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元帅呵，我想念您！
丁玲
昨天，我看了《元帅之死》的电影。今天，我听到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的广播。我的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波涛。元帅呵，我想念您！
1936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正集结在陕甘宁边境，准备给反动派胡宗南以再一次打击的时候，我们在绍沟沿一带遇见了。我听到了多么亲切的乡音：“老乡，你是安福县蒋家的吧？我们同你老家打过多少交道呵！哈……几百年的老地主家里，竟出了一个你这样的革命作家，真不容易呵！好，你来了，我们欢迎你。我们红军需要文化人，我们红军需要作家。”
你的洒脱，你的热情，你的真诚坦率，同过去一些被渲染过的你的神奇、勇敢的故事所给我的印象，一下就融合了。我对你一点也不陌生，一点也不需要客气，而只觉得可敬可亲。是一个老红军将领，是一个老同志，是一个我们湘北那里的人呵！
后来在陕西三原，双一二事变以后，我到你们二方面军去了。你把彭老总给我的一件旧皮大衣，派人拿去换了一个很好的面子，而且照着我的身体改作了给我。彭老总的关心，你的体贴，都给了我深沉的温暖。
1942年在延安，春夏时分，你来“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看我，我留你午餐，特别加了一个荤菜。你问我：“这就是你们每天的伙食吗？”我说：“这盘肉丝是为你加的。这盘土豆是我们食堂的。”你大为惊叹，说：“我们的作家，每日三餐就吃土豆丝、萝卜条吗？不行！我们一定要把边区的生产搞好，一定要改善作家的生活。”我记得你那时回延安正领导着大生产。饭后，我陪你到每个窑洞去看望住在“文抗”的作家，艾青、白朗、罗烽、刘白羽、于黑丁……等。你对每个人都热情问候。大家都感到非常亲切。我完全理解你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对运动员的关心、爱护。
我问过你，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里，什么样的干部是最好的干部？你说：“譬如一个团长，任何时候都可以调动他，当他调走后，换了新来的团长能照样指挥部队，带领这个团打胜仗。这样的团长就是最好的团长。”是的，多好的回答呵！这样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他没有一点私心，他不搞个人威信，不搞山头宗派，他只是全心全意为了党，把一切胜利、成就都记在党的账上。这几句简短的名言，一直刻在我的心上。
你也问我：“一个作家怎么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又怎么成为一个名作家的？”我说：“当一个文学作家实在难。除了必须具备一般的文学基础知识外，还需要生活经验，能从生活中体会问题，能把生活中的人和物，关系写得活，能启发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感情。一个作家可能写几十年也不成名，另一个作家可能写一两篇就成名了。成名了的作家，要继续前进，或保持已有的水平，也是不容易的。很可能他第一篇写得好，第二篇就差了。甚至再也写不好了。”你说：“当兵的也是一样，有的人很快就提升了，也有人一样当几十年的老兵。人活在世界上，要想能干出一番事业，总得独具慧眼、而又要经受千锤百炼。”你的这些话，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以前，我读过一些描写你的生平的书籍，后来我听到过有关你的工作和被诬陷迫害的恶讯，今年，我留连在南昌“八一”起义时你的指挥部里……。人民都赞颂你，你是我们最崇敬的元帅之一，你是我们人民军队的骄傲，你的英名永远写在我们的革命史上，写在光荣的党史和战史上。然而，十年动乱，民族蒙难，人民遭殃，你的遭遇和我们一代领导同志们的命运，同样令人愤恨发指。看了《元帅之死》的电影，我心里强压住怒火，泪水模糊了眼睛，元帅呵！我想念您！
那间狭小的牢房，能关住你的身体，怎能锁住你那冲天的革命热情！你的声音象深夜的洪钟，“我要革命！我要工作！”这声音惊醒了林间宿鸟，震撼了宇宙。那些野心家，阴谋家，那伙打砸抢分子，他们竟敢在你面前捏造事实，逼取口供！他们被你的浩然正气所压倒，他们被你痛骂得哑口无言，狼狈鼠窜。一切妖魔小鬼都是见不得光明的。
开了春花，又落了红叶。他们把你关了一年又一年，他们妄想扼杀你的豪情，消磨你的斗志，他们扔给你发霉的窝窝头，对你断水，你吮着干裂了的嘴唇，压制着烧焦了的心窝……，一位功勋盖世的元帅，却不得不伸出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聚精会神的用一个小玻璃杯承接着铁窗外的屋檐水，一滴一滴……我的心颤抖了。可是那些具有蛇蝎心肠的人，却狠心打掉了这救命的杯子，玻璃杯碎了，玻璃的碎片嵌在我们的心上。泪水随着屋檐水涓涓滴下。可是，它解救不了你的干渴，却只淹没了我们的希望。元帅呵！我们想念您呵！
蓝天在水中浮漾，明月把耀眼的银片洒满了湖潭，柳丝多情的轻轻摇摆，又是一个春天了。幽静的凉夜呵！元帅又出现在牢房的铁窗后边。一阵醉人的歌声，“洪湖水，浪打浪……”从堤边悄然飘来。那个年青的哨兵，那个年青的影儿，踏着深情的、踌躇的步伐，他引起了元帅的甜蜜回忆。元帅招了招手，元帅轻声地问：“是沔阳人吗？”“家乡人的生活怎样了？”“你是哪年当兵的？”元帅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健康，远离了党，远离了亲人的时候，还是想着人民，想着洪湖。洪湖呵！洪湖的水呵！洪湖的老老少少呵！醉人的歌声，把元帅引到了甜蜜的梦境，他的脸上挂着了笑纹。我们的心更沉重了。年青的哨兵，从怀里掏出了馒头，象供奉神明、供奉父母那样把馒头送了过去。可是元帅呵！经过枪林弹雨、经过严酷的路线斗争、又正承受着饥饿、寒冷、重病的重重迫害的、钢铁铸就的人，为这孩子般的一颗赤子之心击中了。他颤抖了，他接过那馒头，那千钧之重的一个小馒头呵！那是从那个年青战士手中接过来的，也是从千千万万看不见的人民手中接过来的。我的心碎了！我看不清你的容貌了。如泉的泪水漫过我面颊。我麻木了！元帅！我永远想念您呵！
你是有糖尿病的。我长期也患着微微的消渴，我知道这个病。可是这群披着人皮的野兽，他们不给你药，却给你糖，偏给你毒药似的糖，偏给你注射葡萄糖。医学是救人的，但他们却用来谋害人命！你倒下了！你不能不倒下，你不是倒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你倒在阴谋家的黑手和狞笑中！人世间倒了你元帅，可是在我，在人民，在我们的后代的心上，元帅升起来了！真正的元帅，人民的英雄是殒灭不了的！你的伟大的名字，你的伟大的事迹，永远刻在我们心里。元帅！我想念您呵！
第8版()
专栏：
绿色的向往
——写在城市草坪上
宋家玲
一露珠，在草坪上染绿了滋润打太极拳老人的呼吸夏风，在草坪上染绿了擦去瞳人里烦躁的色彩给颤动的爱也送去柔美的旋律
二心窗里成天映照的尽是马路的漫长的土灰办公室里四壁的雪白车间里的铁青……来这儿铺一片绿在心底仿佛生命浇了一遍水来这儿听一听小草生长的声音仿佛生活中的噪音也都消去
三在那个色彩单调的年代绿，被一点一点连根拔起说是清除害虫的温床结果，四害在红的血污中滋长，侵害母亲的心肌
四如今，又一点一点栽上了栽上绿色的期冀热得发烦的时候尽可到这儿索取一片清凉、一派爽气
五即使到了严冬绿仍然滚动在这里最先给残冰败雪咬出几个窟窿一张张嫩绿色的小嘴吐出春的讯息
第8版()
专栏：
又迟到了〔油画〕 高小华
第8版()
专栏：
随感录
余安
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到在中国实施一点改革的艰难。
有一个教物理的朋友说：“物体的质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因此，要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所加的外力就越大。”
细细想来，这个比喻是有点道理的。不过，我又想，以中国的人口众多，如果上下齐心合力，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不也是一支可观的可以撼动大物的力量吗？
过去的中国被人称为一盘散沙。共产党把人心统一起来，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可是十年浩劫把人心搅散了。收拾人心，不能靠“一句顶一万句”的现代迷信，要靠科学，靠民主！
第8版()
专栏：权版之澄
小谈“版权印证”
陈巧孙
解放前，旧书底页上，除了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几个字外，还贴有一枚小巧精美、宛如邮票样的小纸。这是书上的点缀吗？不，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版权印证”。
“版权印证”代表、维护作者的利益。它是由作者交给出版商的一种凭证，以此来证明著作的专有权。
“印证”最初来自国外。据说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我国第一枚“印证”，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严复著述的《英文汉诂》，第一次出现了由作者粘贴于出版物上的“版权印证”。以后有好多作家相继仿效，逐渐蔚为风气。其中以鲁迅用的时间最长。《鲁迅日记》1934年1月15日，记有“往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一篇，印证四千”。1921年3月，文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会上讨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内容及著译者、书名等，此外还专门讨论了“版权印证”。“丛书版权页上所贴的‘印花’本由大会备好，交给商务印书馆贴上，当时议决俟图式定好后，由陈大悲君向财政部印刷局接洽印刷之事”。
“印证”在我国断续流行到1948年左右。它能流行40多年之久，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当时稿酬是以印数多少来支付的，有些出版商为谋取厚利，对原作者谎报、少报出版印数。更有些书商以翻印、盗印他人著作，从中牟利，用以剥削作者，并以粗制滥造的质量欺骗读者。据此，作者用书上贴有“版权印证”的办法来对付，印多少本书，就相应贴多少张“印证”，有些书上并编有顺序号码，如书上无“印证”的，便属非法印数，作者便有权提出申诉。当时翻版书猖獗，书商怕自己的出版物被翻印，为维护本店的利益，也有以书店名义贴上“印证”的。
尽管“印证”在当时有其特定的作用，但实际上作者对存在的弊病是防不胜防的。有些书商多方钻营，玩弄了各种花招，甚至贴以伪造“印证”。当时改头换面的翻版书、盗版书也比比皆是。
第8版()
专栏：
红色、白色、刀剑及其它
闻一
《由机场大厅红布标语想起》一文中提到，红色不仅象征喜庆和革命，同时也是一种能引起不安的标志。这后半句话是说得很有见地的。在动乱的十年中，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对红色所引起的动荡、骚乱和不安，难道领教得还少吗？记得那时期几乎什么都是红色的，街上万物全都涂上红色，似乎一染红色，革命就成功了。于是，有权有势的“强者”，以红色作画皮，伪装自己，阴谋陷害别人；无声无息的“弱者”，以红色作掩护，保全自身，以求一时的苟安。多可悲的岁月呀！无罪的色彩也被人为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红色象征喜庆，我国古来有之，土生土长。但若说红色自古以来就标志革命，恐怕未必。远的不说，且看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夺取了政权。从十九日起，它就以行政当局的名义连续印发公告，行使新政权的职能，所有这些公告都是用白纸印刷的。在法国有个传统，凡是以政府或行政当局的名义印发的公告一律用白纸，而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私人只能用彩色纸张，当然也包括红纸。巴黎公社沿袭了这种传统。可见，巴黎公社社员们对色彩并没有特殊的偏见。国民自卫军的旗子是红色的，但革命政权的公告同样可以是白色的。
红色标志革命，白色象征反动，那是后来的事。不过，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时代，那种象动乱的十年中颜色有罪、殃及凡人的事，大概是少见的。至于用刀剑来象征革命，那是列宁本人也都不同意的。一九一八年一月开幕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规定苏维埃国家的国徽是：中间是红底，在太阳的光芒中为金色的镰刀和锤子，四周是麦穗，最外层上面一行字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面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一位艺术家在设计这个国徽时，自己想当然地画了一把利剑横在画面上。列宁看了后批评说：“掠夺政策和我们格格不入。我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因此，剑——不应是我们的象征”。
可见，红色、刀剑等等并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猖獗，红色就成了无产阶级特有的颜色，白色就是被打在资产阶级和种种反动派身上的永世不得翻身的色彩，而刀剑也就成了无产阶级的标志。所幸，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对红白二色、刀剑棍棒等等并没有特殊的偏好。现在，历史不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吗？不过，我们若是在一些繁荣的大街上仔细观察商店门口悬挂的招牌，至今仍是红色居多。难道我们不能多用别的色彩吗？这一点仍然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