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阿丹不死！
——悼念人民的演员赵丹
荒煤
上一个星期日的夜晚，我刚刚写完悼念瞿白音同志的文章《人民需要创新的大合唱》，心情有些郁闷，突然又接到袁文殊同志来的电话，告诉我赵丹的病情有变化，医生认为他的生命仅仅只有几天时间了……。这一夜，我眼前老是闪现着赵丹的影子：一头黑黝黝浓厚的头发，两眼奕奕有神，带着一种讥笑的眼光，好象在问我：“阿丹会死么？”
1978年4月，我刚回到北京，碰到阿丹，感到十分惊讶：他居然显得这样健康、年轻、英姿勃勃。他发觉我不断惊奇地打量他，得意地向我眨眨眼睛，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胸脯，笑道：“大难不死必有福！”
我不禁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脯，夸奖他是一员福将！
可是，这几年，“福将”的处境似乎并不佳。
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电影界的同志接触少了。尽管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和阿丹都住在和平宾馆，常见面，可也难得在一起长谈。但是我多多少少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一会儿传说上海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鲁迅传》了，由赵丹主演。我心里想，从1960年到现在，赵丹已经十七、八年没拍电影了，应该拍摄了，也可以了却阿丹的宿愿。可后来又不再提了。过了一阵，珠江电影制片厂洪遒同志给我来信，希望我再看看吴天同志在1960年初写的《闻一多》剧本，说珠影决定拍摄，希望让赵丹演闻一多（我记得在60年代初，我就向阿丹推荐过这个剧本。我告诉他导演吴天希望他主演，愿意等到他在《鲁迅传》拍摄完了之后再开拍）。后来由黄宗英同志改写了一个剧本。结果也没有拍成。之后，又听说他要自导自演《李白与杜甫》……再后来，又听说他决定扮演一部影片中周恩来同志的形象，可最后也无声无息……阿丹满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真诚的怀念，迫切盼望自己能将周总理的形象再现在银幕上，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没想到突然又不让他演了。这件事对阿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阿丹不免有点情绪了，有两次碰到我，发起牢骚来：“我要退出电影界，我干吗在那里白吃饭？”还说：“我改行算了，我画画去。”
其实，阿丹并没有停止工作。去年，他到青年艺术剧院担任话剧《鉴真东渡》的艺术顾问，常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一面还在写《银幕形象创造》这本书，还经常画画。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和张瑞芳等一批老演员计划把夏衍、于伶等同志的《戏剧春秋》搬上舞台……。总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还想做更多的工作，可同时，他又感觉到他没有真正的工作。
有一天，大约是在他写完《银幕形象创造》稿子之后，他到我房间里来，兴致勃勃地搓搓手，笑着对我说，他没有想到能这样快写完这本书。随后，又谈了一些他对文艺工作的看法。我觉得的确有些新的见解，就开玩笑讲了一句：“我看你索性改行当理论家算了。”一阵阴影掠过他的眉头，他苦笑了一声：“我不演那些角色，我写什么？”我们又谈了一阵，分别时他站在门口，流露出一种暗淡的悲伤的表情，望着我，激动地说：“有人说我能写能画，可是，他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一个演员？我真正的工作是演戏！”又苦笑着补充了一句：“梅兰芳叫梅兰芳，终究是一个演员，谁说他是画家？……”最后，简直象是指责我似地大声说道：“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
在这一刹那间，我发觉他那眼睛里闪现出一层泪光。
这时，我才发现阿丹即使看来性格很开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爱热闹，谈笑风生，谈起工作来，充满了豪情，艺术趣味很广，能写能画，好象有无限的精力；可是，在这个有半个世纪舞台、影幕生涯的老演员的心里，却隐藏着痛苦和悲哀：他渴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再回到影幕上来，再现他热爱的形象。这才是他真正的工作。作为一个优秀演员，他的才华和智慧，他的全部激情，他的迸发的灵感，毕竟只能体现在影幕上，体现在他用心血创造的那个角色的形象里。
无论什么文学艺术创作，都是要和读者或观众交流思想和感情的，但只有演员，才能如此直接体会到、感受到他的创作（表演）和千千万万观众的思想感情的交流是这样迅速、直接而强烈！这就可想而知，象阿丹这样一个有广大群众热爱的演员长期不能演出，就等于切断他和群众的联系，实际就是没有真正的工作，就是失业，就是在浪费时间……而不断遭受种种干涉，使他失去应有的创作机会，那就是对他的打击；特别是对他久已渴望、充满激情向往的形象的创造，不能给予积极的支持，实际是对他艺术生命的一种折磨和摧残。
经过十年浩劫，我的记忆已经严重衰退。我尽力回忆，怎么也想不起来《鲁迅传》为什么在剧本肯定后而没有拍摄的原因了。我想，无非因为种种“政治气候”的不相适应吧。尽管如此，我这个常常被阿丹戏称为“老领导”的朋友，看到10月8日阿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还念念不忘《鲁迅传》，我实在感到深深的内疚。
10月6日早上我去看望阿丹，带了一本刚出版的我的论文集《解放集》赠给他。我告诉他，在这本书里收了一篇评影片《聂耳》的文章。阿丹十分衰弱，眼睛都难得睁开似的，却还是从宗英打开的书目中看了一眼，然后又示意宗英，让她拿出《银幕形象创造》这本书送给我，还勉强用颤抖的左手签了阿丹这两个字。
我忽然回想起去年在他写完这本书后和我的那次谈话时那种激动的神情和发自内心的呼喊：“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演员！”
这次，我面对着这个衰弱得连说话都失去声音的表演大师，不禁感到一阵心酸，泪光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迷惘地离开医院，心情不能平静。我不自觉地走进了东单公园，在北京特有的秋高气爽的阳光下，在一片欢笑声中，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茫然地打开《银幕形象创造》这本书，看他那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剧照，那一幅幅各种不同的可是真实动人的形象。最后，我的眼睛停留在阿丹那幅题名《追求》的照片上。他在深思。我不禁想到，他在思考什么？我又想到，有些事倒是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他不能在银幕上再现他所渴望、热爱的形象？为什么他不能演鲁迅、闻一多、尤其是他衷心热爱的、崇敬的周恩来同志？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似乎忘掉他真正的工作，听不见他的呼喊？……我真想站起来叫道：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民，你们知道吗？阿丹要工作，真正的工作。他是一个演员！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书和画，他更期望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不朽的银幕形象！
赵丹就他已有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可以说死而无憾了。但是，从阿丹这个始终朝气勃勃，勇于探索，勇于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的演员来讲，他没有能创造周恩来、鲁迅、闻一多这样一些崇高的光辉的形象，又不能不说他是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我们分别的。
阿丹不应该死，也不会死。
10月14日写于阿丹火化的凌晨
第5版()
专栏：
白芍图〔国画〕
赵丹遗作（1980年春）
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泼墨写白芍。
〔选自上海海墨社《赵丹书画展》〕
第5版()
专栏：
赵丹欢聚去了
〔英国〕白霞
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凌晨的天空阴沉而灰暗。秋雨润湿了北京的街道，树木渐露枯黄，四处落叶纷纷，满目一派萧瑟凄凉的深秋景象。似乎大自然和这座城市都在分担我的悲痛，正在哀悼赵丹。赵丹的逝世是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性的损失，这一巨大的损失很难用眼泪和语言来表达，然而我又不得不含泪提起笔来。
赵丹从事电影工作已有近50年历史。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电影演员，无疑也是世界巨星之一。他的早逝是双重的不幸。为什么呢？首先，随着赵丹的影片在国外上映，国际上正日益认识到他和他对世界影坛做出的巨大贡献。其实，赵丹和其他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早就应该受到世界上的赞扬；他们这样长期湮没无闻，是中国数十年来在文化上未能与外界交往的结果。直至今年夏天，赵丹在上海住院期间，美国一家报纸才称赞他是“中国银幕上的贾利·古柏（Gary Cooper）”。10月2日在伦敦开幕的中国电影月，放映从30年代到现在的30部故事片，其中6部是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李时珍》、《海魂》、《烈火中永生》。此外还有《林则徐》的片断。开幕式上放映了《李时珍》。在此之前，英国评论家在介绍赵丹时称他是“世界最佳电影演员之一”。世界各地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电台都报道了赵丹病危和逝世的消息。过去几天中，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赵丹。就连对赵丹还不太了解的世界舆论，也突然迫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其次，正当赵丹住院检查之时，他同意在一部即将由中日两国合拍的故事片《没有下完的一盘棋》中担任主角。由于命运残酷的干预，赵丹遗下这部没有开拍的影片而与世长辞了。从“四人帮”被捕迄今已届4年，然而，在这4年中赵丹却没有拍过一部影片。今天清晨，当我迎着寒气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我不禁问自己：1976年10月以来，中国拍了多少电影，我不知道确切的数目，但我知道拍了许多影片。但是，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中国的骄傲，却囿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拍电影。最后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机会，可是这机会又来得太晚了。那么，是不是赵丹这几年虚度了光阴呢？不是的，他做了不少工作，只是他的逝世使我们大家认识到，他的最大夙愿是要重登影坛。他想以自己最突出的特长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在过去4年中，哪怕他只拍了一部影片，那么我就会觉得他的逝世不象现在这样不幸了。
在1978年7月炎热的日子里，赵丹第一次对乌韦、一位在华工作的西德专家和我讲了他的经历。给我们担任翻译的是我们的朋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英若诚。我们很快就发现赵丹是个非常机敏聪慧的人。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穿着朴素，谈吐坦率自然，使我们很快不感到拘束了。他没有一点架子，毫不装腔作势。在讲述过程中，他时而忍俊不禁仰头哈哈大笑，时而跳起来绘形绘声地给我们表演。
他给我们讲了他童年读小学时的最初演出。他说：“谁都有稚气的童年，小孩子都喜欢摹仿。在学校里，我因为看京戏看得多，所以欢喜唱唱，舞舞，也会打拳。每个礼拜六下午，学校都有游艺会，同学要唱歌，跳舞，打拳，表演双簧。一般我都参加演双簧，做前面那个不说话的表演的人。
“有一年学校要举行校庆，那是一次大庆。学期一开学，校长说：今年是我们学校的大庆，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庆祝。这次活动是全校组织的，很严肃、慎重。几个老师领导这个工作。每班推选班上会表演的同学参加演出。我是我们一班的代表。记得头一次去排戏，一个老师讲：这个剧本好得不得了，但是剧本还在油印。他没有分配我演哪个角色。礼拜四、礼拜六两天下午放了学，我老早在那里等着。可是有时老师来都不来，于是大家都散掉了。到了学期快结束，要演出了，老师才给了我一个剧本。我问老师：‘明天就要演出了，你到底要我演哪个角色呢？’他想了想对我说：‘那你就演个工人好了。’我问他：‘什么台词？做什么戏？’他说：‘明天到时候就知道了！’第二天就要演出了，我在家里想，我该做什么样的工人呢？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又把我演双簧的东西带去了。一个砚台，一支毛笔，一块墨，还有妈妈的鹅蛋粉。另外，从我们家一个佣人那里借了一件破的蓝布大褂。晚上6点钟开幕，我4点钟就去了。我到后台的时候，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我走到舞台右边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找了个桌子，自己化装。我用毛笔画画眉毛、眼睛，涂上粉。画完觉得不对，变成小丑了，又把它抹掉。总之，我自己左一次、右一次画了很多次。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到我这个房间里来化装。这时戏已开演了，我不敢出去，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忽然老师来了，他看见我，问道：‘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在化装。’他说：‘你演什么角色呢？’我说：‘我演个工人。’他说：‘这哪象个工人呢，象个小贼！快快快！戏都快完了，你还不快去！’他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里，旁边一个人交了一面旗子给我。我拿着旗子，前头有人，后头也有人，推推搡搡就上了台。从这边上去，那边下来。哨子一吹，戏就完了。那时我大概只有10岁。”这就是他的首次演出。
赵丹转入北京医院后不久，乌韦和我去看望他。在四楼的一间大病房里，他斜倚在床头同我们打招呼。他的两个孩子阿左和桔子陪伴着他。当我们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回答说：“我得了癌症，快死了。”虽然我们知道他患了癌症，而且病情十分严重，但知道谁也没向他透露过这个情况。他的坦率的回答使我们非常吃惊，大家都连忙制止他：“不会的，别胡说八道！”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开，努力想使他高兴，可是话语之中总显得有点不自然。
离开他的病房后，赵丹那句话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乌韦的母亲因患癌症从西德来华治疗，于今年6月在日坛医院去世。由于中国大夫的精心治疗，使她多活了一年半。赵丹是在她逝世前几星期发病的。我们不禁问道：生活中究竟有没有正义？难道赵丹经历的痛苦和折磨还少吗？1940到1945年，当他还只是个25岁的很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时，就曾领略过5年铁窗风味。可是，当他正达到艺术高峰的时候，又被“四人帮”投入监狱，从1968年到1973年，度过了5年半的单独监禁生活。
当他给我们讲述他这十多年的监狱生活时，我们感到了赵丹的某种伟大之处。这种伟大不仅表现在他的艺术造诣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为人方面。赵丹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从我们同他长时间的交谈过程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他的一生，而且也受到一次高尚品德方面的教育。他告诉我们：“我的第二次监狱生活与第一次不同，但是第一次的经验帮了我的忙。我看出来这第二次有很多事情与第一次是相仿佛的。第二次是单人监禁，也受到不少肉体上的痛苦，但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第一次物质生活上很苦，精神上较好。7、8个人或5、6个人在一起，你痛苦了他安慰你，你想死大家不让你死，帮助你……第二次的凌辱、阴谋、毒辣超过盛世才。第二次被单独监禁，死的机会很多，死的念头也很浓。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经验，我这次很危险……”他接着说：“两次痛苦都有相同之处，可是第二次的痛苦更深……因为第二次面对的是党，我是个党员……”他告诉我们，他怎样好几次被打得失去知觉：
“……最难受的时候是失去知觉前那一阵剧痛。当我晕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苏醒过来，或者就这样完了。因此，我也就不怕死了，我知道死是怎么个滋味。”
“四人帮”垮台了，赵丹应该是扬眉吐气，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了。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我们这位亲密的朋友，杰出的艺术家，却患了那种极其可怕的疾病。
由于赵丹的病情不断恶化，有一段时间，去探望他的人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我们能见到黄宗英和她的哥哥黄宗江，或者赵丹的子女，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病情的发展。在动过一次手术后，赵丹被迁到2楼的一间病房里。在乌韦随北京人艺《茶馆》剧组赴欧巡回演出的前夕，我们在那里再次见到了赵丹。那是在9月下旬，赵丹显然是更虚弱、消瘦了，也不能半倚在床上了。他平躺在那里，胳膊上扎着静脉滴注的吊针。他精神很好，同我们谈了许多话题，包括乌韦到西德去的事。当我开了个玩笑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我们还交换了一点我们对《七品芝麻官》这部电影的看法。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那部影片。他翘起大拇指，说他也认为那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当我们同他告别时，乌韦对他说：“我一回来就来看你。”赵丹点了点头说：“好。”出了病房后，乌韦对我说：“你看到了阿丹的可爱之处吧？他具有一种真正可爱的气质。”我理解乌韦话中的含意。虽然赵丹的精力日益不济，但却更加令人肃然起敬。随着身体日益衰弱，他精神上变得更加强盛，直到最后完全靠那种精神的力量来维持他的生命。临终的人往往会彻底显示他内在的本质。
10月4日，赵丹的病势危殆。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和赵丹的亲密朋友关心着赵丹，他生病的消息传开后，我碰到的每个人都为之感到悲痛，焦虑。每天，开车送我到医院去的司机总要向我打听赵丹的消息，赞扬他。餐厅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以及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也很关心地问我：“赵丹情况怎么样？”赵丹的名字已深深印在人民心中。在我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发现他每到之处，人们总是心情激动地对他指指点点，悄悄地念着他的名字，或者迎上前去同他握手。
在最后几天里，我尽量抽时间多去看他，同宗英和他们的子女交谈一会。他以巨大的勇气和从容镇静的态度面对死亡。在他给亲属安排后事和向朋友作死别时，头脑很清醒。我相信，在那几天里，赵丹的朋友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心都在医院里同他和他的亲属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由于担心电话里随时可能传来噩耗，我们连睡觉也不安稳。乌韦从西德汉诺威打来长途电话，他和英若诚向宗英表示了慰问。宗英流着泪，悲痛欲绝地用英语对他们说：“阿丹正启程赴周总理和老朋友为他在九天之上举行的宴会去了！”……当乌韦同北京人艺的朋友们在西德为赵丹而悲痛的时候，伦敦中国电影节的组织者也给赵丹送了鲜花，拍了慰问电。
赵丹懂一点英语。在他临终前的一周里，他曾两次对我说英语。第一次是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用英语开玩笑说：“You knowtoo much！”（你知道的事太多了）第二次是我给他送去一枝红玫瑰，表示乌韦和我对他的感情。他吻了吻那朵花，没说话。后来我握着他的手，见他太疲倦，就轻声说道：“好好休息吧。”他看着我，说了声“O·K！”。
有天晚上我去看他时，他和他全家的好友方大夫和宗英正在那里。我们在病房里呆了一会儿，发现赵丹神色疲惫不堪，就准备离开。但是赵丹让我们别走。他用尽全力在他的刚出版的新书《银幕形象创造》上为方大夫夫妇签名留念。他平躺在床上，由孩子帮他捧着书，艰难地写下了他的题词和签名之后，又打算在送给我的那本书上签名。可是那时他已精疲力竭了。“行了！”他的亲人们劝阻他。但是他却坚持要写下去。
“行了，别写了！”他们再次恳求他。他对他们的恳求毫不理会，坚持继续写下去。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写完他的签名。据宗英说这是阿丹最后的手迹。赵丹是个出色的书法家，这一点可从他即将开幕的绘画书法展览上得到证明。但是那天晚上他的字却歪歪扭扭，难以辨认，完全可看出是出自一个垂危病人的手。然而，那一笔一划蕴涵着他多么深厚的情谊，耗费了他多大的精力啊！看着这些字迹，怎能不潸然泪下？
我们这些去探望赵丹的人，都无法分担他的痛苦，也无力给他什么帮助。但是，他却给了我们某种东西，表达了他的心意和情谊——轻轻的一次触摩，一个微笑，就连一句悄声细语，也总是那么恰如其分——他把他最后一点精力都献给了去看望他的人们。这些最后的相见时刻，对于去探望赵丹的人说来，是极其悲痛难忍的，却又是那么闪着光彩。因为这时，赵丹的精神、毅力战胜了疾病和死亡。
赵丹是共产党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午饭时，他对我们讲了他对“百花齐放”方针的看法。他是从一个共产党员和艺术家的角度来分析的。他的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份他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在他逝世前两天发表了。尽管他病势垂危，他仍在用他最后的一点精力为人民工作，期望通过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文艺工作者有所帮助。他是一个战斗不息的勇士。但愿他所进行的斗争不是徒劳的！
我最后一次到医院去看望他时，只能从窗外窥探他几眼。他的生命正在慢慢地离开他的身躯。他说一两个字都很困难，但是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天，他在昏迷中却断断续续、清清楚楚地说道：“形式，内容……《王昭君》是女主角的戏（赵丹曾被邀在电影《王昭君》中扮演匈奴王）……《一盘棋》剧本还粗糙……坚持……”
赵丹曾经对乌韦和我讲过：“我想大概是当惯演员了，没有办法不在自己的心里创造人物，这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欢乐。”几天前，赵丹还对宗英说：“一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都不应给别人带来悲伤。一个艺术家，应该通过他的劳动给人们带来美、真和幸福。”赵丹将永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世界影坛上的巨人、中国的一件“国宝”。赵丹写过一首概括他艺术生涯的诗：
大起大落有奇福，
两度囹圄鬓尚乌，
酸甜苦辣极变化，
地狱天堂索艺珠。
我觉得诗的最后一行总结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历经磨难和迫害，但他始终忠于这一奋斗目标：为人民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给人民生活带来“美、真和幸福”。夜已深了，我突然感到一丝安慰。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海外，人们将世世代代欣赏到赵丹的电影；他将继续给世界各地的人民生活中带来“美、真和幸福”。
今天凌晨，电话铃响了。赵丹的“最后而又最杰出的”演出结束了。他到九天欢聚去了。
于10月10日夜
〔胡世光译〕
〔编者附记〕白霞——帕垂希娅·威尔逊（Patricia Wilson）是在英文《中国文学》工作的苏格兰女专家，是赵丹和他全家的亲密朋友。（附图片）
屋漏心宽敞，戏少书画多，
命乖儿女好，年老志渐高。
赵丹 遗墨
第5版()
专栏：
洪钟
——悼念赵丹，最忠诚的艺术家
郑敏
10月8日，报上发表了赵丹关于文艺的意见，10日清晨，他就逝世了。你的文章，象黄金样坚实；象洪钟样庄重、有力；象最珍贵的国宝。但是当它刚刚展列在全国读者的眼前，当我们刚刚要说：赵丹，最忠诚的艺术家！你却开始在消失，消失，消失……你的赤胆、童心，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的人，每一颗纯真的心，每一个孕育着高尚理想的心灵。当我们正这样想着，想着的时候，你却在生死的边界挣扎、搏斗。你渐渐消失了，从生命的边疆奔驰而去，隐没在暗蓝色的云雾里，你把生命带入那原没有生命，无限广漠的太空。现在你已经到了那里，和星辰们在一起。在死亡面前，你无限沉着，你只想一件事：中国，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艺术。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当你化成天上的一颗星星时，人间有人和你一样赤诚。赵丹，最忠诚的艺术家，值得你在死亡面前宽慰的是10月8日那个清晨，我们都听到你的呼声，你的期望，你的嘱咐，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你的遗言。大钟寺的钟声回荡在五十公里内的秋天郊野，但更洪亮的却是一个忠诚的艺术家的声音，这声浪越过原野，渗透森林，惊醒了沉鱼，擦过南飞大雁的双翅，象电闪样击入海浪，象云海样填满深谷，深深、深深地埋进土地，人们的心灵。我们在想，在想，在想你所想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