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绿色的法国
法国人口只占世界第15位，领土面积占第43位，但它的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第二位。近15年来，农业劳动人口每年减少3．9％，农业产食却递增3．5％。现在法国的推食自给率达到151％
本报记者 马为民
过去，提起法国，总是联想起它国旗上对比强烈的红白蓝三色。不久前去这个国家短暂访问，我看到这个美丽的国度另一种沁人心脾的颜色——绿色。
当飞机在巴黎徐徐下降、地面的景色依稀可辨时，只见点点房舍镶嵌在一片暗绿之中。后来游览卢瓦尔河谷，我才看清了这赏心悦目的绿色的构成：葱绿的牧场，翠绿的玉米，墨绿的森林。除了收割完毕的麦田，没有一片裸露的土地。发达的农业给整个国家盖上了一层绿色的植被。
在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中，论人口，法国排行第15位，跟我国山东省差不多；比面积，它得退居到第43位，比我国黑龙江省还小。但是，它今天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大麦、苹果、油菜籽、白糖和葡萄酒的出口量则居各国之首。近15年来，农业劳动人口每年减少3．9％，农业生产量却递增3．5％。1960年，一个农民只能养活11人，现在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供25人消费外，还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可供出口。现在全国的粮食自给率达151％。农产品在外贸出口中占四分之一，仅1979年就为国家赚进外汇67亿法郎。法国人自豪地把他们的农业称为“绿色石油”是并不过份的。
谈到法国农业发展迅速，人们总是强调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四季温和，雨量充沛，上得了“天时”；地势以平原为主，又多是肥沃的冲积土，下占了“地利”。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在1968年以前，法国一直是个农产品净进口国。那么，法国农业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次访问我们穿行了大半个法国。走马观花的第一个印象是，法国非常注意发挥各地区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决不强求一律。塞纳河盆地土地肥沃，他们种植谷物，使之成了法国的主要谷仓；地中海沿岸土质差，夏秋雨水奇缺，但阳光充足，他们就种植葡萄，发展酿酒业，世界六分之一的葡萄酒主要就是这里酿造的。中央高原和西北部土地坡度大，他们就大力发展畜牧业，如今成为法国人主要食品的肉和奶主要是靠这里供应的；法国的肉类和奶制品产量能居世界第三位，也正是得力于这些贫瘠的丘陵地区。
我们参观的几个农业科研单位向我们具体展示了科研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兰戈种子公司的阿芒吉尔试验站为例。该公司主要研究谷物、油菜和甜菜的种子。为了选择良种和培育新品种，他们要对同一作物的多种品种进行对比试验。试验站既有冷室又有暖房。冷室完全与外界隔绝，可以人工创造昼夜更迭，温度能经常保持在5℃。暖房的温度则可高出外界15°—20℃。这样，对比试验就不受外界四季变化的限制，可以不间断地进行。从对比试验中选出的良种，经过杂交培育出新品种，试验多年，最后定型。政府对新品种的推广十分慎重，种子公司培育的新品种不能马上出售，必须先提交农业部，在规定的试种点试种，再经专门委员会鉴定，由部长签字后，才能实现商品化。据该公司生产和销售负责人讲，目前法国甜菜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都是用该公司的良种，他们培育的小麦新品种单产可达每公顷6至8吨。象这样的种子公司，全国有20来个，在农业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我国，“子承父业”是习以为常的。但在法国，这一条已开始变化。访法前我就曾听说过，法国农村青年必须取得“绿色教育证书”，才能继承父母经营过的农场。在一个农家参观时，我颇有兴味地向这个农家的儿子询问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法国农民有两种：一种是向国家租借土地经营的农场主，另一种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农场主的子弟必须取得“绿色教育证书”才有权继续经营父母的农场，自耕农的子弟虽然有权继承，但没有“绿色教育证书”，就无权取得国家的低息信贷和各种补贴。而要取得这个证书，必须要受3年农业职业教育，再在农场实干3年，最后经考试及格方可。与我攀谈的这位青年认为，这种规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他本人虽然有权继承父业，但为了经营好这块土地并取得银行的优惠贷款，他不仅要取得这个“证书”，还要到美国农场实习，增长才干。由此可见，在法国，重视学历和技能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离法前夕，农业部长梅埃涅里先生，这位1965年从农学院毕业、年仅41岁的现内阁最年轻的阁员，同我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我们问，法国政府为防止农村人口外流采取了哪些措施？他迟疑了一下说，今天的问题是农村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要当农民的青年人的要求，现在农学院的学生60％都想当农民。部长接着说：“如果农民认为到别处挣钱更多，他就会离开土地，否则就留下来搞农业。在产奶区或产酒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工业就业机会。”这指的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在整个访法期间，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新说法，叫“工业化的农业”。据说，为促使农民兼营加工工业，政府“商业法”还限制农民出售未加工产品。这预示着法国的农业正在向生产的深度发展。（附图片）
图为葡萄收割机在收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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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议会的质询
英国下院规定每周有专门的“质询时间”，由政府大臣答复议员的质询。议员有权对政府的失职行为提出批评，或对现行政策作出评论。虽然有些大臣在答复质询时搪塞敷衍，但质询制度仍其一定监督作用
杨洁勉
根据英国宪法，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实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下院议员（主要是反对党议员和执政党的后座议员）可以对政府大臣提出质询。议会规则规定，下院开会期间有专门的“质询时间”，即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有一段时间由政府大臣轮流口头答复议员们的质询，其中星期二和星期三的质询时间，必须由首相亲自答复反对党领袖和其他议员们的质询。
议员们应事先把准备咨询的问题提交议长，审查同意后，由他转送有关大臣。除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机密”的问题外，政府大臣有责任答复质询的问题。议员质询的主要范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的失职行为提出批评；询问有关尚未公布的政府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图；对政府现行政策的评论；有的议员还代表本选区选民对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表示不满足并设法促使政府对此采取补救措施。
但由于法定的质询时间太短，议员们的质询不可能逐一得到详尽的答复。如果议员认为问题“特殊和重要而应予以马上考虑”的话，他可以在质询结束时提出休会的动议，要求把质询变为辩论。这种要求经议长同意后，还须得到40名以上的议员、或至少10名议员的支持，方可交付大会对休会动议进行表决。一俟大会通过，就可对这一问题进行3小时的辩论，辩论通常放在第二天举行。
由于政府机构日趋纷繁庞大，议员对政府工作又不可能十分了解，质询往往会涉及到许多一时不容易说清楚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从议员事先提出问题到大臣作出答复又要花相当时间；加上有些大臣的答复有时又是一种搪塞敷衍。因而质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质询已成为英国议会的一个特殊的制度，它的全部详细内容又都可以通过宣传工具向公众公开，因此，质询在监督政府大臣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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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阪的近畿大学在日本高等学院中第一个把太阳能用于实际。它的太阳能装置向一幢新建的七层（包括地下室）校舍提供热水和为空调设备提供能源。全套设备耗资一亿五千万日元，较一般用汽油作燃料的空调设备约高出三千五百万日元。图为安装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收集器。它由一千六百根二米五长、直径十厘米的玻璃管组成。（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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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官、学、民”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
新华社记者 俞宜国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居于世界第3位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国”。它所以能够在战后仅用35年的时间就达到今天的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据了解，日本在1978年度用于科学技术研究的资金为40，459亿日元，仅次于美国（11万亿日元）和苏联（7万亿日元）；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为34．1万人，也次于苏联（965，000人）和美国（541，900人），列第3位。目前，日本采取了通称为“官、学、民体制”的科学技术研究体制，即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国立和公立研究机关主要进行应用研究，民间企业则主要从事开发研究。所谓开发研究，是指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从实践中获得的成果为基础，制造出新的材料、装置和产品，建立新的体系、工艺流程等，或者对这些成果作出改良。这是一种各有分工而相得益彰的科学技术研究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下，日本取得了许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日本在战后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基础研究却是日本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为，日本一向主要靠引进、改良外国的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以提高本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由于基础科学技术短期内难见成果，研究资金周转慢，因此讲究成本和追求效果的、并掌握着科学研究主要力量的民间企业普遍“敬而远之”；不予重视。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日本科技方面面临的新课题。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在原料、能源进口和产品外销方面遇到新的困难。日本学术界认为，要克服这些困难，保证日本经济继续发展，唯一的办法是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找出路。因此，日本今年通过的1980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确立了80年代要奉行“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白皮书要求对存在的弱点进行改革，并要“加强诸如振兴基础科学等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并且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从而增强开发自主技术的力量”。
日本科学技术厅去年就提出：“日本今后的研究开发须从历来的追随欧美向开发自主技术转变。”大平首相生前委托设立的一个由科学家、科技行政官员组成的小组今年提出的报告也强调，“今后必须确立和充实那种培育创造性的研究体制。”
根据“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经过多方酝酿研究，科技厅决定从明年起实行“流动研究体制”的新政策。据科技厅称，这个新体制的基本内容包括：确定“有可能成为将来重大技术革新的‘种子’”的研究课题，募集优秀的研究人员，任命“研究成绩卓著并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为负责人，在其领导下建立由二十多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组；科技厅与各研究人员所属的单位签订人员借用和设施租用的合同；一项研究课题的研究期限约为5年，由科技厅出资金；研究成功，课题完成，该研究组即告解散，研究人员各回原单位；研究成果如专利等归科技厅和发明者共有，发明者所属单位也可以继承其权利。科技厅振兴局局长宫本说，这个体制的关键是任命研究组的负责人，科技厅将“不问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优秀的科学家，就任命他做负责人”。
据认为，这种研究体制不仅可以发掘优秀研究人员的独创性，还可以动员、发挥现有科技研究人员和设施的潜力。
科技厅当前确定了4项“崭新而基础性”的研究课题：超微粒子；特殊结构物质；机能性高分子；完全结晶基本粒子。科技厅将根据这4项课题建立按“流动研究体制”设立的研究组，力争取得成果。据认为，如果有了突破，便将象半导体的研究成功那样，给有关的应用科学、技术革新和生产带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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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道运输矿物好处多
郝敬东
矿物以矿浆的形式采用管道运输，最早可追溯到1891年，英国政府批准采用泵压方法运输煤。然而采用管道运输方法却是在50年代的后期。
在这方面进行第一个重要试验的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煤炭公司进行的。1957年这个公司安装了一条管道运输线，长170公里，管道直径27．3厘米，每年可运输120万吨煤。这一试验的成功对铁路运输是一个挑战。从此矿浆管道运输技术在学术和工业应用方面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矿物开采和利用的经济性。
以发电厂用煤为例，由于管道运输技术的采用，设想把发电厂建设在矿山附近就显得不经济了。因为发电厂如果建设在矿山附近，远离电厂的城市和工业用电不得不用超高压输送，由于目前技术水平所限，输电损失一般在30—40％，这就造成了能量和资金的损失。
火力发电厂用煤是粉状，原煤（灰分一般高达30％左右）经过洗选，通过管道直接运输到发电厂，经脱水后就可送入锅炉。这一运输方式目前被认为是最经济的，因为它降低了运输成本，最大可能减少了装运的损失，保证了发电厂所希望的相同质量的煤能得到及时和连续供应，而且减少了污染。因此管道运输技术已受到各国的重视和采用。
例如美国驰名的4大煤管道运输线，除上述一条外，1970年在亚利桑那州的黑曼萨煤田建成的管道运输线，长440公里，管道直径45．7厘米，年运输量440万吨。全系统建有4个泵站，每站安装有3台1，300千瓦的活塞式矿浆泵，两台运转，一台备用。只用4个工人在发运起点处利用微波远距离控制，从投入生产至今利用率达到99％。美国能源运输系统公司正在安装一条世界最大的煤管道运输线工程，长1，673公里，管道直径96．5厘米，年运输量2，270万吨，预计1983年投产。在奥尔顿正在建设的另一条煤管道运输线工程，长295公里，管道直径55．9厘米，年运输量960万吨，预计1985年投产。
1967年澳大利亚在塔斯马尼亚州的赛维芝河建成一条铁砂管道运输线，长86公里，管道直径24．4厘米，年运输量225万吨。投产13年来，利用率达97％。
1977年巴西建成萨玛科铁砂管道运输线，长397公里，管道直径50．8厘米，年运输量1，200万吨。
1977年印度尼西亚在伊里亚那卡建成铜精矿管道运输线，长111公里，管道直径11．4厘米，年运输量90万吨。
目前，我国铁路和公路运输能力不足，而矿物的运输，特别是煤炭运输存在严重的无效运输，因此重视研究和采用管道运输技术将有助于改变运输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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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根廷的畜牧展览会
阿根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畜牧展览，展出和评选由各地农村选拔出来的各种良种牲畜和家禽。展览会从中选出最好的品种，授予“大冠军”、“冠军”和“后备冠军”等称号。在开幕式上，入选的牛、马、羊“冠军”戴花披彩，由主人牵着或由彩车载着入场，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实况广播，逐一唱名介绍。图为参加展览的良种牛。
新华社记者 胡泰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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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问题
唐克芬
自60年代以来，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家的各种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至1976年间，从发展中国家迁入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约40万人。这些外流人才主要是内、外科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1966年至1967年间，印度到国外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分别占该国在上述期间培养同类人员总数的30％和25％左右。1971年至1974年间，叙利亚和伊朗每年外流的医生大约分别等于1971年培养的医生总数的40％和33％。70年代，巴基斯坦每年外流的医生占每年培养总数的50％至70％。1975年至1976年间，菲律宾每年外流的医生占国内每年增加的医生总数的21％，工程师和科学家大约占每年增加总数的11％。西欧、北美是容纳发展中国家外流技术人才的主要地区，其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就吸引了这些人才的75％。1961年至1976年间，从发展中国家迁入上述3国的内、外科医生约61，000人，工程师和科学家10万人，其它技术人员123，000人。而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约占所有发展中国家流入这3国的各种技术人员的55％。必须指出，这些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流入发达国家时，大多数都处于壮年时期。以美国为例，60年代以来，移入美国的大约50％外国医生年龄在40岁以下；1970年，移入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几乎一半年龄在30岁以下；其他技术人才约有46％在30岁至44岁之间。
这种智囊流失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发达国家则从中捞到很多好处。发展中国家外流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是这些国家的一支生力军，是它们极为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外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很少的科技人员更加缺乏，而且使那些勉强留在国内工作的专业人员更不安心，从而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种人才外流还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的损失。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1961年至1972年，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流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3国而遭受的损失达46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同一时期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额。而发达国家则由于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入而节省培养科技人员的费用，并且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科技人员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
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的原因很多，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社会和历史的；但根本性原因是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少数经济大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凭着其经济实力，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鼓励有技术的移民移入，为移入的专业人员提供优惠的工作条件和物质待遇，广泛吸收发展中国家专业人员，为发展本国经济服务。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经济落后，为专业人员提供的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差，致使一些专业人员不愿意在本国工作。有些发展中国家沿用不适合本国需要的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不能按照其国家需要培养人才，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是学非所用，而且还不能全部在国内就业，这也是人才外流的一个原因。同时，由于外来的侵略、扩张，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有些科技人员被迫逃往国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抑制人才外流，减少损失，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对留在国内工作的专业人员或回国工作的高级人员实行奖励政策，其中包括向科技人员提供高级的研究设备、实验室，以及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聘请海外或回国探亲的专业人员在国内进行短期的研究工作或从事发展项目等。第二类是采取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规定专业人员出国条件，限制护照的签发额等。第三类是调整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本国化，使学校课程更加适合本国的发展需要，使科技人员学以致用，既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又减少人才外流。
发展中国家认为，应该把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项任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的援助，让它们在国内培养专门人才，而不是单纯采取用奖学金鼓励出国留学的形式；同时，他们要求发达国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中应更多地使用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员和顾问，以便鼓励这些人才留在本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