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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的问题，引起全国人民的普遍注意，人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山西省委同这件事情的关系。
这些年，在山西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些话，山西有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和昔阳做的照搬；凡是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说的照办。“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个“照办”的典型。
1974年12月，昔阳县委的一个副书记，根据县委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向山西省水利局提出“西水东调”工程的设想。省水利设计院进行了考察，认为晋中的潇河，多年来都在浇灌榆次等县的农田，这项工程是“水利搬家”，抢别人的用水，效果不好。1975年5月，昔阳县委进一步提出“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要求省里投资2，029万元。省水利局认为这个工程不合理，而且投资不够，不能开工。那位副书记说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指示：如果你们技术人员不赞成，我们自己可以设计。资金不够由县里解决一部分，县里抽调民工可以不算钱，如果还不够，就把工程标准压低一些，但一定要兴建这项工程。
1975年5月23日，山西省委开会，听取昔阳县委和省计委、水利局汇报。参加会议的几位省委负责人都不支持水利局，一致支持昔阳的意见。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上这个工程我的兴趣挺大，如果工程搞好了，就可以改变20年来做水利工作的老规律和老概念。当然，工程艰巨，投资比较大一些。宁肯把山西所有项目抹掉，也要上。”于是，省委正式批准昔阳搞“西水东调”工程。
接着，省里成立了以省计委主任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拨款3，000万元，调了大批人员和各种物资支援“西水东调”工程。这项工程中，开凿沾岭山隧洞的工程量大，技术要求高（此隧洞连辅助性工程共33华里长，是我国目前铁路、公路和水道隧洞中最长者），省里指定由阳泉矿务局包建。为了赶时间，不等整个工程设计完毕，就下令全面开工。
1978年初，昔阳一位副书记又向省委转达县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西水东调”工程一定要在1980年成龙配套。于是，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指示：“省水利局应把昔阳工程做为第一任务，是重点的重点，就是困难再大也得解决。”省委另一位书记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支持“西水东调”工程中的具体措施，指定省计委、省建委、电业局、水建工程局直拨所需资金、物资和包建工程各个项目。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成了全省的“重点的重点”。在工程进行中，昔阳一再提高标准，增添新项目，省委一一批准。投资额陆续追加到9，200多万元，超过昔阳原投资计划三倍半，占了1975—1979年国家给山西省水利基本建设总投资的十分之一。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调整任务以后，1979年6月，山西省水利厅向省委提出停建“西水东调”工程的建议。但是，由于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反对，省委不听取水利厅的意见，坚持继续施工。为此，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向水利厅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和你们没有关系。”以后省水利厅将“停建”改为“缓建”，再次向省委提出建议，山西省委今年1月才批准缓建。
今年4月，“西水东调”工程的问题被群众揭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批示以后，山西省委7月22日向中央写了书面检查。承认这个工程经过省委批准并列入基本建设计划；是在工程的规划、设计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的情况下由省委批准开工的，省委还将这个工程列为全省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重点，并一味给以支持；在施工过程中，对于个人决定随意增加项目，乱改设计，增大投资的问题，没有及时检查制止，致使工程越陷越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三年之久才停下来。
事实说明，山西省委对“西水东调”工程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说：“宁肯把山西所有项目抹掉，也要上”“西水东调”工程。这不是仅仅说一说，而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如原已设计可浇地50万亩的松塔水库，虽经水电部批准施工，但省委还是决定“抹掉”了。有的虽然没有完全“抹掉”，但实际上受到了影响，如有相当一批水利工程，因资金、人力、物力不足不能按时完工或配套成龙。
建国30多年了，现在，山西省140多万群众吃水困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往返120华里才能取到水，每天每人只能分二斤食用水。有不少地方长期食用高氟水，因而致病的人很多。近十几年来，国家每年拨给山西全省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为1．5亿元左右。1975到1979年，每年省里拨给解决群众吃水问题的总投资，还不及“西水东调”工程中的观赏项目——关山水库的投资多。从指导思想看，山西省委并没有“雪中送炭”，多拿些投资去解决人民群众严重缺水的问题，而是“锦上添花”，照顾了某些特殊人物所在的地方（据省水利厅的材料，从昔阳调干部当县委书记的地方，几乎都有照顾）。
山西省委在批准诸如关山水库、李家庄渡漕、崇家岭风景区等追加项目的投资时，确实是尽量地、无条件地满足了某些人沽名钓誉的需要。但是，对于人民群众在生活和生产方面极需解决的问题，就缺乏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了。
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了5，100万。山西水利厅的同志概算出一笔账：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有80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9亿斤，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30多倍。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已。
在“西水东调”工程问题上，省委某负责人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说了，“省委就照办”（省委另外一些负责人在其他场所也说过同一意思的话）。
事实正是这样，除了“西水东调”工程以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不管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什么意见，省委都是“照办”不误。例如，在干部问题上，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兼任了晋中地委书记，省委就将晋中各县的县委书记逐个换成他所挑选的干部。有一次，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坐汽车路过一个县，因为县委没有准备好招待饭，他大发雷霆，说这个县反大寨，省委很快就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了。在一次大会上，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名点了一些县委是反昔阳反大寨的，省委就把那几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换上了从昔阳调来的公社或大队干部当了县委书记，省委某负责人还向一个地委交代说：“省里给你们摆了两个样板，他们（指从昔阳调来的县委书记）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错了省委负责。”
山西的不少同志说，我们在山西的人，不知道是山西省委领导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委，还是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委领导山西省委？看了山西省委在“西水东调”工程问题上的态度，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应有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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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着眼农业全面发展 力求作物合理布局
平罗县调整农林牧业结构取得成效
据新华社银川电 新华社记者马玉琦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以农业区划为依据，积极调整当地农、林、牧业结构，取得初步成效。
平罗县地处引黄灌区北部，是宁夏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这里发展生产条件好，年日照时间长，耕作历史悠久，但也有不利因素，如地下水位高，土壤盐渍化较重。过去由于忽视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作物的合理布局，破坏了农业的生态平衡。黄河流经这个县冲刷淤积而成的十多万亩河滩地和县境西部的五十多万亩荒漠草滩，本是很好的天然牧场，却被滥耕乱垦种粮。沿贺兰山东坡的林地，也遭到损害。结果造成全县缺林少牧，地力也逐年衰退，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平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于去年抽调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在自治区科委、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协助下，对全县各种类型地区的土壤和农、林、牧、水利、气象等进行了全面普查，为合理开发和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安排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及时作出部署，应用这次普查结果，适时调整全县农业的内部结构。首先对农作物的布局进行了调整。粮食生产，坚持以现有耕地为主，着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今年，这个县的春小麦面积，由过去的23万多亩，压缩到21万多亩。还对玉米和高粱等秋粮作物以及胡麻、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分别作了相应的调整。同时，把过去不宜种植水稻的地方压缩了水稻种植面积。为了恢复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全县还种植草木樨、箭舌豌豆等绿肥作物二万九千多亩，建设绿肥种子田六千七百多亩。
在安排林业和牧业生产上，平罗县充分利用沿山山麓洪积扇地区、黄河淤积地带和广大荒漠草滩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各种林木和草地牧场。今春以来，全县共营造成片林七千八百多亩，“四旁”植树三百六十多万株，分别比去年增加52％和29％，人工种草七千多亩，围建草库伦1万多亩。另外，还在畜牧业比重较大的5个公社、19个大队建起了种牛场。今年，这个县的各类大家畜和羊只，都比去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农业区划确定把平罗县划分为贺兰山林牧区、山前畜牧园林区、荒漠草滩牧区、河滩牧林区和唐（徕渠）惠（农渠）农业区等5大自然类型区。为了落实这些地区的生产方针，探讨增产途径，提供增产经验，年初，县上调配了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些地区建起4个各具特色的综合科学试验基点，有些已取得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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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杂谈
从禁捕幼鱼说起
丁钊
报载，渔产区群众抗议滥捕幼鱼之声不绝。我在舟山群岛就常常听到基层干部和渔民的这种呼声。
他们说：现在最难对付的是国营水产公司的渔轮。
国家早已规定了禁渔期、禁渔线、禁渔区，严禁滥捕幼鱼。然而，违禁者至今有之，而且禁而又违，禁而不绝。尤其是国营渔轮，有的知法犯法，无视禁令，经常闯入舟山海域，捕走大量幼鱼，当地的渔政船往往奈何他们不得。
他们的腰杆为什么这样硬呢？就是因为他们依恃“国营”这块牌子，背后有各级“靠山”。据说，渔区群众要求国营渔轮带头执法，水产公司上级的有些领导人却不表态、不制止，这些国营渔轮便更有恃无恐了。
之所以不表态、不制止者，是怕自己属下的企业完不成计划，怕赔本，怕发不出工资，怕……。怕这怕那，唯独不怕犯法，不怕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不怕广大群众受害。他们远不如集体渔业奉公守法，也不如集体渔业经营有方。这样的国营企业，其优越性何在？！
这里就涉及全民与集体的关系。在我们国家里，两种所有制并存，两者之间就有竞争。谁优谁劣，应该通过竞争来表现。拿渔业来说，全民所有制的渔业优，还是集体所有制的渔业优，不但要看谁捕鱼多，更重要的是，要看谁是在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捕鱼多，还要看谁经营管理好，生产成本低，劳动效率高。
如果你在这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完不成计划，发不出工资，你就得好好想想了。这说明全民所有制固然优越，然而你那个国营企业不争气，并不优越，比集体所有制还差劲得多。
怎么办呢？停业整顿，在整顿中找出路。依恃国营这块金字招牌，横行不法，那可不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国营渔轮带头依法捕鱼，能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经营管理又好，生产成本又低，劳动效率又高，这样的范例也是不少的。这里面还是有个竞争问题。全民与集体之间有竞争，全民内部也有竞争，要促进这种竞争。
有竞争，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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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 社队在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中，按制度或合同实行合理的奖罚，对调动干部、社员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确实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奖励的标准不要搞得太繁太滥，如果不分任务完成的多与少，完成的好与坏，只要出工就可得奖，那就失去了奖励先进的意义。物质奖励应该注意使劳动者得到实惠。至于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得公允。决不能以罚代替细致的工作，更不能任意惩罚农民。
奖励办法不宜太繁太滥
我们在邓元公社了解情况，发现这个公社的少数生产队在奖励标准和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奖励名目繁多。有个生产队有5种奖励。即：月月有出勤奖，大忙期间天天有定额奖，突击任务每段有竞赛奖，棉花有个人超产奖，组与组之间年终有比产奖。二是奖励标准偏高。第十八大队9个生产队，就有7个实行以产记工，每斤粮食记一分半工，超产一斤再加三厘。三是方法繁琐，结算复杂。六大队十四队把全队棉田分为24份，按计产到人的名次顺序，分等计级，采取分级计奖的办法进行奖励。上述情况，在其它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奖励是按劳分配的补充形式，适当地搞些奖励，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奖励方法应简便易行，要适当，如果项项有奖，天天有奖，不仅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向邪路，影响生产。
江苏如皋县 江国太 郝昌友 丁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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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发这样的奖品
去年，我们队粮食增产，被评为先进单位，群众非常高兴，决心进一步搞好生产。谁知到公社发奖品时，群众却议论纷纷。发的是什么奖品呢？是一双解放鞋，一条缎子被面，一部收音机。群众议论说：“一双鞋让谁穿！生产队又没有招待所，被面叫谁盖？一部收音机，我们也难听到啊！还不是给干部发的奖品！”果然没出预料，奖品全部成了干部的私有财产。发这样的奖品，不但不能激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劳动积极性。
农村发集体的奖品，应该是能用在生产方面的物资。如大型奖，发些柴油机、水泵等农业机械；小型奖，发些喷雾器、步犁或其它农用工具。不要发那些不能用于生产，而有利于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奖品。
河南尉氏县四新公社
张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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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天灾减产不罚
抗灾不力当罚
河北省张北县马连囫囵大队，今年旱情严重，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在灾情面前，有的干部和社员觉得当初订的联产计酬办法不好实行了，因此出现了消极等罚的苗头。针对这个问题，大队党支部组织生产队队长对全大队受灾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通过调查，发现有的生产队是七成灾，有的生产队是对半收，他们因地制宜，根据各队的受灾情况，调整联产计酬的产量；对在灾情面前放松了田间管理、有较好的水利条件没有充分利用而造成减产的，适当罚一些；对精收细打、粮草不丢和秋收秩序好的给予必要的奖励，做到天灾减产不罚，抗灾不力当罚。这样不但巩固了作业组，还调动了作业组生产救灾的积极性。第二生产队第三作业组的社员存有“减产已定，等着挨罚”的思想，无心参加集体生产。大队作出新规定以后，他们立即卸掉包袱，积极投入了田间后期管理。 李世斌 黄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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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设立一千多集市交易服务部
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 据《湖南日报》报道：湖南省城乡建立了1，160个集市交易服务部（有的地方称交易所）。
这些服务部的任务是：组织农村社队和社员的农副产品和牲畜余缺调剂，协助国营、供销合作商业收购农副产品，为企业、机关、团体单位代购某些农副产品；协助工商行政部门管好市场。
据全省33个重点集市交易服务部统计，今年1至8月共调剂耕牛9，394头、仔猪22．2万多头、价值一百余万元的小农具和种苗。
各地集市交易服务部为了方便购销双方成交，千方百计提供服务设施和多种形式的服务项目。许多大型服务部都盖有简易防雨防晒交易棚，设有猪圈、屠桌、公平秤、物资寄存处、饮水桶、公共厕所等。集市贸易很活跃的邵东县选配一百八十多名服务员，修建了493间猪圈，帮助开展代过秤、代检疫、代结算、代存猪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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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县五星公社五星大队三队回族社员先拜子（右），从1966年当选为生产队长后，带领维吾尔族、回族、汉族社员发展棉花生产，十多年来，皮棉亩产都超过百斤，社员的劳动日值已达二元多。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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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山东通讯
政策牵动故乡情
——东明县耿堂大队“外流户”返乡记
人总是爱自己的故乡的，和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更舍不得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但是，由于1958年工作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在山东省东明县刘楼公社耿堂大队，竟有半数左右的农民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
“劝阻站”没有把他们劝回来，“大批资本主义”没有把他们批回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耿堂大队象一块磁铁一样，却把散居在7个省、区的“外流户”吸引回来了。
耿堂大队位于黄河边上，七十多户人家，一千多亩耕地，合作化时期曾经是一个富庶的小村庄。1958年，严重的“五风”刮过之后，连片的土地荒芜了，一百五十多头牲口死光了，许多人不得不忍痛离乡，外出谋生。但是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千里思故乡。耿堂人无论走到那里，在开初的几年都不盖房子，不添箱柜，有的连水缸都不买，总盼着有那么一天家乡发生变化，自己还是要回去的。可是，年复一年，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不是“旱了”、就是“涝了”，一次又一次地使他们失望。
粉碎“四人帮”后，耿堂大队引黄河水淤灌，把一千多亩沙荒地改造成良田。1978年，大队按政策重新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还分了饲料地。接着，又实行了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社员群众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劳动积极性迸发出来了。耿堂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化着：前年粮食总产13万斤，去年增加到46万斤；前年还吃国家的统销粮，去年每个社员的平均口粮就超过了700斤。家家户户大囤满，小囤流，集体经济也开始发展。今年春天，生产队卖出几万斤黄豆，买回两台25马力的拖拉机，还添置了许多新农具。
“耿堂变了！”这消息，通过一封封书信，传给了“外流户”。今年春节，曾经三次回乡探望、又三次失望而走的彭致明，又第四次回到了耿堂，住在哥哥家里。哥哥一家3口人，囤子里就有五百多斤小麦，一千多斤黄豆，过春节割了十几斤猪肉。他到侄儿家一看，筐里大约有二百多斤白馍，家里还放着五十多斤猪肉。彭致明走东家，串西家，家家碗里不见杂面气儿。他感慨地说：“真是有头发不肯装秃子，要是早象今年这样，谁肯离开耿堂！”到了麦子黄梢，彭致明就把全家老小从湖北迁回了耿堂。
太出人意料的变化，往往使人不相信。在黑龙江呆了20年的杨素莲，从小孩他姑那里听到家乡巨变的消息。她叫丈夫阎国章回耿堂看个虚实。阎国章回去对妻子说：“耿堂真的变了，一亩地能打好几百斤粮食。”杨素莲说：“你说旁的地方我不知道，耿堂的老沙窝我还不知道，亩产几百斤，你能骗得了谁？”丈夫劝她回耿堂，她还不愿回去。后来，亲戚邻居多次来信相劝，她的心活动了。去年五月端午，杨素莲跟着丈夫回到了阔别20年的家乡。进村一看，村西的大沙窝，村南的茅草荒，全都变成了红淤土，她这才相信耿堂确实变了，故乡不仅可以养育自己，而且可以养育子孙后代，她劲头来了，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乡。回耿堂半年，杨素莲全家秋季就分了六千多斤黄豆，不到一年，就盖起了4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五风”迫使耿堂人背井离乡，党的正确政策又使耿堂人重返家园。耿堂人都说，只要今后继续按三中全会精神办事，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用勤劳的双手，把自己的家乡装点得更加美好！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 陈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