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如此“苛捐杂税”，工厂无法应付
我们林业部西北人造板机器厂，1967年在陕西乾县建厂以来，碰到了不少难处。这种难处，主要指各种额外负担、“苛捐杂税”，甚至是“敲诈勒索”，它使工厂无法应付。例如：
一、不让子弟上学。1967年建厂以来，子女就在乾县城里上学。但从1978年开始，该县领导以教育经费减少为由，不让我们厂和地属以上驻该县的五、六个单位的子女上学。他们要求每个学生一年交320元，我们没有答应，结果就不让学生报名。最后没办法，我们给学校盖了临时房，还答应盖几个教室，才勉强答应让学生报名，但还要我们投资给他们盖大楼，弄得我们厂几天无法正常工作和生产。厂领导交涉不通，又不敢上告，怕影响关系遭报复，只好违反规定，答应条件。
二、“苛捐杂税”，或曰“敲诈勒索”。有些地方干部总把工厂看作一块肥肉，他们经常说：“××有钱”。他们向工厂要钱的办法很多。比方说，工厂门前本来有很好的马路，他们要修路，就得让你出钱，你如果不出，他们就断你的路，你只好为他弄钱，违反财经政策也得干。又譬如，工厂本来有很好的下水道，他们要搞城市建设，修下水道，要你出钱，不出，就堵你的下水道，让你无法排水，没有办法只好出钱。甚至一个生产队，工厂也惹不起。他要钱要物，你不给，他就紧贴你的围墙挖沟，让你墙倒屋塌；或在你的大路上、门口堆放粪土，因为工厂以外的地是县上的，工厂无法干涉，没有办法，只好出钱出物。如果你想找他们办点什么事，譬如征地，条件又非常苛刻。如此等等，弄得工厂毫无办法。
三、额外负担。工厂建在一个县，光和县委、县政府搞好关系不行，还要和很多有实权的单位，诸如计委、经委、民政局、粮食局、商业局、交通局、文教局、卫生局、城建局以至各个公司，甚至附近的生产队，都要搞好关系。对他们哪一家也得罪不起。如果他们有10次要东西，一次没给，就马上给你出一个难题。如变电所，他向你要一次车，没给，马上找借口停电。
目前，国家在县城地区办的工厂越来越多，因此，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希望引起上级重视，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刹住这种风气。
陕西西北人造板机器厂 刘世桐
第3版()
专栏：
杭州市儿童公园问题至今未解决
本报今年10月16日第8版刊登了杭州市草央同志的来信《儿童公园不是后花园》，反映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根据杭州市委某些领导人的意图，以保护领导同志的“休息和安全”为由，禁止群众早晚在儿童公园开展娱乐活动的情况。
据了解，这封来信在杭州市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杭州市的有关领导部门却对此置若罔闻，至今不解决问题。
现将本报记者对此事的调查报告刊登如下。 ——编者
杭州儿童公园地处“柳浪闻莺”的北端，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中共杭州市委的一位副书记和几个常委就住在这附近。公园在1977年筹建时，就遭到那位副书记的反对，理由是“影响领导同志的休息和安全。”公园管理处答应在住房与公园之间筑一堵围墙，才同意在这里建园。为此，公园花了一大笔钱。围墙筑成后，副书记的妻子却打电话通知公园，要求把建在围墙外边的基建工棚拆掉，理由还是会影响领导同志的安全，遭到了工人的坚决抵制。
1977年，管理处费了很大的劲集材集资，在园内修建一条360米长的小铁路供儿童玩赏，但到1978年上半年，小铁路快要修成时，这位副书记听说儿童小火车运行时有响声，便通过园管局下指示停建。结果，已经筹办好的材料（轮轨、自动控制装置、车厢车头等），只好进了仓库，现在有的已经损坏，共计约花费三万二千五百多元。公园为对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园内建一座由假雪山、大渡河、铁索桥组成的“万水千山”，有的领导得知假山要筑7．5米高，超过了围墙高度，儿童在山顶上能看到住宅院内的情形，又指示压到5米高。因此，原计划要建的大型电动转马、降落伞等装置，公园也都不敢再建了。
今年夏天，杭州市群众艺术馆和儿童公园联合举办的露天文艺晚会，一般都在九点半左右结束，而且秩序很好，并不影响这些领导同志的休息。园管局却以保证首长的休息和安全为理由，强令停办（本来要办到9月）。8月间，在儿童公园的支持下，杭州市体委、卫生局、总工会联合在公园偏僻处举办气功训练班，计划办两期，利用早晨开园之前的时间训练。教师是从上海请来的。但那位副书记怕这些人带来传染病，又通过园管局通知他们转移到其他公园训练。连公园内部的职工早晨到公园来打太极拳，锻炼身体，那位副书记遇上了，也要追问是什么人，有什么病。因此，公园的一些职工也不敢提早进园。而副书记每天早晨却到公园跑步，呼吸新鲜空气；晚间经常带着小孙子在公园散步、乘凉。
杭州市某些领导同志、特别是那位副书记如此霸道的作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联名写信给省委有关部门提意见，要求认真处理，但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本报记者
第3版()
专栏：来信
滥用职权党纪不容
今年5月，吉林舒兰县溪河林场副场长、共产党员范秀丰为建设自己舒适宽敞的家园，大兴土木，盖了3间正房、2间下屋和猪圈、鸡舍等全部砖瓦结构的建筑，总面积一百多平方米。
在建房前范秀丰从溪河饭店、公社食堂请来3名厨师，又派人去外地购买黄瓜、芹菜、蒜苔、韭菜、鱼、蛋等，还杀了自养的二百多斤重的肥猪一口。他还选择了5月19日为上梁吉日，在上梁时，梁上披红，鸣放鞭炮，十分“隆重”。又专门安排了2名林场工人为自己写礼单收礼物。来参加上礼的有溪河公社和社直机关的粮食所、供销社、卫生院、银行、中学、客运站、社办企业和林场等14个单位的职工干部，还有附近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社办企业及其亲友共二百多人。收到现款282元，礼物有：棉布、线绨被面33个、花、红布299尺、床单8个、线毯5个，还有褥面、褥单、暖瓶、白酒等合计八百多元。同时，又大摆酒席，每桌12个菜，从上午10点开始持续到晚6点多，共放了五十多桌。范秀丰建房造价是四千余元，而其中占用大队、生产队及有关单位的砖、瓦、木材、水泥、钢筋等物资就达二千余元。
范秀丰于1978年10月转业到溪河林场任副场长。在工作中，严重违犯财经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大量乱批、乱销木材。今年1月，范秀丰又于上县开会之时，擅自把场内四十多立方米木材批给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了经营管理制度，又违反了集体领导原则。范秀丰的错误严重，我们决定给范秀丰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并如数退回建房占用物资的全部资金，追回赊销的木材款。
中共吉林省舒兰县委纪委
第3版()
专栏：
能这样慷慨吗？
沈纯
慷慨，是一个好词。遇到别人有困难，毫不犹豫地热情相助，古往今来，这都是一种被人称赞的美德。
然而，也有另一种“慷慨”。具有这种气度的人，往往是管钱管物还有点权的人。王局长需要木材吗？批给他一百立米；李部长的小舅子还在乡下，“那就把我厂今年的招工指标给他”。还有工厂的新产品，商店的高档货，也是他们毫不吝惜地向外馈赠的礼物。看，这气魄多大，够得上“慷慨大方”吧。但这决不是盲目乱送，而是同“关系户”的友好往来，对人“慷慨”者，也得人之“慷慨”。在“关系户”的相互关照下，不需拔自身一根毫毛，就可以应有尽有。大约这就是“关系户”的“实惠”吧。
从这种“关系户”的“互助”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令人痛心的结果：国家财产从国库中流进了私人的腰包；一些党员和干部失掉了宝贵的革命品质。如此这般的“慷慨”，最好还是收敛一下吧！
第3版()
专栏：
天津市委《支部生活》揭露
天津银行系统某些领导人非法安排子女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子干、记者史博报道：天津市委《支部生活》杂志最近揭发了天津市银行系统某些领导干部利用扩编机会，徇私枉法，官官相顾，在调入业务干部时，滥用职权，互相安排子女，将行长、局长的子女、亲属三十余人，调入银行充当金融干部，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进行组织扩编，规定扩编人员必须熟悉精通财会业务和银行信贷、工业建筑等基本专业技术知识。但是，三个分行的领导干部却借机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将不符合国家条件规定的行长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如市委财贸部副部长陈荣的儿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李宁的儿子，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崔相和的儿子，以及天津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马春雨的未婚儿媳等三十多人调入银行。
三个银行的党组，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友顺利调入银行系统，采取了种种不正当手段：（一）官官相顾、互作交易。如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行长李宁的儿子，从工业用呢厂调入建设银行，由工人升做人事工作，并由他负责审查调入人员，而建设银行原副行长刘梅华的儿媳，从烤鸭店服务员调入人民银行当会计。（二）三个银行的领导干部将一些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的子女调入银行，直接变成全民所有制。（三）滥用职权扣留下级单位招工指标，将行长的待业子女先招工，然后几经周折变换，“合法”调入银行。
天津市委纪律检查部门根据群众揭发，去年底就责令三个银行检查纠正。今年3月又组织专人进行调查，证明情况属实，作出下述决定：一，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责令他们认真检查；二，对扩编调入人员进行清理，凡属照顾从工厂企业调入，又不熟悉金融业务不精通专业技术知识的退回；三，集体所有制人员调入的一律退回去，对其中情节恶劣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理。但是，当时主持市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陈荣同志，由于自己的儿子也调入了银行，不认真执行市委的指示，并以“手续合法，算不了什么问题”、“事情发生在《准则》之前，可以不追究”，“类似问题很多，处理了他们，别人的问题怎么办”等三条理由进行搪塞。天津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的报道，根据《准则》，对这三条所谓理由，一一进行了批驳。
《支部生活》杂志的报道，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手续根本是不合法的。报道指出，扩编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在《准则》公布之后，直到今年9月还未刹住。《支部生活》还质问：难道上述入党多年的领导干部，只有在《准则》公布之后才知道是党规党法，而在此之前一无所知吗？更为奇怪的是，当上级部门请第二商业局副局长马春雨将其儿媳退回时，二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竟毫无原则地说：“老马掌握全市的副食供应，带病坚持工作，倘若处理这件事，怕老马病倒了，怕影响全市人民副食供应，还怕年轻人爱面子发生意外”，等等。
最近，记者从天津市纪律检查部门和《支部生活》社获悉，三个银行的领导干部利用扩编搞不正之风的问题，过去虽经市委负责同志多次批评，也没有解决，《支部生活》杂志公开批评以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上述领导干部认真接受了批评，并在党组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表示将自己的子女退回去，崔相和同志和马春雨同志还写了书面检讨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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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 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石家庄市工作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本报讯 记者武清月报道：十年动乱中经受浩劫，粉碎“四人帮”后仍长期不得安定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年7月以来，通过认真肃清极左路线流毒，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了干部、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逐步扭转了工作上的被动、困难局面。目前，该市初步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活跃，群众生活也有所改善。
原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同志在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影响下，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政治、思想路线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致使极左路线的影响长期得不到清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
今年7月，省委决定由市委第二书记贾然同志“全权”主持全面工作。在省委和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的直接帮助下，市委要求各级党委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过去的工作，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解放思想，端正路线，为进一步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搞好各项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为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充实了3名坚决拥护党的路线、秉公办事的老干部。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还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落实政策任务较大的郊区、矿区、矿务局、纺织局、二轻局等单位帮助解决问题。三个月来，全市通过“回头看”，发现应该平反以及落实不彻底的案件八千多件。7月份以来，已经落实解决79％。同时，对“文革”以前的错案三千多件进行了复查，已经落实解决了64％。
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市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落实政策同调整领导班子相结合，将那些抵制、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以及不称职的人，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到目前为止，仅51个市管单位，免去了不称职的干部25名，同时先后安排老干部14名，提拔拥护党的路线、有专业知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18名。
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推动了石家庄市的工农业生产。与去年比，工业生产水平全面上升，1至9月份市属工业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4 ．3％；全市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0．8％。由于自然灾害，夏粮减产；秋季作物收成，大体与去年持平或略低一点。蔬菜生产能保证城市人民需要，市民比较满意。
为了方便群众，石家庄今年以来新建商业服务网点281个。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坐公共汽车，深入到饭馆、居民住宅区体察民情，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第3版()
专栏：
树高千丈 叶落归根
——李秀文女士访问记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女士，1973年10月从美国回到老家——桂林定居已整整7年了。李秀文女士以85岁高龄，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间关万里，回到故乡，正生动地体现了陈毅元帅笔下“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那种令人向往的愿望。
7年来，李秀文女士一直在安谧地度过着她愉快的晚年。最近，我们在景物如画的叠彩山下、漓江岸边的李秀文女士故居访问了她。
她说：今年农历4月24日，我已满了92岁。我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在香港、古巴、美国先后生活了24年，尽管物质生活比较好，精神上总不安定，反复考虑了多年，想来想去，还是祖国好，还是故乡好。所以，终于决定回到故乡来定居。
7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看到祖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定团结，她一家曾祖曾孙四世同堂，在政府的关怀下，感受着幸福，感到了温暖，老人抚今思昔，无限感慨。
回国前，有人劝她不要回国，还是在美国跟着儿子（李幼邻，早年留学美国，大学毕业获商学硕士学衔，一直在美国经商）享清福好。告诉她：大陆物资供应紧张，何必回去受苦！何况共产党六亲不认，你又是代总统的大夫人，人家能轻易放过你？……
李秀文女士对这些话，最初是将信将疑的。
后来，1965年回国的李宗仁先生，在给她的信中说：“大陆解放之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之下，经济发展之快，诚世所罕见，令人钦佩。”还说：“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奉行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盼相机回国为好。”李秀文女士说：“读信后，我就想，他这个代总统都不怕，我这个代总统的结发妻子还怕什么？”于是，经过我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安排，1973年10月，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
在美国的物质生活是比中国好，但是，在精神生活上就是另一回事了。李秀文女士说：“儿不嫌母苦，别人的金屋银屋，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茅草屋。身在异国、寄人篱下，经常遭到人家白眼相待，总不是长久之计。《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身为贾母的外孙女，寄居贾府，也不免受歧视，结果还是郁郁寡欢，惨死在潇湘馆。过去我们中国人受外国人歧视就更不消说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种侮辱，哪个受得了？侨居在外，语言不通，嘴巴都闲了。与其葬身海外，还不如终老故乡，正象我们俗话讲的‘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乡国情深，思来想去，还是回国好。”
深秋的北京，万里归来的李秀文女士受到了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同志、国家侨委廖承志主任以及中央统战部几位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宴请。李宗仁先生的故旧或他们的夫人，如程思远先生夫妇，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女士，蔡廷锴的夫人罗西欧女士、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女士等等都同李秀文女士欢聚，他们赞赏李秀文女士毅然回国的爱国行动。政府安排她畅游首都名胜古迹，参观工厂、农村。随后又到上海、南京、杭州、长沙、韶山等地游览，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领导人的厚礼相待。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回到久别的故乡，既感慨又亲切。李秀文女士回忆7年前的情景说：“一踏进这所新房子，发现比我当年住的时候还好，明窗净几，陈设焕然一新，不但家具准备得整整齐齐，就是厨房里的柴禾、煤球，取暖用的木炭都安排好了。周总理当时还健在，他指示有关部门给我汇来了一笔优裕的安家费。以后又每月送给我生活费150元。桂林市领导还指定两位医师照顾我的身体。为了让我安度晚年，政府又特地将在南宁工作的、我的亲侄儿、侄媳调回桂林，陪伴我，照顾我。今年暑假，在田东教书的侄女专程来看望我，最近在上海工作的干儿子也来探望，老亲老友也常来叙谈，说什么共产党六亲不认，哪个去相信？！在国外24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今天这样好的人缘，并且，我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哩！”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地笑了。
谈到生活，李秀文女士说：“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比不上美国，特别是‘四人帮’统治那几年，生活是很苦的。但是，1977年以来，我们国家面貌变化很大，就以桂林来讲，副食品供应，一天一天地丰裕，肉食蛋品、蔬菜、水果堆的那么多，猪肉也早就敞开供应了。前不久，我还买了许多地方特产，象杭州丝棉、江西瓷器、北京丝织国画等等。这些东西，在国外非常贵，在国内就便宜得多了。”
“回国以后，幼邻多次回国来探望我，看到我眼不花，齿也固，发转青，身体比在国外好，生活安定，精神愉快，感到放心。他表示在美国要继续为促进中美友好，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而努力作出贡献。”
李秀文女士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到她的身体，不久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偕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先生来访问她，见到她在拖地板、种瓜菜，面颊红润，精神矍铄，安格尔夫妇向她领教长寿的“秘诀”，李秀文女士说：“我向他们说，也许因为我出身农家，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就是在美国，在自己的园子里，也自种一些蔬菜。回国以后，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象拖地板，种瓜种豆，松土除草之类，用来活动身体。这种劳动对身体有好处。其次，我觉得生活上不要作非分之想，要知足常乐，思想开朗，精神愉快，病痛也就少了。三是我的生活有规律，早起早睡，不沾烟酒。当然，主要的还是生活环境安定。回国7年，情绪上一直很安宁。政府关心我，亲戚关心我，故旧也关心我，德邻在国外的故旧，如商震先生（已在日本病故）和夫人安田作子女士，程思远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叶楠先生和夫人袁晓园女士，李济深先生在美国的女儿李筱梅女士和在国内的儿子李沛文教授，王逊志先生的儿子王庄教授等。都专诚来探望我。幼邻的同学、友好，以及美籍华人参观团的成员，都曾到我这里作客。这些都给我带来了安慰。此外，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的总编辑或采访主任、记者也先后来访问，关注我回国定居以来的生活情况，探问我回国的动机，了解我为什么能作出放弃母子相依之情，投奔祖国怀抱的抉择？我就用前面谈到的一些情况回答了他们。总的说来，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故乡。”
最后，我们问起李秀文女士还有什么感想。这位92岁的老人说：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桂林建设得更加优美，更热切盼望现在还分成两半的祖国大陆和台湾早日月圆花好，共庆统一，也盼望德邻在台湾的故旧友好和乡亲，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回到大陆观光、叙旧，希望他们能亲自看看大陆今昔的变化，畅叙久别之情。政府实行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是肯定不移的。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大家的一桩心事，希望通过你们，表达我这番恳切的心意，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必然含笑相迎，到那时必能共诉离衷，同话桑麻！
刘开泰 毛庭栋
（附图片）
李秀文女士和她的小曾孙 封小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