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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古建筑的管理维修体制亟待改革
我们想谈谈改革北京市古建筑管理维修体制的问题。
现在，北京市的古建筑，分别由北京市文物、园林、民政、教育、房管各局和市科委，以及文化部、卫生部、国务院宗教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文物局等十多个单位分别管理和使用。负责修缮的有市房管局房修二公司古建工程处、市园林局修建公司、故宫博物院修缮队。最近，崇文区街道又成立了一个承包古建筑修缮业务的生产合作社。
北京市的古建筑，在50年代曾重点维修过一次（那时有个古建修整所，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失修失养严重，自然倒塌和人为拆毁者甚多。古观象台，由于没人专管等原因而坍塌，尽管有关修复的座谈会开了几次，但由于没有一个专职设计部门能够拿出修缮加固方案，工程迟迟不能动工。
在维修方面，由于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将古老格窗装置拆掉，改换成新式玻璃窗；无端去掉屋脊上的吻兽脊饰，甚至把大屋顶改成平顶；将金砖方砖墁地改成水泥地或水磨石地；在不适当的地点添置附属建筑，对原有建筑布局任意拆改等等。有一些地方，几经拆改，已经看不出古建筑的原来面貌。
十几年来，北京市古建筑的修缮往往不是首先从保护文物的目的出发，而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一旦决定修缮，就一味拚命赶工期，不按客观规律和科学方法施工。比如，冬季、雨季不宜作瓦面工程，木构件含水率高，不宜作油漆彩画。可是，由于“政治工程”工期紧，只能“打破常规”，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情况，都必须确保完工。天坛祈年殿两侧配殿及祈年门、皇乾殿，正好赶在隆冬季节抢做瓦面工程，不得不将灰泥窑瓦改做水泥沙浆窑瓦。中山公园恢复工程、天安门的翻修，都有类似情况。这既提高了造价，又降低了质量。
由于管修不统一，还拖垮了古建专业技术队伍。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古建工程处，是一支历史最长、力量最雄厚的古建专业修缮队伍。近十年来，这支队伍走了下坡路，声誉越来越不好。现在，这支古建专业技术队伍已濒于人缺、艺绝、活源断的窘境。
要想有效地保护好古建筑，必须紧紧抓住管理维修这个关键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建议立即对北京市古建筑的管理维修体制进行改革：（一）迅速改变目前北京市古建筑被多家占用、多头管理的混乱状况。第一步，首先解决统一管理问题。对于古建筑的添、改、维修，必须由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安排专业施工力量进行施工，使用单位无权自找力量对古建筑进行任意拆改修缮。（二）立即着手建立权威的、强有力的管修合一机构，负责北京市所有古建筑的管理、维修工作。
希望有关部门和领导快下决心，抓好这个专门机构的组建工作，将首都古建筑的管理维修工作切实搞好。
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古建
工程处古建技术研究小组
程万里 马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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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查附记
怎样把首都古建筑比较快、比较好地维修管理好？不少读者给本报写信献计献策。程万里、马炳坚的信即其中之一。来信认为，必须改革首都古建筑的现行管修体制。
我们调查了一些古建筑的管、修、用情况，证实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时听取了有关部门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市文物局认为，必须成立一个以市委书记或副市长为核心的，由各有关方面参加的文物管理委员会，通盘规划全市古建筑管修方面的重大问题。市计委建议成立首都文物保护委员会，统一规划、投资、施工、供料、验收。市房管局保证，局所属古建处可由市里统一调配。市园林局修建公司反映，古建筑修缮在园林局挂不上号，公司包不了全市园林古建筑的修缮任务，还是统一施工好。古建处负责人说，他们完全同意读者来信的意见。
现在的情况是，管、修、用各归一方。这种状况使古建保护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一些古建筑仍受到损坏。那么，改革体制、实现管修统一后，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
可以改变管理混乱的状况。本来，文物古建应由文物部门管理。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在十年浩劫期间，古建筑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不是由文物主管部门决定，而是谁有办法谁占用。谁占了谁就是“户主”。不少占用部门往往自行决定对所占古建筑的拆、改、添，而不让市文物局知道。所以，事实上，文物局无法行使管理权。
市文物局认为许多古建筑都可以整修开放。为此，占用单位必须搬迁。北京市已公布的重点保护的77项古建筑中，中央机关、部队占用16项，其它机关、工厂、学校等占用22项。搬迁问题涉及到这么多单位，且多数单位要求拨地、拨款、拨料，又要价很高，这是市文物局解决不了的。如果有一个全市性的权威的统一机构对搬迁作出统一安排，问题是会逐步解决的。
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全市现有37项古建保护很差，其中16项随时有倒塌危险，亟待抢修。待修项目多，任务重，而国家不可能拿出很多修缮经费。因此改变目前经费各自安排、分散使用的状况，可以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现在，经费是分别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市民委、市园林、民政、文物局等很多部门各自安排。为此，形成谁有钱谁先修，谁钱多谁多修，无法对修缮项目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作出统一安排的局面。
另外，全市人数最多的古建处所承包的工程，要收取近40％的管理费。就是说，每100元中用于古建本身的只有60元。一些部门不愿把工程包给他们。最近，市文物局将较小规模的德胜门修缮工程包给了崇文门修建队。由于省去了大笔管理费，估计可节省15万元。但大点的工程还不得不由古建处承包。
可以解决技术培训问题。北京现有2，900人搞古建修缮（不包括故宫修缮队）。对木、瓦、石、油漆彩画四大工种懂行的只有48人。其中20人已经退休，在编的28人也都要退休了。不要很长时间，许多专门技术将要失传。而管修部门为完成各项指标任务，都不愿也无力抽调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赶快来抓技术队伍的培训就好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看来，改革体制，统一管修的建议，值得研究。但目前市里还没有人来抓这件事。有关部门希望在报纸上呼吁一下。
本报记者 方良根 何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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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人才单位所有制”害死人
前些时候，我和我爱人激动地读完了《盼》和《人到中年》两篇小说。我爱人流着眼泪说：“我们一家比《人到中年》中陆大夫一家还要惨，因为我们一家还有分居两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一家的下场估计也不会比《盼》中主人公的结局好多少，因为我们还留下一个傻女儿！”
1964年，我们一家从北京大学调到了河北大学。我们努力工作，一面教学，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但每当科研工作中有一点点成绩时，我们犯的“罪”就更大了。没有半年，我爱人因所谓“搞黑科研”的罪名，受到了河北大学化学系党总支的严厉批判，并被赶出了学校大门。
在“文革”中，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罪名是“里通外国”（大概因为我在外国当过研究生，在外国杂志上发表过科学论文），强迫劳动改造。我爱人虽然已调离河北大学，但他们仍然不放过，派人送材料，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长期的劳改生活，使我爱人得了心脏病。我们的1966年出生的小女儿，由于发高烧无人照顾，得了大脑发育不全之症，至今仍靠每天服药维持。由于我们一家长期两地工作，致使我们未成年的大女儿不得不长期负担过重的家务劳动，积劳成疾，今年上半年患了重病，差一点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至今仍不时发烧。
现在，虽然我们已不是“反革命分子”了，但是两地分居的生活，继续给我们一家带来巨大困难和痛苦。
我们的老师们、同事们非常关怀我们的悲痛遭遇和家庭长期分居的困难处境，纷纷伸出友谊之手。有的大学还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我们发来了商调函，但仍无济于事，理由当然是“人才难得”啦！“工作需要”啦！但我在河北大学一直教着与我的专业和科研工作毫不相干的课程，譬如，英语、微积分、微分方程、电路、黑白与彩色电视……。
我爱人所在学校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的两地分居问题，特别是在上学期我们的大女儿病危时，特地给河北大学发了一封公函，客观地介绍了因两地分居给我们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希望河北大学能让我们一家调到第三者的大学去工作，但仍无任何进展！
在这次人代会上提出了“人才单位所有制”害死人，真是太正确了。我要向社会大声疾呼：救救我的一家吧！
河北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副教授 梁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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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姜明道——不怕得罪人的老人
在烟台市的车站码头和一些商店饭馆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位目光炯炯的老人，不停地到处巡逻着。他就是烟台市治安积极分子姜明道。这位70岁的老人担任义务治安员12年来，破获大小案件三百余起，只身捉获违法犯罪分子六百余人，先后11次被评为烟台市治安积极分子。人们赞扬他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
西大街百货商店地处“三站”（汽车站、火车站、港运站）中心，人多而复杂。姜明道在商店执勤中便特别提高警惕。有一次，一个售货员告诉他，货架上一只柳条箱子不见了。姜明道问明丢失时间、箱子式样后，立即想起不多工夫有人提着一只柳条箱子从商店出去了，因走得慌张，还撞了他一下。他认定那人是去港运站的，马上赶了去，很快捉住了那个盗窃分子。
姜明道常说：“发现不了违法犯罪分子是本事不到家，发现了被跑掉是责任心不强。”因此，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只要被他发现，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去年有一次，一个行窃分子在一家商店里掏腰包时，忽然发现姜明道在那里，撒腿就跑，姜明道边追边喊，最后在群众的协助下，终于把那人捉住。为了捉获一名罪犯，他经常跟着火车、汽车追出几百里路。
姜明道是商店治安员，但他除在自己商店巡逻外，还经常到附近街道和周围商店、饭馆巡逻。不论在哪里发现可疑的人和事，就抓住不放，追个不休。一天中午，姜明道在回家的路上，发现街拐角处围着一堆人。他停下来挤上去一看，是一个人在卖尼龙袜，面前摆着两大箱子，价钱比商店便宜许多。姜明道心中生疑，立即报告了派出所。原来这人是个流窜盗窃犯，袜子是从火车上扒下来的。
姜明道在烟台市出了名，人民群众赞扬他，违法犯罪分子则怕他、恨他，经常对他进行威胁和报复。有一天晚上，姜明道回家一看，窗子被人砸开了，儿子、媳妇和女儿的衣服、袜子，被人用剪子剪成了条条块块，家里人劝姜明道撒手，可姜明道不但没有撒手，反而干得更坚决了。
山东烟台市委宣传部 于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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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丰江水电厂关怀警卫战士
新丰江水电厂是广东比较大型的水电厂，位于河源县的一个偏僻的深山沟里。广州部队某部三连三排的指战员长年担负着保卫这个电厂和大坝的任务，营房就修建在海拔三百多米高的山腰里。平时，深山沟里文化活动比较少，三排的指战员们都盼望能有一部电视机，晚上好收看反映祖国四化建设成就的电视，以丰富文化生活。今年6月，电厂厂长于诚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从生产节余的经费中，拿出600元购买一部电视机。电视机送到三排后，由于设在厂部的电视差转台（转播台）位置太低和大电网磁场干扰的原因，接收效果不佳。他又同厂领导研究，决定把电视差转台从厂部移到三排的后山上。从此，三排和电厂职工们的电视机里的图象和声音都清晰了。指战员们高兴地说：电厂的同志关心、体贴子弟兵，我们更应该加倍做好工作，保护好电厂，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地方的关怀。
广东惠阳军分区宣传科
黄福航 鲁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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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里寄鞋到戈壁
苏州市朝阳路百货商店的张丽英同志，4次为边防干部战士邮购凉鞋，温暖了边防战士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我部驻扎在大西北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每逢夏季，气候十分炎热。今年年初，我和杨景文同志出差经过苏州，发现朝阳商店有一种橡胶凉鞋，美观大方，适合在戈壁滩穿用，便想各买一双。这时，售货员张丽英主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详细给介绍了这种凉鞋的产地、质量和进货情况。可惜没有大号的，令人失望。张丽英同志叫我们过两三天再来。我们向她说明因公事第二天要离开苏州，她便主动提出帮助邮购。当我们表示感谢时，她说：“没啥，应该的。”回队不几天，我们就收到了两双合脚的橡胶凉鞋。以后，张丽英同志还先后3次为4位干部战士寄来过6双。
兰州部队某部
苗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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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个小学生组成的“学雷锋小组”
让陈奶奶欢度晚年
去年春节，河南商城县城关镇第三完小三（3）班学生左红，来到城关西街的姥姥家拜年。她发现近邻有一位老奶奶体弱、耳聋、眼花，行动很不便，一打听，才知老人叫陈秀英，已经89岁了，没儿没女，生活十分艰难。于是，开学以后，左红就和班里的黄龙华、喻国丽、洪映霞、杨传菊、蒋与琴、杨小红、杨林和熊书林8位女同学商量，组成了3个“学雷锋小组”，轮流为陈奶奶做好事。
每天上学前、放学后，她们都到陈秀英奶奶家里扫地、抬水，擦洗锅台、桌椅，把各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9个小同学对待陈奶奶，都象对待自己的亲奶奶一样，亲亲热热，十分尊敬。9岁的杨小红见陈奶奶眼泪鼻涕多，就把自己的小手绢拿出来给她用。老人的衣服开了线或破了洞，黄龙华同学便帮她一针一线地缝好。有的还把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省下来，为陈奶奶买点儿新鲜蔬菜什么的。
她们人小心眼灵，想得细，干得勤，从来不嫌脏、不怕累。炎夏，她们给陈奶奶搧扇子，熏蚊子；寒冬，她们为老人备柴禾，生炭火，烤衣服，晒被褥。
今年7月中旬，暴雨使街巷积起深深的水。为防雨水进屋，她们就赤脚走进陈奶奶家，在门槛处垒上砖，糊上泥巴。从去年3月以来，六百多个阴晴风雨的日子，她们都是这样热心地为老人服务。
河南商城县广播站 曾庆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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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听取工厂意见 切实改进工作
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四版刊登了《这种官商作风应受到制裁》的批评信后，武汉市一商局、武汉市文化用品公司十分重视，会同我店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吴思思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工商关系、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有较大帮助。
为了正确对待群众批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全面工作，我们两次主动上门，听取汉阳造纸厂印刷服务厂的意见，并在商店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充分发动群众揭露工作上存在的矛盾和漏洞。通过这些活动，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应从以下三方面吸取教训：
一、过去对市场预测不够，在制定计划时缺乏足够的依据，往往凭经验和市场供求的表面现象去判断动态，因此商品畅销时大量签合同，商品滞销时又大量注销和修改合同，从而给工厂的生产安排带来了困难。
二、我们工作中确有官商作风存在。由于我们存在着“独家经营”、“以我为主”的思想，缺乏对生产负责的精神，遇到市场变化时，不是主动到工业部门介绍情况，而是以电话通知就算“决定”；不是相互支持、相互商量，而是只从本身考虑，不为工业着想，给工业增加了不应有的困难。
三、对合同执行不严肃。我们与汉阳造纸厂印刷服务厂所签合同，虽然附注有“如有变动，应在一月前通知工厂变动产品”的条文，但在6月下旬，经双方协商修改了合同，变动了产品，既没有在修改合同上签字盖章，又没有做协商纪要，只是口头说了算。加之7月份我们处于仓库资金困难时，又没有向工厂说明，而采取拖拉作风，对应收的产品，没有及时收购，造成工厂认为我们“撕毁合同”的错觉，影响了工人的工作情绪。
为了挽回影响，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在充分听取工厂意见和要求、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与汉阳造纸厂印刷服务厂商妥：一、严格执行原协商修改的合同；二、因衔接变动期间生产的硬面抄、软面抄、英语本等7万本产品，由我们全部收购，以解决工厂的资金困难。
武汉市文化用品公司
文具纸张批发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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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翁良騄的工作已经调整
8月24日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出反映我县职工学校翁良騄用非所学的来信后，我们已同工业部门进行研究，并调整了翁良騄同志的工作。他已于9月18日调纺织机械厂工作。
浙江余姚县革委会人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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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酒钢的遍地钢铁已基本回收
你报6月12日刊登《酒钢遍地有钢铁》的来信后，酒泉钢铁公司的领导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改进措施，责成原料处负责回收。经过原料处4个月的努力，丢弃的钢铁已基本回收干净。
甘肃酒泉解放军某部政治处 符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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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京津穗轻工产品展销会的见闻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京津穗轻工产品展销会于9月12日开始，10月6日结束，历时25天。对这次展销会，群众意见不少。下面是我们所见所闻的几个侧面。
（一）
据了解，这次展销会的各种票证，是按系统、按比例分发，但在分发过程中，大部分被层层扣留送了人情，很难到普通群众手中。尤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的票证，群众就更难得到了。展销会中，少数人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想买多少就能买到多少；一些工作人员也利用工作之便，捞票证，拉关系。据我们所知，天津产的飞鸽牌28型（黑色）自行车，有票证的一般顾客也买不到，有关领导批了条子后才能买出。一位售货员说：“这批自行车就是专门为走后门准备的。”有的群众说：“这样的展销会，实际是为少数人和‘关系户’举办的，我们只能望而兴叹。”“一位群众”在意见本上写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二）
展销会开始前，报刊、电台、电视台、街头广告，大肆渲染，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为这次展销会服务的售货人员、保卫人员等约600人左右，这些人的差旅、吃住费用要多少？商品也要动用车辆长途运输。我们看到，从广州运到北京的一批自行车、缝纫机摔坏了不少；从广州运来的一批缩体小轮自行车，由于卖不出去，又运回原地，来回折腾。一些短缺高档物品，本来在当地就供不应求，却偏要弄到北京来展销。一些商品长期卡着不出售，却偏要集中到展销会上出售（如恒大牌香烟），引起激烈抢购。有的货源不足，好多货架空空如也；而不凭票证出售的东西，在市场上又大都能买到。许多群众乘兴而来，空手而回，后悔地说：“白跑了一趟，真坑人。”
（三）
这次展销会秩序之乱，风气之坏，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少见的。展销会每天发门票13，000张，实际进入的常常达18，000多人。9月中旬一个星期天，进去3万人左右，门口还有很多人进不去。一个上午，群众冲进3次，挤伤、踩伤3人，50名民警赶来维持秩序，也没有多大作用。象这样成群结队向里冲的情况，几乎每天都有。有的商品时有时无，更加剧了顾客中的紧张气氛，柜台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有的青年人站到柜台上面，年老体弱者常被吓得躲在一边唉声叹气；即使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被挤得汗透衣衫，气喘吁吁。拥挤的柜台前，时有被挤掉的鞋、衣扣等物品。我们亲眼看到，一位女同志两条辫子被死死夹在晃动的人群中，扯得她噢噢直叫。另一位女同志，买的两双皮鞋挤丢了一双半，钱包也挤丢了，又气又急，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一位男青年买了恒大烟挤出后，浑身湿透，坐在地上直喘粗气，招来许多人围观。展销会上，一片拥挤、抢购、鼓噪之声。混乱不堪的秩序，给坏人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个扒手，原地不动，竟连续3次作案。一个诈骗犯，冒充工作人员，骗取了一位外地顾客300元现金。还有的乘机倒卖票证，一张自行车票证竟卖40元钱。
希望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能否把展销会搞得更文明一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
董 诚 张克宗 亢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