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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克服 “还未克服的遗物”
——谈谈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问题
贾春峰 滕文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在思考、消化和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前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封建主义的残余还严重地存在，并且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顽强地发生作用。这种封建主义的残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还未克服的遗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努力克服这种遗物，对于促进当前正在进行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经济管理体制和其它制度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我们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进行了30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会广泛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以致于现在还要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遗毒的任务呢？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作出回答的。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28年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革命是成功的，也是彻底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和传统，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进行过冲击和批判。但是，我们毕竟是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百来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国情。这种国情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发生影响的基本的历史因素。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的广泛存在，不能不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对于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剥削制度，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加以推翻，而解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的问题却不能这样。它的解决，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封建主义的残余之所以至今还顽强地存在，一个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从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状况来说，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党员、老干部，大多是农民成分，长期在农村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和工作，他们虽然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或者在尔后的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小生产的传统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而且，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紧张的武装斗争，我们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扫荡。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长时间内对这个问题又缺乏应有的自觉的认识，比较注意反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忽视了反对封建主义遗毒的斗争。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封建主义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战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甚至有些时候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还助长了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由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少党员、干部身上原来存在的封建主义意识，没有能够得到克服，甚至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滋长。
另外，从经济根源来说，分散落后的小生产是历史上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深厚的经济基础。虽然我国农村早已实现了集体化，原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小生产，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得到了基本改造，但是，改造小生产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对于小生产的改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一是由手工业生产改造为现代化大生产。这两种改造是缺一不可的。农业集体化以来，我们的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处于把原来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状态，大量的还是手工劳动，还远远没有转到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轨道上来。广大农村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工、商业中也还保存不少手工、半手工劳动和手工业的管理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前面已经说到，我国没有经过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本来我们在掌握了国家政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应当高度自觉地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历史任务。可是，由于我们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进行不适当的阶级斗争，没有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妨碍了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妨碍了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为封建主义遗毒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
还有，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践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们在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下，以专制代替民主，以迷信代替科学。在他们的倒行逆施下，不仅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死灰复燃，而且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特产，诸如罗织经式的构陷，族株连坐的廷律，惨绝人寰的酷刑，朋比为奸的宗派，等等，也以各种变化了的形态统统出现了。这种历史性的灾难，大大地加重了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封建主义遗毒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还广泛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现在提出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绝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认识问题，不提出这个任务，不认真地进行必要的工作，来逐步消除封建主义的遗毒，而让它继续存在和滋长下去，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要遭受严重的损失。
二
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我们的社会政治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宗法关系、等级现象、人身依附现象，轻视法治的人治思想；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作风，某些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轻视科学教育、鄙视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都属于封建主义的残余。至于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还相当流行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和求仙拜佛、占卜巫术一类迷信活动，这些东西无疑是封建主义的遗毒，而且千百年来在我国社会中广泛流传，整个社会深受其害，容易为人们所注意、所认识。但是，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仅仅认识到封建主义遗毒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紧的，是要认识到封建主义的遗毒已经侵蚀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侵蚀到我们的制度之中。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长期以来，在我们不少同志的观念中，总以为我们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制度中难道还会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吗？我们也常常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但是，我们是怎样理解这种不完善的呢？所谓不完善，本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缺少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许多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管理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二是旧社会的遗毒、特别是封建主义的残余还在我们的新制度中起作用，使新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我们以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理解，其片面性就在于只注意了第一个方面，而对于第二个方面缺少应有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封建主义遗毒在新制度中的反映，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生活在教导着人们。经过30年来的曲折道路，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封建主义遗毒这种陈旧的东西如何力图在我们的新制度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的事实，已经为愈来愈多的同志所认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问题。这些弊端，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封建官场的官僚主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列宁曾把“中国式官场来往的繁文缛节”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206页）当前，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在各种经济、文化和其它事业的管理机构中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现象，固然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领导制度有缺陷，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旧式封建官场中官僚主义恶习的遗毒。比如，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不顾人民死活的贵族老爷态度，打击群众、压制民主、专横跋扈的专制作风，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的恶劣行为，以及迷信行政权力，滥用强制手段的做法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充分说明封建主义的残余还在继续作怪。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我们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者少数人手里，对于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为广大群众所熟知。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形成，既与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与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有关，也与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和宫廷的极少数人手里。这种封建集权政治在我国社会中存在两千多年，有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是很难一下消除的。
家长制，是从小生产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以个人专断为其本质特征的。它是封建专制主义赖以维持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条件。在我们党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家长制的影响和侵蚀，以至在党内形成了不好的传统。现在，在我们的一些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不是经常可以看到一言堂、个人专断这样一类现象吗？这种现象不克服，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可能正常化，我们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和完善起来。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领袖终身制，同我们党在干部制度方面一直没有采取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有直接关系，但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封建社会的君主、贵族就是实行的终身制，而且是一种世袭式的终身制。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缺乏正确的认识，似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干部制度应当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实践表明，不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整个国家机器和各种经济、文化的管理机构就很难生气勃勃地有效地运转，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很难实现。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毫无疑问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当然，特权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并不是到了封建社会才产生的，但它在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最充分、最完备的形态。搞特权，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分工的不同，不能有等级的差别。资产阶级讲平等，就是要铲除封建主义的等级和特权，我们不仅要铲除封建主义的等级和特权，而且要消灭阶级。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制造权力拜物教，使特权现象泛滥起来，以致于成为今天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以往我们在工作中发生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固然可以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领导作风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制度上的问题却是更重要的原因。制度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遗毒，存在着弊端，不仅使领导人的长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而且无法防范和制止坏人做种种坏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是说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而是说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和其它制度上存在的上述种种弊端，所带有的封建主义色彩，尽管程度上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违反民主、违反社会主义的。我们正视和克服这些弊端，努力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目的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文化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社会主义不仅是先进的经济制度，而且是先进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应当具有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保证人民充分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充分享有同社会利益协调的各项个人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如果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那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要真正建立远远地高出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效地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是建国30年来的实践经验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今后的实践将继续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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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
胡庆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同志为核心展开了革命活动。1918年4月，他们建立了湖南最早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1920年1月，毛泽东到北京，接触了李大钊等同志，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4月，他由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毛泽东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集合当时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约12人，于5月8日在半淞园举行会议，提出了会员必须培养“潜在切实”、“不出风头”的精神及巴黎学友可定期召集学术谈话会等意见；同时对学会活动的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讨论。根据会议的意见，在法新民学会会员于同年7月6日至10日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了半淞园会议的精神，并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会务方针。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国内会员在长沙文化书社举行了年会。会议就如何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进行了讨论。何叔衡主张用“过激主义”（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意何的意见。会上也有人主张用罗素的温和方法，先从教育入手，作个性之改造，然后实行全体的改造。经过讨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占绝大多数。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会议上正式通过将学会的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新民学会发展的一个转折，从此新民学会成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创办文化书社。为了推动对于新思潮的研究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1920年7月由沪回湘后，便与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着手创办文化书社。9月9日正式营业。它所销售的书籍杂志，
“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易礼容为文化书社的经理。毛泽东为书社的特别交涉员。书社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截至1921年3月底，已经成立了平江、浏阳等7个分社。还与全国6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文化书社对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发起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据长沙《大公报》8月23日关于《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报道中说，在会上何叔衡宣读了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就是要研究苏俄革命的经验，以指导中国革命。研究会推举“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号召中国人民向苏俄学习，改变“压迫我们过奴隶的生活”现状。彭璜等人还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任弼时、肖劲光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俄学习的。
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湘后，经常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保持着联系。10月，他先后接到北京和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于是开展了发展团员的工作。发展的团员中许多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以及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如肖述凡、夏曦、郭亮、杨开慧、罗君强、田波扬等。毛泽东任书记。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大约成立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
湖南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实际上建党活动的同时，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建党思想，也开展过积极的讨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极为赞同他的意见。1921年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彭璜、陈子博、熊瑾玎等对建党也发表过意见，他们认为“有组党之必要”，并且主张组织“劳动党”。
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的湖南共产主义者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8月底9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接着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的创建工作。第一批党员发展了易礼容、彭璜、陈子博、许文煊等，正式成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新民学会此后就停止了活动。
（原载《党史研究》第1期，转载时作者作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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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恩荫制是封建特权的政治表现
许道勋 赵克尧
封建特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恩荫制最为突出。这里讲的“恩荫”，不包括经济上的庇护，而是指贵族官僚的子弟凭借父、祖的官爵而享有做官的特权。
顾名思义，“恩”者，皇恩也，皇帝拥有选拔官吏的最高权力。“荫”者，树荫也，带有庇护的意思。所谓“恩荫”，显示在浩荡的皇恩之下，象征父祖官职的树荫庇护子孙进入仕途。正如官职与树荫有大小一样，“恩荫”也有等级之分。本官大者，荫人也多，荫官其职也显；本官小者，荫人少，荫官其职也微。自秦汉至明清，选拔和任用官吏的主要渠道，大凡三变：由察举征辟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在这个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恩荫制一直是相辅而行，盛而不衰。
汉代，除了察举、征辟、策试和訾选（出钱买官）等途径外，还有“荫袭”，即依靠父兄的余荫或者承继先人的爵位而取得官职。《汉书》上关于“以父任为郎”的许多记载，就是例证。凡是衣冠望族，无不凭借恩荫，世代为官。
到了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官人法”，上品可以世世做大官，下品只能代代当小官，结果则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恩荫制的泛滥成灾，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必须指出，既然官品的高低完全由门第的尊卑来决定，那么，血统论就会风靡一时。
由于重门第，讲血统，谱牒之盛是不可避免的了。谱牒是一种记述氏族世系的图籍，即尊崇封建家族血统的标志。它引源溯流，攀龙附凤，为的是子以父贵，位以亲尊。吏部选官，必先查考谱籍。只要列谱高贵士族，就可以世代居官。这样，士族地主就享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经济特权。谱牒既有如此妙用，修谱之风必然愈刮愈烈。东晋南朝特设图谱局，除官谱外，民间还有私谱。士族华胄自不必说，就是一般庶族地主，也竞相伪造谱牒，假冒阀阅，欺世盗名。
鉴于魏晋以来恩荫制的流弊，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予以改革。隋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进士等科，打破了门阀垄断的局面。唐初，唐太宗“盛开选举”，健全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庶族地主做官参政的机会。这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然而，唐太宗这样开明的君主也还有门阀观念，有时强调以“资荫”选人。贞观年间，他下令普查天下谱牒，考其真伪，重编《氏族志》。唐太宗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尚姓”原则，提出了排列门第的新原则：“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根据新的官僚等级制度，又制造了种种特权，包括计勋行赏、封建诸王、以门资为郎等。所以唐代取士，既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书算等，又有门荫一途。
宋、元、明、清，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日趋腐败，另一方面是恩荫制逐渐泛滥。以宋代为例，一个七品小官，在皇帝生日或郊祀大典时，可“荫”子孙一人做官。四品以上的官，外加“荫”及亲属；二品宰相连带门客和医生也能获得一官半职。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一家荫官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所谓“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更可笑的是，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也托父祖的洪福，“已列簪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长大后即使是白痴，照样沾光一生。
为什么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恩荫”制呢？为什么历史上有不少人反对而总是反不了呢？原因在于恩荫制是上托皇恩，下庇父荫，是封建皇权与父权藤上结出的瓜。“福荫子孙”就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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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伪满洲国史》简介
由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诸同志编著的《伪满洲国史》一书，最近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沦陷了十四年的我国东北的专门史，它解剖了一个人民记忆犹新、但并不很熟悉的殖民地典型。
《伪满洲国史》共八章五十万字，从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傀儡政权写起，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为止。它以大量的首次披露于国内外的档案及史料，记述了伪满洲国从出笼到覆亡的过程，有相当的资料及研究价值。书中附有近八十幅历史照片、一些较详细的组织机构系统表，以及三万余字的伪满十四年大事记。
（俞慈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