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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出路
胥俊章 黄志杰
我国农村，长期来能源不能满足需要，影响广大社员的生活，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今后，随着实现农业现代化，能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出路何在？是一项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村能源严重短缺不容忽视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能源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然而，不少同志往往只重视工业和城市方面的能源问题，却忽视农村能源问题。其实，广大农村能源短缺程度更为严重。例如，拖拉机的数量逐年增加，而柴油的供应严重不足，现在每匹马力的供油量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台拖拉机一年只能工作四、五十天。由于能源短缺，谷物烘干设备难以推广使用，每年收获季节因遇到阴雨天气，粮食霉烂损失上百亿斤。虽然这些年来农村用电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1．5％，但农业用电仍感不足，大多数农户至今还没有电灯，即使装了电灯也往往不能正常供电。
农村的生活燃料尤其缺乏。全国8亿农民还基本上靠烧柴草生活。目前世界上大约还有十几亿人生活燃料靠使用柴禾，中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可是，柴禾也往往不能满足需要。据估算，全国农作物秸秆年产量约4．5亿吨，其中约30％用于牲畜饲料、工业原料和直接还田作肥料，能够提供作为生活燃料的只有3亿多吨。如果按每户每天烧10公斤计算，也只够烧7个月。除了国家供应少量的煤炭外，农村生活燃料的另一个来源，就是烧干粪和薪柴。即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起码的生活需要。全国大部分地区每年要缺两三个月的生活燃料，个别地区甚至要缺4个月以上。
为了解决烧柴问题，一个农户平均一年要花二、三十个劳动日去砍柴、拣柴、割草、甚至挖草根，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人力，更重要的是使大面积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现象日趋严重。由于我们的祖先乱砍乱伐树木，给后代留下了今日的黄土高原，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前，农村由于能源严重短缺而引起的燃料、饲料和肥料之间的矛盾已很尖锐，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正视并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寻求符合我国情况的出路
世界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手工劳动时期，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畜力和天然的有机肥料，矿物能源的消耗量极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的产量都比较低。第二个时期，即现代农业时期，以大量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代替人力、畜力和有机肥料，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矿物能源的消耗却大大增加。例如美国生产一卡食品，1920年需要投入的能源为0．8卡，1970年增加到8．7卡，50年中增加了近10倍。
如何满足现代化的农业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要，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尤其是在能源短缺的形势下，都在研究各种各样的出路。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农业不能象欧美国家那样用大量的石油来换取食物；但是，也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的水平上。我们要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农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现在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很低；生活燃料的能源消费是以生物能为主，年消费量约折合2．7亿吨标准煤，占农村能源总消费量3．2亿吨（不包括生产化肥、农药、农机等的间接能源消耗）的84％；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能源的需要量将会日益增加。这个状况和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不同，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例很小，而且使用的能源基本上和城市一样，都是电能、石油制品和气体燃料，农作物秸秆除用作牲畜饲料外，都是直接还田，不作燃料使用。在我国农民的生活燃料中，作物秸秆和薪柴约占94％，国家供应的煤炭只占6％。如果农村民用燃料都烧煤，按现有农村人口计算，一年就要多供应2亿多吨煤炭。仅建矿、运输、加工等几项费用，国家就要投资好几百亿元，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很难办到的。而且按照我国农民现在的经济水平，一户一年要付出四、五十元去买煤作为生活燃料，也是很大的负担。因此，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我们自己的路子。
在全国农村，要广开门路，用多种办法开发能源资源。因地制宜地积极营造薪炭林，将大大有助于解决农村生活燃料缺乏的问题。特别是在植被稀少、严重缺柴的地区应该优先发展薪炭林，改变过去只重视营造用材林的倾向，把营造薪炭林纳入全国造林规划。
我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除了大江大河将由国家统一规划开发外，可供社队开发的小水电资源数量极多。到1979年年底，农村已建成的小型水电站就有9万多个，装机容量达600多万千瓦，对满足农村用电需要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南方诸省，发展小水电的潜力很大。依靠社队力量，结合农田水利工程，兴建小型水电站，可以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丰富的廉价电能。
全国大约1，000多个县有小煤窑，为县办工业和社队企业提供了燃料来源。但要防止乱采乱挖的现象，要重视保护资源。南方的石煤资源比较丰富，由于发热量很低，5吨石煤才顶1吨好煤，用量大，运费太贵，因而只能就地使用。同时，当前石煤还只作燃料单项使用，很不合算，只有综合利用，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在农村，还要重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等各种自然能源的利用。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改革古老的利用方式，研究高效率利用它们的新技术，使这些具有巨大潜力的能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展沼气是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的战略性措施
直接燃烧秸秆、薪柴、杂草和干粪等等，是一种落后的能源利用方式。这不仅浪费能源，而且使土壤与农作物之间的物质循环遭到破坏，土壤肥力下降，给农业生产带来不良后果。植被的破坏，又使自然生态平衡失调。目前，农村对生物能源的使用，只是简单地利用一次或二次。例如，将作物秸秆直接作肥料，植物在光合作用时所固定的能量，并没有被利用，而白白地浪费了；如果直接作燃料烧掉，则仅能利用其能量的一部分，热能利用效率很低，一般在10％左右，而且秸秆的有机质遭到破坏，氮、磷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也大部分挥发，草木灰还田只能补偿土壤中钾的含量。对人畜粪便，传统方法都是作为肥料使用，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能量也没有被利用起来。
发展沼气是一种先进的能源利用方式。它可以使生物体内的各种营养成分和能量，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合理的利用。人和牲畜的粪便和作物秸秆、青草、树叶等一起投入沼气池发酵，既可制取甲烷气体作为燃料，沼气池中的水和沉渣又保存了植物所需营养物质的绝大部分，成为优质的有机肥料。这样，生物能源被多次利用，经济效果显著增加。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沼气发展很快，已建沼气池600多万个。就数量而言，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同时，对于沼气的科学技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推广这项极有现实意义的利用生物能源的先进方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根据我国现在的农业生产状况，制取沼气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据估计，仅人畜的粪便和作为燃料的秸秆，如果全部入池发酵，每年就可以制取沼气1，365亿立方米。这还不包括打杂草、扫树叶等积肥造气的数量。如此巨大的资源，除可满足全部农村民用生活燃料的需要外，还可供500万个5—8千瓦的沼气动力站每天工作6个小时的需要。从沼气搞得比较好的生产队的经验来看，投入沼气池作为发酵原料的秸秆，每户一天只用3公斤左右，相当于直接烧柴禾的用量的三分之一。可见，农村普遍搞起沼气，就可以变秸秆燃料不足为有余。
综合利用生物能资源发展沼气，是几千年来农村民用燃料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解决农村能源短缺最现实最重要的途径。可是，自1958年以来，农村沼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几次起伏。我们要认真地总结几条经验，以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和巩固。
首先，各级领导要把发展沼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我国农村能源问题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发展沼气，绝不能只是发发号召，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抓住不放，有计划地把它逐步推广开来。
办沼气要讲科学。一方面需要加强沼气科学技术的研究，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以比较先进的技术发展沼气。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沼气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把发展沼气和提高全民族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结合起来。
能不能把农村的沼气工作搞好，制定正确的政策极为重要。其中关键的有两条：一是搞沼气的资金不能全由国家包下来，补贴也要适当，国家应该把力量更多地放在为发展沼气提供技术和建池材料方面。二是生产队要执行合理的肥料政策，搞了沼气之后，不要使农民的肥料工分减少，这样才能调动社员积肥造气的积极性。此外，对农户用气和集体用肥要作出具体的安排。
发展沼气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每个生产队直到全国，要把发展沼气的资源条件、自然条件弄清楚，并根据财力和物力的可能，作出全面的沼气化规划。要量力而行，稳步发展，切实记取过去一轰而上的教训。对全国来说，要在条件好的、生活燃料格外缺乏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在一个生产队范围内，则应集中力量成片发展，以利于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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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朴素感情”不一定朴素
王功熹
缺陷，大凡人所厌之。但是长时期以来，有一种缺陷，却为许多人引为自豪，那就是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本文倒要说一说大煞风景的话——“朴素感情”并不一定朴素。
何谓“朴素的阶级感情”？难道还有什么修饰的、矫揉造作的、华丽的阶级感情不成？这点，笔者闹不明白，反正早就有此说，说的是如下一些情况：有些同志理论修养较差，或者囿于局部，不识大体；或者不讲政策，莽莽撞撞；或者只见眼前，不顾长远；或者思想僵化，抱残守缺；……总之，思想毛病和行动上的错误不少。但追起来，“根子”还正，从其出身、经历来看，对党是有感情的，是想干社会主义的，这就算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林彪垮台的时候，有人检查了：“不懂马列，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险些上了贼船。”
“四人帮”垮台后，又有人检查了：“没分清真假马列，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结果随‘帮’唱影了。”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下，也有人说话了：“解放思想倒是好事，可说党和领袖有缺点、错误，我在感情上通不过呀！”你看，多么善良可爱的朴素感情！只要有了这感情在身，尽管一时或几时糊涂，迷途转向了，也是不太要紧的。所以，有人认为，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坏，只是不要以此为满足，在此基础上加以提高就好。对此，我实在不能苟同。
认真分析起来，这种“感情”与“血统论”有着某种瓜葛。这种瓜葛，在民主革命时期并不明显。那时，一些同志带着地主老财留在自己身上的伤疤，带着悲痛的家史、村史，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参军入党打江山。那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感情，是他们参加革命、坚持革命的原动力，确实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在我国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剥削阶级消灭之后，人们还仅仅停留在那种感情上，势必要形成一种门阀之见。一些人天然地占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另一些人想有而不可得。因为评定一个人是否有这种感情，主要在其出身历史。现在好多了。粉碎“四人帮”前的那些年，一个家庭历史有问题的人，大约对前途是悲观的，总要谨而慎之地说话行事，否则，一旦出错便了不得，因为他们是找不到“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这个台阶下的。这种空气，在十年动乱中更极度膨胀了。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喧嚣，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划定，这些到底是增添了，抑或是冲淡着人们对党的感情呢？最近听说某单位开展为四化立功活动，调动了过去“三个找不上，两个落不下”的人的积极性。所谓“三个找不上”，即评先进、选代表、有好事找不上；所谓“两个落不下”，即干重活、运动来了挨整落不下。这些人大都是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有点问题，或者犯过错误的人。今天他们的积极性之所以上来了，正在于党的政策落实了，使之长期关闭着的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感情闸门打开了。抱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自恃优越的人，可曾想过他那种优越感正是由别人的自卑感烘托着吗？而这些自卑者中有许多聪明能干的人，他们对国家前途、四化大业的关怀，也同样是情真意切的。
说朴素感情不一定朴素，还在于这种感情往往和愚昧、迷信联系着。爱党，联系到爱领袖，以至爱某个人，而且爱得那样彻底，美德和缺点都要爱。感情朴素到如此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迷信和盲从吧。听说受宗教愚弄的人虔诚到亲手杀死自己的子女，人们都感到可悲和可笑。可是细思之，那种优劣美丑兼爱的感情，不也同样可悲可笑吗！感情是要培养的，但却要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来培养。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爱上了我们党，热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感情一经形成就难以磨灭。所以，不管林彪、“四人帮”曾经怎样挖空心思去丑化，攻击刘少奇同志，但刘少奇同志仍然如同去世的其他领袖们一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感情不是随便抓起来的。林彪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一面搞“大树权威”，一面还搞过“大抓感情”，要抓对领袖的感情，无感情就“共诛之”、“共讨之”。结果呢，当时似乎压迫出某些感情。今天，当人们回忆起“三忠于”那些狂热的活动，都为我们民族经历过的那种精神颠狂时期而感到羞愧，有谁还去欣赏那种“感情”呢？那样“培养”的感情，只能是愚昧的感情。林彪、“四人帮”时期高涨起来的愚昧情趣，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在我们的宣传中。在撰写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回忆文章中，也非要有一段表现“忠”的描写不可。不然，似乎缺少了他们高尚品格的中枢。“朴素的阶级感情”往往不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具有这种“感情”的人，在思想解放运动面前表现出忧虑和犹豫，既不敢使自己解放，也害怕别人解放。朴素感情成了思想解放的桎梏。
不论就它和“血统论”的瓜葛，还是就其同迷信盲从的联系来看，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都带有某些封建主义的色彩。不少同志认为批判封建主义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我想，相当数量以有朴素感情自居的同志，倒是不妨联系这个实际想一想，肃一肃封建主义残留在自己头脑中的余毒。共产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对党的感情与对人民的感情也应当是一致的。我们不应当离开对人民利益的关心而空谈对党的感情。在四化建设中，那些敢想、敢言、敢干而有益于人民和四化事业的人们，人民是欢迎的；他们与我们党是同心的，对党的感情也才是纯真的。我们需要更多激起这种感情来，而丢掉那些无所进取、甚而是自私自利的“感情”！
（摘自《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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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经济部门和学术界
讨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问题
上海经济部门与有关学术界，正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个总题目，探讨上海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现将讨论情况综述于后。
上海的长处和短处。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的长处是：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历史上是全国传统的贸易中心，交通发达，运输便利；科学技术力量比较强，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有一个富饶的郊区农村和一批初具规模的卫星城镇。上海的短处是：上海一无资源，二无能源，基本上是一个来料加工的工业城市；市区人口高度集中，工业布局混乱，城市建设落后，骨肉关系严重失调；工厂厂房、设备陈旧不堪；住房紧张，待业青年众多，交通拥挤，污染严重。
上海向何处去。大家认为把上海建成工业基地、外贸基地和科技基地，是符合上海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特点的。三个基地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工业。工业搞不上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而工业的发展，既能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需要，又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条件。
上海要发展，调整是关键。只有把上海的经济调整好了，上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真正的优势。为此，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把外地可以生产的产品调整下来，把不符合四少（能源、原材料、三废、占地）一高的产品调整下来，把高精尖的产品调整上去。其次，调整要与改造相结合。要不断更新落后设备，改造生产手段。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纺织工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第三，调整骨肉关系，改造城市建设，抓好住宅建设，搞好污染处理。不下这个决心，上海的面貌不可能改变。
调整的方针决定了，上海才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为了解决上海市区的臃肿，同时又要使上海工业发展，必须把上海的建设和改造、扩散结合起来。
上海的高精尖产品和出口的轻、纺、手工业，应当允许扩建和改建；有些行业如铸锻、电镀等，可以实行工艺专业化，集中改造；有些工业如皮革、造纸等则要搬迁、扩散或让给原料产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海的工业布局和市区的臃肿面貌。如何扩散工厂，扩散人口，上海过去进行过行业改组和十多个卫星城镇的兴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有得必有失，有失才有得。在一定时期内，扩散势必会损及眼前的暂时利益，但调整好了就可以赢得时间，赢得更多更大的利益，促使上海的经济早日“起飞”。 （熊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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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象列宁那样严厉反对浪费
徐国喜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重视同浪费国家财产的行径作毫不留情的斗争。1921年9月13日，苏联《消息报》刊登记者米赫里斯写的一篇题为《贫困的亿万富翁》短评，揭露了莫斯科—喀山铁路线利季诺站仓库存在着严重混乱的浪费的现象。作者写道，从1918年起，这里放着250万普特极贵重的金属，包括贵重的机器、装备和器具，几乎被抛在露天沼泽中，没有人过问，没有人保管，听任盗窃和损坏。列宁看到这个消息，当即给有关领导人写信，要求“火速检查一下这篇短评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如果符合事实，请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点、保管……这些财产，并极严厉地查办失职人员。”同时还要求写出详细书面报告”。（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73页）列宁对由于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浪费的现象非常愤恨，并且主张给予严厉的查办，甚至拘禁和交法庭公开审判。
在我国，类似当年莫斯科—喀山铁路线利季诺站仓库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屡见不鲜。且不说基本建设上、生产消耗上以及流通等领域的浪费现象，仅从报刊上公开披露的有关机器设备，有的是进口机器设备，长期闲置不用，以至被风吹日晒，雨淋雪打等现象看，浪费之严重实属惊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群众生活水平很低。人民辛勤劳动和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果，有的竟被白白地浪费了。难道还能容忍这种现象长此下去吗？还不该火速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吗？
我们报刊上披露的浪费情况与当年苏联《消息报》揭露的浪费现象，颇为相似，不过，我们杜绝浪费的措施，看来却没有象列宁那样坚决严厉，所以尽管我们年年月月都在反对浪费，可是浪费现象仍然很严重。问题在于没有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有效措施。而没有这些坚决措施，只有批评教育，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一定要象列宁那样，严厉地反对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绝不能对浪费，特别是严重的浪费，采取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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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将出版
人民出版社组织选编一套《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其中一本，约十万字，年内出版。
由于考察的对象和分析的着眼点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作为考察的对象。它分析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各个有关的总量及其变化，也就是分析社会的总供给、总需求、总价格、总就业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的活动作为考察对象的。它分析和单个经济单位有关的各种经济数量及其变化。本书通俗地阐明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主要内容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特别是对一些名词、术语和比较难懂的地方都作了解释，还插入了几十幅图表，帮助读者理解。第二，本书以介绍有关经济学说为主，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评价。就宏观经济学而言，它分析的一些总量抽去了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并且掩盖了阶级内容。但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如果有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那么它对有关经济变量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可供我们借鉴的。 （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