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李洪林
“你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不，我不相信。”
这是一个青年对一张“调查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这样回答的人不多，虽然不多，也够令人吃惊了。
回想建国初期，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30年过后，有人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难道还不令人吃惊吗？这是怎么回事？
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哪怕一时赢得举国信奉，终究是站不住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不管在若干年代受到多少人的怀疑，或是遭到多么严重的压制，最后总是要胜利的。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并没有因为宗教法庭宣布为“邪说”而灭亡，反而被全世界所接受，因为这个学说符合实际：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是：三百多年前，因为宣传哥白尼学说而被判刑的伽利略，不久前已经“平反”了。教皇宣布：1633年罗马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判决是错误的。其实科学和实践早就证明伽利略是正确的，根本用不着谁再为他平反。不过这个可笑的插曲也说明真理终究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有一种“主义”，仅仅因为有人对它表示怀疑就陷入危机，它的生命力也太脆弱了。这种主义，随便叫作什么都行，反正不会是马克思主义。
不过在一些人那里，确实有某种危机存在着。这就是所谓“信仰危机”，即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这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所引起。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已经使中国人民吃够了苦头，因此大家再也不相信了。但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前，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那就犯了滔天大罪，轻的要坐牢，重的要杀头。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先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志新，就是这样被杀了头的。为了冲破这个精神枷锁，中国人民献出多少英雄儿女！直到实践标准重新提出之后，假马克思主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才破产了。原来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冒牌货，是一种极左路线加阴谋诡计的冒牌货。这样，假马克思主义就崩溃了、破产了。中国人民拿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打破了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从它的淫威下面解放出来，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吗？不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过，假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使一些尚未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人产生了怀疑，却是事实。
其次，形成“危机”感觉的，还有我们自己的错误。
建国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有过很大的胜利，也有过严重的挫折。那挫折是左倾思想指导的结果。但我们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我们受到挫折，不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反而认为那都是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样，大家对过去曾经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不再相信了。这正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难道能把这种现象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吗？显然不能。然而这个事实也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因此产生了怀疑。
还有，全世界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比方说，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叶（20世纪的最初30年）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如今已经到了20世纪末叶（20世纪最后30年）。虽然经济危机的阴影一直跟在资本主义世界后面，但是暂时还没有出现革命危机。应该怎样科学地说明这种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的老文献不会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这种现象非常高兴，以为马克思主义遇到危机。我们自己队伍中间，也确实有人感到苦闷和徬徨，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这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
问题是怎样认识这种客观事实。看现象，确实是一种信仰危机。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实质，就会发现，在这种危机的背后，孕育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因为现实生活在不断发展，理论必须不断前进。当前的问题是，除了澄清假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以外，马克思主义必须向前发展，才能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现在理论和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因此才有所谓信仰危机。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矛盾正是推动自己向前发展的力量来源。
历史的启示——毛泽东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中国革命走过曲折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传来以前，中国的民主革命都失败了。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光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还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怎样在这样的国度领导革命，这是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曾解决的问题。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搞城市的武装起义，先占领大城市，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只好向农村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但是教条主义者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硬要按照书本上的条条和外国的经验来指挥中国革命。结果，90％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几乎百分之百的白区党组织，都被那种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断送了。这就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吗？不是。这是教条主义的危机。起初，这一点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等到红军打不破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的时候，教条主义就在全党面前破产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革命。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加以系统的总结，从而使毛泽东思想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并且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正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史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次根本的转折，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就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伟大的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民族的骄傲。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在地球上出现，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新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如果教条主义不破产，能有这种结果吗？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却有规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将向哪里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古代有一部《易经》，是讲变化的，可以叫作“变化之经”。当然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东西。不过它有一个原则是“穷则变，变则通”，抛弃它的神秘色彩，这是一条真理。当某种方法失败了，某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也就是“穷”的时候，就要改换方法，另找出路，这就是“变”。“变”了就可以“通”。（当然“变”坏了的时候也有，那就仍然“穷”，还得再“变”，直到“通”了为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经历了一番“穷则变，变则通”的过程。如今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不是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经历着另一种内容的“穷则变，变则通”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有一个新发
展，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建设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没有很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何况我们又是“一穷二白”的大国，更增加了它的艰巨性。我们虽然在50年代力图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课题，而且还犯了错误。十年动乱一来，这个过程就打断了。现在我们终于结束了那场动乱，把整个国家重新引上建设的轨道。究竟怎样才能把我国建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显然必须闯出新路，就象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闯出一条井冈山道路一样。和这种客观需要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有一个新发展，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很快就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有人习惯于用旧的眼光看待新时期，有人老是用旧的结论来衡量新事物，结果必然是矛盾重重。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新时期的实践相结合，大家正在探索。新的结论，暂时还没有出现；或是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强大到社会公认；或者，这种新的理论不但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反而被当作异端，被斥为“修正主义”，遭到批判。当然，在探索当中也可能有失败的尝试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同时，旧的东西也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现实生活是不讲情面的，究竟哪一种理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它将不顾一切成见，坚定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事实也正是这样。稍微留心观察一下思想界的现状，就会发现，当群众对某种理论表现得异常冷淡的时候，同时又对另一种理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可以说，冷淡和热心常常是形影相随，简直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理论，对于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对于能够用科学态度即老老实实的态度回答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的理论，大家是热心的，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事实汇集到一起，向我们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动。群众的冷和热当然还不是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但是，怀疑、探索、冷和热，都说明社会思想在发生变动。这种变动的主流是：人民群众正在摆脱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那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真理。人民群众对于真理的向往，从来也没有今天这样强烈。
可见，被一些人看成“信仰危机”的这种现象，原来是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正在被社会所抛弃。同时，社会对于真正能解决新时期的实践问题的思想，又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一般地说，问题只是当它有了解决可能的时候，才被提出。分析了以上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客观形势的发展，不但要求澄清被搅乱了的是非，而且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推到这样一个地步，使它在中国有一个新发展，也就是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以满足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这个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客观需要已经成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有。不但有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序幕已经揭开
粉碎“四人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转变。这样一场伟大的转变，必然要求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也只有这种大的政治转变才能促成大的思想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政治前提。
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党中央在拨乱反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是这个期间党中央在思想界领导着我们做的几件大事。
第一，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决定性的第一步。它纠正了一些同志对只言片语的迷信。这就开始打破束缚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
第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现代迷信下面解放出来。从这场大讨论开始，我们可以说就进入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不管是哪本书上写的，哪个人说的，哪个会议通过的，哪个权威决定的，都必须在实践面前经受检验。凡是符合实际的，就有存在理由，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必须纠正。自从马克思1845年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提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以来，这个观点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对现实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它的深远后果，短时间是难以估量的。是谁以如此巨大的魄力坚定地领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呢？我们的党中央。当时阻力是很大的，有人为了维护现代迷信，曾经给真理标准的讨论加上“砍旗”的罪名。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排除阻力，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场讨论，为它指明了方向。于是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席卷全国，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第三，确立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本来是经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在延安整风中树立起来的。建国以后，有的同志逐渐离开了它。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遭到空前的大背离。经过这场严重挫折之后，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就不单是重复延安整风时的原则，而且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远远超过那时的水平。这一点，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
第四，领导全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同时，用更大的精力领导全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探索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既研究中国的国情，也考察外国的经验，既向实际作调查，也注重理论上的探究。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但是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都是空前的。许多理论问题都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领导这样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有正确的方针。方针是什么？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正确方针。因为只有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才能从束缚我们头脑的现代迷信下面解放出来，才能从老框框下面解放出来，才能从过去的水平跨出新的一步，才能谈得到发展。否则，即使我们所掌握的全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开动自己的思想器官去研究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也不可能有所前进的。当然，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找出客观规律。规律找到了，实际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发展了。
不过，事情是复杂的。在思想非常活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向前发展；同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必定要表现自己，敌人也会乘机捣乱。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但是，一定不要让这些支流扰乱了我们的视线。因为肯定有人会抓住这些现象作借口，从根本上反对三中全会的方针。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决不能回到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境地去。那样，不但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句空话，而且“四化”的目标必定落空。所以，在复杂的现象面前，必须看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思想界的现状的实质，才能提高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党中央领导我们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广阔道路。在这条路上，肯定有人掉队，肯定有人会走入迷途。当前思想界就有这种情形，因此我们要加强工作，排除干扰，包括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一定要看准主流，并且投身到主流当中。
如今，毛泽东同志和许多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离开我们。我们没有权利躺在他们留下的财富上面，靠遗产过日子，而是应该把它当作起点，用我们自己新的实践，创造新的思想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这句话，应当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
理论上的发展，一般不会象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那样猛烈，也不会突然出现奇迹。它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和认真讨论来实现，而它的正确与否又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态度、辛勤的劳动、深入的思考和创新的精神。但是，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长，不管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是多么平静，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和现实生活的伟大进展相适应，这个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有一个新发展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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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薛暮桥谈我国需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
象我国这样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只保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形式不行，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从国营经济到个体经济的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其中也可以有一点半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经济。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香港“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谈到的。
10月30日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薛暮桥这个发言的摘要。
薛暮桥说，有人认为我们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是向资本主义后退。如果我们走过了头，后退一两步很可能是对的。我国1958年到1961年从以公社为基本分配单位后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现在谁都承认这是退得对的。最近一年多的发展，对于少数农业生产特别落后的地区，特别是不适宜于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山区，还是退得不够，还需要把生产单位划小一点。
他说，在城市中不能都是国营经济，在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部门，需要放手发展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合作小组，还可以发展一点个体经济。2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走过了头，需要后退一两步。陈云同志在1956年就提出这个意见，建议改造不要太彻底了，要留一点自负盈亏的小合作社、小商店。刘少奇同志也曾建议要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让他们去钻社会主义管不到的漏洞，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吃了大亏。
薛暮桥说，这样做会不会复辟资本主义啊？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就不怕有一点资本主义。我们不主张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但对资本主义也不必过于害怕，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能叫资本主义绝种。5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存。那时私营工商业者还有很多，我们只占相对优势。现在国营企业比那时候强了很多倍，私营经济或者公私合营经济微不足道。我们有强大的国营经济（特别是在市场上占优势地位的国营商业），有国家计划的指导，此外还可以制订各种经济立法，也可以利用银行、物价政策、税收政策等等来调节经济活动，出不了大乱子。
《世界经济导报》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今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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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马坚译《古兰经》即将出版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和立法的根本依据，对于伊斯兰教的建立、发展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因而历来东西方都有许多学者致力研究。为了在我国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加强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为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满足广大穆斯林群众阅读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排印马坚教授的《古兰经》中译本，短期内即可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
马坚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著译甚多。《古兰经》的翻译，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项目。他曾在埃及学习八年，精通阿拉伯语言，熟悉阿拉伯文化，1939年回国后不久，即着手这项翻译工作。由于生活不安定，经过十年，才译出半部；解放后，又经多年，才全部译完。全译本迟迟未能出版，而马坚教授已经逝世。
明末清初，开始有《古兰经》的短章中译。本世纪20至40年代，乃有六种中译本，近时台湾又有一种，都是用文言文体。马坚教授的译本则是用白话文体。他说过：“《古兰经》的原文，在当年是一种极美妙的白话文，到现在仍然是一般阿拉伯人所能听懂的文章，故以白话文译出”，“我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他的译本，是当前一个较完美的本子。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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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质量控制手册》出版
美国朱兰主编的《质量控制手册》已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
质量控制是一门新兴科学，也是工业科学管理的一部分，导源于本世纪初，以后不断发展，形成一门科学。
过去，保证质量的办法，是检查产品是否合格，只能在产品完成出厂前检验成品的合格率和完好率，以发现是否存在废品。而质量控制则是从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的主要环节中，对产品上存在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前进行研究分析，防患于未然，达到保证质量而不出废品的目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质量控制已日益为世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所重视，在工业发达国家已被列为企业的重要工作之一。
朱兰从事质量管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先后撰写和出版了12本专著以及100多篇论文。参加这本手册写作的各方面专家共有40人，其第一版于1951年问世。这次翻译的是1974年第三版。（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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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经典释文》影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将八百多年前幸存于今日的珍贵版本——《经典释文》影印出版，为学术界提供稀见资料。《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约公元五五○——六三○年）撰。他的治学思想和对经典的注释，在当时有极大的声誉和影响，受到南朝陈、隋、唐三代帝王的重视，屡蒙提升和封赠。他以毕生精力编著的《经典释文》，可称为集汉魏以下校勘学的大成。后世能考见诸经的古义，除注疏以外，都靠此书以传。历来学者都从未能亲眼看到宋刻《经典释文》，皆以为亡佚。但不知清代内阁还收藏有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一部，现由北京图书馆提供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