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冯文彬
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小平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在实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国家制度。把民主仅仅看作是让人讲话，仅仅看作是一个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是很不够的。讲民主，不讲国家制度的民主，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
民主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而被统治阶级则没有民主权利，或只有形式上的、残缺不全的一些民主权利，实际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就是民主的阶级实质，也就是国家的阶级实质。资本主义民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的作用；其中有些关于民主权利的规定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剥削，不得不容许劳动人民享有某些民主权利。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经过改造，加以利用。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要同它的性质相适应。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争得民主”；“建立民主制度”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国家。这种国家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而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民主。资产阶级法律虽在一些条款上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民主权利，但同时又规定了对公民民主权利的种种限制。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公有经济能够逐步创造条件，从物质上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民主的一些物质手段和工具，几乎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劳动人民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物质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搞竞选，为了拉选票，要花费大量财物进行贿赂，劳动人民根本无法参加竞选。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愈彻底，建设社会主义愈顺利。有没有充分的民主，对建设社会主义关系极大。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尤其需要实行民主，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首先，社会主义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智慧才能建设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过着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使全国人民以主人翁姿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奋斗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没有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又为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条件。
其次，社会主义的国家事务和各项事业，应该由人民管理。人民管理国家，并不是不需要专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官僚化，甚至蜕化变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健全、发展民主制度，创造各种方便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和各项事业的民主形式，使人民能够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选举、监督、罢免干部，使干部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坚持社会主义。
再次，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经济，还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只有用民主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克服困难，经受风险，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从以上分析看，我们可以说，人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具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是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
我们党历来重视民主政权的建设，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苏维埃时期，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和1933年，为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又在各根据地进行了两次选举。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中央苏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当时各根据地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抗日战争时期，从1940年起，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在政权机构中各占三分之一，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级政府，还建立了边区参议会。那时的选举，也是很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建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的、法律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按照宪法和法律开展工作，治理国家。这一切，标志着我国人民政权建设走上了正确轨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遭到了挫折。
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了某些混淆两类矛盾，不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和夸大了阶级斗争；不适当地反对分散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不适当地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第一书记挂帅。这样就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集中于中央，削弱了政权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作用，削弱了地方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康生利用我们“左”的错误，制造混乱，一方面煽动无政府主义，一方面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转折，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继续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特别是今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召开，提出并开始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0年来，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十分可贵的。要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应该认真地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根源
邓小平同志在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现行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还很不完善，甚至存在不少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最主要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家长制、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严重地阻碍着民主的发扬，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各级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引起广大群众极为不满，我们应该坚决地加以解决。
我们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还会存在这么多弊端呢？这里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原因，有制度上的原因。
第一，把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歪曲为封建式的家长制，个人集权制，这是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我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持续时间之长，形态发展之完备，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封建的官僚政治和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十分顽固的封建传统。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本主义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对封建制度进行致命的打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蒋介石王朝实行的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专政。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是个根深蒂固的力量，民主思想、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一直不多，少得可怜。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对封建主义思想也进行了冲击。但是，封建主义的遗毒和思想影响并没有彻底肃清。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只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忽视和放松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更没有在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认真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防止封建主义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能横行十年之久，正是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的严重性。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肆宣扬封建思想，用封建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为名，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江青甚至梦想当女皇。这说明，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在一定的土壤和气候下，就要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使党和国家变质。
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解放前，农民的小生产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长制传统、迷信观念、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他们的生产条件决定了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一定要别人来保护他们。他们希望封建专制的朝廷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皇帝就是整个社会的家长。小生产者一方面祈求救世主，另一方面当他们掌权后，就会以救世主自居，转化为封建统治者，照样压迫人民。这在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中是常有的。刘邦和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小生产经济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土壤。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民组织起来了，但是落后的生产条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小生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仍很浓厚。这种影响不仅在农民中，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中，在党和国家的干部中都存在。当着人们用旧的传统观念来观察新社会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可以被看作“真龙天子”，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当作带上迷信色彩的宗教教条，共产党可以被看作是按宗法关系维系着的行帮等等。这就是我们国家中相当严重地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等现象的社会基础，也是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我们还要看到，在我国，小生产者阶层，主要是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旧中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者，他们要求革命并且能够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的革命要求往往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其中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又往往表现为革命狂热和无政府状态，缺乏坚韧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新中国，他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但是他们的那种弱点远远没有根除，而且往往在一定条件下，又被诱发起来，发生很大影响。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这种狂热煽动无政府主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我们要记取这种教训，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仅要从思想上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大力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作用，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只有用现代化的经济和民主化的政治这个强大的力量，才能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和影响，社会主义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混淆和颠倒了敌我关系，是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另一主要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经验证明，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亡，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重大问题。
建国初期，我们对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在认识和处理上还比较好。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胜利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人民政权，保护了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我们在民主和专政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50年代中期以后，一再犯错误，以致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在经济上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政治上就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去做，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
偏差是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开始的。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敌对阶级的力量，夸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夸大了阶级斗争，认为不仅老的剥削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而片面地强调专政，发生了一系列理论的和实践的错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颠倒是非，给彭德怀等一批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62年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5年初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提出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1974年发展到不仅要在政治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且要在经济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制度、工资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等等当作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东西，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分析，发展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曲解，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摧残。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我们党的错误并把它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林彪鼓吹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四人帮”宣扬的“全面专政”，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他们根本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把广大人民对反动分子的革命专政变成反动势力对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的反革命专政。他们利用名为“大民主”实为反民主的所谓“四大”，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陷害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指使他们的帮派分子，挑动不明真相、不懂事理的人，到处打砸抢，大搞刑讯逼供、株连九族，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人民和干部连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的民主制度被彻底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净尽，出现了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这里应说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初期，面临着剥削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时强调对敌专政一面，镇压惩办反革命和其他反动分子，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使社会秩序走向安宁，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即使就在这时，也必须注意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发扬人民民主。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和改造。在剥削阶级的反抗已被粉碎，它们的私有生产资料已成为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形势已起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就应该在把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基本经济任务的同时，把扩大国家生活的民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任务。如果这时仍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无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加强专政，不建立、健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可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从根本上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必须牢牢记住的教训。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妨碍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第一把手，党的一元化领导成了“一人化领导”，全党服从中央成了全党服从一个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这个口号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在实践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问题发生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些人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某些人把党的威望和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当作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把党和人民的功绩归于自己，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以长官自居，对群众发号施令，有事不同群众商量，甚至利用职位搞特权等等。长期以来，滥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不注意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的相对独立作用，一再强调“大权独揽”，甚至凡权必揽，凡权尽揽，逐渐形成家长制的领导。
这种家长制的领导，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独断专行。在家长制领导之下，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风滋长起来，甚至下级对上级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关系、猫鼠关系，使革命队伍受到严重的腐蚀。
家长制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以个人专断为特征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同革命队伍内突出个人、迷信个人的错误做法也有关系。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一直是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注意发扬党内民主的。由党的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曾经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1956年，我们党曾经正确地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指出个人迷信是过去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对于领袖的爱护，不应该表现为对领袖的神化。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但是，时隔不久，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却逐渐盛行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大肆宣扬个人迷信，掀起现代造神运动。正是在家长制作风和个人迷信这种气候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才得以形成并横行十年之久，使党风民风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家长制的作风还在妨碍民主化的实现。历史深刻地教训了我们，把事业的成败安危系于某个领导者个人，忽视集体领导，一旦主要领导人出了毛病，就会造成严重后果。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同职务终身制结合在一起，使其犯了错误得不到纠正，以致一再地犯错误。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而且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象“文化大革命”这种灾难性的错误，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即使产生了，也不致为害十年之久，那样难于纠正。所以，不彻底肃清党内家长制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总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四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不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则林彪、江青之类篡党夺权、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悲剧就还有可能重演。我们绝不要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未完待续）
第5版()
专栏：
《清史资料》第一辑出版
《清史资料》是根据去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决定创办的，是供发表稀见的、重要的清代（鸦片战争前）史料的专刊。
清史资料汗牛充栋。解放后，在收集、保管、整理、出版清史资料的工作方面虽有一定成绩，但显得很不够。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还分散在全国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里，没有整理，更谈不上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的清史资料，也大多没有汉译，使用不便。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相对落后，需要大力加强，因此，狠抓清史资料工作，已成了当务之急。《清史资料》是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出版的。
《清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第一辑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本辑共收资料九件，十六万字，大部分是谢国桢先生珍藏的钞本。此外，还有已故史学家邓拓同志收藏的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以及法国遣华传教团成员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的新译本。 （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