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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部长当了顾问以后
——记罗玉川同志
年过古稀、为我国林业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罗玉川同志，今年8月，他主动申请，经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批准，辞去了林业部长的职务，担任了林业部顾问。
此刻，他想的是什么呢？
——把办公室腾出来，为接替自己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创造更方便的工作条件？
——静下心来，从头到尾总结一下28年来担任林业部领导工作的经验，把它留给后人？
这些，他都想到了。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职务辞去了，肩上的担子并没有减轻；人退到了第二线，思想还要在第一线，还要向奋斗在我国崇山峻岭和万里风沙线上类似“老坚决”潘从正这样一批老模范学习，为中国林业的发展贡献余年。
就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批准他当顾问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去山西雁北参加“三北”地区治沙造林现场经验交流会。出发前，他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次下去，咱们要注意两条：一是抓紧时间，尽量多了解些情况；二是注意总结基层的好经验，向群众学习。”会议期间，他除了正常的安排之外，还利用早晚时间，与来自11个省、自治区的各级林业干部交谈。会后，他不辞辛苦，马上深入到右玉县、朔县和雁北地区的一些林场，白天下去看，晚间找干部和工人座谈。到右玉县的路很不好走，有的地段车过不去，人要下车步行。加上路程远、时间长，同志们考虑他年岁大了，又有糖尿病，都劝他不要去了。他说：“右玉县林业搞得好，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在山西，同基层林业干部讨论研究如何改革林业的管理体制，虚心听取各种批评和建议。每到一地，他都和干部、群众算林业生产的收入账，鼓励集体和社员多种树。
这次下乡调查，许多林业干部看到罗玉川同志当了顾问以后，还象过去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受感动。有的干部对他说：“老部长，这次下来，看你的精神更足哩！”他笑着说：“干部的领导职务不是终身的，但党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却是终身要干的。搞四化没有个劲头怎么行？”
在罗玉川当顾问之前，林业部已经有8名老干部担任了司、局级顾问。他当顾问以后，特别注意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些顾问的作用。他对这些老同志说：“今后咱们共同努力，把部里的顾问工作做好。”
为了加强顾问工作，他和顾问组一起研究拟定了学习、会议、调查和联系制度，并向林业部党组作了汇报。
在生活上严以律己，奉公守法，不搞特殊，这是罗玉川当顾问以前，就为大家所称赞的。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严格。有一次出差前，他的秘书问他下去以后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他说：“出差带的包，走时多大，回来时还要多大，不买土特产，也不准接受礼物。”他这样说，也是坚持这样做的。
说起拒收礼物的事，罗玉川还真是有一股犟脾气。1964年他在东北主持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工作时，经常深入基层，与铁道兵战士和林区职工同甘共苦。他当时的司机，今年3月来北京出差，给他带来一对熊掌，送给他补补身体。他坚持不收。熊掌在部里值班室放了几天，最后他还是退给了那位同志，并向他表示感谢。他每次出国访问，带回来的礼品和东西都如数交公。
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属也是如此。有时，他的子女想坐他的车，他严肃地批评他们说：“小轿车是我工作用的，办私事不能坐。你们坐的车是公共汽车，你们不能比别人特殊。”他还制订了家规：除非有特殊紧急的事情，不能用部里的车；用了，要按部里的规定付钱。
当顾问之前，他能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当了顾问以后，他更注意在这方面以身作则，按《准则》办事。
前不久，他在雁北地区的金沙滩林场调查研究，林场场长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他听说后，把场长找来，耐心地说：“我们学习《准则》，就要按《准则》办。你知道吧，周总理下乡下厂，规定吃饭只能是一荤一素一汤，我们也要这样做。”这次出差，一开始他就对随行的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到一个地方，先打招呼，吃饭一定要简单，不能喝酒。”这种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的朴素作风，给基层干部和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新华社记者 黄正根 本报记者 欧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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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58所大学物理系联合在我国招收研究生
132名考生被推荐留学
考试成绩表明我国高校教学质量有较大提高
本报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58所大学物理系联合在我国招收研究生，考试已于10月下旬圆满结束。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国方面成立了由严济慈、周培源、王竹溪、马大猷等25位科学家、教授组成的招生考试委员会，并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共同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报名参加这次考试的有来自全国103个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教师和科技人员共548人，其中七七届大学生占一半以上。考试在全国11个考区进行，实际应考的考生为479人。根据考试成绩和美方原计划招收的数目（100名左右），经过招生考试委员会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132人的推荐名单，其中，七七届大学生77名，占58．3％，七八届、七九届研究生40名，占30．3％，大学教师、科技人员15名，占11．4％。招生考试委员会的科学家、教授们对考试成绩表示满意，特别是对七七届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更是满意，认为他们只读了两年半大学的课程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说明我国青年中确实有不少很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李政道教授得知考试结果后，表示很高兴。
这次美国58所大学物理系联合在我国招收研究生，是由李政道教授首先发起的。
去年春天，李政道教授在回国讲学时，受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委托，通过考试，在我国招收了5名研究生。这5名研究生赴哥伦比亚大学后，有4人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全班前5名，受到了这所大学师生们的一致赞扬。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大学物理系希望到我国招收研究生。这次来我国招生的58所大学物理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联合起来的。
美国方面派出的两名教授日内即将来我国与132位被推荐人面谈，最后的录取名单将由美国58所大学分别根据每个人的考试成绩并参考面谈的情况、平时的学习成绩、中国方面3名教授的推荐材料以及本人报的志愿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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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英语新译本《磅礴》在港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一本收集了所有已问世的毛泽东诗词的英语新译本——《磅礴》，最近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是翻译了《周恩来诗选》的美籍华裔学者林同端女士。
这是一本收集毛泽东诗词最完备的英译本，共收集了已发表的毛泽东诗词42首，其中包括1978年发表的《贺新郎》、《吊罗荣桓同志》、《读史》。译者介绍了这些诗词的创作背景，并对一些艰深古奥的词语作了注释。这些注释中引用了一些毛泽东主席本人对评论家和译者发表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解释。
画家程十发特地画了一幅“翱翔图”，作为这个译本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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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承志会见美籍华人旅游界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美籍华人旅游界代表一行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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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黄华分别会见卢森堡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黄华今天下午和昨天上午分别会见了卢森堡外交、外贸和经济合作部国务秘书保尔·黑尔明格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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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会见伊利耶·维尔德茨。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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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朝换代”之梦的破灭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二
本报记者 丛林中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昨天（11月27日）上午审讯张春桥的诬陷罪。
一连串的诬陷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单独接见蒯大富一个多小时。张春桥密授机宜说：“中央那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在法庭上作证说：
“在我与张春桥的这次谈话中，张春桥给我下达了
‘要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也就是说‘要把刘邓搞臭’这样一条明白无误的指示。张春桥以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分，用单独约见这种形式，向我交了底。”
审判员又宣读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时写的交代提纲，并在法庭上投影。提纲中写着：
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
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
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在张春桥还处于当权的时候，蒯大富就证实了这一次密谈。
当时，得了密令欣喜若狂的蒯大富，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兵团”传达说：“咱们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仗，就是打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
在全国，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真的推向社会了，而在背后策划的人，就是张春桥。
法庭宣读了王洪文的供词。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根据张春桥的布置成立了专门收集整理中央一些老同志材料的领导小组和九大工作小组。由王少庸、徐景贤、我等人参加领导小组。”
据徐景贤的证词：“张春桥还指名说：要搜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这些‘黑干将’的材料”。“张春桥还指示说，可以发动各口、各群众组织，把知道这些人在上海的情况，都搜集起来。”
于是，在张、王、徐的策划下，一本叫做《陈毅反动言论小集》编出来了，并在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同时，这个所谓“九大材料小组”还搜集了张春桥指名的那些同志的材料共76份，1，163页。
特别卑劣的是，1976年4月，张春桥猖狂诬陷邓小平同志是“纳吉”。法庭出示了张春桥写给他儿子“亲爱的毛弟”的亲笔信。信中说：
这一个月我过的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
到处闹。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看到匈
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的很清楚，当着邓小平
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
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四人帮”的心腹、十年浩劫中一度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也有证词证实，当时报上一窝蜂地声讨“纳吉”，其源盖出于张春桥之口。
大量的证据证明，十年之中，张春桥亲自出面，有组织有预谋地直接诬陷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诬陷不过是实现他罪恶目的的手段而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念念不忘的目标
1967年5月，张春桥找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科教卫生组主要负责人陈琳瑚、杨忠华、李国勤谈话。
张春桥突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陈琳瑚回答说：“反修防修……”
张春桥打断陈的话说：“不对！你说的这些只是一般地对外宣传上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陈琳瑚又问：“难道象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刚才不是说了吗，通通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张春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谓的“改朝换代”。这是他最得意的发明，也是他十年中始终念念不忘要实现的目标。
1967年9月，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接见了“工总司”全体委员。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喜滋滋地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象个改朝换代的样子！”他大概忘了，他自己也是“旧市委”的一个成员。
1968年3月，马天水去找张春桥汇报。恰巧南京军区有人刚刚谈完话走了。张春桥一脸气恼的样子，对马天水说：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个改朝换代”。
这一喜一恼，活脱脱画出张春桥急于改朝换代的内心活动。
直到1975年11月，张春桥再一次对黄涛讲了他“改朝换代”的愿望。
黄涛出庭作证了。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国民经济要整顿的时候。黄涛借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机会，厕身钓鱼台拜见了张春桥。黄涛向张汇报：“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整顿，甚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各项规章制度。”张春桥心怀不满，于是，用隐晦的语言说：
“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整个历史潮流总是按既定方向前进，想挡也挡不住的。”
真是得意忘形。但是，从诬陷到“通通打下去”，到“改朝换代”，人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贯穿于张春桥十年行动之中的一条罪恶黑线吗！
无可奈何的悲哀
在昨天法庭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在大量证人证词面前，张春桥不置一辞，无言可答。审判员一再发问：“你听清楚没有？”“你有什么话要说？”“我第三次问你！”……张春桥却始终不吭一声，装聋作哑，象一块木头，引起旁听席上一片愤怒。
张春桥这种态度不自今日始。审判之前，当把起诉书副本送给他的时候，他竟两次拒绝接受。法庭上，审判员义正辞严地指出：“张春桥，我告诉你，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公诉人发言。他说：“张春桥为什么拒绝回答问题？这是因为张春桥早已作了准备，他已经横下一条心，准备杀头的。可由法庭宣读马天水、徐景贤、张维维的证词。”
原来，“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张春桥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冒险家孤注一掷的心机。1968年到1969年，张在上海市革委小会上曾几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1976年4月，张对其女儿张维维说：“主席百年之后，也好办，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他甚至对张维维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的。”1976年9月，张又对徐景贤说：“我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不成功，便成仁”，是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亡命徒信奉的教条。张春桥拒不回答法庭的调查，正是他坚持反动立场而又在大量证据面前无可奈何的一种绝望的挣扎。但是，毫无疑问，今天，在九亿人民的正义审判面前，这一套终于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