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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吗？
雷声宏
在学术讨论和文艺评论中，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样简单化地理解和宣传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符合学术和文艺战线上的实际情况的，已经给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带来了有害的后果。不澄清这种观点，就难以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
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家之外，至少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这两家。“两家争鸣”的说法，取消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的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任务，忽视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
对于封建主义这一家，在很长时期内，特别是建国以后的30年中，我们对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因而忽视了对它的批判。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历史，封建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理论体系以及道德、法律观念。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是根深蒂固的。我国解放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一般地说来是对的。但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从来不曾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国资产阶级都不曾象中国地主阶级那样占据统治地位，它在思想领域内的势力远远不如封建地主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但由于封建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顽固性，它并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从指导思想上看，建国以后，我们一直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思想领域内一味强调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因而放过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在新的形势下，它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甚至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冒充社会主义思想来兴风作浪。它的幽灵不仅在社会上游荡，而且反映到执政党的内部，表现在某些领导人的身上。它往往和其它剥削阶级思想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对革命事业起着破坏作用。林彪、康生、“四人帮”等反党阴谋家、野心家的思想体系就是这样的怪胎。在十年动乱中，他们大搞个人迷信，掀起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推行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拉帮结派，篡党窃国。这一切，都使封建主义遗毒泛滥起来。事实告诉我们：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封建主义思想这一家，早已参加了“争鸣”，现在还在继续参加
“争鸣”，而且是势力相当强大的一家。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百家争鸣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争鸣”，必然忽视封建主义思想的存在，使人们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危害丧失警惕，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封建主义思想的作用。这对我们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发展科学和艺术，都是不利的。
其次，“两家争鸣”的说法，排斥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一家，结果导致忽视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影响的存在，有时候则是把小资产阶级思想简单地归到资产阶级思想一家去。
在旧中国，由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无论在城市或是农村，小生产者数量很大。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思想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的一面。它不同于无产阶级，但也不能简单地归到资产阶级那一家去。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硬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加以批判。可惜的是，过去在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的口号下，在历次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运动中，往往都是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斗争。在创作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有的作家在作品中稍微流露了一点小资产阶级情绪，表现了一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就有人采取大轰大嗡的办法，开展批判斗争；一旦被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被批判者不仅没有申辩的权利，甚至连继续创作的权利也实际上被剥夺了。这些作法，给我们的文艺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今天，我们在贯彻百家争鸣中，应当正确地对待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应当把它推到资产阶级思想那一边去。
二
毛泽东同志提出“双百”方针时正确地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两家争鸣”的说法，往往容易导致用行政手段和政治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去解决十分复杂的文艺问题和学术问题。
多年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由于把百家争鸣简单地归结为“两家争鸣”，因而总是把学术研究和文艺评论中的一些意见分歧，不加分析地看作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直接表现。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把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学术争鸣都当成了阶级斗争。直到现在，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和作法，对文艺问题和学术问题横加干涉。精神世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方能见效。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往往会事与愿违。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对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作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决不能简单地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加以消灭。就说资产阶级文艺吧，也有它的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对它的上升时期的文艺作家和作品，在指出其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的同时，还要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作用，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对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我们还应当批判地继承。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允许也不应该去加以消灭。即使是对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也应当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消灭的问题。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中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不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对他们采取消灭的态度。我们只知道革命导师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却从来没有听说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作品。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
“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恩格斯却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同样，出身于贵族的托尔斯泰“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教的地主”，是一个狂热地鼓吹
“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列宁却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要研究这份遗产”。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也是如此。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学说的代表人物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学说不是批判地继承，而且简单地加以消灭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
三
“两家争鸣”的说法，把无产阶级仅仅说成是一家，否认无产阶级内部认识上的差异，否认人们认识事物矛盾运动和辩证规律，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多年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不仅在政治问题上不敢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学术问题上也不敢表明自己的观点。用政治斗争的高压手段来维持表面上的一致，好象无产阶级内部真的已经“统一”成一家，而把一切不同的观点通通斥之为“资产阶级”。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不是一刀切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即使是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人们对那些尚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对新事物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科学上是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因此，即使在无产阶级内部，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总是完全一致，丝毫没有分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世界观来说，当然只有一家，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对许多学术问题和文艺问题上，在其它问题上，认识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因为人们的认识总是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总是先认识事物的个别方面，从具体上升为一般。人们对事物的个别方面的认识是零碎的，往往带有片面性，因而不一致是常有的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的理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永远是一个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运动过程。新事物不断地涌现，旧事物不断地消亡。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被认识过的新领域的认识，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逐步深化，达到对于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认识。在某一事物的规律性未被人们认识之前，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本着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进行各种不同的实践，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大胆的试验和探讨。在这里，确实要有探险家的勇敢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错误、困难、失败、挫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遇到这样那样的失败，便给他带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他从无产阶级这一家“开除”出去，打进资产阶级的行列。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是复杂的精神劳动，要求每一个作家、科学家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能一次完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
为了便于探讨和认识客观真理，在无产阶级内部，也要提倡各家各派之间展开自由争鸣。对于观点存在着分歧或对立的各家各派，不要急于人为地去“统一”它，不要匆忙下结论。许多问题的结论，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即使证明某一家某一派确实错了，也不要简单地用“两家争鸣”的框框去套，轻易地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因为，在文艺和社会科学领域之内，许多问题上的认识有分歧和对立，并不是由于阶级观点的对立造成的。对于某个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各有所据，争执不下；即使某一家错了，也不能据此给他定为资产阶级。过去我们习惯于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条“纲”去套在一切问题上，本能地养成一种习惯：那儿出现了意见分歧，那儿必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见到争鸣现象就一定要从中找出一家资产阶级和一家无产阶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教训，的确是太深了。
总之，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使人们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敢于探索，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正确方针；而“两家争鸣”的说法则是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使人们裹足不前，最后导致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方针。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学术研究，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文艺工作和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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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革命史资料》创刊出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革命史资料》丛刊最近正式创刊，第一期已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革命史资料》丛刊是根据全国政协章程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在革命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要求和支持下创办的，主要刊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史料。其中以老同志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为主，同时配备适当的印证材料等，以达到提供历史工作者参考和教育青年一代的作用，肃清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冤假错案造成的恶劣影响。
第一期《革命史资料》，编入了安子文等十四位同志写的回忆录。杨献珍同志的《入草岚子监狱前后》，叙述了我党一些老同志对敌斗争英勇机智，被捕入狱后，仍然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经历，以事实揭穿了轰动一时的所谓“61个叛徒”的无耻谰言。朱仲丽同志忆王稼祥同志生前谈遵义会议，简练生动地介绍了遵义会议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情况。为尊重历史事实，聂洪钧同志的家属提供了他生前写的回顾刘志丹等同志在陕北不幸遭致错捕的史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胡说王光美等同志是“战略特务”等，历史的当事人王新同志以其亲身经历写了《王光美同志及其兄妹参加革命的前后经过》，揭穿了这一谎言。黄鼎臣、张维桢、王新亭、薛暮桥等同志的回忆录，以及史筠同志关于王若飞在内蒙地区革命活动的考证文章，也都有参考价值。这一期还发表了该刊专访《于若木同志谈和江青的斗争》。
徐向前、陆定一、许德珩同志为《革命史资料》创刊题了词。徐向前同志的题词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陆定一同志的题词是“写革命回忆录，不自我吹嘘，不文过饰非，给后代留下实事求是的好榜样，让后人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和经验。”王首道同志为该刊写了前言。《革命史资料》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为丰富中国革命史资料作出贡献。 （肖岩 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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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奥勃洛摩夫习气
——读书札记
薛木铎
列宁在《论粮食税》、《给邮电人民委员》的信、《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等著作中，多次指出要“洗刷清扫”奥勃洛摩夫习气。
奥勃洛摩夫是个什么人物？什么是奥勃洛摩夫习气呢？要了解这个典故，就要从俄国19世纪作家冈察洛夫的名著《奥勃洛摩夫》（注：1979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谈起。这部小说，以俄国腐朽没落的农奴制为背景，刻画了以奥勃洛摩夫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地主，从懒散、堕落到走向灭亡的故事。奥勃洛摩夫是一个拥有300户农奴的地主，但他并没住在自己的领地，而是住在远离自己庄园的城镇里，靠收取地租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他从小过着少爷生活，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封建环境的陶冶，养成了怠惰拖拉、迂腐蠢笨、因循守旧、沉滞呆板的性格。冈察洛夫的小说着力描绘了奥勃洛摩夫的这种性格。
一是懒散怠惰。奥勃洛摩夫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象鼹鼠一样躲在洞里沉睡，经常11点钟才起床洗脸。他不会穿袜子，也不会穿靴子，穿衣服也要靠仆人查哈尔代劳。他冷漠一切，对社交、对公职、对科学、对一切事业都不感兴趣，“把一切兢兢业业的干事情，都看作太辛苦和不幸”。他什么都不懂得，一些涉及他的文件契约，“他看也不看，便挥起笔来签字”，因而，常常成为一些歹徒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还是一个办事拖拉的典型，遇事“尽是踌躇不止，想一想再想一想，拿不定主意”，今天推明天，明天又推明天，总是“天天推天天”。他的庄园经营得混乱不堪，他决心要拟订一个经营计划。于是天天躺在床上想来想去，思索着种种的美妙方案。但是，时过数年，却连一个字也未写出来。
二是因循守旧。奥勃洛摩夫贪恋一潭死水般的宁静生活，他惧怕变革，连生活的一点微小变动都使他焦虑不安，如临灾难。房东为翻修房子，让他搬家。他觉得这件事是
“人的力量所不能忍受的”。他禁止仆人查哈尔提起这件事，以免使他陷于痛苦，他向查哈尔列数不能搬家的理由：“搬家是什么意思！主人要出去一天，一整天在什么地方吃饭，怎么样吃饭，吃了饭能不能躺一躺”；搬家还意味着“破碎、吵闹，皮包、沙发的靠背、画幅、长烟管、书籍、平时看不见的瓶瓶罐罐，什么东西都堆在地板上”，“想抽烟，拿起烟管来，烟丝却搬走了，想坐一坐，没有可坐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套鞋在床上，靴子同茶叶和发油在同一个包裹里”，原来的秩序遭受“令人痛心”的“破坏”。奥勃洛摩夫继续对查哈尔说：“在新房子里多么烦人；开头多么生疏，要很久才能习惯”、“在新地方，我要五个晚上睡不着觉”，
“搬家真烦死人，我连活都不想活了。”奥勃洛摩夫就是这样害怕变动，害怕破坏旧的秩序和宁静。他父亲怎样生活，他仍想怎样生活；昔日怎样生活，明日仍照旧那样生活。
奥勃洛摩夫的哲学是，“不必在生活中追求什么，改变什么或者后悔什么”。不管年龄的增长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他还是一无顾虑地喝葡萄酒，喝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在早上起得很晚，在午饭后睡得很久。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懒洋洋的生活，终于使他生命的机器慢慢地停住了，就象一只忘了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了。这就是没落地主奥勃洛摩夫的性格。
奥勃洛摩夫性格是中世纪封建宗法制的产物，是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精神世界的反映。十月革命后，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封建剥削制度在苏俄随之归于消灭。但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并没有随着剥削制度进入坟墓，仍象腐尸一样散发着臭气。同时，散漫拖拉作风和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也是小生产的产物，是“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3页）这种奥勃洛摩夫习气在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内有着广泛影响，它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官僚主义现象。
（一）在许多人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怠惰拖拉作风。例如，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实行租让制，同外国资本搞合营企业。由于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人不会做生意，工作拖沓，对此，列宁进行了尖锐批评：“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蠢笨，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因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0页）再如1919年末，为了解决运输严重紧张的情况，列宁指示调派一万名熟练五金工人去修复铁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的领导者拖延了这件事。列宁对这种疏忽怠慢、拖拉误事的行为提出了严重警告。列宁还批评了那种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而连最简单的事也不做的人，列宁说：“这是很糟的状态。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老是躺在床上，制定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同上第194页）列宁还指出：“犯罪性的怠惰现象”和“拖拉作风在莫斯科各机关和中央各机关特别严重”，应当“严惩拖拉作风”；开展反对拖拉作风的宣传；并“制定反对拖拉作风的有效措施”，以“完成这项极重要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1—522页）
（二）还有一些人反对变革。列宁在晚年一再指出要改善国家机关，以防止苏维埃机关变为旧机关。1923年1月至3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12次才完成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最后的两篇著作，是专门论述改善国家机关问题的。列宁说：“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页）但是有些主张保持现状的人，对国家机关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反对旨在改善国家机关的变革。再如，在1920年末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转到经济建设。但是，大多数干部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不懂经济管理，并且，在执政党的条件下，不少人滋长了骄傲情绪，“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同上第59页）他们不尊重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对新的变革取抵触态度。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制订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但是，有的党员负责干部却说什么“电气化很象电气幻想呀”，“为什么不实行瓦斯化呀”，电气化委员会中“很少有共产党员呀”，等等，并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这个计划而自傲。列宁说这“是用纯粹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并说，共产党员要少玩弄些行政命令手段，多向专家和学者学习，“学会尊重科学”，“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2—134页）
奥勃洛摩夫习气“总是把所有的人、把一切的一切都弄得昏昏欲睡”，贻误和败坏社会主义事业。（《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9页）列宁说，一些身居要职的人，没有学会同奥勃洛摩夫习气作斗争，或者本人就有严重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因此，“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必须长期地洗刷清扫他”。（《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页）
我国封建社会特别长，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同时，小生产的影响，在我国也仍然广泛存在。因此，以奥勃洛摩夫习气为特征的那种弊病，在我国表现得也十分突出。比如，有一些同志精神萎靡，混混沌沌，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办事拖拉，不讲效率。这样的思想作风，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还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思变革，对新情况一知半解，对老经验一往情深，留恋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老套套、老框框。对于已经进行或即将进行的重大改革，采取冷眼旁观以至怀疑的态度。这种不利于改革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障碍。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为适应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必须在各方面进行一系列变革，例如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干部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等。这种改革，是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因此，我们应当为实现光荣而艰巨的改革任务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并在思想和制度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扫除奥勃洛摩夫习气，扫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