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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西安碑林区爱卫会孙涛一信的反应
编者按：7月31日，本报发表了西安市碑林区爱卫会孙涛等二同志的来信《为什么有理打不赢“官司”？》不久，碑林区法院等单位向我们反映，说孙涛等人的来信是不实的。我们研究后，正准备派记者前往调查，又得到《陕西日报》群工部来信，说他们已派记者进行了调查，孙涛等人反映的情况确实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本报每天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大部分反映了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心声，但其中也夹杂着个别失实的信件。这些信，有的是由于写信人对情况了解不实或不全面，有的是道听途说，甚至是有意捏造的。由于我们不可能一一查清实情，一旦在报纸上刊登，产生不良影响。我们欢迎批评信件，也欢迎反批评信件。对那些不实的来信，希望读者据实提出反批评或表示不同的见解，以利于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孙涛等人的批评不实事求是
今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西安市碑林区爱卫会副主任、卫生局长韩自廉和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孙涛《为什么有理打不赢“官司”？》的来信。内容是1979年11月17日，西安市碑林区爱卫会对卫生条件差的锦春饭馆罚款50元，由于市饮食公司阻拦，罚款一直未交。后移交碑林区法院，法院不给裁决，有理打不赢官司。
这封信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
一、来信说：锦春饭馆“放在地板上的两堆肉皮挨着鸡笼，被鸡屎污染。”真实情况是：饭馆购进的鸡圈在笼子里，肉皮与鸡笼相隔一尺多，鸡在笼子里无法跑出来，肉皮上根本没有什么鸡屎。
二、来信说：“放熟食的橱柜里有老鼠屎。”真实情况是：检查时，在放空瓶的橱柜里发现一粒老鼠屎，橱柜里根本就没放什么“熟食”。
三、来信说：“后门外有粪便垃圾”。真实情况是：这个饭馆小，垃圾白天倒在后门外，每晚都及时清理。且后门外是行人往来的巷道，人们不可能在此大小便。检查时亦未发现什么“粪便”。
四、来信说：“这家饭馆过去卫生就不好”。事实是：这个饭馆经碑林区柏树林公社检查，一直发有“卫生先进”的标签、奖状等。
五、来信说：对锦春饭馆的餐具、食物抽样化验，细菌高出规定标准90多倍。其实是高出24倍。
这封来信还提到：“由柏树林街道办事处提议，经区卫生局局务会讨论通过，罚锦春饭馆50元”。这是诈称。
“罚款”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11月17日，孙涛等人检查完锦春饭馆的卫生，就叫人把贴在橱窗口的“卫生先进”的标签扯下来，并当面对饭馆的负责人说：卫生不好，罚款50元。锦春饭馆当晚停止了通宵营业，集中人力大搞卫生。在此后的三四天内，锦春饭馆又多次大搞卫生，并请区卫生部门复查。但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碑林区爱卫会却发来了一个罚款50元的书面通知单。据说后来区卫生局又补开了局务会议，这才补了孙涛私自罚款的漏洞。
孙涛对锦春饭馆罚款和向党报写信是有原因的。
去年9月8日至25日，西安、兰州两市卫生系统联合检查卫生时大吃大喝，我们公司两位科长曾向有关单位和报社反映。《人民日报》11月10日、《陕西日报》11月16日先后刊登了。孙涛等人是这次检查团的成员，也是积极鼓吹大吃大喝和具体安排人。他们对两报所登的来信极为不满。就在《人民日报》批评后的第7天，即11月17日这个深秋日子，一反往年到此时不再大抓卫生的常规，迫不及待地到柏树林公社，召集了这一地区十几个单位的同志，对我公司系统东大街十家饭馆进行了抽查。在检查过程中，孙涛一路上发牢骚、耍脾气。第一个查锦春饭馆，查完就把三张“卫生不好”的标签贴到饭馆的大门上和橱窗上。到西安饭庄时，饭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来这些人检查卫生？孙涛气呼呼地说：“咱来的人不多，不搞那个‘大车小车一长串’”。（指报纸上批评的话）当查到东亚饭店时，他和一名检查人员说：“好好查，多查它几遍，不对就罚！”后来，孙涛又对区爱卫会一同志说：“你们下午再查四个单位，凑够十个单位，发个通报。”不久，碑林区爱卫会果然针对饮食公司发了个通报。
我们当即向处理西安、兰州两市卫生检查团大吃大喝问题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组反映了此事。中央纪委工作组请市委出面制止他们的罚款。市卫生局局长也曾给他们说：“这样做影响不好。”然而孙涛等人对领导上的劝说置之不理，竟不择手段地编造读者来信，欺骗读者。
陕西西安市饮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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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日报》不该登这封信
我部收到孙涛同志写的《为什么有理打不赢“官司”？》一信后，立即派记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孙涛等同志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但由于事情比较复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花费了很多时间。才调查毕，还没等我们向《人民日报》反映，《人民日报》就刊用了孙涛来信。这样，便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维护《人民日报》的威信，我们认为，对孙涛同志来信，报上应有所表示，以挽回影响。
《陕西日报》社
群众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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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院不裁决是有根据的
去年12月，碑林区爱卫会起诉锦春饭馆不肯交纳罚款，请求法院裁决。
我院于12月25日将双方传讯到庭审理。锦春饭馆提出，区爱卫会所诉案情有些地方（如说肉皮被鸡粪污染等）不实。又说，11月17日检查卫生完毕，饭馆当晚就发动全体职工大搞卫生。第三天上午，请柏树林公社干部来复查，将“卫生不好”的标签洗掉，贴上“卫生先进”的标签。在这之后，区爱卫会又通知罚款50元。
区爱卫会在诉讼中所引用的是西安市革委会1978年88号文件，即《西安市公共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第10章第27条之规定：“通知被罚款者，限五天内向上提出申诉，被罚款者既不申诉又不执行时，加重处分；如加重处分后仍不执行或拒不交纳罚款者，移交人民法院裁决。”区爱卫会既没有通知当事单位申诉，又未加重处分，就诉请法院裁决，他们没有认真执行自己所引用的文件规定，法院更无从受理。更重要的是，爱卫会诉请法院裁决罚款的依据是市革委会1978年88号文件，此件已被市革委会1979年34号文件和92号文件所代替，不能作为罚款的依据，应当执行新的规定。市革委会1979年34号文件，即《西安市公共卫生奖惩试行办法》（讨论稿）第二条明确规定，对违犯公共卫生管理而罚款的办法是：“单位逾期不交罚款的，由人民银行在单位帐户上转帐扣除”；对那些“不服教育，态度恶劣，阻扰执行任务，以及谩骂、殴打管理人员，并造成其它严重后果者”，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由公安部门或人民法院严肃处理”。此件第四条又规定：“以往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者，均以本办法为准。”市革委会1979年92号文件，即《西安市公共卫生奖惩办法》第五条规定：“对违犯公共卫生管理规定者……对不服处罚，谩骂、殴打管理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我们认为，根据市革委会1979年92号文件规定，锦春饭馆未构成依法处理的行为；而92号文件又没有规定法院受理卫生罚款的案件。因此，我们对区爱卫会的起诉不予裁决是有根据的，理应驳回。
但是，我们对区爱卫会的这种做法表示谅解，曾做过调解工作。调解没有结果，我们才建议区爱卫会撤诉。区爱卫会迟迟不来撤诉。办案人员、法院领导同区卫生局领导商谈，提出法院先批复，由区卫生局按市革委会1979年92号文件精神执行，如执行不通，可找上级单位仲裁。区卫生局领导表示同意。我院遂于今年2月29日批复。
批复下达后，我们收到了署名“区爱卫办”写来的一首讽刺诗，对此案处理表示不满。3月11日又收到区爱卫会写给区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的一份材料，题为《关于对区法院处理锦春饭馆罚款问题的意见》。这份材料同时抄报给市委书记、市政府雷副市长、市法院、市爱卫会、区检察院、区法院等。5月10日，《西安日报》头版登了署名裴爱伟写的所谓“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却不裁决”的来信。7月31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碑林区爱卫会韩自廉和孙涛两位负责同志写的来信。信中还引用了市长的批示。市长、副市长的这些批评，我院至今不知道有无此事。
韩自廉、孙涛两同志给各级领导和报社反映的材料，离开事实，乱加指责。他们硬说“法院是非不分”，“只因饮食公司卫生科不让交罚款，法院才不敢裁决”。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却不裁决”。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安定团结。我们请领导调查处理，同时希望公诸报端，消除影响，以正视听。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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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起严重的土地污染事件
今年春季，山东文登县生产资料公司从天津市宁河县生产资料公司购进当地磷肥厂生产的过磷酸钙2，000吨，主要分配给全县81个贫队，以帮助这些队打翻身仗。不料，用这批肥料作基肥，作物生长普遍异常。5月中旬，花生、玉米烂种、死苗。勉强活着的花生，矮小畸形，胚茎粗肿；玉米叶片卷缩，呈马鞭形。有的地块毁种二至三次，作物仍呈受害状。初步统计，全县花生受害面积30，500亩，玉米受害11，385亩，地瓜受害2，115亩，水稻、甜菜、果树等受害1，300亩，合计45，300亩。
7月13日文登县生资公司的同志，带着受害作物的样品到宁河县，与县财贸办公室、县生资公司的负责人交涉。宁河县的同志拒绝看受害作物的样品。请他们派人到文登看一下，他们不同意。最后，文登的同志请他们一起参加调查、化验肥料和土壤，他们还是不肯，并且不耐烦地说：“你们要化验自己化验，有问题我们包赔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文登县只好单方面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化验。化验结果证明：每公斤宁河产的过磷酸钙含有害物质三氯乙醛6，000毫克，每公斤受污染的土壤中含三氯乙醛10毫克。为了确认三氯乙醛对作物的危害，文登县科委、农业局用92盆三氯乙醛不同含量的土壤作培植试验，证明每公斤土壤含5至7毫克三氯乙醛，就可以使花生玉米受害，受害状况与使用宁河县磷肥的情况完全一样。
8月中旬，经文登县两次电报催促，宁河县生资公司、磷肥厂虽然派人到文登来看灾情，但他们既不肯与文登县写联合调查材料，也不愿协商处理办法。群众对此非常气愤。
这次土地污染事件后果严重。在受污染的土地上，幸存的玉米大部分不能抽雄成穗，花生大部分不能结果。按文登县近三年平均亩产计算，花生将减产1，169万斤，玉米减产853万斤，地瓜减产（折粮）708万斤。总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700多万元。受害地区的群众情绪低落。他们说，眼下快要秋种，三氯乙醛在土壤中还要残留多长时间，对小麦的危害会有多大，还无法估计。
文登县广大受害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要求上级有关部门坚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事，由宁河县生产资料公司包赔经济损失，并接受教训，以后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李春利
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化验报告单
文登县×××等同志，送来过磷酸钙及本地土样两份（由送样者自采），经我们采用比色法测定含三氯乙醛结果如下：
文登县敖山公社购进磷肥含三氯乙醛6，000毫克／公斤；
文登县商山公社施用磷肥后土样含三氯乙醛10毫克／公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环保室有机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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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尽快解决蜂窝煤污染
我们是四川成都市的居民。最近《成都日报》发表一条新闻，说成都市已有11万多户用上气体燃料，是改变本市民用燃料结构的一大进展。但根据目前条件，要在短期内全部实现民用燃料气化是不可能的，蜂窝煤仍然是全市的主要民用燃料。因此，成都市的大多数居民迫切关心的一桩生活大事，是尽快地解决蜂窝煤污染问题。
现在成都市区约有30万户居民使用蜂窝煤，主要集中在城内人烟稠密地区。而成都市生产蜂窝煤的原煤，是来自含硫量极高的省内永荣矿区。使用这种蜂窝煤，据本地环境保护部门测定，全市每天大约排出40吨二氧化硫气体，污染空气，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并对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钟表、水管、灯头等各种金属用具腐蚀很厉害。由于这些危害是日日夜夜无声无息侵蚀的，加以一些有关领导同志又多已用上气化燃料，自身感受不如群众深切，因此，群众反映虽然强烈，却未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足够重视。
这个问题是不是难以解决呢？实际上办法是有的。
关键在于搞好脱硫。这方面成都市已有成功的经验。早在两年前，西城区煤砖三社就试制成功一种低硫蜂窝煤。经过上千次试验，脱硫效果达到90％，曾获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去年，这个社又派人参加了全国蜂窝煤脱硫座谈会，听了日本专家介绍的先进经验，回来后又试制成功一种节约原煤的上点火速燃低硫蜂窝煤。但是，这样造福人民的好事却迟迟办不成。获奖的低硫蜂窝煤，经过两年时间，至今仍停留在300户的范围内；上点火速燃低硫蜂窝煤还停留在试制阶段。据了解，低硫蜂窝煤不能推广原因有三：一、成本高。因生产低硫蜂窝煤需添加高锰酸钾等辅料，成本约比普通蜂窝煤高20％左右。二、无力增添设备。成都市加工蜂窝煤的除两家国营单位外，都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资金有限，无力添置生产低硫蜂窝煤所需设备。三、无力统筹安排。推广低硫蜂窝煤涉及价格、设备、财政补贴、劳力安排等问题，单靠煤建公司也难以完全解决。
以上仅是客观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有关领导对人民的疾苦不关心。长期以来，有关领导仅仅满足于不闹“煤荒”，认为有烧的就行了，而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大事并不热心解决。最近，国家经委和财政部为支持成都市上点火速燃低硫蜂窝煤的生产，已拨出20万元专款。建议市里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也给予必要的财政信贷支持，使这一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尽快得以解决。现在是群众关心，国家支持，只欠成都市有关领导人真正重视起来了。
成都读者
晓毅 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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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便民二则
（一）
今年6月，我在北京西单百货商场买了件涤纶针织衫。由于不了解性能，买小了。该场同志知道后告诉我：“经同志们研究，认为应该帮您解决。如将衣服寄来寄去，既耽误时间，又恐怕不合适。我场采购员经常去天津办事，可否等去时送去90、95公分针织衫各两件，以便当面挑选？”
8月初，二位年近半百的采购员到天津百货公司办完事后，来到我局，送来了衣服让我挑选。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引起北京西单商场这样的重视，说明他们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对人民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天津市南郊区教育局
刘世泽
（二）
我买了一件上海第一服装厂生产的“杜鹃”牌针织涤纶女上衣。后发现前身总是不平，几次改钮扣位置仍不见好。给上服一厂去信，请教是哪里的问题。上服一厂计划供销科的同志让我把上衣寄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不久，改好的上衣寄回来了，穿着非常合适。
我只是千千万万顾客中的一个。为了一个顾客的一件上衣，他们不怕麻烦，负责到底，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
天津市结核病院
刘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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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退休的县委书记当“邮差”
原广东省澄海县县委书记、退休干部李正全，1966年秋回到了老家山东牟平县姜格庄公社李家疃大队。他身体不好，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呆在家里，他总觉得不是滋味。有次，他到大队代销店买东西，看到社员的报刊信件，乱七八糟地放在那里，几天了，社员还不知道。老李心想，当个义务投递员不是也可以为大伙做点好事吗？在取得大队党支部同意后，老李就揽上了这份“差事”。
李家疃大队有190多户人家，住在四个自然村，人多姓杂。李正全离家30多年了，别说青年小伙、新媳妇不认识，就是那些四十岁上下的人，也几乎都不认识了。开始送信，名和人对不上号，认识了人又不知住在哪里，经常是手里拿着信，收信人就站在眼前也不认识。为了送信方便，平时，他遇上谁就注意打听人家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终于熟悉了全大队的社员。从此，他便能及时准确地把信件送到社员家中。
李正全常说：“信件连着社员天南海北亲人的心，投递工作一刻也马虎不得。”老李有时因病住院或外出，就嘱咐老伴和孩子替他跑腿。对待社员的包裹、电报、挂号信和汇款等邮件，老李特别细心。他都是先登记，然后再亲自送上门，由户主盖章领取，从没出过差错。
农忙季节，许多人家都锁了门，他就把信件、邮包送到妇女劳力集中的场院；场院上找不到的，老李就在村头等他们收工回来。村里有些绣花的家庭妇女，经常到旁人家里做营生，遇到这种情况，老李常常要为一件邮包或是一封信，跑三、四趟腿，他从不嫌麻烦，直到把信件交给本人才放心。有些妇女不过意，劝他说：“你这大年纪，不用老跑，找不到在大队广播一声，俺自己去取也行啊。”老李笑呵呵地说：“这样只是我一个人多跑点腿，那样不就耽误你们绣花了吗？”
十多年来，李正全为社员投送了24，000多封家信，2，000多份特种邮件，1，100多笔汇款和大量的报纸刊物。人们说“老李一点不象个当过县官的人”。
山东牟平县姜格庄公社
唐述欣 邹本广 徐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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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这样的“多劳多得”旅客受不了
7月24日，我们乘长途汽车，从丹东至大连。车上四十几个座位，在丹东一发车即已超员。从丹东到庄河县之间，大小站都停，最后超员三十多名，光车门口就挤了十几个人，你挤我压，简直和集装箱一样。我是有座的，但脚也没处放，只好右脚踏在左脚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挤得直叫，他的头顶着我的腮，后边还有一位海军战士的腿顶着我的腰。三十六七度的高温，长途奔跑10个小时，车厢内和蒸笼一样。“简直拿着人不当人，和装猪一样！”“幸亏是装人，若是装猪，得死掉一半！”一路上骂声不绝。以后我们打听了一下，听说：超载可以“多劳多得”，超员越多，得奖越多。我们不禁要问：只顾你们多得，还管不管旅客的死活？
山东潍坊 郑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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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
临潼火车站接受批评
七月二十日你报发表关于临潼火车站秩序不好，卫生很差的批评意见后，该站随即组织职工进行了讨论。西安铁路局、西安铁路分局和渭南车务段主要负责同志，也多次到临潼火车站帮助解决问题。车站职工对站内外厕所、垃圾、粪便进行了一次彻底打扫，并制定出以下措施，已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实行：
一、每天坚持集体清扫广场、站台、候车室七次，平时随脏随扫。每天晚上对候车室用湿锯末擦地板一次，并细心擦净窗户椅子。
二、把卫生区划分给每个班组，各负其责，站长每天全面检查一次。
三、把行包房内各种脏物清扫干净，货物堆码整齐，不堆放任何私人物品。
四、积极组织职工和待业青年维持好车站秩序，对摆摊设点的小商贩统一规划，加强管理。
对一些疑难问题，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积极解决。
西安铁路分局宣传部
雷凯 于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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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
深圳北站在改进工作
广州铁路分局深圳北站来信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批评该站野蛮装卸红砖一事的来信后，站和车间各级召开了货装车间干部碰头会、站务会、职工大会，提出改进今后工作的措施。其中关于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规定：坚持负责运输十二条、货运员监装监卸制度、车边会、装卸一长五员三组分工负责制、货物定形堆码制度。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基本功活动，开展标准化作业，装卸标准车，装卸标准货。
八月十九日，他们派田副站长前往第五工程段，赔礼道歉，并征求改进工作的意见。现在，由主管货运的站长、车间主任、派班员组成检查小组，每天早晚两次到现场检查卸货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