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鲜血凝友谊 历史留见证
黄钢
整整30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还忘不了1950年初冬,穿着单衣、渡过鸭绿江去的志愿军战士——那些从我国各地出发奔赴朝鲜战场的青年军人。当时,他们之中有人随身只带着一瓶牙膏、半块肥皂和简陋的步兵武器。当他们在中国看到鸭绿江南岸燃起的战火,立即北上,还没来得及改换适应季节的棉衣和冬装,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到战火发生的地点……
如今,我们甚至还可以从30年前台湾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和西方记者的战地电讯中,窥见1950年初冬,在世界的东方,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态势。
鹅毛般的雪片很快覆盖了朝鲜东北部的山岭。在那年的初雪下降十天前(1950年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社派赴元山港随同美国第十军的记者发出专电:“无敌于天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组成的美军第十军,“今晨在元山登陆,以投入韩国东北部战事”。据中央社说,同一时间内,在朝鲜战场的西北部,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英、李承晚部队组成的“联军”,已在三处渡过了清川江(中央社说这是“进抵中国东北不到34英里处”的“惟一天然障碍”),正在“向边界前进”。
美国合众社记者霍布莱契特10月25日发自东京的报道说:“至少有九个美国和南朝鲜的师团,总数10万人,正朝着边界挺进”。那时候,多少电讯透露了入侵者“将尽量向北(中朝边界以北)”进军啊!……
我们现在倒真要感谢包括中央社记者在内的上述这些报道战场态势与指挥意图的记者——他们当年发出的电讯,确凿无疑地印证了入侵朝鲜的外国军队的战略目标。这目标,是由它的战略指挥官在朝鲜北部东、西两线的战略行动来体现的。
尽管1950年10月22日,路透社记者柏罗特自汉城转发到东京的电讯报道说,汉城昨晚还听到未辨明的广播电台号召一切“爱国的人民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到底,广播员说,朝鲜人民将战斗下去。但设置在东京的侵朝作战美军总部根据它的空军气象情报判断:已降初雪的朝鲜北部,在咸兴地区与朝、中边界一带,“道路渺不可辨”;因此,麦克阿瑟将军总部满以为,他们面临的对方即使可以还手的话,“大战”也只能在“明年的春天”才会发生。
殊不知,正是在这个瑞雪纷飞的时节,身着单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部队已经越过朝鲜东北部的积雪高峰,穿着单薄的球鞋,踏碎了山脊下面埋藏的冰雪,出乎意外地出现在自命无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它的配属部队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薄底球鞋,在雪封盈尺、不见路径的山岭之间,已经磨得稀破。但是,在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持之下,他们身上所具的,却是两国战友们抵御野蛮侵略者的钢铁意志和一颗颗火热的心。他们不愧是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
我们中国作家和记者,曾经在朝鲜战地多次访问过当年“跨过鸭绿江”去的第一批指战员,问他们是怀抱着怎样的思想出国作战的?
——“自己刚刚解放,不能再吃二茬苦!”
——“我们刚刚有了新中国,不能看到朝鲜兄弟的困难不顾!……”
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顽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以巨大的鼓舞。这一段朝中两国人民挫败侵略者的历史,正如后来各国舆论所承认的:朝中两国的子弟兵不是靠着武器的精良,而是由于国际主义的团结,由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崇高思想的统一,才能以克敌制胜的。
1952年底,当我到朝鲜北部碧潼战俘营去采访美军战俘时,生活在那人道主义环境中的美军战俘,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发给他们的蓝色棉衣,对于中、朝军队并肩作战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神勇,他们虽然不无钦佩,但还傲气未消,对自己军队失败的根由,很不能够理解。同我们中国记者谈话的美军官兵,曾经径直地向我们的志愿军问道:“你们到底是在哪个陆军大学毕业的?”
他们哪里会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智勇的源泉,是由崇高无私的思想所赐予的。当时,在西半球研究东方事态的观察家们,未必能够了解;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正是经历了20年左右长期战争锤炼的“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正要从朝鲜军民同他们亲密无间的协同作战中去取得“优等成绩奖状”。
在朝鲜北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们访问了我军东线指挥官宋时轮将军。这位志愿军的高级将领向我们谈到了在咸兴地区击败美国海军陆战队——“赶鸭子下海”的艰苦但却光荣的战斗历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告诉我们说:只有保持高昂士气的正义之师,才能具有这样的气概!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在1952年7月初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立即发现我军这个高级指挥机关的驻地,也是和朝鲜居民们毗邻而居。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共用一口水井;指挥机关人员洗衣服、看电影、休息时间内的其它文娱活动,都和朝鲜老百姓在一起。我们采访过朝鲜战场的中国记者都知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在1950年10月渡江作战时,多次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会晤,共同指挥朝中两国军队抗击侵略者。这在中朝两国人民中已传为佳话了。
我们访问过我军西线部队指战员,曾兴奋地同我们谈起彭德怀司令员在赴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中,如何在前锋部队开进途中,亲自向担任截击的主力部队部署作战任务的详情。这大概就是台湾中央社大喊“进抵中国东北不到34英里处”,渡过了“惟一天然障碍”的得意之时吧!就在这时候,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的志愿军部队同金日成首相指挥下的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粉碎了他们从东西两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钳形攻势。
直到今天,我们还记得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战地生活中刻苦自励的轶事。“彭总要把用过了的每个信封,都翻转过来,再用一次”。他参加每一次党小组会,而且,在每次党小组会上,向那些同他编在一起的勤杂人员、参谋和绘图人员,检讨自己的缺点。同志们都认为他过于严格责己了!谁都知道,无论是谁,因工作汇报的原故留在彭总这里吃饭,都吃不到任何一点好东西。不管哪一个炊事员给彭总弄一点好吃的饭菜,他就会挨骂!彭总常常爱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看看老百姓能吃到什么东西,就给我吃什么。绝不许吃得比老乡们好。”
1962年,我们第二次到朝鲜访问,曾去东北部的长津郡下碣隅里的长津湖战场,谒拜了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的朝鲜人民盛情地接待我们。他们动情地对我们说:“我们这里的花朵特别鲜艳,对吗?”“中国反帝战士的鲜血,流在这距离他们自己家乡土地千万里以外的地方,流洒在我们黄草岭上了,你们想想这里的花草和树木,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反帝斗争中鲜血凝结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了!30年前冬季的积雪,早已消亡。现在留下的是妩媚的黛绿的群山,它目睹过那场震撼全球的搏斗,有资格充当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中朝友谊永世长存!(附图片)
“再见吧,阿妈妮!”
林志常 俞凤楼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黎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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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花卉之国
荷兰素以花卉著称,被誉为“花卉之国”。荷兰境内运河纵横交错,两岸长满绿草鲜花,花水相映,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加以全国地势平坦,整齐洁净,又俨然是一座大公园,因此荷兰也有“西欧花园”之称。
荷兰的农民把最好最肥沃的土地用来种花,使它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经营鲜花,加上养殖奶牛以及加工奶制品所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经营农业的收入。
荷兰所产鲜花的品种很多,其中以郁金香最为著名,数量也最多,她已成了荷兰的象征,被尊为“国花”。荷兰种植鲜花就象我国种植小麦、水稻一样,是大面积种植。种植时不但注意到品种,还注意到颜色的搭配。每年5月份鲜花盛开时节,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以绿草为背景,姹紫嫣红,异彩纷呈。放眼看去,就象一条条彩色地毯铺向远方。如果此时在荷兰乡村乘车旅行,当地居民会主动把一个个很大的花环结到旅游者的汽车上,表示欢迎;也有许多外国游人在自己的汽车上挂些鲜花,以示来到了荷兰。据荷兰朋友讲,在旅游旺季,每年约有600万外国人到荷兰来游览。
花,装点着荷兰的大地,也美化着荷兰人的生活。在荷兰的大城市,花店和花摊星罗棋布,遍及大街小巷。除一些较大的花商外,一般说来,这些花店或花摊都是“夫妻店”或“夫妻摊”,人手不多,但经营有方,主要是想方设法方便顾客,尽量满足顾客的爱好和要求。比方说,可以电话定货;可以送花上门。此外还有“跨国”花店,如果你想把鲜花送给一位在法国的朋友,可把品种、花色、数量选定,待你到法国之后向设在法国的分店取花送人;既可以在荷兰付款,也可在法国的分店付款。这样不仅保证鲜花不致因长途旅行而枯萎、凋零,也大大方便了顾客。还有些花商将一枝花或一束花插到一只特制的小塑料套管里,里面放些水,然后将花枝固定、密封,以保持鲜花经久盛开不败。
鲜花和盆景在荷兰人家庭摆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家家户户都要在室内、室外、阳台、走道等地方摆设大量花草。有条件的,还要在自己的门前和花园里栽培各种花草树木。至于办公大楼、饭店、旅馆以及其它公共场所,更是到处奇花异草,美不胜收。
远在400年前,荷兰即已开始大量培植各种花卉。荷兰花卉出口也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荷兰已建立起很大的花卉中心,每天将鲜花输送到世界各地,为荷兰挣得了每年达十多亿荷兰盾的外汇收入。 ·王茂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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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的佛教、寺塔和佛像
余思伟
当你漫步曼谷街头时,往往可以看到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每天清晨,僧侣三五成群,默默地走向大街小巷,托钵化缘。他们在接受施主食物时,神情严肃,而施主却蹲身合十,含笑鞠躬。泰国人民对佛教是尊崇的。在这个大多数人都信奉佛教的国度,僧侣多达15万人。按照古老习俗,男子成年后,必须削发为僧,出家一次,就连国王也不例外。
那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佛教寺塔建筑,为泰国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据估计,整个泰国有佛寺18,000多座,仅首都曼谷就有400多座。
曼谷玉佛寺,是遐迩闻名的。在这首冠全国的巍峨建筑内,那金碧辉煌的殿宇、华光闪耀的佛塔、栩栩如生的回廊壁画,被人们誉为“泰国佛教艺术大全”。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一尊用无瑕碧玉雕成的27寸高的玉佛。在那里,人们会对你讲述它那神话般的来历。信男信女们来到它的跟前,把金铂贴在佛像不同的部位,然后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在湄南河畔,矗立着郑王寺,这座建筑的风格颇似中国庙堂,大概这是由于郑王是华人后裔的原故吧!这里水光塔影,四壁生辉。就佛教艺术角度而言,郑王寺的几座高塔的婆罗门浮雕,堪称世上奇观。素有“万佛寺”之称的卧佛寺,佛像千姿百态,意趣盎然。最大的一尊卧佛长达145米,高17米,铁铸纹金,缕镶宝石,光彩闪烁。云石寺则全部由洁白的大理石砌成,玉宇飞檐,素雅洁白。这些弥漫着佛教气氛的寺庙,高高的塔尖直刺苍穹。泰国寺塔林立,难以列举。而佛像之多,更是多得数不清。泰国已有1,300多年制造佛像的历史。人们估计,泰国现有各种佛像已超过了泰国的总人口(4,000万人)。泰国的寺塔和佛像,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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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胞波之邦的大象
劳崇聘 文并画
缅甸是我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那里,人民勤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在一个气候宜人、鲜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前往缅甸访问。乘我国民航班机从昆明起飞不久,就进入缅甸境内。从机窗下望,但见山峦起伏,郁郁苍苍。茂密的森林布满了缅甸的大片国土。在那茂密的森林里,群居着庞大的象群。但大部分象群已被驯养,成了缅甸林业中的重要运输工具。经过驯化的象,聪明机敏,是人们劳动的好帮手。象的气力很大,它能用长鼻子把整根沉重的木头卷起,或用铁链拖着,把木材运到河边。在拖拉机和汽车难以到达的深山密林中,它们确是一支得力的运输队伍。据统计,目前仅在缅甸林区服役的大象,就有三千多头。
白象,在缅王时代被看作是祥瑞的象征。缅甸许多佛塔的雕刻和庙宇的壁画,都以大象作为题材,在供桌上也常摆有一尊尊金象。伊洛瓦底江是缅甸的“天惠之河”,传说古时这里是雨神“伊洛瓦底”居住处。雨神所钟爱的白象用鼻子喷出大量的水,才创造了这条江。由以上种种,可见象在缅甸人民心目中就意味着吉祥和幸福。
我们曾被热情好客的主人邀请一同骑象漫游,观赏缅甸绮丽的风光,互叙胞波的情谊,留下了亲切、美好的记忆。(附图片)
象 归 〔访缅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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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迪南,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
余凤高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在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线上,在疫病横行的地区,甚至在关系断绝、激烈敌对的双方之间,人们往往看到一个超国家的人道主义机构——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在飘扬。它下面,各国的红十字会会员不辞辛劳地工作,救死扶伤,或在发挥着各种难能可贵的作用。无数动人的情景,使人不由想起这个组织的创始人——琼·亨利·迪南。
迪南于1828年生于日内瓦。早年,他对社会底层的老弱病残就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主张废除奴隶制。1859年,他来到索尔弗里诺,恰逢拿破仑第三直接指挥的意法对奥战争的索尔弗里诺战役最后阶段。在那里,他看到的是尸横遍野。一些快要死去的伤员挣扎着,拉住他的裤管惨叫:“水!快给我水!”这场战斗虽仅持续15个小时,但交战双方就死伤4万余人。迪南面对这悲惨的情景,为之震惊。他忘掉自己的一切,立即投入了救护伤员的工作。他把镇上的居民组织起来,为伤兵包扎伤口、准备饮食,料理生活……
1862年,迪南根据这次经历写了一本书:《索尔弗里诺的追忆》。在书中,他把因缺乏医疗护理而导致伤员死亡的悲惨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并提出主张:制定法律,保证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战俘;在世界各国创建志愿救护者的常设组织,不分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救助伤员。
迪南的书和倡议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被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法国大作家雨果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对迪南表示钦佩并衷心祝愿他成功。一些国家的王公、元首,甚至亲身经历了索尔弗里诺战役的拿破仑第三,都表示支持。
1863年初,日内瓦公共福利会研究了迪南的倡议,决定成立一个包括迪南在内的五人委员会。随后,迪南奔走于14个国家,宣传他的主张,终于导致召开了同年10月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有来自15个国家的36位人士参加,会上提出成立民间救护团体。为了表示对迪南本人的敬意和表彰东道国瑞士对会议所作的贡献,代表一致同意,以瑞士的国旗为标志,只是颜色改为相反的白底中间一个红十字,并定名为“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年,由瑞士政府发起,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6国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订了“关于改善战地伤兵境遇”的公约。从这时起,伤兵救护组织就开始在各国成立起来。如今,世界上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红十字会,只是穆斯林国家的标志,是以红色的新月来代替红十字(称“红新月会”),伊朗则是在红十字两边分别加上一弯新月和一头狮子。
百多年来,红十字会的业务已由起初的战地救护工作逐渐扩大到自然灾害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输血、急救、家庭病人的护理、开办医院以及其它工作。
迪南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了救护事业,他耗尽了自己的资财,而无力经营自己的企业,结果在1867年破产。从此他销声匿迹,在巴黎的贫民窟生活,甚至因付不起房租,常睡在火车站的长凳上。3年后,他又投身到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被围困的伤员施行人道主义的救护工作。1875年后,他再度从视界消失。1890年,62岁的迪南在瑞士的海登为老年人创建了一座济贫院。5年后,他被海登的一位新闻记者“重新发现”时,他自己也是海登济贫院的一个病人了。当人们了解了这位国际红十字会奠基者的身世后,崇高的荣誉向他源源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01年向他颁发的首次诺贝尔和平奖金。
1910年10月30日,迪南病逝了。后来,在瑞士苏黎世的苍松翠柏间,人们建立起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纪念碑,碑的正面有一位白衣战士的浮雕,他正跪下给一个频于死亡的伤兵喂水;碑的背面刻着几行字: 琼·亨利·迪南 1828——1910 红十字会创始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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