绍所的“红娘”，为他物色了一个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女青年。她高中毕业后，自学了一门外语，口笔翻译流利。根据双方的条件，介绍所的同志分别向男女双方介绍了详细情况后，他们都表示同意见面。果然，他俩“一见钟情”。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位研究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特地来婚姻介绍所道谢。目前他和姑娘正在热恋之中。他说，这桩婚事成了，首先请婚姻介绍所的“红娘”们吃喜糖。
如果婚姻介绍所物色的对象，双方或一方不中意怎么办？那也不要紧，一次不成，两次，负责介绍到满意为止。婚姻介绍所从成立的宗旨到服务态度，得到青年的欢迎，使婚姻介绍所博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者。这些来登记的男女，把婚姻介绍所当成“青年之家”、“知音者”。他们不但无保留地把自己美好的希望、幸福的将来，都委托给婚姻介绍所的同志，而且把“矛盾”交给“红娘”，以求得他们的帮助。一些青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加上社交活动少，没人穿针引线，常常为不能解决婚姻而苦恼；那些从农村回来的“老知青”，以为自己青春已过，担心解决婚姻问题成了“困难户”；也有的是因为某些“政治”因素，把自己的婚姻大事耽搁了；还有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坎坷和不幸。他们盼望在婚姻介绍所的关心下，为今后的生活带来光明和幸福。放心吧！婚姻介绍所的同志会考虑种种特殊的情况，向你积极推荐意中人，会尽快为你们解除苦恼的！
现在，朝阳区婚姻介绍所已搭配600对，已有200对建立爱情关系，其他的正在热切地等候着“喜鹊”给他们传佳音……
本报记者 张燕 于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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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工商业者李汉文当经理
北京市新街口永红面馆越办越好
本报讯 北京市西城区饮食公司根据党的政策，安排原工商业者李汉文当新街口饮食基层店副经理、永红面馆经理，李汉文上任后，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永红面馆当月扭亏为盈。
永红面馆是专门经营担担面的四川面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职工工作情绪低落，商品质量劣，服务态度差，卫生水平低。每天的售货额只有140多元。
李汉文多年从事饮食行业管理工作，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今年1月1日，他到永红面馆后，首先深入职工群众，做思想工作，加强了职工之间的团结，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放手开展业务，改善经营管理。他一边深入职工群众，了解情况，研究工作，一边深入顾客，征求意见。他逐步发现，质量上，存在佐料不全的问题，如担担面的特点是麻、辣、烫，佐料中应当放有生花椒粉，而不用小面。应放葱花，也因怕麻烦，而取消了，这就降低了食品的质量和风味；制做上，采取了大锅多煮凑车送面的办法，严重影响了面条质量和顾客周转速度。对这些他都加以纠正改进，恢复了担担面的风味，提高了质量。
永红面馆在新街口偏北路东，便道很窄，而门匾小又挂得很高，顾客从门前经过，必须高抬头，才能看到牌匾，有些顾客只有趴着玻璃窗向屋内看一看才能知道是什么商店，李汉文看到这一情景后，就把经营的各种面条及酒菜都明显的写在玻璃窗上，顾客很容易看到。自1月5日起销售额逐日上升，1月份完成销售额8，000余元，平均日销货额达到250元以上，最高日销货额超过300元，当月即扭亏为盈，超利润提成40％。
为了丰富新街口一带的饮食供应品种，避免供应品种重复，李汉文取得上级同意，把永红面馆改营上海风味面条和圆笼饺子。改革后业务进一步得到开展，到9月底，日销货额增加到400余元，最高时达500元，职工的奖金也有了提高。金 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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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审祸国殃民大罪犯 老苏区人民拍手称快
——红安干部群众拥护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举世瞩目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终于开庭审判了。连日来，革命老根据地湖北省红安县广大干部群众心情激动，拍手称快。
当年跟随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激动地说：“过去红军北上抗日，张国焘曾经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篡夺毛主席的领导权，他不得军心，阴谋败露，很快垮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红安县的败类江腾蛟伙同林彪反党乱军，谋害毛主席，真是伤天害理，十恶不赦，我们红安人民无不深恶痛绝。他们这伙反革命罪犯，比起张国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危害更烈，罪恶更大。现在对他们公开审判，伸张正义，证明我们的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我虽然老了，但也要化愤恨为力量，为四化尽到最后一口气”。
高桥公社安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江远德说：“江腾蛟本是穷人出身，可是他忘本变质，背叛人民。当着干部群众的面说跟毛主席走，可是背着人民又想下毛主席的毒手。今天他恶有恶报的时候到了。”
杨德明 许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