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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议而决 决而行 行必果
西乡县政府为人民办好事
本报讯 新闻研究生薛长明、秦霜序报道：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政府从今年5月成立以来，继承和发扬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疾苦的光荣传统，努力为人民办好事，取得了显著成绩。
距县城100多里的钟家沟一带，常有坏人拦路抢劫，行凶作恶。县人代会闭幕不久，新任县长黄宏中、副县长张云，就带领政法干部前往出事地区，分头明察暗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4名首犯被逮捕法办。
巴山深处有几个公社是老革命根据地。为了改善老区人民生活，在这里修建一条公路，全长86公里。动工近4年，才完成一半。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执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劳动力统一抽派，受益和不受益的社、队都一样。县政府改变了这一做法，根据工程的难易划段，定质量、定时间、定报酬，由社员自愿组织包工。3个月完成的工程量，相当于过去的半年，每公里平均还减少费用一万元左右。
大河区山大林深，盛产大黄、党参、生漆等，耕牛也很多，宜林牧不宜农。但长期以来强调“以粮为纲”，硬性规定每年要给国家贡献18万斤商品粮，社员不得不毁林开荒。粮食没上去，多种经营和畜牧业却每况愈下。1975年至1979年，全区人均生产粮食才550斤，扣除种子、饲料粮，社员连吃都不够，还得如数上缴商品粮。结果，国家每年给这里调拨的粮食比征购的还要多。9月中旬，副县长张日光等深入山区，详细调查了上述情况。10月初的县长办公会议，便讨论了这一问题，果断决定：从今年起，全部免除大河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公粮实行交贷金，同时开展议购议销，互调余缺，让社员放手发展多种经营和林牧业。干部、群众说：这样一定，大河人要翻身了！
牧马河、泾洋河流经西乡200多里，汉江也从县境3个公社穿过。这3条江、河把全县东西南北分开，管好船桥渡口，关系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县政府拨专款15，000元，加固钢丝桥、修建乡村小道渡口。由于问题解决及时，今年虽两次暴雨成灾，渡口没有发生事故。
西乡县人民政府短期内为群众办了这么多好事，原因在哪儿？一是班子比较年轻精干，有朝气。6名正副县长，平均年龄46岁。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江成基，今年38岁，毕业于农业专科学校。这些同志对建设好西乡的信心很大。二是有职有权。过去，强调一元化领导，把人“化”得死死的，很多事都统在县委常委手里，又往往是第一书记说了算。现在，党政分开，大政方针由县委研究决定，其他归政府负责。正副县长分工明确，日常事务，由分工县长独立负责，拿不定主意的，提出初步方案后，交县长办公会议讨论解决。县长办公会议一月一次，没有特殊情况不多开，做到：议而决，决而行，行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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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记优秀的公安侦察员于乃国、王兰生夫妇
北京市公安局有一对令人敬佩的夫妇，丈夫叫于乃国，妻子叫王兰生，两人都是侦察员。在他们家里，有一个用五彩塑料线编成的精致的篮子，这是一位曾被打成“反革命”的女青年送的。这个篮子蕴藏着一个曲折的故事：它揭露了在刘传新控制下的北京市公安局对群众和公安人员的残酷迫害；它记录了秉公执法的公安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
1967年3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于乃国正在等着未婚妻王兰生，准备商量结婚的事情。忽然，局里来人通知他：马上回去。于乃国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便匆匆赶去，刚跨进办公室，就被拘留了。
拘留的原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月前，于乃国奉命追捕一个从安徽省淮南市潜逃来京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叫张东茹，是个青年女工。一天，她在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上练毛笔字，在一面上写了“打倒”两个字，写完把纸翻了过来。过一会儿，她在另一面写了“毛泽东”三个字。后来，一些人把两次写的字连成一句话。这样，张东茹就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遭到鞭抽棍打，游街批斗。她带着伤痛逃到北京，要向党中央诉说冤情。
于乃国了解了案情，和老同志们研究以后，郑重地向局军管会提出，此案不能成立，不应当抓人。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刘传新控制下，执行着谢富治下达的“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损害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哪里肯听一个小小侦察员的意见呢？
于乃国被迫执行命令，逮捕了张东茹。可是，回到宿舍，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他拿起一张传单，叠成四折，照原样写下了五个字，进行分析试验，准备整理一份证明张东茹无罪的报告。没想到，这个分析试验变成了“与反革命分子站在一个立场上”，“书写反动标语”的“罪证”，这个26岁的共青团员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投入监狱。
在监狱中，于乃国看到了许多类似张东茹那样的“反革命”。几个学生在聊天，老师说：“你们有时间好好看看书吧，瞎聊些什么？”一句话，犯下了反对讲毛主席的故事的大罪，锒铛入狱。一位印刷工人，把万岁的岁写错了，无辜罹难……这不是视法律为儿戏，以人命为草芥吗？于乃国忘记了自己的冤屈，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的处境，他愤笔疾书，给公安局的掌权者写信：“在抓人前一定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要以拘代侦”，“我认为冤枉一个好人，同少抓一个坏人一样，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在二十多次审讯中，于乃国依法据理，慷慨陈词，坚持他“没有错，是为法制负责”。他说：“我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抓错人，给党和公安机关的威信带来损害。”那些审讯人员见威逼不行，就用利诱。他们说：“只要你认罪，可以考虑给你复职。”于乃国回答：“我宁愿做屈死鬼，也绝不出卖良心告饶求生。”
1969年2月，于乃国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开除团籍，遣返山东黄县大陈家公社尚家大队监督劳动。
在于乃国被拘捕的第二天，公安局就把他的未婚妻王兰生找去谈话，要她考虑几天，揭发于乃国的问题。当时她就作了回答：“我是了解他的，他既没有过反党的言行，也不可能有反党的动机和因素。”王兰生给监禁在牢里的于乃国送去衣服，送去深沉的思念和正义的支持。
于乃国被遣返老家时，王兰生又几次得到警告：“你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要和于乃国划清界限。”王兰生总是简单地回答：“我会正确对待的。”王兰生为了摆脱刘传新那伙人的控制，先申请下放到自己老家——通县，在生产大队开出了结婚证明，随即奔向山东黄县。
在寒伧的农舍里，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一条新被子。村里大多数的乡亲们都参加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婚礼。为此，王兰生被开除了公职。
以后，他们一起写信上诉，但是一次一次被驳回。他们一道到北京上访，于乃国又被戴上手铐押解回去。后来，于乃国被关进了公社办的学习班。学习班要求每个人写一份“重新作人的保证书”。于乃国不写，他说：“我不存在重新做人的问题”。学习班一天只给于乃国三个窝窝头，逼迫他就范。王兰生知道了，做了于乃国爱吃的鸡蛋和烙饼送去。那时，王兰生正患着十二指肠溃疡，却强咽着玉米窝窝头。
在那天宇黯淡的日子里，王兰生曾经怀孕，但是，她咬咬牙，做了人工流产。他们已下定了决心，要为真理而斗争到底。
正是千千万万个不屈服于“四人帮”淫威的于乃国、王兰生的呼喊和反抗，汇成了埋葬“四人帮”的巨浪。“四人帮”倒台后，于乃国得到了彻底的平反，1978年8月，他们双双返回了北京市公安局。
去年，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到淮南去，把于乃国、王兰生这十年的遭遇告诉了张东茹。张东茹边听边哭。这些年里，张东茹先被关押，后来又接受所谓的“群众专政”，吃尽了苦头。她恨透了那帮利用公安大权残害百姓的人，她哪里想到，还有许许多多象于乃国、王兰生那样的公安人员，为了保护群众，不惜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她给于乃国夫妇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并用五彩的塑料线编了个小篮子，盛满了感激之情，托人送给于乃国夫妇。
于乃国、王兰生接到信和小篮子，激动不已。10年了，整整10年了，于乃国对张东茹的面貌都记不清了，王兰生从来没有见过张东茹。10年里，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难道仅仅是为了她吗？不！他们为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他们在履行公安战士神圣的使命。
最后，还要告诉读者，于乃国和王兰生复职以后，盼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新闻研究生 晓 霞
北京市公安局 张 明 张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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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接受报纸批评
取消党校“读书小楼”基建计划
本报讯 记者王炜中报道：11月5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联席办公会上，决定取消省委党校“读书小楼”的基建计划，为国家节省约40万元投资。
《这栋“读书小楼”不该建》的来信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中共福建省委很重视，于4日委托省计委召集省委组织部、省计委、省财政厅和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开会讨论。会上，大家对财政厅同志提出的意见表示欢迎，并认为，在目前本省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读书小楼”的项目不上为好。在进行其它项目扩建时，也要注意充分利用原有楼房，不要随便拆掉。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联席办公会根据上述讨论意见，决定“读书小楼”的基建计划予以取消。省计委已撤回原批复的《关于省委党校扩建工程计划任务书》，于11月6日重新下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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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驻外使馆也有“客饭”问题编辑同志：
“客饭”风在我驻国外使馆中也大量存在。
我曾在我国驻英国使馆工作多年，目睹了有些大使和参赞无视外交部的有关规定，慷国家之慨，大摆酒席招待出访英国的领导干部或顶头上司、朋友、同事的情况。他们花外汇如流水，还美其名曰“照顾领导身体”、“不请客显得太冷淡”。有一次，一位领导干部去英国访问，除设宴请客外，临走时还带上了一大包巧克力、一个电取暖器等。他们巧立名目把这笔开支向公家报销。使馆同志们对此种现象深恶痛绝，说：
“如让大使或参赞自己掏钱请客，恐怕就得考虑考虑”。
我们国家穷，外汇缺乏。但我驻外使馆对外和对内宴请花外汇如流水，甚至比一些富国的驻外使馆都要大方得多，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从制度上是否可考虑改革一下。能否效仿外国驻外使馆实行费用包干的办法。如宴请费用超出规定应由大使自己负责。
北京外贸学院 石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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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退居二线之后
——记长春市视察室的老同志
近几年来，我们党内有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先后退到了第二线。这些老干部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里介绍的，是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室的十几位老同志。
现在，长春市视察室有市委正式任命的视察员19人。其中，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7人，1942年以前参加革命的12人。
这些老同志，多年来都是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人，担任过局长、部长、主任、主席的职务，有职有权。然而，现在他们离开了这些带“长”字的岗位，并且出于自觉自愿。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支配着这些老革命的呢？
我们向视察室副主任王石煤同志提过这个问题。这位1937年入党的女同志，今年66岁，满头银丝，精神矍铄。1977年，她重新担任长春市粮食局长，1978年末她主动退到第二线当了粮食局顾问，今年1月又主动到市视察室。她爽朗地对记者说：“凭心而论，按照我现在的状态，还能在领导岗位干个几年，但同那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比起来，我的精力毕竟不如他们了。”她又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职务是没有终身的，而革命是终身的。我过去搞地下工作，没挂过什么‘长’字，不是照样革命吗？现在，我们退居二线，让出来的只是领导职务，并没有退出革命的岗位。”
视察员张国珍，今年74岁，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特务，监禁4年之久，遭受了非人折磨，弄得一身是病。象他这种状况，完全可以不干工作，可他主动要求来到了视察室。有人问他为了什么？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同志回答说：“林彪、‘四人帮’耽误了我那么多时间，对我来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紧这剩下不多的时间，为党和人民多干点工作。”
经过十年动乱，长春的绿化和环境保护工作遭受严重破坏。视察室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环境保护工作。这些老同志不辞劳苦，配合环保部门，视察了全市二百多个单位，亲自了解污染情况，协助解决污染问题。
一次，老红军窦相成等同志在双阳县视察，群众反映双阳水泥厂粉尘很大。老窦等同志到厂子一看，情况属实。问工厂领导为什么不抓紧解决，工厂领导说缺少资金。他们急忙返回长春，派人到市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帮助双阳水泥厂申请20万元，购买了除尘设备。现在这个厂每年回收六百多吨水泥，大大减轻了粉尘的危害。工人同志说：“我们多年的困难，视察室的老同志这样快就帮我们解决了！”
我们最近到视察室访问的时候，视察室的老同志正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调查报告——《关于长春市粪肥无害化处理》。原来，由于10年浩劫的深重影响，长春市的厕所失修，许多公厕上不避雨，下不遮体，厕所又少，群众纷纷反映“上厕所难”。今年8月，老同志们分成了几组，顶着烈日，跑遍全市4个区、8个街道办事处、22个居委会，视察了大小30多个公厕，深感问题严重。据了解，市里在修建厕所上每年投资并不少，解放以来仅此一项共投资达600万元，为什么群众还反映“上厕所难”？老同志们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主要是因为长春市的公厕多年来只建不管，农民冬季进城刨粪，镐刨锹铲，厕所损坏严重。老同志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参照其他城市粪肥管理经验，拟出了十条城市环境卫生长远设施方案。长春市人民政府已批准了这个方案，责成市建委拟定实施规划，限期完成。
今年3月，视察室有一个老同志病逝。在追悼会上，市里各单位以及这个老同志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达180个，用毛料子制做的挽联挽幛几十个。一次追悼会，加上电报费、追悼会场租费，一共花了七千五百多元。事后，视察室的老同志在一起议论，觉得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们党历来倡导的勤俭办一切事情的精神，也不符合逝者本人的意愿。为了给四化建设节约和筹集更多的资金，这种状况不改革行吗？于是，他们决定由边清等同志对全市殡仪情况进行调查。他们用了半个月时间，经过调查，了解到：一个长春市，每年仅为死者开追悼会购买花圈一项，就要花去三十多万元，而追悼会一开过，大部分就毁掉了。他们草拟了一个《殡仪改革报告》，上报市委，提倡追悼仪式从简，勤俭节约，受到了市委的重视。
本报记者 梁 星 宋世琦
第3版()
专栏：
威海市待业青年全部就业
本报讯 山东省威海市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城市待业人员。现在全市符合招工条件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待业人员，已全部安排就业。
在发展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同时，威海市还积极发展了一批集体、街道和个体办的理发、照相、饮食、副食品、百货、修理、委托等十个行业、一百一十四个服务点，从业人员达七百五十多人。
宁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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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青徐一申成为“植保小专家”
本报讯 在江西省新干县桃溪公社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徐一申，刻苦学习植保知识，认真开展实验活动，对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作出了贡献，前不久被江西省植保学会聘请为理事。一九七七年，徐一申被聘请为公社农业技术站的植保员。为了掌握植保知识，小徐自学了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学、水稻栽培学、遗传学和育种学等有关书籍；他还向上海农科院、上海松江植保植检站取经，丰富自己的知识。
三年来，他写了十五篇有一定水平的试验报告，编发了四十多期病虫害情况简报，出席了江西省植保学会、昆虫学会召开的学术交流会。
刘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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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左三）和其他四位大队干部，平均年龄27岁，都是中学生，有文化，思想活跃，能吃苦，懂得按经济规律办事，社员夸他们“既敢干，又会干”。
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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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不要给战士施加压力编辑同志：
今年4月全军政工会议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部队对入党、提干两项规定作了一些改革。这是控制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改革军队干部队伍结构，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这“两项改革”的作用，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和正在显示出来。
最近，我们下部队调查，发现战士家长、亲友在入党、提干问题上给战士施加压力的情况比较普遍。有的家长来信说：“不入党，不提干，不要回来见我”；有的战士的未婚妻来信说：“入不了党，咱俩的关系就拉倒”。个别地区甚至错误地认为有些战士退伍时未能入党就是在部队表现不好，等等。
家长和亲友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亲人成长进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适当地施加压力的错误作法，不但不能促进战士的进步，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有的战士为了入党，说假话，办假事，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因一时入不了党，思想消沉，情绪失常；个别的甚至走上邪路。
应当肯定，社会青年入伍以后，在各级党组织的教育下，在部队紧张、严肃环境的锻炼下，一般地说，进步是很大的，但够党员标准的总是少数，能提干的更是少数。一个革命青年，只要有了正确的思想，不论在部队入党，还是到地方争取入党；不论当干部，还是做其它工作，都能为四化做出贡献，都有光明的前途。我们殷切地希望社会舆论和战士家长、亲友，热情地支持部队的“两项改革”，用正确的方法鼓励战士甘当革命的义务兵。也希望报纸、电台、刊物注意宣传这方面的典型，造成当义务兵无上光荣的社会风气。
济南军区 沈才兴 张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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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鸿声教子正确对待入党问题
战士在部队一时入不了党，作为家长、亲友应该如何对待？请看一位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的答案吧。
这位老党员叫孙鸿声，是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的退休干部。他的小儿子孙勤华在某部二营机炮连，工作努力，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但当小孙知道自己一时入不了党时，觉得难以向父母交代，便给父亲写信谈了自己的心思。
老孙看信后，既为儿子迫切要求进步的心情而感到高兴，同时又觉得儿子在入党的目的和动机上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老孙想，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和孩子的家长，有责任帮助他从思想上入党，而不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光图孩子混个党员招牌。
于是，老孙给儿子回信写道：组织上入党是一时的事，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不应该把眼光只盯着党员称号，而应当把精力全部用在为党努力工作上。如不是这样，即使你组织上入了党，我也不高兴。老孙还在信中给儿子讲了自己的老战友在战争年代中怎样争取入党的故事，列举了华罗庚、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如何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接受党考验几十年，在古稀之年才实现夙愿的生动事迹。最后，老孙语重心长地写道：“你为党工作刚开始，就为一时入不了党背上思想包袱，本身就说明你离党员标准还有很远的差距，倘若我在你的连队，我就会首先不同意你入党。望你能树立信心、努力工作，经受得起党的长期考验。这就是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和衷心希望。”
孙勤华细读了父亲的来信，很快消除了顾虑，学习、工作更加努力。干部、战士夸赞他父亲说：真不愧是老党员、好先辈，假如能有更多的家长、亲友象老孙那样，正确对待战士的入党问题，那该多好呀！
郭立新 孙乃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