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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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冬小麦等越冬作物播种又快又好
黄、淮、海流域麦田一片葱绿,长江流域油菜移栽基本完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我国冬小麦、油菜、绿肥等越冬作物的播种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在主产小麦的黄、淮、海流域广大地区麦苗一片葱绿,长江流域的油菜移栽基本完毕,社员们正抓紧时机加强田间管理,保证这些作物安全越冬。
今年各产麦区都注意总结过去的增产经验,认真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广大社员多种麦、种好麦的积极性,所以今年秋收作物腾茬快,土地翻耕细致,播种适时,良种面积比往年增加。北方麦区80—90%的麦田播种适时。冬小麦最多的山东省今年80%的麦田实行了机耕并施磷肥作底肥。今年比较干旱的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对有水渍条件的麦田都改筑了小畦,以备明年干旱时利于灌溉。河南省为了减少病虫危害,许多麦田都经过土壤处理和药剂拌种。今年夏季遭受洪水灾害的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及时组织力量抢割秋收作物,开沟排渍,做到晚中求早。现在许多受过水灾的农田麦苗如茵。由于广大群众的努力,今年越冬作物播种工作进度快,播种质量好,不仅出苗齐全,而且个体和群体发育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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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采取有力措施纠正不正之风
清退违反政策进城、招工的干部家属亲友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据《光明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四川省各级党政机关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干部、职工违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将家属子女或亲友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以下简称“农转非”)的不正之风。到9月底止,对清理出违反“农转非”政策规定的,已注销户口、粮食关系的1,056人;违反招工、招干政策的,已辞退工作的有918人,其中有省一级管理的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145人,占应退人数的76%。通过这次清理,刹住了“农转非”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挽回了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广大群众表示满意。
中共四川省委对清理和纠正“农转非”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极为重视,今年春天,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各方面反映,发出通知,要求对1978年1月以来的“农转非”逐户逐人进行清理,凡违反政策规定迁入城镇的,应清退回农村。同时,省委决定由省委纪委牵头,和省公安厅、粮食厅、劳动局共同抓这项工作。各市、地、州委和县(市、区)委都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一名党委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还多次在会议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级党委都把清退工作当成端正党风的大事来抓。
四川省在清退工作中,首先抓领导干部家属的清退,再抓一般干部和其他家属的清退。他们把这种做法叫做“头头抓,抓头头,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抓到底”。洪雅县委书记王定一首先带头将违反规定招工的侄儿辞退回农村。县委副书记王裕泉也主动将原来为照顾他把户口迁进城的妻子和小孩迁回了农村。在他们的带动下,四位部、局长也相继将应清退的家属清退了回去。因此,全县清退工作,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全部结束。这个省在进行清退工作时,还十分注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解决被清退人员的生产、生活问题。涪陵县应清退区以上干部家属子女12名,县委常委分工包干做思想工作,并派人到农村社队做具体工作,妥善安排好应退人员的生产、生活问题。通过以上工作,全省清退工作预计在年底可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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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压缩基建投资四亿多元
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情况还较严重
新华社南京11月28日电 江苏省今年1到10月份共停建、缓建和压缩了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地方建设项目33个,压缩投资3.6亿元。最近,省有关部门确定,再停建缓建地方统筹项目10个,压缩投资1亿元以上。
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江苏省在去年成立了清理在建项目办公室,对投资5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进行了调查摸底。今年以来,他们陆续停建、缓建或压缩了一批在建项目。今年,全省预算内的基建投资,已由去年的18.8亿元压缩到14亿元;地方统筹基建项目的投资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去年的26.5%下降到19.7%。
但是,江苏经济界的同志说,同国民经济调整要求相比,江苏省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方面还做得不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预算内基建投资比去年压缩了25%,而预算外的基建投资却有较多的增加,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情况较为严重,整个基建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所以,压缩基建规模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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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不忘国家,积极交公粮
卖余粮河南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新华社郑州十一月二十八日电 河南省已经超额完成了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到十一月十八日止,全省入库粮食达五十三亿二千万斤,超过国家征购任务二千万斤,比去年同期多三亿多斤。
今年河南省农业生产在遭受旱涝、风雹、病虫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夺得好收成,全省粮食总产量相当于去年的水平。广大农村社员丰收不忘国家,积极交公粮、卖余粮,其中邓县、辉县、郾城、郸城四县交售粮食都在一亿斤以上,过去长期吃统销粮的兰考、登封、范县、封丘等县,今年也向国家卖了余粮。
在开展粮食征购工作中,河南省各级政府注意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切实安排好社员群众生活,防止发生购过头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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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氧气联合供应站开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北京氧气厂和北京特殊钢厂共同经营的跨行业的北京市氧气第一联合供应站,11月初开始正式营业。
北京地区现有53个单位有制氧设备,除北京氧气厂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厂外,其它单位生产的氧气基本上是自产自用,多余的放空。据了解,全市制氧能力有富余,但有些单位还在添置新的制氧设备。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北京市氧气厂和拥有大型制氧设备的北京特殊钢厂首先达成协议,成立北京市氧气第一联合供应站,联合经营特殊钢厂放空的氧气。这个氧气联合供应站成立后,特殊钢厂制氧车间生产的氧气除满足本厂生产需要外,剩余部分由联合供应站回收和经营销售,经营的收入两个厂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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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哨水电厂建成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太平哨水电厂第四号机组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并网发电。至此,这座水电厂四台总容量为十六万一千千瓦机组全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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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城县建成一座沼气发电站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报道:黑龙江省一座小沼气发电站最近在双城县双城镇公社东方红大队第二生产队建成并投入使用。这座小沼气发电站由沼气发酵池、锅炉和柴油发电机组三个部分组成,发电量为十二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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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发现天然长苞铁杉林
湖南省绥宁县新发现一片面积为1.3亩的天然长苞铁杉林。在这块不大的山坡上生长着苞铁杉40多棵,平均高度30米,胸径50厘米。最高的一棵高42米,胸径130厘米。新华社记者 李远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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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速科研进度 增强竞争能力
陕粤滇重型机器厂所跨省联合
本报讯 一家跨省的联合公司——中国三城重型通用机械联合设计制造公司于10月下旬在西安成立。这家公司是由陕西重型机器厂、陕西压延设备厂、一机部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广州重型机器厂、云南重型机器厂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联合成立的。它将逐步成为重型机械通用行业科研设计、生产、销售相结合的综合性公司,为四化提供重要科技成果,制造先进装备,满足国内外用户的需要。它将为用户培训人员,承担技术参谋、咨询;统一组织业务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参加联合的厂、所原隶属关系、财务关系不变,单位之间采取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开展工作,各自实行独立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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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督促下
蒲县“武装暴乱”假案彻底平反
假案是在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支持下凭空捏造出来的
据新华社太原11月28日电 中共山西省蒲县县委25日在县城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所谓蒲县“武装暴乱”假案和在清查中受迫害的人平反。
所谓蒲县“武装暴乱”纯属一起假案。在这一假案中所说的“盗窃军火”、“隐藏枪支”、“安凹黑会”、“柏山地道”、
“蒲县之行”等是在山西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由临汾地委书记王定谟、地区公安局局长高唐侯、蒲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辛荣彪、张瑛等人,利用清查运动的机会,另立清查标准,捕风捉影,大搞刑讯逼供,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把县委书记杨桂舟,副书记杨廷基,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郭安民定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挂帅人物,改组了县委,逼死了县委书记杨桂舟,先后拘捕了11人,受隔离审查和办学习班限制人身自由的98人,抄家搜查14户,免职、降职、调离42人,劳动下放134人,省、地、县、社、队一大批职工和社员群众受到株连,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对干部、群众的严重摧残。
为了彻底平反这一假案,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督促和省、地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帮助下,最近,蒲县县委经过反复查证落实,作出了《关于为所谓“武装暴乱”假案和在清查中所有受害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县委副书记段光喜在25日的大会上宣读了县委的平反决定,并且当众宣布:原蒲县县委作为一级党的组织,是应当肯定的,改组蒲县县委是错误的。蒲县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不存在“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因子弹问题拘留、逮捕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高宪阁等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是无罪的,两次关押看庙老人桑宝珍是非法的,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杨桂舟同志生前在蒲县工作期间,坚持原则,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认真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系迫害致死,应该平反昭雪,开追悼会;逮捕贾俊才等人也是非法的,对这些受害者、受株连的200人予以彻底平反,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安排工作,并向这些受害的同志赔礼道歉。要对制造假案的人,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目前,山西省委和临汾地委调查组同蒲县县委正对平反决定的各项工作逐步进行落实,并对假案制造者的问题进一步查证核实,然后追究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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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跳伞队分别平八人造型跳伞世界纪录
新华社广州11月28日电 中国八人造型跳伞队和美国八人造型跳伞队,27日在中、加、美3国跳伞友谊比赛中,分别平了八人造型跳伞世界纪录。
在27日举行的八人造型跳伞比赛中,中国八人造型队,一次跳伞连续造型十个图案,平了1979年美国队创造的世界纪录。接着,美国八人造型队也以同样的成绩平了他们自己保持的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美国队获得了这次八人造型跳伞比赛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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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又是一种“提拔”
前不久,《今日谈》谈过某公社书记同一位小学教师谈话,要他好好干,以后可以“提拔”他当售货员。无独有偶,某工厂党委书记在跟一位工程师谈话时,也说:“好好干,以后我提拔你当科长。”
乍听起来,前一种“提拔”似乎是荒唐的,后一种“提拔”似乎是合理的。其实不然。
工程师是一种技术职称,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专业水平达到了相当高度,并在技术工作中负有一定责任;科长则是一种行政职务,两者怎么能简单地比较孰高孰低呢?在实际生活中,固然有从工程师调任科长的,但也有先任科长后获工程师职称的。
认定科长要比工程师高一头的那位书记,可能是习惯于领导“内行”的“外行”同志,并且全然不了解科技人员的胸怀,总是拿自己“以长为贵”的陈腐观念去度人之腹。
“以长为贵”的思想,其实是使社会的一切活动听命于行政长官的封建主义的一种遗毒,在我们搞四化建设的今天,很需要加以破除。就拿科技工作来说,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多高的职位,而是丰富的专业知识;不是让专家跟着某些行政领导的瞎指挥转,倒是行政领导要很好地听听专家们的合理意见。这点道理,恐怕是那位书记应当知道的。罗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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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多表彰几个活英雄
批阅语文作业,我发现好几个学生都把“英雄”一词解释成“为革命英勇牺牲了的人”。几个学生同时作出这个解释,并非毫无根由的。几十年来,我们表彰了不少英雄人物,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都是牺牲的多,活着的少,难怪学生们出现以上错觉。因此,有些人一说起英雄人物,就认为高不可攀,“听英雄事迹激动,学英雄难见行动”。因而,多表彰几个在平凡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活英雄,对于破除“学英雄高不可攀”,激励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学英雄见行动”,是大有益处的。
当然,表彰活着的英雄人物,有一定难处:一、在平凡岗位上的活英雄,事迹也许没有牺牲的英雄那样壮烈。二、有些人习惯于求全。牺牲的英雄人物是盖棺论定了,而对活着的英雄人物,就不那么放心,还要担心他的将来。我认为,英雄同领袖人物一样,不可能是完人,何况伟大正是寓于平凡之中的。
邹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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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法庭出示宣读大量证据、证言后
陈伯达供认主要犯罪事实
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开庭,第一次对起诉书指控的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对特别检察厅指控的他的这些犯罪事实,或者说:“我不记得”,或者说:“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但在法庭向他出示、宣读大量确凿的证据、证言后,他不得不一一承认所指控的都是事实。
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陈伯达这么一改,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共3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这3个常委的夫人,共6个人。在审判员任凌云就这项指控进行审问时,陈伯达说,“我想不起来”。法庭把这份报告影印件交给陈伯达,他看了之后说,“邓陶夫妇”四个字“是我加的。我看是我的字。”由于这四个字事关重大,审判员又问是不是他写的。这时,陈伯达要求再看一看那个影印件。他换上老花眼镜看过之后,说:“是我写的”。法庭上宣读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技术鉴定书的结论也说:“报告中添加的‘邓陶夫妇’四个字书写正常,与陈伯达字迹比对,两者书写特征相同。”陈伯达说:“是事实,我的签字是事实。”
由于陈伯达讲的福建话很难懂,法庭今天请了一位懂福建话的女同志为法庭当翻译。
法庭还调查了1967年11月陈伯达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
检察员曲文达支持公诉指出: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的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到11月20日就在天津破获。但是,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还要以“追后台”为名,指名道姓,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诬陷。他们曾先后六次接见办案人员,布置如何“追后台”。
法庭宣读了陈伯达等在接见公安部当时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等人的讲话记录:
1968年4月28日,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
8月19日,在接见专案人员时,谢富治说:这个案子的“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万里……,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陈伯达说:“象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很认真的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12月6日,陈伯达在指使专案人员 “追后台”时又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18层,不是一层两层,也不是两三层。”谢富治说:“就是往上追。”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就在1968年的这个月内,谢富治、赵登程等在“追后台”中,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根据陈伯达等人的讲话,赵登程于1968年8月24日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
法庭用幻灯放映了这个《作战方案》的原文。原文中写道:“8月19日,伯达、富治同志接见我组全体同志,……伯达、富治同志指示精神,不是根本未破案,而是根子未找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薄一波等他们干的,或在他们指使下别人干的”。
陈伯达、谢富治批准了这个所谓《作战方案》。“中国(马列)共产党”的离奇假案,就是据此凭空制造出来的。
陈伯达供认,关于“追后台”的话他讲过。关于名单的事,他说过去他不知道。至于这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没有想到。
审判员问陈伯达,后来制造出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是谢富治等搞的,你说你不知道,但对这件事你有没有责任?
陈伯达承认:“我有责任。”
今天的庭审由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被告人陈伯达今天上午在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供认,他参与了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同志的犯罪活动。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审讯过程中,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
陈伯达先回答“不记得。”“真的记不得。”这时,法庭出示和宣读了1968年
5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报告”上的“同意”二字,陈伯达看后,承认是他写的。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技术检验鉴定,也确认是陈伯达所写。这个“报告”给陆定一加的罪名是:“大内奸”、“自首叛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等等。法庭还出示和宣读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其中包括“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十二元)”;要陆定一及其夫人写“逐日活动”;“考虑交红卫兵审判。”陈伯达供认,这是他的笔迹,是他写的。他承认把一个副总理交红卫兵审判,这种行动“是反革命的”。
陈伯达于1966年10月接管“陆定一专案组”。但是他说,他是因害怕江青迫害,才接管此案的。公诉人依据事实,对陈伯达的这种辩解进行了批驳。
法庭在进行调查过程中,还出示和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证词说,1967年11月陈伯达对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人员说:“陆定一很坏,要戴上铐子,连续审讯。”谢富治当场表示完全同意。
陆定一专案小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今天出庭作证,也证明陈伯达说过要给陆定一戴上铐子。但是他说,“要连续审讯”这句话是谢富治说的。
这时,辩护律师傅志人要求发言。他问证人:“带上铐子”这句话是陈伯达说的,“连续审讯”这话是谢富治说的,是这样吗?
证人回答说:“是的。”
检察员曲文达发言指出,被告人今天供认了指控他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又企图推卸责任。诬陷、迫害陆定一的许多事都是他主动干的,这有确凿证据,是推卸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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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受审时
黄永胜李作鹏的谎言被当场戳穿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李作鹏今天下午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再次受审。
黄永胜在法庭上供认,他“自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同林彪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们是组织关系,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
法庭上出示、宣读的许多证据、证言表明,黄永胜同林彪、叶群联系十分频繁,他们的关系不是什么“工作关系”,而是反革命同伙。法庭上宣读的林彪死党、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王飞的供词称,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当天,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交王飞送达。林立果对王飞说,“搞起来以后(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你直接听黄总长指挥。”9月10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
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密信的原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隐语。
法庭宣读的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马建英等6人的证言表明,在1971年9月6日黄永胜向林彪、叶群密报毛泽东主席在南方巡视时的谈话内容后的7天中,黄永胜同在北戴河的叶群通话16次。仅9月10日这一天就通话5次,其中一次长达90分钟,一次长达135分钟。
当审判员问黄永胜,他和叶群通话135分钟,都讲了些什么时,黄永胜编造说,那是和叶群磋商、琢磨林彪8月16日的讲话记录稿。法庭随即出示证据,表明林彪的这个讲话早在9月5日就已定稿,并由周总理批示送政治局传阅,黄永胜的谎言被当场戳穿,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法庭接着调查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后,黄永胜销毁他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笔记本、照片等罪证的问题。
法庭上宣读的黄永胜的原服务员杨红锋、警卫员秦立军的证言说,从1971年9月15日到24日他们每天早晨打扫卫生时,都发现黄永胜烧材料的纸灰,墙角熏黑了,灰盆烧裂了。黄永胜原秘书吴玉琪也提供了同样的证言。
为了证明黄永胜与林彪、叶群的关系由来已久,在公诉人朱宗正的要求下,法庭播放了黄永胜与叶群在1970年秋的一次电话录音剪辑。
李作鹏今天在特别法庭上极力为起诉书指控他的罪行辩解。但是法庭上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在1971年9月12日篡改周恩来总理指示,不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机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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