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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本报9月17日发表了傅佑、马秀清两同志的来信，提出开展关于“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的建议以来，收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来信、来稿。9月23日，我们邀请首都文艺界的部分同志，就此问题进行座谈。许多来信、来稿和参加座谈会同志的发言都提出，要通过改善领导来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横加干涉作风和解决文艺的领导体制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要真正做到把文艺事业搞活，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敢于在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大胆改革，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凡是我们该办的事情，就应该积极去办，不要因循保守；要敢于负责，不要推来推去，更不要等待。现在大家的工作都很多，如果不管什么事都要等“救世主”出来才能办成，而自己不敢有所创新，不敢有所建树，我们的事业怎么能前进？四化怎么能顺利实现？文艺怎么能发展繁荣起来呢？
今天本报发表的是首都文艺界部分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今后将继续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
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
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 黄宗江
《人民日报》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我认为很好，许多同志也都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好，把这个讨论深入下去，对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有好处的。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好几位是带“长”字号的。“长”者，“官”也。在“官”字上做文章，岂不有些触犯？本来，这个“官”字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是不应该存在的，尤其是所谓“文艺官员”，好象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挺少有，怎么在我们这儿添了这么一项“专业”呢？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又说：“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我想加上一个意思：在这个领域是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的。大概也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是无可争论的。
批官僚主义，不是容易的事情。1957年，好多人就是因为批官僚主义出了“问题”。现在有的人一听批官僚主义就跳，为什么要以“官僚”自居呢？现在我们要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得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气。官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怎能容忍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官僚主义打掉，不做官，要做公仆，做朋友嘛！
周恩来同志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是极其动人的。有一次，我偶然在长安戏院看江苏京剧团沈小梅的戏，那天只上了一成座。我偶一回头，看见周总理就坐在我后边那个座上。在当时那么个小戏园子，沈小梅那时还是个没多大名气的外地来的京剧演员，周总理却那么重视，跑来和群众一起看戏。我一直想写篇文章记下这件事，拟题作《十里长街忆长安》……
怎么领导文艺？我赞成“无为而治”。这是陈毅同志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当然，因为它是比喻，总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它的意思，是说不要管得太多。无为而治，不是不要领导。无为是为了有为，是为了治。所谓有为，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扬民主，要坚持“双百”方针。放则兴，收则衰。要一直放到共产主义。说民主只是手段，这话甚至有点可怕，好象通过手段达到目的后，就无须再讲民主了。我同意，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可以说是真正彻底坚持“双百”方针的时代。
“文艺官员”既为“官”，就还要讲些为“官”之道，修身养性，还是要多读书，多看报，多看戏，否则很可怕。你既然当了文艺领导，就得多看书刊，有些戏，你还是非看不可。你来不及看，咬咬牙也得看。好多书刊，好多戏，人家文艺工作者是看的，青年是看的，你当领导的不看，就麻烦，就无法领导，至少你不知道行情嘛！读书，还要废偏食，你老读《资治通鉴》，也要坏事。
我同意陈老总引用过的因果关系四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切事情都有个因果报应，不过这不是佛家所说的那种报应。我们所说的因果报应，不一定是报应在一个人身上。你扶植或否定了那个戏，总会有后果的。对文艺上的一些问题，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卡得那么死。如爱情问题，过去日本也禁得挺厉害。1936年，日本官方发公告，禁止电影上有接吻镜头，现在日本的电影发展到差不多无片不吻，甚至无片不脱。这种物极必反，也是我们熟悉的所谓“惩罚”吧。总之，在这些问题上，不要过分紧张。越封建越遮掩就越乱。所谓不合国情云云，要作具体分析，我国古典名著《西厢记》、《牡丹亭》有些词都是文雅的语言，要是翻译成大白话，是相当露骨的。封建道学先生的东西，现在在某些领导人头脑里有点变本加厉。
9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来信很好，很中肯。我同意这文章说的形势大好。十年浩劫，总提“形势大好”；现在一听到这四个字，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目前的形势确实是大好，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也还有不好的事物，最突出的就是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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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中国
实验话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蓝光
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正在大力改革，政治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也必须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在体制和制度上进行改革。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宣布恢复建制、直接管辖的有14个剧院、剧团。这些院团本身，有的一个院有三四个演出团，有的一个团有两三个演出队。加上北京市尚有各个剧种的院团。剧团多，剧场少，往往排出戏来找不到演出场地。北京是首都，经常有省市的或外国的剧团、歌舞团来演出新节目。还有为交流艺术经验、检阅戏剧队伍的状况而举行的全国调演等等，剧场就更显得紧张。文化部直属院团中有许多是没有自己的剧场的。我们中央实验话剧院恢复建制后将近三年的时间，不但没有剧场，甚至连排演场，绘景车间、仓库、办公室等起码的工作条件都未具备。几年来象吉普赛人一样地流动工作：借各机关团体的会议室排戏，每天在为找剧场演出奔忙。在郊区、工矿、机关礼堂，到处游动。三五天换一个演出场地，运输、装台、演出、拆台……大剧场用大些的布景和道具，小礼堂把布景、道具改小，人力、物力消耗大，同志们十分疲劳不说，主要是艺术质量不易提高，想实验些新的演出形式，也找不到合适的剧场。
特别是今年以来，规定要按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院，实行包工资、福利、医药、办公费，演出事业自负盈亏，剧院就越发紧张了。必须增加演出场次，到哪里去找剧场呢？巡回到外地路费和住宿费又花不起，何况有些省市剧团也不少。同时挑选剧目时不能不考虑能否卖座、舞台美术的制作费用花钱多不多等等。本来艺术单位的任务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寓宣传于娱乐之中，通过舞台与观众直接交流，发挥艺术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一个形式和内容都完美的戏剧演出，应该是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艺术质量和票房价值本来是成正比的。可是，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观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青年观众，由于思想水平、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的不同，有时好戏并不一定卖座。反之，内容和形式都不太健康的东西，有时票房价值反而高。面对这种情况，剧院是坚持正确的剧目政策，还是向“钱”看呢？广大戏剧工作者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也深知我们是一个有悠久文化艺术传统的伟大民族，需要努力为人类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些财富，要不懈地为提高文学艺术的质量而努力，但是经济规律的制约，使剧院不能不考虑收入问题。这就在缺乏演出场地的困境中，增加了新的困难。这种情况省市剧团也普遍存在，因而迫使他们有时要演出些不该演出的剧目，象福尔摩斯也搬上了舞台。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用经济纪律防止浪费是应该的，但限制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就应该采取些调整和改革的措施。
比如，中央直属院团到底需要和可能办多少？每个院团如何精兵简政？每个剧院的方针、任务、形式、风格要不要有所区别？更要考虑如何保证他们的工作具备起码条件以利戏剧事业的顺利进行。
剧院（团）虽不是企业单位，是不是需要扩大些自主权，一部分人权、财权是否可以下放，使剧院自己有选择、任免、奖惩干部，使用一定限额的经费的权力，以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全国许多院团可不可以有“官办”、“民办”和民办公助等体制？不要管的太多，统的太死。要管就一定得管好。
体制和制度的调整改革是按文艺规律办剧院的保证。更主要的是各级文艺领导在思想上首先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在坚持文艺的正确方向下，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保护支持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要用行政命令或变相的行政干涉。“双百”方针既然是群众路线在文艺工作中的体现，就应该让文艺创作在群众中，在实践中经受考验。采取放的方针，即或放出社会效果不太好的东西，甚至出了毒草，也没什么可怕，领导可以引导群众争鸣。“齐放”和“争鸣”同时并举，艺术民主才得以发扬，艺术事业才得以兴旺。在这方面，30年来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的。
文艺事业的调整和改革，除体制和制度外，第一位的是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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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 石羽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落到实处。现在有个说法，“老干部政策落实在权上，资本家政策落实在钱上，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在报纸上”。这话虽然不准确，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应当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应当从知识分子中发现和培养人才，要大胆提拔年富力强、有真才实学的行家，充实到各级文艺领导班子里去，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积极改变有些文艺领导班子老化和外行的情况。要特别关心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成长。要在思想上关心和帮助文艺工作者。党的组织要经常掌握和研究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况，但这不是为了掌握整知识分子的材料，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业务上，要让老的做好传帮带，使年青人更快成长。现在一些老的演年轻的角色，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艰巨的。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自己也觉得吃不消。我们的文艺事业总是向前发展的，老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总是要逐步离开文艺舞台的，因此，如何做好工作，使他们把自己的艺术传给青年一代，是一项很迫切的工作。这不仅是老一代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事，也是党的领导的事，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兴旺。此外，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做好后勤工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许多年富力强的文艺工作者，夫妇是双职工，上班以后，或者外出的时候，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工作都要有人做。还有扩大集体福利，这些工作，领导都要考虑做好，这也是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可忽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艺部门的领导，要学习周恩来同志，要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平等待人。我们现在有的领导，不好说话，你见到他总不想跟他谈什么。不象周恩来同志，我们见他来了，总是想过去跟他说说心里话。还有，我们演的戏，当领导的要常来看看。你说忙，可周总理那么忙，还常来看我们的戏，和我们一起讨论文艺创作问题。
文艺工作的领导要象周恩来同志那样，经常到文艺工作者中间来，不仅看他们的演出，也和他们谈心、交心，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关心他们艺术创作的甘苦。总之，领导的思想方法和作风要有一个突破，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只要耐心、细致地从各方面做好工作，就能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我们的文艺繁荣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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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石联星
我一直是文艺战线上的小兵，谈起来自由一点。
一谈到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们总要以非常激动的心情思念敬爱的周总理和过去在白区做文化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白区，无论敌人怎样摧残、压迫、禁演，我们都能战胜他们。靠什么呢？靠党的领导。那时候，战斗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新中国剧社一建立，我们还不知道领导我们的是党员，也不知道党的领导是谁。但大家知道它的方向，坚决不演一个坏戏，不演一个反动戏。那时，条件十分困难，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但精神状态很好。党是通过周恩来同志、夏衍同志以及各层干部来领导的，目标明确，作风亲切。那时，我很想回延安，周恩来同志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还很关心我，要别的同志转告，要我好好工作，把孩子带好。周恩来同志把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装在心里，对每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困难甚至我们的后代都关怀备至，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长沙大火，全城一片焦土，周恩来同志从火海中冲出来，听说演剧二队从长沙出来翻了车，非常惦念，来信问候，但为了救灾，他下命令要我们演剧二队立即回长沙。我们许多同志是带着伤返回长沙的。周恩来同志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中还亲自到长沙视察，来看望我们。恩来同志这样关心，使我们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一定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重庆，恩来同志非常关心我们，我们演戏的服装他都亲自过问，经常同大家一起围着广场看戏，不怕国民党迫害。恩来同志身边团结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党通过恩来同志领导我们战胜了白色围剿，领导了整个文化运动。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对各个剧团也十分关心，常来北京人艺看戏。有时外出回京，一下飞机就来，有时因外事活动，一个戏分两次才能看完。每次看戏，都象普通观众一样，毫不特殊、平易近人。对一些不好的戏也提出批评，意见很中肯很有说服力，还用商量的口气，不是单纯的指责。他经常在戏散场后，深更半夜到演员宿舍问寒问暖，对年老的、年青的文艺工作者一视同仁。彭真同志也常来看戏。党的这一传统17年中是一直保持着。
林彪、“四人帮”对文艺工作者则是摧残、打击、陷害。江青到首都剧场看戏，走到哪里就要把地毯铺到哪里。于会咏、刘庆棠之流到剧院来，把脚丫子放在桌子上，横行霸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三年多文艺战线成绩很大，但仍然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有的老同志担任了文化部门的领导，高高在上，我们想要见一面也非常之难，偶尔在剧场遇上，有话也不敢找他谈，给人印象不那么亲切了，官架子十足。为什么不能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呢？哪怕学一半，学一点也好。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人浮于事，有的文化领导部门，平常很少有人来指导，一到看戏了，就要我们专门给他们演一场。这怎么能改善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呢？我们很希望北京市委、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能够多下来，同我们交个朋友，谈谈心，从思想、创作、生活上多关心我们，了解一下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苦恼？文艺工作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如果习惯于高高在上，靠听汇报来领导文艺，那是繁荣不了文艺的。汇报不一定可靠，不一定全面，甚至有的人还会钻空子，你爱听什么他就汇报什么，或者报喜不报忧。经常到下面来，群众觉得你好接近，没有官架子，同你无所不谈，你就能掌握到第一手材料。领导人一定要克服官气，把当年同敌人战斗的革命精神发挥出来，才能谈得上加强领导，光靠指责是不行的，一定要同文艺工作者平等相处。
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下，到底怎样做才能出优秀作品呢？我以为从《丝路花雨》的诞生可以得出一点经验。甘肃经济生活比较艰苦，又远离中央，条件不比北京好，为什么能开出这样一朵灿烂的花呢？据说省委和省文化局的同志很重视，积极鼓励、支持创作，并具体建议邀请北京一些舞蹈专家专程去指导，这样做就是加强了党对文艺的领导作用，把民族的优秀艺术发展了。
我们迫切要求文化部门和文艺界的领导，能切实改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学习周恩来同志，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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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总结经验 改善领导方法
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林杉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傅佑、马秀清同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正在考虑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到底应该怎样坚持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认为，这必须认真总结建国30年以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经验和教训当中，有几条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放则兴，收则衰。这是30年来党在贯彻“双百”方针中的基本经验。以电影来说，30年来也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
“双百”方针以后，电影工作者思想活跃，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1959年的电影创作的高潮。这一年，电影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好的。但是，1959年以后，就不行了。片面强调抓阶级斗争，反右倾，批修正主义，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左”的方面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创作人员搞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1960年，象长影这么一个大厂，只拍了一部影片。1961年，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旨是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提出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这以后，电影有回升，到1964年，出现了《兵临城下》、《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质量较高的优秀电影。当时，我们的电影，在艺术上已接近了国际水平。可是，1964年，“双百”方针又遭到了厄运，从此，题材越来越窄，禁区越来越大，框框越来越多。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干脆取消了“双百”方针，造成了百花凋零的局面。从多年的实践看，文艺工作“活”的时候，正是“双百”方针贯彻得较好的时候；文艺工作死气沉沉的时候，也正是“双百”方针受到破坏的时候。
二，两种领导方法。我们有的领导，要么在强调放的时候就放任自流，等到出了点毛病就横加干涉，简单粗暴。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领导方法。另一种领导方法是，既坚持放，又善于引导。既然放，就会出成绩，出成果，出人才。但放，也一定会出来问题，以至出一些有缺点的、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这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1956年以后，在出现许多好影片的同时，也出现了些格调不高、情趣低下的作品。当时，康生就抓住缺点打棍子，拔“白旗”。周恩来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让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并引导他们搞艺术性纪录片。1979年，我们的创作中，又出了有缺点的《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开了座谈会，这是好的。但是，这三个本子都没有改出来，如果能改出一个来，岂不更好？《电影创作》发了一个讨论《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报道，也给撤了下来，这在电影界的影响是不好的。
三，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机构。改善党的领导，是搞活文艺事业的关键。但是应当建立怎样一个领导机构，才能把文艺事业搞活？政府设立文化部、文化局究竟有无必要？什么事都由文化部、文化局管好不好？对文艺事业，用行政方式统得过死，有何好处？我也是赞成无为而治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文艺工作搞活。去年，由于将电影剧本审查权下放到电影厂，结果电影创作就搞得活了一些；审查权的下放，我认为，对于部、局来说，就是无为而治。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映权能否下放到厂？领导文艺创作应该更多通过社会方式来进行。我认为，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应当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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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古元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还没有贯彻执行，现在往往不按照文艺规律，而是单纯以经济规律来管理文艺事业。比如近年由于国画出口能赚钱，就偏重于这方面，甚至以外国的售价来衡量艺术的高低，而对于别的画种，关心就比较少。目前创作人物画就遇到不少困难，作者想深入生活，经费很困难，时间和设备都不足，辛辛苦苦创作出来，好不容易入选到展览会上露露面，展期一过，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只好放进仓库。有些油画和雕塑作品，体积较大，存放的地方都成问题。有些作者只得放弃原有专长去搞些小品，不太费力，又可以赚钱，“与其吃力不讨好，不如讨好不吃力”，这样下去，就势必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人物画的创作理应得到更多的支持，而现在这个问题未得到解决。
文艺出版工作也存在问题，由于利润原则，有些应该扶持的事情得不到应有的扶持。比如全国版画界都希望出版一本版画期刊，出版社由于怕赔钱，拖延了很长时间还未解决。但是一些只有降低人民群众欣赏情趣的画片却用最好纸张精心印刷，充塞市场，大概由于这类出版物能赚大钱。我不禁想起当年鲁迅先生，为了扶植革命版画的发展，拿出自己的稿费出版很多有意义的画册，传播革命文艺的种子。鲁迅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我们的美术展览馆本来就不多，美术展览场地很不够用，可是中国美术馆由于行政费用不足和追求奖金，变成出租场地。只要有钱，不管是不是美术作品也可以展览，还可以包租出去为某个单位长期占用。这样下去，很多美术作品无处可展，美术事业发展就很困难。
文艺工作一定要按艺术规律去领导，光强调经济规律，势必会偏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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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要立法
《电影创作》主编 鲁军
去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文艺要立法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在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中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在我们的文艺领导中，从上到下，都没有听说有人公开反对“双百”方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双百”方针总是有种种阻力。我过去发了徐怀中同志的一个剧本，叫《无情的情人》，后来被说成是宣扬“人性论”的样板。“人性论”究竟怎么样？“人性论”有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从我们的角度看当然不好，但是，一部作品中，即使有这么一点，又怎么样？有多大坏处？可以讨论批评。干么弄得作者在报刊上发表检查，连《电影创作》也作检讨！过去这种做法好不好？我认为值得研究。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帽子。帽子一戴，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就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
文艺的社会作用，究竟应该怎样估计？这对于文艺界的领导和作家，都应当很好地研究。特别是领导，要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文艺的社会作用，都是不适当的。拿目前有关《今夜星光灿烂》的一些争论来说，使我想起了苏联小说《毁灭》、《铁流》。《毁灭》写一支队伍，最后被打散了，只剩下十来个人，但还是坚持革命。我们看这小说，并没有对战争产生绝望或恐怖，得到的是鼓舞。战士看了《今夜星光灿烂》，是否就会思想产生动摇呢？我想不会的。
因此我想到文艺的立法问题。党的“双百”方针，要付诸实践，我很赞成应当有一个法。要保障文艺工作者的权益，保障“双百”方针的贯彻。一部作品，只要总的政治倾向不是反动的，即使有缺点，也不应该否定。有“双百”方针嘛！我们的方针政策，要有连续性。不能此时实行，另一些时候又不实行。要有一个法。比如，电影在什么情况下该剪该改，在什么情况下该停映？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究竟应当怎么划分界限？给文艺工作者以民主要给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立法。有一个法许多事可能好办一些，意见也容易取得一致，不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是。
领导文艺，关键是引导，不是靠堵，也不是靠截。靠堵和截怎么行？作家的思想不通，效果并不好。我们可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嘛。要通过积极的文艺批评，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让人民群众去判断，让作者和读者去鉴别，去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