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马文瑞 刘澜波 王炳南 孔从洲 常黎夫
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
子美家风天此醉，文山遭遇节尤高。
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
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晴皋。
1947年10月7日，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先生，在蒋胡匪帮的屠刀之下壮烈牺牲了。曾经与杜先生密切交往、共同战斗过的林伯渠同志于1948年10月写了上面这首悼诗。
在为实现中国民主革命长期共同的斗争中，杜斌丞先生与我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那秋水般纯净的革命品德和松柏般不屈的献身精神，时时引起我们的深切怀念。 “革命的教育家”
杜斌丞，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888年。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在京学习时期，他痛感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怀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主张深表赞同。
1917年秋，杜斌丞回到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家乡，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次年担任校长。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仅有的一所中等学校，由于创建伊始，沿袭旧制，读经尊孔，死气沉沉。杜斌丞苦心擘画，锐意革新，联系各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为了撙节开支，他自奉俭薄，每月只拿30元到50元的薪金；而为了开创新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他以每月70元到130元的优厚待遇，从北京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人士魏野畴、李子洲（魏和李是陕西我党组织创建人）、王森然、朱横秋，和地方上有声望的学者杜斗垣、李鼎铭、高竹轩等来校执教，分别讲授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等课程。由于学校倡导学生自由思想，自由辩论，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全校生气勃勃，面目一新。成为陕北最早推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学府。杜斌丞积极提倡并大力资助学生出外深造，投身革命。刘志丹、霍世杰、谢子长等一大批人都是从榆中肄业或毕业，出外投考军事政治学校的。他先后赞助筹办了绥德、延安、米脂等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榆林职业学校，推荐了很多榆中学生分赴陕北各县，促进男、女完小的创建和地方教育的发展。
十年树人，成绩斐然。周恩来同志说杜斌丞是“革命的教育家”，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杜斌丞越来越不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军阀统治，几次出外考察，1927年2月他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前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在那里，他参加了陕西各界追悼李大钊大会，出席了冯玉祥的军事扩大会议，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策应北伐。他经常和中共陕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等，以及共产党员黄平万、杨明轩、刘志丹、刘含初等在一起晤谈。还多次会见冯玉祥部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和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人。这使他眼界大为开阔，政治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他对学生和青年们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他自己首先“站在长线上”，而且坚持不懈，至死不移。
这年杜斌丞还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他看到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也目睹了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革命工农的血腥镇压，更促进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在上海，他曾想经海参崴去苏联，由于蒋介石“清党”，受阻未成。后来的两三年间，他寓居北平，除协助勘查陕西水利事业，赈济陕北灾民等活动外，精心读书，研究国是。他曾对友人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因民国而遭难。”又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这期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愈加黑暗，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1929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曾邀杜斌丞出任职务，他对友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婉词谢绝。 倡议“西北大同盟”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关主陕，电邀杜斌丞由北平返陕，从此杜成为杨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
杜、杨早年结识，并有深交。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部退到榆林，因慕名拜访了杜斌丞。后由杜介绍杨与魏野畴相识。魏对杜、杨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也为魏、杨之间和杜、杨之间后来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杜斌丞初到陕西，对杨虎城部入关后酒食征逐，安逸享乐的倾向，大为不满，本想离去，经李寿亭挽留，终于向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明，这次回陕，“要治陕，不是为了作官”的宗旨，从而言归于好，协力共事。杜斌丞在公开讲话中常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为戒，历述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刘镇华、宋哲元等军阀的恶行，希望十七路军一定要励精图治，在陕西有所作为；并且提出首先要抵御蒋介石瓦解吞并异己的独裁统治。他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和邓宝珊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即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杜斌丞当时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24个字。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
为此，1931年7月，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赴甘肃各地考察。联络和争取甘肃地方各股武装力量，同杨虎城建立了关系。同年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窜入兰州，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发出拥吴出山，主持大计的通电。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借杨虎城部入甘平乱。杨乘机派所部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进军甘肃，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入甘。由于地方武装势力的响应和配合，不一月而攻克兰州，赶走吴、雷。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杜任秘书长，襄理省政。
1932年4月，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9月收买了驻天水的杨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反杨，迫使孙蔚如部撤出兰州，移驻天水。蒋得手甘肃之后，对杜斌丞许愿封官，尽力拉拢。杜斌丞嗤之以鼻，拂袖而去。 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蒋介石控制甘肃后，以追击红军为名，命令在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陕南的蒋的嫡系胡宗南部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这时，杜斌丞明确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
1933年春，杜斌丞推荐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双方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之敌，并由陕南得到一些医药和急需品。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11月间，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同志派汪锋同志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行前周恩来同志嘱咐汪到西安先找杜斌丞先生。杜对党的重托尽力赞助。12月，我党在西安成立秘密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杨虎城委托杜斌丞负责和特别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同志联系。杜积极掩护和支持他们的活动。杜还介绍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杜斌丞和东北的革命人士、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认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坚决主张“西北人民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张、杨之间和西北军与东北军团结互助的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第二天，杜斌丞就接任了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承担政务，联系各方人士，积极推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他还代表杨虎城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由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方面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多次和他单独晤谈，交换意见。他很快接受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在许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南汉宸同志所讲的，在党外人士中“首先接受党的主张的总是斌丞！”彭德怀同志也说：“有识之士，就是那个杜胡子（斌丞）！”
西安事变后，尤其在杨虎城被迫出国后，杜斌丞对十七路军的团结和前途至为关怀。他常亲自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人共商部队的抗日和教育问题，他要求部队一定要和八路军加强团结，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对孔从周语重心长地说：蒋介石打内战，绝不能参加；万不得已时，要当机立断。为这支部队以后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衷心拥护新民主主义
1937、1938年间，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任秘书长。他和当时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建立了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谊，并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历任负责人以及我党陕西省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共两党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驻防地区时，他从中做了对我党有利的工作。他积极争取陕北内战第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成部。他对许多地下工作同志如张苏、徐彬如、谢华等，在工作上、生活上尽力给予支持帮助。他从危难中解救侯外庐等同志，使之免遭国民党特务毒手。在这之前，他曾对被敌人逮捕的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同志和处于困境的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给以积极的营救、掩护和资助。他对平津失守后流亡来陕的大批学生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十分关切，用省政府名义收容接待，给予充足路费，分别送他们或回家，或去延安，或赴敌后。
杜斌丞在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响亮地喊出：抗战到底，一定胜利。他针对国民党说：“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卖国贼误国。杜斌丞的讲话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投降分子的阴谋活动。
1938年秋，杜斌丞卸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虚应省政府委员名义。蒋介石对他极力拉拢，要胡宗南登门拜访，表示殷勤，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按时酬赠高薪。杜斌丞“富贵不淫”，断然拒绝。国民党省党部两次送上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他两次撕毁。我党同志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共产党员，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
杜斌丞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常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老就亲自送他一本，两次约谈心得体会。1940年，张文彬同志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意送他一份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他闭门谢客，精心细读，异常兴奋，到处宣讲：“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为抗日民主运动坚贞奋斗
1940年6月一个深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斌丞家中，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抓走家里的佣人和客人。他愤而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从此以后，他专心致志于抗日民主运动，南北奔走，为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的结合，发展大后方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40年，他先到桂林，与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人商议南北团结，坚持抗战，推动民主运动的方案。后到重庆，加入了当时秘密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后来的“民主政团同盟”。1943年，他由重庆到昆明，当时民盟组织在昆明已经公开。他与华岗、周新民同志密切联系，与张奚若深交，并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著名人士，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曾昭抡、楚图南、罗隆基、潘光旦、冯素陶、杨春洲、张天放等人士。他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翔实地告诉大家；同时愤慨地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北的黑暗统治，闻之者耳目为之一新，无不感奋。他在昆明期间的活动卓有成效。这年冬天，他到成都与民盟主席张澜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向张澜明确表示：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们靠不住，对它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面走。
1944年10月，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正式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吸收盟员标准，拒绝托派分子和其他政治面貌不清者入盟。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陕西的二十多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建立了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杜斌丞、杨明轩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杜任董事长，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很有影响的西北民盟机关报。在这一切活动中，他十分注意依靠党的领导。他在民盟内部讲：“西北民盟唯一有利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帮助。民盟必须依靠中共的领导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5年，蒋介石采取“调虎离山”的阴谋手段，妄图把杜斌丞调到重庆羁縻起来，委以军事委员会参议，卑躬伪善，一再接见。杜斌丞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他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为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这就是董老诗中说的“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补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次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他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竭诚拥护我党主张。许多进步人士称赞他是真左派，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许多人希望他留下来，共同从事民主运动，也担心他回西北会出危险。但杜斌丞表示他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他还特别对我党领导同志表示：“国家到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坚持斗争 终以身殉
1946年2月间，杜斌丞从西南回陕，立即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揭露国民党当局对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是不甘心的；指出今日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杜斌丞的公开谈话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戳痛了蒋、胡匪帮反革命的心窝。他的寓所周围布满了特务，跟踪、盯梢，寸步不放。我党领导和许多朋友要他或去陕北，或赴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去。但他认定他的去留应取决于工作。他说：“蒋介石在关中屯集重兵，关中人民所受扰害达于极点。为了个人安全把已进行的解放工作半途而废，对不起关中父老，也对不起共患难的同志。”他镇定地告诉亲友说：“革命不能让恐怖吓倒，斗争就难免有牺牲！”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岿然不动，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
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就栽赃诬陷，逮捕了杜斌丞。在敌人牢狱之中和法庭之上，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特务栽赃诬陷的鬼蜮伎俩，说明内战之爆发，应由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负责。
杜斌丞十分关怀同时被捕的难友。通过看守监牢的士兵，转递了他写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望门思张俭，慷慨感侯生。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
他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系念着民盟的工作。当他得知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后，喜赋诗词，惜保留很少，残缺不全。其中一首七绝仅存的后三句是：
“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一首五律今存的后四句是：
“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蒋介石图穷匕见。10月7日，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玉祥门外慷慨就义，终年60岁。噩耗传出，在全国广大进步人士中激起很大悲愤。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了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屠杀政策。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案情诉诸全国和全世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董必武、彭德怀、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柳亚子、高崇民等许多党内外领导同志和著名人士写了诔诗、悼词、挽联等悼念文字，赞扬他力争民主的丰功伟绩和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远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也写悼诗，倾诉了人民的愤懑：“桃李春风愿未违，赤心报国几艰危，临安三字沉冤狱，构桧无端杀岳飞。”诗人也预告了历史的宣判：“一炬咸阳期不远，尽歼丑虏报仇来。”
在就义前两天，杜斌丞寄出的狱中书写道：
“自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诸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举行了隆重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当时正在指挥向蒋胡匪帮胜利进军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写的挽词是：秦岭巍峨，悼先烈舍身成仁，光耀西北，永垂不朽；黄河怒吼，看三军气冲霄汉，直捣长安，胡贼难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52年12月21日，杜斌丞遗体安葬西安革命陵园。
杜斌丞先生的一生，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一些老同志颂扬他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杜斌丞先生的确当之无愧。
第3版()
专栏：
访“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同志在哪里？十年浩劫，他经历了哪些磨砺？在建设四化的新长征中，他又是怎样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呢？
最近，我访问了吴运铎同志。老吴把我让进他的卧室兼工作间，室内南墙临窗一张书桌上，放着画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制图仪器，书桌对面是一张钳工工作台，台上摆着台钳、手摇钻、锉刀、斧锯和五金器件，还摊着几张图纸，特别引人注目。坐下来后，我劝老吴：“你身体不好，要注意休息。”老吴却说：“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只嫌时间不够用，哪还有心思在病床上打发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一伙将50年代给青年以深刻教育的革命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打成毒草，给老吴扣上了“走白专道路”、“不讲阶级斗争、鼓吹个人奋斗”、“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到抄家、游街和批斗，关进了牛棚。在风雨骤变的时刻，老吴想起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和战友们刻苦钻研技术，冒着生命危险，用血肉和生命的代价，获得制造枪炮弹药的技术和经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解放后，党派他出国学习，鼓励他成为精通业务技术的专门家。今天虽被关进牛棚，他相信阴霾一定会过去，为了明天，还须继续占有知识。他理解自己数学的底子薄，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补习数学。他就悄悄把数学书籍带进牛棚，白天劳动、挨批斗，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习题。
1969年的严冬，老吴被发配到塞外一个草料场“改造灵魂”。临行，除了日用品和书籍，他照例带上了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台钳、手摇钻、锉刀、斧锯、风箱等工具。当地群众对照《把一切献给党》中的照片，认出他就是吴运铎，纷纷主动来关心他。老大娘见他只有一只手，帮他洗洗缝缝，老大爷为他修补透风漏雨的住屋，青年们帮他挑水买煤，赤脚医生常去为他治病。群众敬重老吴，老吴心里想着群众，他在自己的床前布置了一个“野战式的小车间”，利用休息时间，为民兵修理枪支，为生产队修理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等农业机械，他还从自己“生活费”中挤出钱买来马口铁、焊锡，为群众修锅补壶。他还和村里的共青团员们组织了一个科研组，利用当地出产煤矸石的有利条件，生产氮肥。当时，老吴的任务是喂猪，他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克服断手瘸腿的困难，把一桶桶泔水倒入大锅，一只手拉风箱煮猪食，别人刚起床，他就在猪食槽边喂料了，早饭后便集中精力试制化肥。经过3个多月反复实验，终于生产出了氮肥，为当地生产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72年，吴运铎回到北京，可是仍没有给他分配工作。老吴是从来不允许浪费时间的。他在卧室内支起画板，布置了小车间，自选两个研制新型武器项目，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查阅资料、绘制图纸、制作模型，一天工作下来，常常眼睛熬出了血丝，手掌磨出了老茧，有时他心胸闷疼，起身走几步，继续干。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给老吴彻底平了反。他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78年，老吴重新工作，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他分工领导一项重要科研项目的配套工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次去贵州，一次去杭州，一次去上海，两次去成都，三次去西安，三次去沈阳。他深入工厂、车间，向技术人员和工人请教，开会商讨、解决问题。今年元旦，老吴是在从沈阳回北京的途中度过的。配套的科研项目完成了，老吴却病倒在出差的旅途中，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业余时间，老吴拿起笔，写作和修改了十几篇有关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用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教育青少年树立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
谈到今后打算，老吴说：“还是那句老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一切献给党’，根据我年老体弱，精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我已请求把领导职务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自己当顾问，但在有生之年，我仍将拿起笔来，继续新的战斗，为四个现代化竭尽所能。”
本报记者 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