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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废止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对待这样的问题，做自觉的促进派。
一
不论是我们的党章还是宪法，都没有领导干部终身任职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各级政权机构和党委的领导职务，尤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有些职务虽然定期改选，也是“连选连任”，没有任期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制定领导干部的离职退休制度，尽管年老体衰，甚至丧失了工作能力，也可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不受年龄的限制。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或不被认为有大的问题，就可以无限期地担任领导职务，终身任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首先是出现了领导干部的老化。回想建国初期，在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年龄大都在30到50之间。那时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真是生气勃勃，精力旺盛，大家都能够亲临第一线解决问题。我们能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的基础上，使国家建设事业迅速走上轨道，领导班子年富力强，是一个重要原因。30年来，由于对领导干部的任期未加限制，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太少，出现了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高的现象，许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步履蹒跚，行动艰难，即使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白发苍苍的也不乏其人。许多人虽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但毕竟力不从心，不能象当年那样生龙活虎般地工作了。这种情况同四化建设的要求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规定领导干部任职的期限，建立定期更换、离职、退休的制度，即使我们现在采取措施，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若干年后，又会出现新的干部老化现象，成为一种周期性的问题。
第二，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阻碍了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一方面，一些人长期居于领导岗位，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就难于进入领导班子，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另一方面，终身制也不利于领导干部本身的进步和成长。终身任职无异于一种职位保险，它不能激励人们奋发努力，反而使一些人得过且过，思想上、业务上、工作上进步很慢，干了多年，依然故我。
第三，终身制最大的弊病是不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一个人在一个地方长期担任领导，成了“老书记”、“老部长”，而下属干部又大都是经他之手提拔任用的。这样，就容易把自己突出于领导集体和群众之上，出现上面个人专断、下面唯唯诺诺的局面。实际生活中还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在一个单位任职很久，在人事上就难免以“唯亲”的原则取代“唯贤”的原则，搞自己喜欢的一摊人，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摊摊或圈圈，滋长宗派主义，妨碍党组织的团结统一。
经验还告诉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其弊端更为突出。事情的发展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职越久，加给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对他的宣传也越来越突出，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集权的趋势，直至把党和国家的大权集于一人，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名存实亡。个人集权与个人迷信相结合，使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这个大权独揽的人一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几乎是难免的），就会危及全局，而且难以纠正；如果这个主宰全国的人一旦发生变故，就会引起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和混乱。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再出现，是应当引起我们认真注意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的国家，如果让一个年事很高、精力不支的人来日理万机，不但对个人来说，是负担过重，而且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就难以避免。由于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存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野心家、阴谋家就比较容易招摇撞骗，混水摸鱼。林彪、“四人帮”的横行，对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最重要的又是要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二
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对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搞好四化建设，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这也是关系到完善我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终身制，主要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是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除了罗马共和国等个别例外情况，最高统治者都是终身任职。就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而言，按照“君权神授”的说法，皇帝是天帝的儿子（天子），他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登那个宝座。因此，作为封建国家的首脑，皇帝不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没有任期的限制，都是终身皇帝（从历史实际看，只有少数几个例外）。直至清王朝末年搞的所谓《宪法大纲》、《十九信条》，还是以“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为基本原则。在封建国家，各级官吏不过是皇帝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一般说来，官吏是按照“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的原则任用的，并没有规定什么终身任职的官制。相反，为了防范官吏的不轨，有些朝代还明确规定，不许在一个官位上久留，必须按时调换，或予以升迁。但是，作为封建官僚，只要能为最高统治者尽职效劳，就可以一辈子当官。所以，在封建社会，终身为官，世世为官，仍然是常见的现象，高级官吏任职终身的，不乏其例。
资产阶级兴起后，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认为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甚至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它，撤换它。这就不但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最高职务的终身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认真探讨过国家元首和官吏的任职期限问题。孟德斯鸠从古代罗马的历史看到，“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罗马盛衰原因论》第4页）他认为，一切官职，如果任期太长，便有危险。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后，建立了共和国，制定了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必须由选举产生，并限制了任期。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选集》第4卷第55页）同封建主义的终身制比较，资产阶级这种制度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实现了整个阶级对国家的管理，能够把本阶级中最有能力、最有才干的优秀分子挑选出来，放在国家管理岗位上，卓有成效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象封建的终身制那样，由一个人无限期地进行独裁统治，而不管这个人如何昏聩，如何无能。
但是，资产阶级鼓吹的平等，不过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普选，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过是自由竞争在政治上的表现。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代表各个部分资本家利益的各个政客集团。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是由这些政客集团轮流执掌的。议会制、普选制，这一套制度和规定，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这种局限性。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新型的民主国家。按照民主原则，任何领导职务都不能是无限期的，更不能是终身的；作为共和政体，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必须有明确的任职期限。这也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同专制的政治制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但要铲除一切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和痕迹，而且，应当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那种局限性，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把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现象。这应当作为我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完善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努力方向。
当前，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好经验、好办法，建立健全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选举、招聘、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项制度，对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作出明确的规定，还要采取措施，保证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代表实行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检举、控告、罢免权。我们不但要坚定地废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而且要努力创造比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更切实的民主制度。
三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往往不是人们自觉地搞起来的，而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因此，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就是属于这样的问题。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际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而我们又未能结合我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
从实际情况看，在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并不存在废止终身制这样的问题。建国之初，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人物在内，绝大多数都处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当时，百废待举，这些长期以革命为职业的领导者，一个劲地为我们的事业而奋斗，不但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也不大可能去考虑自己的任职期限这样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的变化，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虽然，在60年代前期，我们曾经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开始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能够顺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作为一种制度来看，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残余的一种表现。历史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民革命虽然把封建制度彻底摧毁了，但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适应于这种专制统治的习惯、心理以至生活方式，远没有清除干净。而作为封建专制统治基础的小生产的影响，更是严重存在。这些东西，必然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建国以来，没有对民主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疏忽。在缺乏民主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的条件下，功勋卓著的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更把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说成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在把人神化的同时，他们又竭力把人民的领袖异化为封建帝王式的人物。
多年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我们痛切地感到了终身制的严重危害。现在，我们的党中央不但明确地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任务，而且作出了废止终身制的正确决定。这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巨大进步。
四
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进行研究，既要确立制度，又要提高认识，积极而稳妥地进行。
首先，要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的任期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了完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我们的党章也应从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出发，对党的最高一级领导职务的任期，作出明确的规定。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应当选择那些最有经验、最有威信的领袖人物担任最高的领导职务。但是，这并不是说，领袖人物都要终身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民主生活中，杰出的领袖人物会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使人们能够从他们中间挑选在才能、智慧、性格和体力、精力等方面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职务。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和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各种途径，为党为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对于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作出恰当的规定。对这些领导干部，应根据不同情况，定期进行改选或任免。某些单位由于性质和特点不同，领导者的任职期限不宜作机械的规定。但是，必须肯定，任何单位的领导职务，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因此，要有明确的适当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要对离休、退休干部作出妥善的安排，使他们既能愉快地离开领导岗位，又能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当前，这是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搞一刀切。能够继续工作的老干部，仍然是我们的领导骨干。
还有一条，就是要注意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敬老同志、关怀老同志的好风尚。目前，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某些党组织内，也存在那种对当权者奉承拍马、对不掌权者冷眼相待的恶劣风气。改变这种风气，需要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今天，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习惯，要废止它，有些人感到很勉强，很困难。
所以产生上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由于多年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思想上缺乏准备；再说，对于老同志的离休、退休还缺乏一套完备的制度和办法，一些同志考虑自己今后怎么办，也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产生这种情况也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这里，着重指出两点。
一个是对国家的迷信。马克思说：“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法兰西内战》第141页）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管理国家看得很神秘，其实，这是政治管理权的垄断者制造的一种愚昧。在我国封建社会，人们对封建国家的迷信，达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除了作为封建国家首脑的皇帝被看成是真命天子外，其他文武大员也常常被说成是什么星宿下凡，只有这些非凡的神人才能管理神秘莫测的国家事务。我国革命的胜利，大批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普通人物参加国家管理，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那种陈腐偏见和迷信的猛烈冲击。但是，对国家的迷信根深蒂固，不易一下扫除干净。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同对个人的迷信一起泛滥，就必然出现“非某莫属”的局面。人们虔诚地认为，某一重要职务只有某一特殊人物才能担任。这样，终身制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十年内乱时期，这种情况曾经盛极一时，大家不是记忆犹新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是仍然很流行吗？今天，这种影响并没有绝迹，而在一些地方继续起着作用。因此，从思想上破除对国家的迷信，是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然，我们说要破除对国家的迷信，决不是说，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担当起来，更不是说，在决定重要人事变动时，可以采取轻率的态度。而是说，不要把对国家事务的管理神秘化。
另一个问题，就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我们绝大多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完备，也由于有些人对自己要求不严，一些旧影响便乘虚而入，“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的封建传统观念便有了市场。在一些人的思想上，做官与革命的界限逐渐模糊，不正之风在我们的队伍中日益滋长，极少数人发展到做官当老爷，迷恋权力，甚至热衷于搞特殊化的地步。因此，当党中央提出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时，就思想不通。他们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而是首先考虑个人的地位、待遇，考虑家属子女的利益和前途，有的甚至采取先捞一把再说的错误态度。这说明，我们有些同志中封建主义的遗毒相当深重。
现在，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全面改进我们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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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期马克思对封建官僚主义的批判
陈荣富
德国进入封建社会较迟，直到12世纪，封建的等级制度才最终形成。到了15世纪，西欧各国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状态，而德国却进入了封建统治的极盛时期。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法国相继获得胜利，而德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腐朽透顶，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极端凋敝，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极其软弱，它的思想家虽然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批判，但只不过是嘟嘟囔囔地发些牢骚而已。
1841年马克思在大学毕业，不久担任了《莱茵报》主编。这个23岁的青年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普鲁士“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官僚政治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封建专制正是通过层层相叠的宝塔型的各级官僚机构来实现其对人民的统治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及其它著作中，对这种腐朽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揭露和鞭笞。
官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大小官僚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毫无行政效率。既然封建贵族及其子弟可以凭借自己高贵的门第和祖宗的显赫历史，坐取高官厚禄，因此保持积极的进取心和事业心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贪婪地攫取物质财富，“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道例行公事，“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的“存在只是办公桌上的存在”。（同上，第1卷第302页）他们对人民的痛苦视而不见，漠然置之。马克思指出：“国家某一地区的经常的贫困状况给我们揭示出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同上，第229页）就是说，经常的贫困状况是由于官僚政治的管理原则造成的；但是官僚们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则和条例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条例中的任何一条”。他们总是把贫困的原因“推给私人，好象这些人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同上，第225页）而不负任何责任。
官僚政治是无知和迷信的混合物。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不少官僚是无知、无能之辈，在上层的脱离实际、无知。马克思指出，官僚的“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同上，第302页）官僚们的思想方式就是“崇拜权威”，他们的天职是“绝对服从”。上层极其无知，下层绝对迷信上层，国家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势力而存在”。（同上，第302—303页）因此，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
官僚自己无知无识，也不允许知识存在。官僚的“耶稣会精神是和知识对立的”，“对于官僚来说，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内容的”。（同上，第303页）因此他们总是粗暴地干涉科学，压制、埋没和扼杀人才。马克思认为，科学研究的界限应当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对科学横加干涉，只能扼杀科学。官僚们不懂科学，不学习科学，但是他们身居要职，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他们的格言是“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同上，第52页）他们相信自己的意志可以代替论据，因此他们常常做出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蠢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所以马克思把“不学无术”称之“悲剧的灾星”，并且说“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同上，第129页）
马克思指出官僚是“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同上，第301页）官僚政治是非常顽固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医治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进而消灭了阶级差别，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最终消灭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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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管理学学会举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据报道，国际管理学学会最近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管理对于发展是一种阻力还是一种动力？管理对于民主是一种桎梏还是一种工具？在当今世界，是管理得过分了呢，还是管理不足？是管理的范围太宽还是力不胜任？这是6月30日至7月4日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管理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问题。
来自85个国家、15个国际组织的一千名代表参加了本届大会。
本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公共管理学对当代社会挑战的回答”。
大会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
一，法制原则在当今管理中的意义。
二，政权对中央行政机关和自治机构的监督。
三，官员们在今后的管理中的形象。
四，计划在管理中的作用，或管理在计划中的作用。（殷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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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出版简介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考据学、历史学、诗文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把他一生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文史工作者参考，拟出版一套《陈寅恪文集》。现在这套文集已出版的有第一集《寒柳堂集》，主要收集《论再生缘》、《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十一篇论文。第二集《金明馆丛稿初编》，是一本考订、阐述我国中古时期（汉朝——隋唐）历史人物、事件、制度、兼及佛道宗教、声韵学等问题的论文集，收有作者解放前和解放初的论文二十篇，这些论文都有他的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这套文集即将出版的有：《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明年还将陈寅恪生前曾出版过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也编入文集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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