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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邵燕祥
我感到，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这就势必触及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触及现行文艺领导体制的弊病，也就难免要触犯某一些人。
鲁迅在1923年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现在比鲁迅说这话的时候好办的，是不仅有了一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去团结、领导有志于改革的人。但也有比那时难办的，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有改革的阻力。阻力之一就是那些依靠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旧体制来安身立命——在文艺工作领域则是“吃文化饭”、“作文化官”、却不热心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些人；另外也还有些是习惯于旧的体制、旧的领导作风和方法的同志。
十年动乱以前的17年里，文艺界也曾经提出过以社会方式进行领导，在一定范围内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迄无成功；因为当时比较多的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对文艺进行“领导”的，在运动的间隙，就以行政命令来“巩固”运动的“成果”。其间，也有过某种调整的努力，比如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在1961、1962年两年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提出了纠正文艺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左”倾偏向的问题，政策稍有放宽，但是由于种种干扰，收效甚微。往往是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喘息未定，新的更大的打击又来了。十年动乱中对文艺的摧残和毁坏，正是17年里这些作法引向极端的恶果。
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决定不再搞大规模的牵动亿万群众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再搞针对某些人的政治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对文艺的领导已有所改善，文艺工作者感到松动了一点。然而我们的现行制度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对文化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而且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外行充斥、机构臃肿、独断专行等官僚化的现象，比起17年间甚至有增无减。
文艺工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又是影响于群众的精神世界的事业；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它的群众性、社会性，决定它只宜于通过社会方式而不宜于采取行政方式来进行领导。文艺创作这种精神劳动的产品的优劣高下、真伪是非，应该是通过公开的、自由的讨论，由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去鉴别和判断，并且还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那种依靠某级党政机构或某位领导人作裁决、作结论的方式，已经被证明不是正常的办法。
减少以至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才能减少传播“小道消息”、传抄“首长讲话”中片言只语这种奇风异俗对文艺工作者和创作活动的干扰和压力，也才能逐渐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某些人以耳代目，听了风就是雨，甚至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歪风邪气。
党要管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方向，这就是党对文艺领导的关键。广大文艺工作者在60年代初期欢迎和拥护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讲话，现在欢迎和拥护邓小平同志在去年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作的《祝辞》和这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正是接受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而某些地方的党委部门或首长，不愿按照中央指示去同文艺工作者一道，研究怎样贯彻执行第四次文代会文件的精神，则正是对党的政治路线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的一种表现。
一些同志，口头也谈“加强党的领导”，那是按他们意志行事的“领导”，他们对“改善”二字则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这些同志往往热心查禁文章于出版之前，销毁刊物于付印之后，甚至惯于把“帽子”拿在手里威慑文艺工作者，阻碍文艺事业的发展，成为改革的阻力。
关于改革，我们现在侧重谈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制度不好，好人也难免犯错误、做蠢事；不过，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是不那么重要的了。
我们期望于领导干部的重要一条，也是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下决心杜绝官气。没有官气的干部，必然较少私心，较少门户之见，较为宽容，较能团结多数人，较能听取群众的呼声，较能实事求是，而能真正做一点事。“文艺官”一多，文艺工作者本身就从文艺界主体的地位下降到附属的地位。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晚年在北京，曾经从一位编辑手里拿到一张转让给他的票，观摩了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立波同志想再看一遍，却再也弄不到票了。一位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老作家，只因为是“在野”之身，竟得不到一张普通的外国旧影片内部演出的入场券，而有些干部家属子女却能随便看“参考片”，相形之下，能不让人感慨系之吗！？
党的领导除了指方向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环是抓人才；要保护和善于使用现有的人才，还要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这是把文艺事业搞活的切实保证。
对于现在的文艺界，领导要有所了解。例如：在文艺创作、研究、理论批评、翻译的人员中，能够专门从事业务工作的多少，兼搞行政工作或主要搞行政工作的多少，写作条件怎样，等等。要改革文艺体制所需要了解的当然远不止这些情况，不过真正弄清这些也才便于通过体制的改革，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各得其所，用得其当，即用其所长，非用其所短。
只有创作繁荣，评论活跃，既出作品，又出人才，才是党的领导改善、文艺事业搞活的标志。文艺方面的体制改革一定要着眼于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与我们大国相称的文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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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文艺领导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唐因
全国都在兴改革之风。同其它战线相比，“统得过死”的问题，在文艺界也许更严重，改善领导，改革体制，也更迫切。
我们的一套文艺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有些是多年来延续下来的，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搬来的。这一套办法的特征，就是党政领导对文艺创作的审查裁决制和对文艺创作实行行政命令方式的“领导”。30年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在我们这里，党政领导对文艺作品的裁决，总要引发和伴随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这就使这种裁决和行政命令更加具有凌厉的声势和非凡的威力。
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繁荣，文艺理论趋于僵化，公式化概念化和虚假的文艺泛滥，使文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我认为，除了指导思想外，领导体制和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正确方针。这说明，党已经及时地认识到必须改善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要求改变简单的由党政领导来裁决、查禁的办法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代之以竞赛的方法，通过社会方式来实行领导。这个方针受到了文艺界的热烈拥护。可惜提出不久，事实上就被停止了；当时表示拥护的人们中，不少也就被划为异类。因为一些人头脑中早已形成一个十分牢固的观念：多年来那套领导体制和方法，就是党的领导，谁要是提出改善和改革，那就是攻击和妄图摆脱、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原来的一套就延续下来，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党政领导的审查裁决和行政命令方式也不断强化。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横行时，更变为全面的、彻底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毁灭主义。这实在是一个饱含血泪的教训。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终于有可能来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致的《祝辞》中，提出了对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和“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的要求，表现了党改善文艺领导的决心，得到了文艺界的热烈拥护。
但是，由于旧观念牢固，工作上积习太深，对党的正确方针和改善文艺领导的号召，有些人由于习惯成自然，至今还不能理解；有些人则显然抱着怀疑甚至抵触的态度。因为他们从来认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就只能是裁决、查禁和行政命令，现在要把这些“抛弃”和“废止”，岂不等于取消了党的领导？除此之外，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去领导了。所以，对文艺创作，用行政命令或某种权力横加干涉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近年来，某些有意义的、为多数专业人员肯定的电影剧本，领导通不过，就不能拍摄，或者已准备开拍，也被迫下马。有的影片已经拍好，却由于领导方面提出的其实站不住脚的理由，不能放映；有的影片几经争议，几经周折，一直上诉到中央领导同志，最后剪了又剪，才得公演。文学期刊因党政领导的命令或被销毁，或不准发行，或已印好却被勒令抽换文章重印，这样的事更屡有发生。这在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还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这种粗暴的行政命令的干涉对文艺创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难以用数字来计量的。
看来，要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保证创作自由，一方面固然要求各级党政领导能够从旧观念和旧习、陋习中解放出来，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迫切需要改革领导体制。不改变以党代文、以政代文的体制，不抛弃党政领导对文艺创作的审查裁决制，不废除行政命令方式，改善领导的思想作风，也容易成为一句空话。
改革领导文艺的体制，是当务之急。这种改革自然会遇到阻力。不过，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使文艺事业更好地适应四化前进的步伐，这种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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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给文艺单位多一点独立的权力
江苏江阴县人民广播站 徐华根
现在有些作品刚刚发表，人民群众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意见，就受到干涉，受到压制。读者担心，这样做会埋没好作品和创作人才。
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看法，开展批评和争鸣，这完全是正常现象。但是万万不能认为，有争议的作品都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有争议的作品中，恰恰不乏思想解放、冲破传统习惯和观念的佳作。
领导可以轻易对作品判处“死刑”，这说明我们的文艺部门和文艺单位，还不能独立负责。
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要繁荣兴旺，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加强领导必须建立在改善领导的基础上，因此必须让文艺部门、团体、企事业单位有独立负责的权力。就目前来说，后者显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应该看到，不给文艺单位以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力，不仅刊物、出版社、电影厂、剧团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创作人员也常常会受到压抑，甚至连宪法规定的有关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这样，文艺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就难以实现。文艺部门、单位要讲独立负责，要充分信任这些部门和单位，让他们有权发表作品、拍摄电影、排演剧目，领导部门不应该横加干涉，下行政命令。我认为，文艺界要制订有效措施，保障独立负责，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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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有益的，避免有害的
梁冰
把什么样的剧目献给人民，这是当前许多戏曲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经常议论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戏曲舞台恢复上演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传统剧目，但也有些舞台形象不好，思想内容不够健康，以至充斥封建糟粕的坏戏被搬上了舞台。这些不好剧目的出现，不同程度地对观众起着不良的熏染作用。我们的戏曲艺术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它应该给群众带来健康的娱乐，良好的教育和美的享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不能不对戏曲的剧目方针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知道，传统戏曲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必然带有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我们在继承这笔宝贵文化遗产的时候，决不能原封不动，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当然，用作学术研究、资料保存和基础教学的，那是另一回事；而用作人民精神食粮的上演剧目，则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芜存菁，有所革新，有所发展，使它如同拂去尘垢的珍珠美玉一样，晶莹圆润，光彩照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所以，我们党一贯主张对文化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然而，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戏是好的、有益的，什么戏是不好的、有害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
我们应从文艺能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出发来看待问题。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说：“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因此，“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我们认为都是好戏，应予提倡；凡是“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都是坏戏，应该避免。这些原则，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
判断剧目的有益与有害、精华与糟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科学的分析，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过去我们常把传统剧目划分为有益的、有害的、无害的三类。而有不少剧目，有益与有害的因素往往是杂揉在一起的。譬如，有些戏，基本思想倾向是好的，但在精华中也杂有糟粕；有些戏问题较多，但仔细分析，也存在着可以改造的因素。还有些戏，看来问题严重或已“病入膏肓”，如果引导得法，处理得当，也可以“妙手回春”。在30多年的戏曲剧目工作中，点石成金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者也不乏明显的例证。因此，对于一切传统剧目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切忌形而上学，更不能动辄“一刀切”。例如，同一个剧目，往往各个剧种的情况不一样，不同演员的艺术处理和演出效果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无论在行政领导或评论工作中，都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切忌简单粗暴。至于无害的剧目，是社会主义舞台所允许的。这类剧目同有害的剧目有着质的差别，其中不少使人看后感到精神愉快，有助于消除紧张劳动后的疲劳。但作为社会主义戏曲，毕竟不仅仅要求它起到娱乐作用，还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对人民发挥更多的有益作用。对于大量无害的剧目也有个“推陈出新”、立志改革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努力，促使大量无害的剧目和少数有害的剧目逐步向有益的方面转化，使它们都能为社会主义所用。
我们提倡有益的，避免有害的，是不是意味着恢复上演传统剧目的工作要“收”了？不是。过去，戏曲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为一提到应该注意某些存在的问题，就是要“收”了，要“整人”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大搞形而上学，惯于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所留下的后遗症。今天，我们正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正在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应该是消除这种后遗症的时候了。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形势，防止片面性，不搞绝对化，切实把“双百”方针当作思想文化领域的长期性、基本性的方针，把贯彻这个方针当成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年大计，从而确保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艺术创造和学术讨论的自由。然而，“放”决不等于对出现的问题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放任自流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不是对传统戏曲的爱护，不利于戏曲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在坚持戏曲舞台百花齐放的同时，必须及时纠正随时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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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风格独特的小说
——评长篇小说《鹿衔草》
蓝芒
在哀牢山南段那古老的原始森林里，深藏着一些过着裹兽皮、吃兽肉、与世隔绝的苦聪人。他们在老林里也不知道生活了多少世代，长期受疾病、冻饿和野兽的威胁，人丁正在一年年减少。
彭荆风的《鹿衔草》，就是以苦聪人在人民解放军帮助下走出原始老林为题材的一部富有边疆色彩的长篇小说。
彭荆风是位具有自己的清新风格和独特表达方式的作家。他善于运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绚丽的民族风情画，让我们进入画境，走进森林，陶醉于美感享受和曲折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被小说中深刻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所感染，为苦聪人的苦难命运所感叹，为解放军舍生忘死的精神所感动。
一个种族濒于灭绝了，有人去拯救他们了，如果不具有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怎么能这样？
可是，前些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革命人道主义也被攻击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党在一系列政策中，特别是在民族政策中所体现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也被横扫掉了。文学也只能成为图解政治概念，配合所谓中心的工具，那怕沾染一点人情味，都是十恶不赦。因此，怎样来写深藏在老林里的苦聪人的苦难，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难怪彭荆风按照自己从实际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在十年灾难前夕写成了《鹿衔草》的初稿，会被打成“大毒草”，原稿被劫掠去一焚而空。丑恶的魔鬼只想毁灭人类美好的事物，哪里允许你再为人类建设美的精神财富。
屠格涅夫说过：“在文学天才身上……自己的声音是主要的、生动的，自己特有的声调，其他任何人的喉咙都发不出的声调是主要的。”这就是要求作家写自己所理解的，所熟悉的，所喜欢的人和事，那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自己的特有声调。
彭荆风的《鹿衔草》尽管写的是披头散发、裹兽皮芭蕉叶的苦聪人，但他不去渲染处于原始部落的民族的落后习俗，而是用真情实感来写苦聪人美的本质，写出对他们的爱来。这正如他自己在《后记》所说的：“苦聪人长期深居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如果从表面现象出发，很可能把他们写得野蛮、愚昧。其实，苦聪人能在密荫的原始森林熬过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在野兽、饥饿、病痛的严重威胁下尚能生存，就说明了勤劳、勇敢、机智是他们的本色。想到这些，我接触过的许多苦聪人和事，也就在我心里开花、闪亮，形成了小说中几经折磨而不死的白老大，善良、美丽、对老林外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的小茶妹”。这是作家的真情，也是他自己的声音。
小说中写到苦聪人那憎恶阴暗潮湿的老林，盼望能在外边那明朗的天空下过着安定的生活，但又顾虑重重不敢走出老林的复杂心情，是细腻感人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白老大的妻子阿鹃在风雪饥饿中被野兽咬死后，他悲愤地捶胸顿脚地大哭，发誓要把老林的大树都砍倒、把老林里的野兽都杀光，以及后来不顾老一辈人的劝告，大胆出走，想做一个为苦聪人寻找出路的探求者，以及在老林外的种种遭遇。把一个饱受折磨的苦聪老人，在十几年后，解放军进老林寻找他们时，他那种又相信、又怀疑的复杂心情，写得生动逼真。从小生长在老林的茶妹，原来她不知道外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通过她单独到老林边沿上换东西，遇见好心的哈尼大嫂、瑶族猎人和解放军；在她们逃离村寨又在大雨中回来，发现本来是破烂零落的家已被解放军修葺一新的惊异、高兴心理，使她觉得老林外边的人不象传说中那么怕人，所以，在老毕摩等合谋把瑶族老猎人灌醉，企图再次煽动苦聪人逃跑时，她是那样焦虑，反对逃跑，把一个美丽、善良、聪明、对老林外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的苦聪小女孩形象写得极其生动有趣。也使我们从白老大和茶妹这父女两代人身上了解到，为什么从前老一辈苦聪人只能深藏在老林里，而今天小茶妹们走出老林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如今是共产党的领导。小说把共产党、解放军比喻为救命的鹿衔草，含义是很深的！
另外小说中的瑶族猎人，哈尼大嫂、白鲁、老毕摩也写得很有个性；对于古老原始森林的生活、藤条江两岸的村寨、月夜、独木舟等都描绘得风情如画。这与彭荆风多年来长期在云南边疆工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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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对如何把文艺事业搞活的几点意见
蔡天心
要把文艺事业搞活，就要引导大家把在下面的意见和议论都讲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能不能真正做到，还要看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员有没有决心，是否真正敞开胸怀，认真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发动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我这里所说的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员是包括中央一级报刊的文艺编辑部门。这些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员在如何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上，实在是负有重大的发韧之责。在这方面，三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对文艺的禁锢、拨乱反正上，中央报刊的文艺编辑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先锋带头作用，为文艺事业复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很有成绩的。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空气显得沉闷。下面的议论不少，把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还心有余悸，怕抓辫子、打棍子，引起围攻。这是不正常的。下面仅就三年多以来所见所感，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报纸的文艺副刊和文艺刊物的编辑人员，要把自己看成文艺上的领导部门和领导人员，都应该严格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按“双百”方针办事。看一个刊物是否办得好，首先看它是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是否团结并吸引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展开文学艺术的争鸣活动，因而使刊物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良师益友，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这样就要求负责编辑的领导人员，具有广开言路的民主精神；要有以繁荣党的文学事业为重的胸怀；要具有坚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原则精神；不以自己的观点、爱好、喜怒处理选用稿件。近年来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刊物突出的表现编辑部门领导人员的观点和倾向性的做法。凡是同意或符合他们情绪、倾向、观点和意见的文章就登；凡是不符合的就塞进纸篓里去。或在万不得已刊登不符合他们观点和意见的文章，也马上在文章的后面，登一篇或两篇组织来的反驳前者的文章。这样做不利于发扬艺术民主，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这种做法应该改变。报刊编辑部门的领导人员是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他可以写文章参加争论和争鸣。但不能以个人情绪、观点、意见和倾向性来编刊物。刊物的威信，不在于是否最初显示和随时急于表露它的倾向性，而在于真正把争鸣搞起来。很多刊物的发刊辞和稿约的宗旨都写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实际上并未认真贯彻。现在有的文艺报刊，只愿意团结和自己志同道合、观点一致的同志，而往往忽视或排斥和他们意见、观点不一致的人。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受党的委托来主持领导部门工作的。主持党的文艺事业就不能凭个人情绪观点、倾向办事，而要按照党的原则、方针、政策办事；不能依靠少数人，而要团结大多数搞文艺工作的同志；不能搞一言堂，而要搞群言堂、众言堂。不要凭借刊物的阵地的力量，来搞“舆论一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真能在文艺上发扬民主精神，创造出一种团结、融洽、活泼、生动的气氛，让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允许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展开自由讨论，不要叫人总感到有帽子和棍子的影子在头上晃荡，有只无形的手在脖颈后面抓搔。这样才有可能把文艺事业搞活起来。
二、文艺报刊编辑部门的领导人员，不应把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强加于作者。编辑给稿件提意见同作者商量，希望把文章改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加符合实际，这是正常的，值得提倡的事。可最近有的报刊竟把这种同志式的朋友关系，一变而为严师和学生的关系。我曾见过一位编辑处理稿件的情况，他给作者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作者已经对稿件加以修改和补充了。但经主要负责人一看，认为还不适合自己的胃口，提出要把文章结构全部打乱，按照主编的意见重写，才能刊用。主编的面孔，突然板得象严师，硬把作者摆到学写作文的小学生的地位上去了。这样完全凭个人意志、爱好编刊物，只有按照他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文章才能发表，这只能是主编一人独鸣，哪里还能有“百家争鸣”，只能有一朵花独放，或者某一类型的花独放，哪里还能有“百花齐放”，这样又怎能把文艺搞活？怎能使文艺事业繁荣？
三、要广泛展开争论，不要急于做结论。总结30年来的文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我感到其中一条是：争论没有展开，或还没有充分展开，就匆忙地做结论。而且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说成是政治上的论争。这样一来，便离开了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不是在理论上说服对方，而是凭借政治上的力量把对方压下去，匆忙地做出结论。这类经验教训颇多，30年来文艺上吃这种苦头真也不算少了。本来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是极为广泛，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文艺是很复杂的现象。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曾经告诉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时，不要靠清一色的制度或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可是我们多年来却习惯用作决定，用作冗长结论一套公式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解决文艺问题。现在看来这一套公式主义的领导方法应该根据历史经验加以改变了。列宁谈到党要加强与改善对文艺的领导的同时，提出了“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并提出“自由的文学”的口号。列宁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主张的真正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报刊和允许“百花齐放”，互相竞赛的文学。我以为在大力提倡艺术民主的今天，我们还不够自由，不敢让人自由、大胆、敞开胸怀发表意见，探求真理。急于求成，急于做结论，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没有广泛深入展开争论，结论徒有虚名而不具什么指导意义，有时甚至是谬误的，成为反面的东西。
回顾30年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的教训，站在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切实打破过去那一套公式主义的领导文艺事业的方式方法（哪怕是一点点，逐渐的小的改善都好），除旧布新，消除组织上行政上的官僚主义的障碍，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样，才能把文艺事业搞活、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