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在记者的案头，有几幅记录着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照片：
一架摔得残骸遍地的三叉戟飞机，尾部留着“256”机号，这是林彪座机的标号。飞机残骸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裸露的尸体：
一具脸孔瘦削的男尸，脑袋光秃，左腿摔断，他是林彪。
一具女尸，左臂摔断，她是林彪的老婆叶群。
另一具男尸，腰系手枪。据当年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报告，他们曾在这具尸体附近发现印有林立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经过鉴定，他就是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之后，仓惶叛国出逃，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实在是历史的绝妙安排。
（一）
1971年9月林彪一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曾经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是怎样策划阴谋，又是怎样以自取灭亡告终的，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追溯一些往事，我们就会发现林彪一伙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早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还在1966年8月，林彪、叶群就勾结江青，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第一个捏造材料诬陷、迫害当时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
——1967年5月13日，林彪、叶群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吴、李、邱当即向林彪表“忠心”。1968年黄永胜来北京后，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吴、李、邱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还勾结陈伯达作为他的“军师”。他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伙，多方串连，网罗一批死党，为他篡权服务。
——早在1966年5月，林彪、叶群就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从中研究搞反革命政变的伎俩。
——1969年10月17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令，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彪的指使下，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宣扬什么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黄、吴、李、邱还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篡夺最高权力、建立法西斯王朝大造舆论。
林彪及其死党，就是这样在十年动乱的最初几年里，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背地里却在千方百计地阴谋夺权。这一切，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都不会想到的。
1970年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就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向全会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抢先发难。8月23日全会开幕，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8月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当时的情况，就象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态，其目的就是要为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林彪的这一阴谋，在庐山会议前的1970年7月叶群和吴法宪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党中央很快察觉了他们的阴谋。8月25日毛主席为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在全会上散布的一些谬论，并找林彪谈话。周恩来同志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的这场反革命抢班夺权丑剧，只有两天半的寿命，就此告终。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脸色苍白的林彪，在山间别墅里成天耷拉着光秃的脑袋。疯狂一时的叶群哭丧着脸，一筹莫展。林立果气急败坏地骂着：“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9月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并由叶群导演，把林彪拥坐中间，在飞机上合影，既是留念，又是言志。林立果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和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二）
1971年2月，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来到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血腥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林立果1967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第三年，即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表示心中的愤怒。打油诗说：“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又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林立果青云直上，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就由此得名。
1971年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当时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Ｂ—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Ｂ—52……对我们不放心”，提出“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主席杀害。确定的谋杀手段是：“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Ｂ—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纪要》还要求发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象蒋介石的反革命训词那样，“不成功便成仁”。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江腾蛟几年前因为反军乱军被解除职务，现在林彪却给了他以特殊的恩宠。在林立果召开这次密会前夕，他以去上海治病为名，戴上大口罩，乘坐吴法宪给他派的一架专机离京。一到上海机场，就被秘密送进了上海新华路的一幢楼房里。
这次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在会上说：“现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被封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宣告成立，这伙法西斯分子就走进餐厅，碰杯祝酒。林立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三国四方’会议。”江腾蛟说：“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话音未落，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从此，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步步加紧：
在上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秘密组织名为“教导队”、实际上是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敢死队”，他们整天在新华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广州，林立果指使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组织
“战斗小分队”，多次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且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使用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向。
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信网也组织起来。为了建立秘密通信网，林彪一伙盗窃了大量通信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从1971年3月到9月初，林彪一伙派出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原民航总局政委）、王维国、陈励耘等十多名死党，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乌云滚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就要开始了。
（三）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车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南方驶去。
8月16日，毛主席到达武汉，停留了10天。他在这里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介绍，毛主席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主席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毛主席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毛主席还特别交代，他的谈话内容，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8月27日至9月2日，毛主席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丁、刘二人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9月3日，毛主席从南昌到了杭州。一些曾经多次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纷纷前来看望，向他谈了一些情况。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杭州同当地的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同在其他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他特别讨嫌那个鬼鬼祟祟的陈励耘。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并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狼狈不堪，答非所问。
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可毛主席却在这里闯进了“虎穴”！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会议”上确定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着“警卫”毛主席住所的工作。
这时，林彪一伙正在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南巡路线，窃取他在各地的谈话内容，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选择时机。
1971年9月5日深夜，一条电话线在传递着两个死党的通话。北京的于新野正在向广州的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探听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并随即密报叶群、林立果。顾同舟还把毛主席的谈话整理成一份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联合舰队”。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那是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正在听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密报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当天他一返回北京，就把刘丰密报的内容告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机，又将这一情报立即传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黄永胜和顾同舟的密报后，心慌意乱，深夜策划，下决心乘毛主席还在各地巡视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这是1971年9月6日，毛主席正在杭州。
接着来的6天是惊心动魄的6天，一天比一天紧张。
9月7日，林彪指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机与黄永胜通话，随后，黄又同李作鹏通了话。
9月8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与此同时，叶群也密封了一个亲启件给黄永胜。
当晚9时，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给黄永胜。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他们的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一伙死党，策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林立果在向这些同伙传达林彪手令的时候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Ｂ—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Ｂ—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接着，林立果向江腾蛟命令道：“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周宇驰插言道：“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
江腾蛟当场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指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周宇驰随声附和着。
“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林立果问江腾蛟。
“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江腾蛟回答。
周宇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9月8日这一天，黄永胜、吴法宪多次同叶群通过电话密切联系。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来到空军学院，向“联合舰队”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说：
“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接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传阅，并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这天下午，林立果等一伙法西斯分子在西郊机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江腾蛟在会上提出，如果毛主席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周宇驰问江腾蛟。
“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江腾蛟回答着。
接着，他又献策：“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
“现在来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周宇驰说。
江腾蛟提出：“如果Ｂ—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9月9日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高级接触”。半夜，当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通话时，还发生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同叶群通话的事，大大为难了电话总机的值班同志。黄永胜拿起电话同叶群一谈就是90分钟，吴法宪等得不耐烦，几次催促。吴法宪同叶群通完电话后，即向死党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下命令：“叶主任（指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9月10日，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叛国外逃作准备。
同一天，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伺机送给黄永胜。那封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所谓“有事时”者，亦即他们搞武装政变发难之时，或危急之际也。
9月10日这天，叶群、黄永胜之间继续通过保密电话密谈，共达5次之多，其中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135分钟。
从9月6日到10日，这短短的5天里，林彪、叶群指挥林立果一伙在“联合舰队”的魔窟里，就是这样密谋策划着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
这5天里，毛主席仍在杭州的住所。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且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这一切是那么突如其来，使得陈励耘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摊牌”的时刻快要到了。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主席总得在上海停几天。但是，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9月10日晚，毛主席到上海后，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要身边的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有人就领着他乘汽车直驶毛主席的专列。
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主席的王维国，这时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中午，毛主席叫许世友同志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
9月11日下午，毛主席的专车在江南原野上奔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林立果一伙正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林立果说：“首长”的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指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接着搞北京。他问关光烈（驻河南某部政委），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嘴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以命令的口气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
“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关光烈回答。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江腾蛟还提出，这个“任务”交给空军××师，由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去执行。
当晚8时，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鲁珉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Ｂ—52搞掉。江政委（指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林立果杀气腾腾地说着。
江腾蛟在一旁打气说：“我是歼七，老鲁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话音未落，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主席“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这时已是9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的专车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硕放铁桥。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问。
“不停。”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快到丰台了，毛主席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已是9月12日的黄昏。
（四）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象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醒过来。连续六个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顿时化为泡影。这帮家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嚎啕大哭：“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花石96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不吭一声；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传入窗外服务人员的耳际。
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大势已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林彪、叶群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
9月12日上午，林立果在北京同北戴河通了电话，接受了林彪安排的南逃新任务。下午，他就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召集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具体策划南逃方案。此时，林立果急于要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同林彪、叶群会面。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对同伙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室内空气顿时就象凝固起来了。
周宇驰压低嗓门向同伙们传达了林彪的南逃计划。“情况紧张，（毛主席）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明天到广州谈话……。”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会议结束后，这伙亡命之徒立即按照这一方案分头行动：
王飞回到空军大院的一间密室，同党羽具体拟定跟随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南逃的人员名单，并确定组成几个小组保护黄、吴、李、邱安全登机南逃。密谋还在进行，他们就从仓库取来30支五九式手枪和2，000发子弹，还有两支冲锋枪、200发冲锋枪子弹。
周宇驰同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八架飞机，并在下午派256号三叉戟专机送林立果回山海关机场，把这架飞机留在那里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晚上，周宇驰又召集死党们开会，宣布：“明天（9月13日）上午8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黄、吴、李、邱明天早上7点到8点起飞，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一小撮准备跟随林彪南逃的死党，手忙脚乱地捆装着他们窃取的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文件以及胶卷、录音带和外币。
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登上林彪的专机。当晚8时许，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等不及北戴河派车来接，便自己开着机场的一辆吉普车，直奔北戴河林彪住地。
莲花石96号别墅，表面上似乎一切依旧，大厅里还在放映电影。但是在紧闭的房间里，气氛却很紧张：那是林彪和叶群在低声密谈些什么，后来又加进了林立果；那是叶群在收拾文件，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一旁，两眼通红。
晚上10时许，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悉，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时间在明天（13日）早上6点，目的地是广州……，可能要叛国，黄、吴、李、邱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上从北京同时起飞。
警卫部队立即报告北京。
这时，首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上10时30分，总理的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说：中央警卫局来电话，说有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总理拿着电话机，听对方报告着。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随后，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接着又告诉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接了电话之后，即按照胡萍编造的一个假情况，向总理报告，说什么那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进行夜航试飞，到山海关机场后，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不能回来。
总理立刻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一面采取说谎的办法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立刻给北戴河去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打主意，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打电话，统一关于飞机“出故障”的口径。
林彪、叶群得知总理在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顿时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在晚上11点22分故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总理问。
“空中动。”叶群答。
“你那里是否有飞机？”
“没有。”
事实上，林彪的256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为什么叶群还要撒谎说没有飞机？这就一下子露出了马脚。
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总理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总理的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这天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情况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总理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
（五）
南逃阴谋已经败露。林彪、叶群、林立果更加显得六神无主。他们现在什么都输光了，预感到末日将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健员、公务员都打发去看电影，关上客厅的门，进行最后一次密谋。
9月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投敌叛国。
匆忙中，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周宇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车子一直开到三叉戟飞机前，未等停稳，林彪一伙就仓惶跳下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他们不等架上客机梯子，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顶着了叶群的高跟鞋。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在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和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片漆黑中于9月13日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13日零点20分，当林彪的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不下令采取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林彪坐飞机跑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向北京报告。那是13日零点32分。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报告总理。
周总理发出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密切跟踪着林彪的飞机。随时向总理报告飞机的方位和飞行角度。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总理问。
“能听到。”调度人员回答。
“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总理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他不回答。”调度人员报告总理。
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
“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调度人员报告。这是9月13日凌晨1时50分。
林彪叛国投敌了！周总理把电话机一摔，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住所报告。毛主席气愤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3时15分，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向总理报告：“雷达搜索，发现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这一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出逃命令，就通知江腾蛟、王飞、鲁珉等一伙赶紧撕毁南逃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他自己伙同于新野、李伟信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窜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5”直升飞机，携带林彪一伙盗窃的大量机密文件和美钞向北飞去。周宇驰用枪口对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他直飞乌兰巴托。陈修文发现他们要叛国出逃时，沉着机智地骗过了敌人，把飞机又飞回到北京郊区的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同志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周宇驰感到末日来临，开枪杀害了陈修文。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当地军民，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爬出机舱，不辨东西地狼狈奔逃。解放军驻京部队和民兵、社员，把他们逼进了一块庄稼地里。周宇驰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对两个魂不附体的同伙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后来三人商定由周宇驰喊口号，一起开枪自杀。于是这3个反革命分子就地躺倒，只听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着：
“一、二、三！”砰，砰，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最后被当地军民捕获。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似乎也显出倦意。可是，周总理却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劝总理暂时休息一下，总理严肃地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
十三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了电话，向大家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一切都已安排停当。周总理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这时已是9月14日的中午。总理躺了下来，好久才入睡。下午2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我是外交部。我们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刻送给总理。”当外交部把电报送来时，秘书踌躇了：“好不容易让总理休息下来，怎能忍心把他叫醒。不叫醒吧，又可能耽误大事。”他在总理卧室前徘徊着，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总理床边，叫醒了总理。总理听说是我驻蒙古使馆发来了电报，连忙起来，叫秘书赶快念给他听。当总理听到林彪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13日凌晨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总理接过电报，就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赶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现场观察，只见飞机摔得粉碎，遍地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飞机残骸的四周，一大片野草被烧焦。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的尸体，被抛在离飞机残骸十多米处，横七竖八地倒在茫茫荒野上。叶群的一只高跟鞋，以及林彪一伙携带的六支五九式手枪、一支冲锋枪，也都在飞机残骸附近。
林彪、叶群摔死后，黄、吴、李、邱惶惶然如坐针毡，翻箱倒柜，销毁了他们同林彪、叶群等的来往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罪证。黄永胜因烧材料数量很大，竟把一个大陶瓷缸烧裂了。他们既不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中央鉴于他们毫无悔改之意，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要他们交代问题。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他们的罪行长时期没有得到清算。今天，他们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赵 琦 徐心华
周慈朴 杨金洲（附图片）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