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
刘宾雁
有些历史事实很值得深思。文艺界的伤筋动骨在各行各业中是最早的。新中国成立不过一年，对萧也牧同志的小说（还有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和影片《关连长》等文艺作品的批判就开始了。接踵而至的便是全国规模、持续很久的对于影片《武训传》的大批判。“心有余悸”的那个“悸”，从这时候就开始了。艺术生产力遭到破坏，要比工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早上七、八年。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十年动乱期间，当经济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时，土地毕竟还要长出点庄稼，地下还要冒出点石油，而文艺呢？它只能是产生空白。为什么艺术生产遭到左倾路线的破坏最早、最严重？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成果喜人，而文艺的体制改革问题却至今毫无动静，这有点不好理解。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将一切“统”得死死的、管得严严的和“包”得全全的，在经济领域里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了，在艺术领域难道不更是如此吗？
在一个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等）往往被变为“一元化”领导机关的一个个部门，以致丧失其作为群众组织或社会团体的特性。意识形态各部门则被当作贯彻“领导意图”或一个时期中心工作的工具。小说最好象报纸那样直接地得心应手地把某种思想“贯”下去，报纸最好象党政文件那样纯粹而单一地转达领导的要求……结果就使大家都变成一个面孔，一个声音，党的真正的领导作用却反而削弱了。就算这一切都是党的工具，要发挥工具的作用，也不能抹杀它们各自固有的特性吧。
作为精神劳动中最复杂、最纤细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中最生动、最丰富的一种（因为它不是现实的抽象物，而是透过艺术家个人的感受、思想感情和想象而直接显现出来的生活），艺术活动具有强烈的个性，独创性和自发性，因而它最不能忍受首长号令和行政指挥。经济活动是以比精神简单得多的物质为对象的，它有一定的工艺规程或生产方法必须普遍遵守，它有一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不得任意违背。尽管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者的内在活力和主观能动性。对于艺术家说来，难道不是更加如此吗？
当物质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挫伤或限制时，他仍然能够生产，只不过效率较低，产品较少而已。一个艺术家失去创作冲动时，他就连一件艺术品也生产不出来。
艺术生产需要更多的自由。列宁是懂得艺术和艺术规律的，他在同蔡特金谈话时说：“每个艺术家和一切自命为艺术家的人，都有权自由地从事创造，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听命于任何人。”
列宁逝世后不久，俄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在文学领域中的政策》的决议，概括了列宁时期党的文化政策，同30年代以后苏联的文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决议中的一项是：“在这个领域，党必须赞助各色各样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争。除此以外的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将是衙门式、官僚式的错误作法。同样，不能允许任何集团或文学组织，依靠法令或党的决定而合法地垄断文学出版事业，……对于任何集团，即使是思想内容方面最无产阶级化的集团，也不能承认其垄断权。这种垄断只能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破坏。”
是不是就不要党的领导或指导呢？当然不是。只不过领导或指导的方法和内容同我们后来所效法的苏联的体制大不相同罢了。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历次阐明和实行的，主要是两条：一是给艺术家创造适宜的环境，提供各种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就是我们党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所说的“当好后勤”吧；另一个，就是对于艺术家的错误进行令人信服的而不是命令式或老爷式的批评。目的始终是要使艺术家创造出更多的艺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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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古国新葩
——祝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电影周
顾凌远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不仅有象征它灿烂的古老文化的金字塔和尼罗河，而且有代表现代文化的阿拉伯电影艺术。在50和60年代，我国就曾两次举办过埃及电影周，使我国观众得以欣赏埃及电影的风采。现在我们再次举办埃及电影周，上映埃及70年代电影的三部佳作：《走向深渊》、《咖啡馆》、《征服黑暗的人》。阔别多年，埃及电影自然是另有一番风貌。
埃及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首屈一指的电影大国，被称为“中东的好莱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默片时代。1927年，由阿乔兹·埃米尔制作了第一部长片《莱以拉》，标志着埃及电影的诞生，迄今已有53年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电影的年产量曾经达到过一百部左右。近年来，产量大致在每年50部左右。这些影片除在国内上映外，还远销国外。
埃及电影以音乐剧与情节剧为其主要传统，乐曲绵绵，悲欢离合为其特色，被称为“社会片”。但埃及电影在其前进的道路上，也逐步出现了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从40年代现实主义的先驱者卡迈勒·萨里姆到50年代的埃及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萨拉·阿蒲·赛以夫，以及到后来的优素福·沙欣、托菲克·萨拉等，逐步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的潮流。尤其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埃及电影中出现了一批鲜明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政治、艺术影片。这次电影周上映的三部影片可以大体代表埃及电影的这种新面貌。
这三部影片，虽然题材、样式各异，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并以爱国主义的主导思想贯串其中。就以在电影周开幕式上放映的《走向深渊》来说，这是一部取材于埃及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以色列间谍案的真实故事而拍摄的影片。这部影片除了以一般反特片的情节曲折、悬念和动作性强取胜外，还富于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爱国主义色彩。影片描述的故事与第三、四次中东战争有直接关联。影片一开始就用画面和旁白交代清楚，这是1969年的前线工地，也就是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后的国内环境。而后，在飞机上，阿卜莱与邻座旅客的交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这个时代背景。从阿卜莱流露出的不满和丧失信心的寥寥数语，既使观众了解到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又向我们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而阿卜莱的邻座那位旅客对她的话所表示的批评，从侧面表现了一个旅客所看到的广大埃及人民热爱祖国的真实情况。影片结尾，导演以短短的几个画面、简练的几句话，再一次使观众感染到影片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与影片的开头首尾呼应。公安人员把阿卜莱从突尼斯押解回国，飞机在空中翱翔，下面展现出了金字塔的雄伟身姿，公安人员说：“金字塔”；接着又说：“尼罗河”，与此同时，画面展现出旖旎的尼罗河风光，紧接着，还说了一句：“这是埃及，阿卜莱。”这对于一个叛国者来讲是对她丑恶灵魂的沉重一击！最后，影片告诉观众，这起间谍案的破获是在1973年初，5月进行审讯，10月就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也是再一次使影片故事具有真实的时代感——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发生在随便一个什么时间的、给人消闲解闷的故事，而是一件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关系到埃及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
另一部影片《咖啡馆》，也是以中东战争为背景的，这是一部“政治电影”。埃及的“政治电影”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世界政治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类影片以真实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作为影片的内容或背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咖啡馆》这部影片就是以揭露埃及国内的“权力中心”的法西斯统治为内容的。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尤其知识界，对政治局势议论纷纷，并因此遭到当时控制国家政权的“权力中心”者的残酷镇压。直到1970年，萨达特总统执政，创导了“纠正运动”，一举粉碎了“权力中心”，释放了无辜的政治犯。《咖啡馆》这部影片就是以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势为背景，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告捷开始，以倒叙的手法，通过3个探求真理的大学生的横遭迫害来反映上述政治局势。影片对“权力中心”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得淋漓尽致，使我们看到埃及人民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如何斗争的；看到全世界的法西斯分子的狰狞面目都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一样的凶残、一样的卑劣。人们必须警惕起来，为消灭法西斯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这就是埃及这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所给人的启示。
《征服黑暗的人》是属于另一类型的影片，是一部传记片，反映阿拉伯世界的一代文豪塔哈·侯赛因的不平凡的一生。塔哈自幼失明，却以非凡的毅力、意志和决心，刻苦学习，为埃及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影片在着意表现塔哈的高尚品格和非凡的毅力的同时，还歌颂了苏姗和塔哈的纯洁而崇高的爱情。由于这部影片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光辉，所以被埃及教育部列为传统的教育影片。
这三部影片都是埃及70年代的优秀作品，曾在国内外获得巨大成功。这三部影片之所以具有魅力，应该说，还是来源于现实主义；来源于一定的思想高度，同时，也来源于其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埃及电影周，祝愿古老的阿拉伯文明之国，开出更加绚丽的电影艺术新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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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有争议的问题不匆忙做结论
王献永
有些做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对当前的文艺状况总觉得有些不顺眼、不放心，以为有些乱，是“放松党的领导”、“放任自流”的结果。于是，他们总是想以指示、文件的方式，用轻易表态、匆忙作结论的办法来消除分歧、统一认识，以解决文艺争端。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妥的。
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拥有着较大的个人想象、独创的自由天地。它需要在自由竞争、自由讨论中发展、前进。古今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概莫能外。很显然，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就不会有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
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明辨是非，探求真理，对于文艺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文艺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我认为，当前文艺上的自由讨论、不同意见争论的开展，不是“乱”，更不是“糟”。当然，在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中，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的东西，也会有，但那也并不可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真理的力量。党的领导给以适当的组织和引导，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逐步地统一于客观真理，是完全必要和应当的。下结论，也是引导的一种方式，自然也是可以的。但是，结论必须在充分讨论和自由争论的基础上产生。文艺上的是非问题的结论，最好是让群众自己来作，也就是说，让它作为群众讨论和争论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形成。党的领导，应当因势利导，使各种分歧的认识，以客观真理为标准，逐步地归于一致。这样，就需要时间，需要有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文艺创作成败得失的评定，尤其需要这样。对于有争议的文艺问题的结论，万万不可匆忙、轻易、勉强！即使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也还有个对于不同意见的说服、等待的问题，也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求别人接受的。特别是领导个人的表态，更应当慎重，弄得不好，就会搞成变相的行政命令、行政干涉。即使弄得人们都不敢再说话，那也只是暂时的压服而已，也决不意味着认识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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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委书记保护作者
最近中共陕西岐山县委出面保护作者，平息了一篇小说引起的风波。
去年11月，徐岳在《延河》杂志发表了讽刺小说《老革外传》，通过一个被极左思潮扭曲了灵魂的市场管理人员的形象，批判了劳民伤财的“社会主义大集”和不正之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是，作者所在的地区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某些同志，却“对号入座”，硬说这是讽刺了他们。今年春节前，原宝鸡地区（现改为宝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位领导给岐山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打招呼”，要他们注意《延河》上的《老革外传》。今年5月中旬，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系统集中在县城开会，一些人抓住作品细节描写上和某人的巧合，起哄说，这个同志就是小说中的“老革”，“不给评工资”，并用小说中的细节、语言挖苦他。个别人还怂恿他去找作者“算账”，“抓他游街”。有人还给作者打匿名电话，扬言此人要动刀子，进行威胁。
县委宣传部得知此事后，两次和县委财贸部、县文化局协商解决办法，又陪作者一道向县委书记巨志让汇报了情况。县委书记很快阅读了小说和《陕西日报》有关评论文章，弄清了情况，对作者明确表示支持。他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咱县的《老革外传》，因为写得真实，有人就说人家影射了这个，诬蔑了那个。不看人家批评得对不对，硬要对号入座，加人罪名，这就有点多事了。”后来，巨志让又在县委全委扩大会上向全县中层干部讲了这个问题，当面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按中央文艺政策办事，不要无理干涉文艺创作。对一般同志，要进行文艺知识的普及教育，作好思想工作。
由于县委的正确处理，这场轩然大波得到了平息。当事人现已粗知一些文艺常识，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了。那位“找上门”的同志，也和作者消除了误会。
陕西日报记者
肖云儒 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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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的“真实性”就是合情合理
陈望衡
什么是文艺作品的“真实”？有的同志提出以符不符合生活实际为标准，有的同志认为这还不行，认为只有反映生活本质，才是真实的。至于什么是“生活本质”，又众说纷纭。所以最近又有人干脆否定文艺要写“本质”的说法。
我觉得，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对文艺的性质、特征的认识。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的内容除了有社会生活的客观性一面外，还有作家、艺术家主观性的一面，它是主客观的统一。所以，任何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来的生活，都是经过作家主观世界过滤了的社会生活，体现着作家、艺术家的感情、理想、愿望。即使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不同作家、艺术家的笔下，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如果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去衡量，可以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真实。
另外，文艺有多种创作方法，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就真实性而言，它们的要求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要求去要求其他创作方法。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大家公认是艺术杰作，但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要求，其真实性就大可怀疑。因为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生活，现实生活中哪里有什么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哪里有什么能变人的狐狸精？所以，我不同意简单地以生活真实去要求艺术真实的说法。
对于把是否写了“本质”，作为衡量文艺真实性的标准，我觉得也是不妥当的。本质，我们一般指的是事物的内部联系。纯粹的本质，我们看不见。因为任何本质都要借一定的具体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这具体的感性形式就是现象。没有离开现象的本质，也没有离开本质的现象。所有的生活中的现象包括假象，都以不同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反映着本质的某个方面。本质是简单的，现象是丰富的；本质是抽象的，现象是具体的。文艺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生活为其特点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直接写本质，它只能写现象。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光写本质的文学。另外，事物的本质也不只是一种，因为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多种多样的内部联系具有多种多样的本质。就人来说，阶级性是他的本质，生物性也是他的本质。具体到人中的一个，比如说老张，他是个知识分子，除了他的阶级性、生物性之外，他作为知识分子所养成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也反映了他的本质。知识分子又根据所学学科，所担负的工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事文学创作的与从事教育工作的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特点也可以说是他的本质。简单地仅以表现本质来要求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这标准，其实是很不明确的。长期来，我们理解的写本质就是写光明面，写主流。但光明面与黑暗面是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主流与支流也是如此。这是两对矛盾，缺少矛盾的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所谓现象和本质都包括主流与支流、光明与黑暗两个方面。不能说凡本质就只是光明面，就只是主流。所以，我认为，用写了还是没有写本质来判定文艺是否写了真实，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因为，你说他没有写这方面的本质，他可以说他写了另一方面的本质。
我对于文艺真实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合情合理。所谓合情合理就是合乎生活的逻辑。生活的逻辑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方面，除了有个思维逻辑问题，还有个人之常情的问题。这个人之常情很重要。林彪、“四人帮”搞的阴谋文艺，除了政治上反动外，艺术上我们感到不真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人之常情，没有人情味，人不象人了。打倒“四人帮”后，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味浓了，顺乎人性，合乎人情，使人感到真实亲切。生活的逻辑体现在社会活动方面，还有个前因后果的问题。文艺作品所写的矛盾冲突，必须建立在生活逻辑的基础上，如果违背它，那就是荒谬的。
文艺创作大都是虚构的，之所以我们还认为真实，就是因为它合情合理，可信。作家为人物设置的环境和在这环境中人物的活动都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否则就谈不上真实。一个作品虽然它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也许是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比如《西游记》中的人物和环境，但合情合理，仍然使人感到真实亲切。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理的可能较好。”他提出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去反映生活。所谓“可然律”和“必然律”，也就是说的合情合理。
对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要求除了合情合理外，还要加上一条：符合实际生活的样子。（注意，我这说的是符合实际生活的“样子”，而不是等同于实际生活本身）。使人看后，感到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样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强，就易于为人所接受。
必须指出的是，一个作品好不好，或好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真实性。决定作品价值的还有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倾向性、对生活认识的深度以及艺术概括的技巧等等。现在有几个作品受到人们的非议，其实倒不完全是真实性的问题，有些是思想倾向问题，有些是对生活认识不深的问题，有些是艺术技巧问题。席勒说：“真正美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文艺作品应该是照亮人民精神的火光，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点，在强调文艺真实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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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曲解文学真实性的公式
——评“难道……是这样的吗？”
钱中文
“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文艺评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式子，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被用来指责文艺作品不真实的理论根据。我以为这是一个曲解文学真实性的公式。
50年代中期，一些优秀作品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而受到挞伐，“理论根据”之一是：“难道我们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吗？”“难道我们的干部是这样的吗？”一到反右斗争阶段，“难道……是这样的吗”这一公式，更是十倍地增加了它的威力。这个公式成了文艺批判中指责作品不真实的政治诉讼程式。如果涉及生活，那就是“难道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吗？”若是谈其人物，那就是“难道我们的工农兵是这样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论理无济于事，争辩必定是罪加一等。近几年来，这类责问少得多了，但是在一些作品的讨论中，我们不时还可以听到。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生活一片吉祥如意，要是一个作品写及了它的阴暗面，他们就会提出：“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要是作品写了干部的反面形象，有人就会大兴问罪之师：“难道我们的干部是这样的吗？”
文艺的任务，在于艺术地把握生活，从中揭示生活的客观真理，使人在阅读时动之以情，给人以审美享受。社会生活作为整体，充满了种种冲突和矛盾。这里有光明也有黑暗，有前进也有后退，有激流也有回流，有崇高也有卑鄙，有喜剧也有悲剧，甚至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是高尚与渺小的结合。这种种方面，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总是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它们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对象。同时，文艺尽管可以穷形尽相地描绘人生世态，但是它又不能描写尽整个生活，它只能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来反映生活。而在这种艺术的描写中，作品揭示的生活真理愈多，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就愈高。文艺的真实性，反映了生活的真理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在确定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时，对于文艺把握、反映生活的规律应当有所了解。这里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把文艺作品去同生活进行比较，把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进行比较，用生活真实来衡量艺术真实，即从生活本身出发，而不是以某种观念为依据，不是把自己的主观态度，作为衡量文学真实性的准则，这就是反映论的原理。
“难道……是这样的吗？”这个公式，却是一种既不了解生活整体，又不了解生活个别，以个人主观意识去硬套客观现实生活的产物。它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也否定了现实生活的客观性。这个公式初看起来好象也在把作品和生活进行比较，但这纯粹是一种假象。它的所谓“社会”、“生活”云云，原来常常是一种政治概念、法令政策、某个部门的总结报告、统计材料。这既非生活整体，也非生活具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确定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必然会出现不以生活本身、而以某种观念来衡量作品真实性的情况。“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吗？”实际上脱离了生活本身，它既然不能理解生活真实，那么否定艺术真实自然便成为它的必然结果。
“难道我们工人阶级是这样的吗？”“难道我们贫下中农是这样的吗？”这是上述公式的引伸，这种质问同样不适合于文学创作。作家创造艺术形象、人物典型，而评论者却要求他们提供某个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应该理解，这两种人物就其性质来说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真实内容。作为阶级代表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其阶级本质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这在政治经济学中可以找到，这里个别人的个性特征对它毫无意义。可是艺术形象则恰恰相反，它要求通过“个别的情节”，对人物独特的性格和心理进行分析，从而突出其“个人的特征”。作家描写人物，无意为人物做政治鉴定，他感兴趣的不是某类人物的“平均数”、“大多数”，而是不同人物的各别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独特个性。这里存在两种概括的真实，但是如果以理论概括的真实要求于艺术概括的真实，其结果必然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否定，取消艺术的真实性。
不久前读到一篇评论，认为《人到中年》这篇小说描写了中年人的悲剧，但“反映出来的生活却是不正确的，模糊不清的。它的格调是低沉的，感情是哀伤的”，原因在于作家忽视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如知识分子政策正在得到落实，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或得到提升，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不容抹煞的”。因此文章认为，本应体现在陆文婷大夫身上的“党的政策的阳光被一层可怕的阴影给遮住了。”文章实际上认为小说的艺术概括是不真实的，阴影是人为的。从评论的字里行间，我们好象又听到：“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文章这样来评价《人到中年》的艺术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一种生活真实，然而这并非生活整体。在我们的四化的路途上，仍然困难重重，需要不断斗争和克服，这也是生活真实。只要不回避现实，如鲁迅所说“睁了眼看”，就会发现，并不是作家给生活抹上了阴影，而是生活本身具有阴影，阴影是生活本身的客观存在。就这点来说，小说的描写是合情合理的，因而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小说毫不讳言地告诉人们，要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还要作出努力，付出代价。阴影的真实描绘，并不使人失望，它比起廉价的乐观主义却更能发人深省。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在生活的进程中产生过种种影响的人和事，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倒退的都迟早会在文学中得到艺术的真实的反映，因为诚如高尔基所说，文学是真实的领域。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如果确认文学所创造的艺术真实，只能用生活本身来检验，如果确认理论观念、统计材料不能用来测定文学的真实性，那末我们就不会因为作品反映了某些阴影甚至生活的黑暗和丑恶，就认为它缺乏真实性，就宣布阴影和黑暗是作家人为的外加；同时也不会因此而对生活失去信心。
“难道……是这样的吗？”在文艺批评中仍有出现，一方面说明过去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倾向仍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这同评论者对文学的特征、生活本身的理解很有关系。要把文学与政治宣传、总结报告区分开来；要把生活看得象它本身那样复杂。既要看到它的发展的必然趋向，它的真善美，我们被生活理想所激发出来的对生活的真心的爱；也要看到它的假恶丑，它们的猖獗，它们的不断被克服，即使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要走出教条的阴影，迎向生活的阳光，获取生活的各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