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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父亲张治中
张素我
去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号召。最近举行的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又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决议，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作为新增补的政协委员，在讨论统一祖国问题时，自然地想起了我的父亲张治中先生。父亲生前一直以祖国的团结统一为念，如他现在还活着，能看到目前安定团结，向四化迈进的情景，他的心情会多么舒畅！时序如梭，父亲去世转瞬已11年了。父亲的经历是非常曲折的。20世纪初期，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来同情共产党，寄希望于国共合作，以共同完成建设祖国的大业。但是，他留在国民党的营垒里，并逐渐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作为国民党内进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国共合作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4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他留在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度过了一个光荣的晚年。
从青年时代到抗日战争
父亲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家境十分清寒。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他辞去杂货店的工作，在扬州考入警察教练所，毕业后才当上一名正式警察。
霹雳一声武昌起义，在那个革命的热潮中，父亲赶往上海参加学生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学生军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随军北伐。南北和议告成，1912年，父亲到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入学，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深造，于1916年完成学业。
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旗帜，父亲毅然到广东追随中山先生参加了征闽战役。此后就开始了带兵的工作，在思想上倾向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父亲参与筹建黄埔军官学校。父亲最感荣幸的是，在黄埔认识了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先生，受他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大。
“宁汉分裂”的事件发生后，父亲的内心非常痛苦。为此，他于1928年去欧美游历。回国后，他决心请调中央军校做教育工作，达十年之久，以避免参加反共内战。他曾作为第五军军长参加了淞沪“一二八”抗日之战，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八一三”抗日之役。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少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参加过反共内战，父亲是其中的一个。
父亲在湖南服务期间，曾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培养各种基层干部。据统计，短短几个月中，共发动了5万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他们朝气蓬勃，一心一意为着抗日，不计较报酬，不顾生活艰难的精神，使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经常称赞他们：“这些是真正的革命青年，多么可爱呵！”
三 到 延 安
在北伐前后，父亲就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黄埔时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答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抗日初期，为了恢复两党合作，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商谈，父亲参加了这次谈判。自此以后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父亲为此感到欣慰。1940年以后，两党在各地的矛盾增多，纠纷日甚，最突出的是1941年震动国内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对此事件事前曾表示反对，终以孤掌难鸣，未能挽回。
第二次和谈是1942年。中共中央派代表到重庆，蒋介石又派父亲为代表进行商谈，一谈就是8个月，没有结果。1944年5月，中共中央又派代表到重庆继续商谈。同年11月初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国民党方面派的代表是父亲和王世杰，中共代表是周恩来。这一段的商谈，仍然没有结果。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方面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联合统帅部。这一主张，父亲认为是应该接纳的，但国民党方面没有人具备这种远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蒋介石3次电请毛主席到重庆会商国是，毛主席复电应邀。于是，父亲和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去迎接，8月28日陪同毛主席抵达重庆。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父亲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将自住的桂园腾出来作为毛主席办公会客和休息的地方，由我们家的服务人员照料主席的生活。那时我的妹妹素央、素初都在重庆郊区上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父亲要她们周末也不要进城，最小的弟弟一纯和妹妹素久在城里上小学，就让他们住在桂园里面的平房里。
经过艰难曲折的日夜商谈，十月十日，在桂园客厅里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暗害，父亲亲自陪毛主席回延安。11日晚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盛大晚会欢迎父亲，宾主尽欢。12日父亲返重庆，毛主席亲自送父亲到机场，在车上对父亲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不赞成吧！”
父亲返回重庆。当时，“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各地的摩擦纠纷不断发生，国民党又在积极准备“剿共”了！父亲听到此事寝食难安，立即写了一封万言书给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做了详尽的分析，力言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唯一无二的途径。
1945年底，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到中国来，调停中国内部的争端，组织了三人军事小组。国民党政府派父亲为代表，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先生，美方马歇尔作为顾问，举行会议研究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统编问题。经过40天的商谈，于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签定了整军方案。三人小组随即乘坐专机到同时驻有国共两军的地方去查看实地情况，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检查的使命完毕后，三人小组飞到延安。这是父亲第三次到延安，父亲回忆那次的情景说：“我们飞抵延安机场和启程南返，毛主席都亲自接送。中共又特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在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望，使我很受感动。”在那次晚会上父亲说了一番话之后，风趣地加了一句“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入‘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欢笑和鼓掌。
服务新疆 两党关系破裂
1946年3月，父亲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离重庆前夕，周恩来伯伯和周伯母到桂园送行。周伯伯嘱托父亲把新疆被盛世才囚禁的中共人员全部释放，还特别让父亲了解一下毛泽民的情况。父亲到迪化后，即遵照周伯伯的嘱托行事，了解到毛泽民已被盛世才杀害，监狱里还关着131名共产党的干部和家属。为此，父亲和狱中人员直接联系，由他们派了6位代表来见父亲，其中有杨之华、高登榜同志等。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父亲为他们安排专人、专车并医务人员护送，同时电告沿途各省负责人妥善接待。6月10日，8辆大汽车载着131位同志及家属从迪化出发，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于7月11日安全到达延安。7月12日，朱德总司令给父亲去电致谢，护送人员回迪化时还带回毛主席赠送的延安土特产品。
此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1947年2月，父亲给蒋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之低落，其错误的根源是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请蒋务必改弦更张。但父亲那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张群当上了行政院长，竟无视父亲对他“力谋恢复和平”的劝告，下了“戡乱”的命令。最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勒令中共驻京办事处撤回延安。同年3月7日董必武先生率办事处人员飞离南京，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别，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劝蒋介石下野
从1948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事形势更吃紧了。11月初，蒋介石又电召父亲去南京，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看现在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父亲说：“现在的情况比几个月前差得多了，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接着，父亲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各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应该立刻放弃“戡乱”，恢复和谈。
经过一番交谈，蒋介石坚持他的“戡乱”，并说他想叫父亲担任行政院长。父亲说“戡乱”政策不变，他绝对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如蒋愿意走和平的道路，父亲当再度为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久淮海战场传来国民党全军覆灭的消息，父亲和张群经10天的劝说，蒋最后同意“引退”，发表了1949年元旦文告，表示愿意下野。蒋虽下台，实际上是退居浙江奉化溪口，指挥一切。
北 平 和 谈
4月1日，父亲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在北平开始谈判。双方经多次磋商，各抒己见，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这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在父亲准备偕代表团启程的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
（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词意恳挚，父亲深为感动。但他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定的可能”。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那时周伯伯常来看望父亲，并在思想上给予开导，使父亲认识到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以支持共产党。父亲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阐述了他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
毛主席既亲临慰问父亲，又多次和他谈话，希望他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父亲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周伯伯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解放后的工作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父亲，对他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父亲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还说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父亲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打了电报，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于是，陶峙岳宣布起义，从此新疆和平解放。记得1955年国庆节毛主席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
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真是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自1950年初至1954年秋，建设和结束大区的时期，父亲被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其间父亲也多次来往于西安北京之间。在西北时，父亲和西北的党政负责同志，如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副主席、马明方副主席、杨明轩副主席等许多中共朋友都相处很好。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之后，由新疆军区王震司令员直接指挥，父亲对王震司令员极为佩服，常常说起他艰苦奋斗建设边疆的功绩。父亲说彭老总是如何心直口快，平易近人，又说他的生活朴素，一向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抗美援朝之战开始，彭老总调往前线，习仲勋继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周总理特地问父亲：“习比你年轻些，你做他的副手有没有意见？”父亲回答：
“总理放心，我毫无意见，我一定会和他好好合作的。”后来他们相处无间，愉快地一起工作。父亲称赞习仲勋的能干，有魄力，有主张。
父亲在共产党中交了许多朋友，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常说共产党培养了大量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待人接物态度好、理论修养高的革命干部，这就是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秘诀！
敬 佩 周 总 理
父亲逝世前，20年中最关心、最了解父亲、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周总理。我和弟妹们见到总理称“周伯伯”，称邓颖超为“周伯母”。父亲有事就去找周伯伯，也经常和周伯伯一起进餐。1950年底，我和嘉彬由香港回来，周伯伯及周伯母约我父母带着我们去赴宴。有一次周总理来看父亲，我在门口迎候，周总理一见面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素我吧”！我仅见过周伯伯几次，他老人家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哪里还能记住这微不足道的人名呢？可见周伯伯对人的关心。母亲有时在总理面前抱怨父亲，说父亲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家务一概不管。……周总理笑着劝解说：“张大嫂，你是贤妻良母，他哪能不听你的？”这句话既恳切，又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
父亲自黄埔时代认识周总理开始，经过大半个世纪和他的交往，深受教益，因此，对周总理非常敬佩。父亲生前深受周总理伟大的思想、革命的情操所感染，也经常以此教育我们子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
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父亲对毛主席说：“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接着又说：“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总理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总理的谦逊，一方面为总理的处境担忧。
那时，从新疆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被打成叛徒，有人向父亲调查当时释放的经过以及周伯伯嘱托等等。父亲立即写信告诉周总理这件事，并派专人送去。父亲认为那不是小事，要请周总理警惕，这些人的矛头分明是对准总理的。
多年来父亲耿耿在心的，就是祖国统一的问题。他曾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父亲病中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老朋友和故旧。目前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局面已具备条件，我热烈希望在台湾的我父辈的老友及蒋经国先生能象孙中山先生所教导那样，顺乎时代潮流，为推动历史的前进，为祖国人民的利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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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奋肯干 老当益壮
——民革候补中委颜明宜为四化贡献力量的故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候补委员颜明宜想：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已经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我能为四化做些什么呢？一天，她听了一个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报告，受到了很大启发。她根据自己在国外20多年的体验，打算设计制做几种有实用价值、美观大方、价格低廉、易于投产的旅游纪念品，组织一些待业青年来做。这既能为国家换取一些外汇，又可安置一些待业青年，不就能为四化做出具体贡献了么！
她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些绸绸缎缎，反复绘图、配色、设计，试做能为外国妇女喜爱的针线包、手绢包等。她虽已年逾古稀，又患有白内障和其它疾病，但是，她有坚强的毅力。试做绣花首饰盒时，需要绣许多很小的花，她一辈子不做针线活，哪里绣过花，现在也拿起了绣花针学绣花。经过十几个日夜的研究、缝制，终于做出了几个针线包、首饰盒等样品。她拿着样品到处请朋友们提意见。在民革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会上，她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拿出样品请大家鉴定，得到民革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
针线包里备用的小剪子买不到，她在城里东寻西找，跑了3天。后来在西单商场刀剪展销会上发现了正合用的小剪子，但铆钉粗糙，必须打磨。她买回家后用油石一把把地把铆钉磨光。第一批做出了十几个针线包，送给丰盛街道的领导同志看，得到了热情支持，立即拿到对外宾开放的一家小卖部去试销，果然很受外宾欢迎，很快销售一空。
今年1月，丰盛街道生产服务合作社，找到约20平米的3间南房，组织12名待业女青年和13名家庭妇女，正式成立了丰盛工艺品工厂，聘请颜明宜担任名誉厂长和丰盛街道生产服务合作社管理处顾问。在她的指导下，工艺品厂开始成批生产。职工要给她评定报酬，她坚决谢绝了。
到7月底为止，这个小厂已生产了针线包12，000多个，试生产手绢包69个，香袋104个。港商通过进出口公司定货10，000个，换回人民币23，000元。经旅游商店销售的针线包、手绢包、香袋收入人民币9，460多元。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的工资已由开始时每月平均28元，增加到现在的月平均工资45元至50元，最高的达55元。
颜明宜不断改进设计、制作和包装，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成本不断下降。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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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概论》教材讨论会发起
成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
本报讯 记者沈纯报道：由中央民族学院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概论》教材讨论会，自10月13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民族学院、一些民族地区的大专院校，以及一些有关的研究单位，包括有蒙古、维吾尔、壮、回、朝鲜、白、满、达斡尔、汉等9个民族成分的四十多名经济学教师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与会同志在讨论中密切联系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致认为应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开展理论研究，以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四化建设的需要。
少数民族经济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未经开创的学科。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说明，要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必须遵循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学理论，培养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人才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概论》教材。这部教材虽然还很不成熟，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它为这门学科的建立，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与会同志对该院教师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要求建立一个专门的学术活动组织，以便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加强理论研究，逐渐建立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
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决定成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并以这次教材讨论会为基础，先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预计在1981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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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大学生尕考当选副县长
本报讯 据《民族团结》杂志第十期报道：在甘肃省碌曲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三十六岁的大学毕业生、藏族干部尕考当选为副县长。
尕考曾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过五年。毕业后被分配在碌曲县一个公社工作，后被调到县委办公室。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兼通藏文和汉文；多年基层实际工作的锻炼，使他具有较丰富的牧业生产经验。在县上工作时，他经常下乡作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和材料，主动为县委当参谋，工作很有成效。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要领导好全县的畜牧业生产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必须专业化、年轻化。于是多数代表对尕考投了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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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一书出版
本报讯 牙含章同志的新著《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最近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收入这本著作的论文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论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从“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谈起》、《论“现代民族”》等。
这些文章围绕民族的形成问题，主要论述了下列一些问题：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消灭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建成以后；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我国各民族都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形成，汉民族可能形成于夏代。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形成的时代前后不一，这要作具体分析，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一书，对从事民族工作、民族研究工作，以及关心民族工作的同志，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