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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横得出奇
伊阙
《新华日报》报道了两起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的事件，一是阜宁县计划物资部门干涉淮剧《一字值千金》，一是常州戚墅堰区委和房管所的负责人干涉漫画展出。他们的干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蛮横得出奇。对文艺创作的干涉；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上级领导部门，形象的说法即所谓“婆婆”，其实是竖加干涉，一个是来自文艺以外的部门，即所谓“邻居”，这才是横的。不管竖的横的，如果是简单粗暴，蛮不讲理，使文艺创作变成了受气的“小媳妇”，上有“婆婆”暴，下有
“邻居”恶，即使“巧妇”也难以自处的。
戚墅堰区委的负责人指责漫画没有反映出大好形势，是由于不懂漫画的特点，是外行而又不虚心。如果他今后虚心了，遇事好好考虑，听取正确意见，就会避免再出这种笑话；如果依然故我，这种笑话还会层出不穷。然而，处在这种地位的领导者又岂止他一个？希望我们的同志能多学点文化知识，懂一点文艺，并能从类似的事件中汲取点有益的教训。
计划物资部门和房管所来干涉文艺，除了不懂常识，还有点滥用权力的封建霸气。他们不理解，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典型概括，与实际生活不能画等号，特别是不能同具体行业、部门的人画等号。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作品反映的是某一行业的好现象，这一行业就引以为荣，若反映的是不好的现象，则引起种种责难。拒绝演出者有之，拒绝展出者有之，拒绝拍外景者有之，甚至给作者以种种刁难。其实是只准说他那个行业、部门好，不准说坏，只准唱赞歌，不准批评，否则就要破门而出，兴师问罪了。物资部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卡文化部门，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困难。房管所扬言要“登门拜访”，“访”什么呢？可能在他们的脑子里，这“门”也是归他们管的，好不好，大概也可以利用权力封了或撵出去。
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要求文艺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而各行业的一些负责人却又越出自己的权力范围，横加干涉文艺创作，岂不是怪事吗？如果别的行业也这样干，那么文艺工作者就要无衣无食无宿了。如果作品中写到了火葬场和公墓，也从而引起刁难，文艺工作者将来恐怕连葬身之处也没有了。因此，不制止这样的蛮横干涉，文艺创作还会有生气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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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日报》批评两起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现象
本报讯 南京《新华日报》10月6日第一版发表了记者喻泰康、芮德法同志的两篇报道和一篇短评，批评两起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的做法。
一、阜宁县计划
物资部门个别领导粗
暴干涉淮剧《一字值
千金》
阜宁县计划物资部门个别领导同志，粗暴干涉文艺演出，利用职权对文化单位物资供应进行刁难，引起群众不满。
县文化馆的同志针对社会上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创作了以揭露某县物资局长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为主要情节的独幕淮剧《一字值千金》。在盐城地区业余文艺会演和专业剧团现代戏会演上，都获得了创作和演出一等奖。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情欢迎这出针砭时弊的小戏。县淮剧团在城镇演出时，连演25场，场场客满。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特别是阜宁县计划物资部门的少数干部，认为这个戏丑化和攻击了本县物资部门。县物资局主要负责同志虽然没有看过这个戏，但听到亲属和物资部门少数同志的反映后，很有意见。他们分析剧中物资局长姓叶，而“叶”字与一把手的“一”字是近音字，剧中场景有一条河，是阜宁射阳河，于是认定这是影射阜宁县物资局一把手。因此，就向县委领导提出三点意见：要求县委停演《一字值千金》；要求宣传文教部门收回影响；如以上两点做不到，今后对宣传文教部门停止一切物资供应。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对他进行了教育，明确指出，《一字值千金》应予肯定，不要干涉文艺演出。
县计划物资部门的这位负责同志的抵触情绪并没有完全解决，仍发生了对文化单位的物资供应进行刁难的情况。县淮剧团申请木材制作布景时，县计委一负责同志说，“你们演《一字值千金》就不批木材，改排其它戏就给。”直到县委领导同志讲了话才批。县文化馆在建馆过程中，多次申请木材、水泥等物资，县计委的负责同志说：我们研究过了，文化馆要想要木材，要把《一字值千金》剧本收回。后经文化馆同志多次解释，再三恳求，拖了近两个月，直到县委领导同志出面谈后，才批了5立方米质差价高的木材。文化馆因所批木材不能制作门窗，只买了1个立方米。至今新建文化馆仍门窗不全。
广大群众对于这种粗暴干涉文艺演出，利用职权进行刁难的行为，表示愤慨，要求上级严肃处理。目前，县委已责成有关同志作检查。
二、戚墅堰区业余创作
为何奄奄一息？
常州市戚墅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横加干涉，引起广大业余作者和群众的不满，并在业余作者中造成不良后果。
今年春节前夕，戚墅堰区文化馆组织了一期《带刺的玫瑰花》业余漫画展览，内容有抨击官僚主义、搞特权、开后门的；有为学生负担过重呼吁的；有讽刺“高价姑娘”、滥发喜糖、戒烟没有决心的；有揭露不赡养父母等问题的。内容丰富多彩，切中时弊，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赞扬。然而，这些作品展出后，却遭到了许多非难。区委主要负责同志给展览划框框定调子，认为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在爆竹声中欢欢喜喜过春节的时候，这组漫画的绝大部分却宣传了阴暗面，没有一幅漫画歌颂大好形势，宣传各条战线先进事迹、先进人物的，感到有些别扭，不适时宜，与形势不相称。展出的第二天，区房管所两位负责同志，赶到区委找主要负责同志，硬说其中一幅揭露房管所、劳动局和小菜场开后门的漫画《上门无货……送货上门》就是指的他们单位，说是揭了他们单位的问题，今后不好开展工作等。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他们做了工作。2月21日，在区召开的基层干部会上，区房管所的一位负责同志仍然对《上门无货……送货上门》一画进行无理纠缠。23日，区房管所负责人打电话给区文化馆馆长王朝庭进行威胁和恫吓，扬言要“登门拜访”。这时，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找区委宣传科副科长徐浩清要王朝庭取下那幅画。开始王朝庭据理力争，没有同意取下。后来，王朝庭在徐浩清一再动员下，考虑如不取下作品区委有意见，有个组织观念问题，不得不把漫画作品全部撤掉。房管所负责同志果真带人到文化馆进行了辩论。王朝庭将取下的全部美术作品带到市里请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和常州报社有关同志阅研。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些作品的内容是好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展出。王朝庭回来向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市里的意见，要求将漫画重新展出，又遭到了拒绝。
由于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分是非对美术作品横加干涉，挫伤了业余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今年以来，这个区的业余创作奄奄一息，基本上没有创作新作品。
目前，常州市委及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处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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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作品由谁“审批”？
韶华
报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近在北京市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说，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切实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指示，废除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并说，这是关于党委领导司法工作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检验一件工业产品是否合格，有各种科学仪器和数据，一看便知。对一个犯罪案件量刑，就比较复杂了，但毕竟还有刑法若干条，规定得比较详细，还可选择若干案例进行比较，防止量刑畸轻畸重。而对一部文艺作品呢？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精神产品，除了在实践中让广大人民进行检验之外，几乎定不出任何“数据”“条例”来“测量”它。
多年的实践证明：哪里文艺界的“婆婆”多，哪里的文艺创作就难以繁荣；哪里文艺界“婆婆”少，而且“婆婆”比较开明，哪里的文艺创作就比较繁荣。以最近几年而论，电影界的“婆婆”比较多，出现好的影片就困难，人民对电影也就不太满意；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婆婆”少些，情况就好一些。
当前，大家都在议论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前提是改善党的领导；否则，过去那种领导方法，往往产生横加干涉。而改善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就是按文艺规律、艺术民主办事。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否改善，我以为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领导人和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其二是领导人和作品的关系。
无论在自然科学范畴内或社会科学范畴内，在学术理论上，在对艺术作品上，都不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只能是贯彻“双百”方针。在学术理论问题上，在对艺术作品上，应遵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领导人和作家、艺术家只能是同志关系，不应该有“指挥官”，不应该有“审判官”。是否改变了“指挥官”和
“审判官”的态度，就成了是否改善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标志。
当前，在小说、诗歌、散文的创作方面，比较少“指挥官”和“审判官”，编辑和作者比较好地做到了平等讨论、修改作品。而在电影和戏剧创作方面，“指挥官”和“审判官”们不乏其人。你去写这个，你去写那个（不管作者是否熟悉那方面的生活）；你必须这样写，你必须那样改，才能拍摄和演出。否则，禁拍、禁演。去年第四次文代会上，不少同志呼吁：在电影和戏剧方面，采取电影厂和剧团负责制。只要电影厂拍出片子，剧团排出新戏，就应允许上映或演出。各级领导同志可以提意见，作家、艺术家同意则改，不同意，仍可上映或演出。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在报上写文章批评，这不能算打棍子。作家、艺术家可以同意，也可以申辩，也不能说是“抵制党的领导”。广大观众、读者，也可以参加争鸣。……并建议就这一点搞个“文艺立法”。这个建议似乎没有起多大作用。
要改善党的领导，“三放一开”很重要。就是对文艺界要放心、放手、放架子；要开明一些。
“放心”，就是相信文艺界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放手”，就是放手让他们创作、演出。放手才能出好作品，把得严严实实的，可能什么“缺点”、“错误”也不出，但不出好作品则是最大的缺点错误。“放架子”，就是前面说的与文艺界平等相处，不当“指挥官”和“审判官”。“开明一些”，就是当文艺界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也不要大惊小怪。政治家、自然科学家会犯错误，文艺家也难免犯错误。真正发生了错误（有些同志认为的某些文艺界“错误”并不是真的），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去解决，大概不会有了。但最近一个时期，在个别地方用“准”运动、“类”运动的方法，开什么“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发动“群众”搞“小整风”、“小整顿”，强行“统一思想”，改组领导班子等等，实践证明效果都是不好的。既要马儿跑，就要允许马儿跌跤。马儿跌了跤，千万不要抽鞭子；扶起来，让它再跑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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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委书记做“向导”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业余作者，最近参加了宜春地区文联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会”，会议期间，中共宜春地委书记王树衡同志到会给作者介绍当前农村出现的新形势、新局面、新情况，介绍山区、平原一些农村的巨大变化，勉励参加会议的作者认真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写出为农民喜闻乐见、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作品来。王树衡同志还让熟悉农村情况的地委干部向作者提供创作素材，做作者深入生活的“向导”。参加会议的作者很受教育，有些同志说，这样做，才是真正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用这样的方法来抓创作，文艺创作一定能够繁荣。
过去，有一些领导同志也关心文艺创作，也参加文艺创作会议，作一些讲话。但是，讲的往往是要作者如何如何，架子蛮大，内容却空空洞洞。而王树衡同志是以平等身份，以生动的事实介绍农村情况，就使人感到亲切。许多同志说，过去我们对农村不了解、不熟悉，地委领导介绍了典型材料，为我们深入生活开了路子，使我们创作有了点子。一些原来感到写农民，写农村，有些政策“拿不准”的同志，听了介绍，感到思想豁然开朗，下决心去写农村的新生活。
我热切希望借贵报的一角，来表达宜春地区广大作者的感情。
江西铜鼓县文化馆 欧阳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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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星陨落
金山
我国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丹这一颗明星陨落了。
10月9日午夜，我因为发风疹，折腾到10日凌晨两点半，才稍稍平复。仿佛蒙眬入睡，又仿佛听见电话铃声，我跳下床接电话，电话铃中断了。起初以为是自己神志恍惚听错了，但又放心不下，想到8日晚上接到他病危的电话，当时正有外事活动，无法分身，清晨，听说他病情好转，我怕现在再出现危险情况，所以连忙打电话到北京医院病房探问，没想到阿丹已于2时40分逝世。这时，差不多已将近4点钟了，我急忙赶到医院，阿丹的一些老朋友丁峤、袁文殊、黄宗江等同志已经伫立在他的床前，接着，司徒慧敏、童大林等同志也赶来了。我看见阿丹安详地躺在床上，周围围着他的孩子：赵青、赵矛、周民、（还有周伟没有赶到）、赵桔、赵左和赵劲。孩子们有的抓着他们爸爸的手，试看还有没有脉搏；有的将电筒的玻璃片放在他们爸爸的鼻孔前，试看还有没有呼吸。宗英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说，孩子们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他们执拗地以为他们亲爱的父亲仍然活在世上。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捏着他的左手，也寻找他的脉搏。谁也不肯相信他的生命之火就此熄灭，他那富于表情的、聪慧的眼睛不再睁开。
我看他躺在床上，象静静地入睡了一样，那么稚气，又恢复了年轻时候的样子。在他的枕边放着一束干枝梅。宗英说，这束干枝梅是宗英的堂兄植物学家黄宗甄同志从内蒙古带来的。他说，干枝梅被摘断以后，没有水，没有土，两年花不落。他希望阿丹也能象干枝梅一样再继续开放艺术之花，并且还要开得很旺盛。但是，残酷的癌症夺去了人民艺术家赵丹的生命，他不能再在银幕上创造艺术形象了。可是我想阿丹的艺术生命又岂只象干枝梅一样，枝断后才活两年呢，不，阿丹虽已去世，但他的艺术生命将长久活下去。我劝宗英，要她保重，她说：“我知道我的责任，阿丹的书还没有写完。”宗英将在《到天堂之路》中继续为阿丹总结电影艺术创造的宝贵经验。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病房里，轻轻地响起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这是孩子们按照他弥留时的要求放的音乐。阿丹曾说，他不喜欢听哀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宗英说，人停止呼吸之后，脑子最后才死去。他们让阿丹在音乐声中安静地长眠。
我坐在阿丹的床边，长久地捏着他的手，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他的手心还有一点热，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手是热的缘故。赵青靠在我的身边，我想起和阿丹近半个世纪的友谊。1936年他的女儿赵青将要出世时，阿丹正害着肺炎，当时我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受阿丹之托，设法把赵青的母亲叶露茜送进医院，在医院里等着阿丹的第一个婴儿呱呱堕地。这个新的小生命，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舞蹈艺术的花朵。当我正在想着这件往事时，宗英哭着说：“金山，1948年我和阿丹的婚事是你给办的。你看看，现在成了这么一大家子了。”当时我是他们的证婚人。我又看了看阿丹的几个儿女，个个英俊、可爱，又看到阿丹和宗英抚养的周璇的儿子周民，样子很忠厚。是啊，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文学家组成的这个家庭是美满、幸福的。阿丹呀，我们怎么这样分不开！由于工作、斗争的需要，我们常常多年不见，但是生活又把我们捆得那么紧，人生的生老嫁娶又偏偏要我在你的身旁。你从上海到北京治病后，我只要能抽出时间，总要来看你，不来时，我心中老想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情景。每当你看见我时，又都那么高兴，好象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似的，有时简直象个孩子一样，露出真挚的眼神，紧紧地握着我的手。10月3日那天，我去看你，你已经昏迷过几次，你的右手正在输液，你的嘴唇在动，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宗英说：“他要给你写，他要给你写。”孩子拿了一本阿丹的新著《银幕形象创造》送到他眼前，他用左手颤颤巍巍地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老金至友 阿丹”。阿丹，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保持着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保留着一片纯真。
几十年来，我们虽然常常天各一方，但我对你的艺术创作一直是关心。虽然我们不能象年青时一样，在演出时为着一点化装、一个表情都要彼此“干涉”，那时，我们曾经为着每一次成功的表演而高兴，有时彼此也曾对演出不满意，甚至争吵。后来我看了你在银幕上创造的李时珍、林则徐、聂耳和许云峰等艺术形象，看到你在艺术上不断取得的卓越成就，——尽管我们多年不见，也没有通信——但我心中为有你这样的老友而感到骄傲。
今年春节时，我正在国外，没有看到春节的电视，回国后，听到一些同志不满意你在春节电视中的演出。不久，得知你患了重病，七十多天没有好好吃东西，可能是患了癌症，特地从上海到北京来求医确诊。我到东方饭店看望你时，宗英对我说：“阿丹受叛徒江青长期迫害，白白地失去了十余年的艺术生命；粉碎
‘四人帮’之后，党为阿丹平反，阿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迫切地想重上银幕，继续创造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阿丹曾想在银幕上创造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但没能如愿；又想创造李白、闻一多等艺术形象，也都未能如愿。特别是阿丹对鲁迅的艺术形象已经酝酿了20年，也没有得到创造的机会。阿丹酷爱电影艺术，离开它便无法生活，因此内心痛苦，积郁成疾。”春节的电视我没有看过，不能妄加评论，但我想春节电视上出现的阿丹，很可能没有把他深厚的感情和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表达出来，相反，他把它们深深地隐藏在一般的谈笑之中。这就难怪有的同志不能理解他了。
阿丹，我知道你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你在40年前，就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关在新疆的监狱里，而到了“四人帮”横行时，又落入祸国殃民的江青的冤狱，她长期剥夺了你进行艺术创造的权利。即使这样，你一生还演了六十多部电影，如果你的艺术生命不被剥夺，按照你对艺术的热爱，你的天才，你的勤奋，你一生该演出多少部影片啊！
在你发病之前，组织上决定请你和日本艺术家合作，拍摄一部电影，叫作《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是多么为你高兴！但愿从此以后，阿丹又将在银幕上接二连三地创造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但可惜这个创造角色的机会来得太晚了。正当日本电影界派专人来我国商量具体的拍摄计划时，阿丹已经一病不起。连同这个晚到的机会一道，你的许多的艺术创造，统统变成了“没有下完的棋”了。
想起今年6月下旬我们在东方饭店的那次见面，你是那么兴高采烈，热情地拥抱了我。你那欢乐的表情，哪里象七十多天不怎么吃饭的人呢？我们似乎又回到天真无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时代了。你还在饭店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但当时的欢乐是假象。晚餐时，你因身患重病，几乎没有吃东西，我因担心最后的确诊，怕至今还没有被医学征服的恶魔出现，又想到你第二天即将飞沪，此去吉凶未卜，不知能否再见，所以也难以下咽。那次相见时的像片记下了我们表面上的欢笑，从像片上又哪能看得出你内心的向往和我心中的焦虑呢。
你病危时在医院里，曾问过我有没有你的画，你说要送给我一幅做纪念，等你好一些，要亲自选一张送给我，你来题上款。但是你的病一天重似一天，连这也没能实现。讲到画，许多观众还不知道你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画家呢。宗英讲，前两年你在柳州时，常常彻夜不眠，画了大量的画。我想，当时你还没有得到在银幕上创造你所希望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机会，不愿意蹉跎岁月，只得把满腔的激情沉浸在水墨丹青之中。你说要给人民留下“美”。你的一生也正是为此而奋斗的。
我长久地坐在阿丹床边，仔细地看着他，他的左颊上有6个很小很小的老人斑，右颊上有1个，鼻梁上3个。阿丹，你才65岁，还没有老，老人斑还这么细小，你生命的里程应该是远远没有走完，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你，还应该有新的飞跃……
我又仔细看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眼皮没有紧闭，我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他的眼皮，想让他将眼睛闭紧，一面联想到一个值得反复思考，认真总结经验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渴望创造艺术形象，却长时期得不到创造的机会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对我们说来，对待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的最大的爱护，应该是及时地给予他进行艺术创造的机会，不仅如此，还应该为他创造条件，使他能够充分地进行艺术创造。
阿丹，你弥留时曾表示，不要开追悼会。我懂得，你要的不是死后的哀荣，而是生前的工作！ 1980年10月10日午夜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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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读赵丹遗著《地狱之门》
华然
赵丹同志遗著《地狱之门》，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根据赵丹同志去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当你捧读此书时，仿佛就象亲听“赵老师”生动而朴实、既有哲理性又富于幽默感的讲课，是艺术教育，也是艺术享受。
赵丹同志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大家开开窗户，透透空气，对于大家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可能有好处”。是的，读者将会从这本书里吸到清新的空气，汲取丰富的养料。作者在本书的三部分中，娓娓动听而又有所侧重地谈了他从童年起的演剧经历，分析、总结和介绍了他自己的和我国老一辈话剧艺术奠基人的表演艺术。文章夹叙夹议，诙谐多姿，启人思考，给人教益。
赵丹在谈到表演艺术的各种流派和一些有影响的观众喜爱的演员风格时，还穿插了不少有趣而珍贵的回忆。比如讲到魏鹤龄好忘台词的时候，作者回忆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周总理和文艺界同志的感情和关系是多么平等，多么知己，多么深厚！
赵丹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他为了追求和建立“中华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历尽艰辛，两次身陷囹圄，但仍毫不懈怠地在“地狱天堂索艺珠”。他在本书的第三部分里着重总结和分析了自己从演《十字街头》与《马路天使》，到《李时珍》及其他几十部影、剧的艺术实践体会，提纲挈领又有血有肉地归纳了五条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即：局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个性共性的问题；体验与体现的问题；要重视艺术形式和台词——语言的处理。他认为生活语言与艺术语言是有区别的，可是不能越轨，任何超过生活直感的东西，越出了它的规律，再加上所谓的美感装饰，都会导致虚伪的境地，破坏艺术的真实感。你想美，倒反不美，反不艺术。他很不赞成今天流行的那种拖腔拖调的朗诵，更反对把这种朗诵作为训练演员技巧的方法。他说，我们现在舞台、银幕上的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严肃有余，风趣不足，干巴巴的，单调死板，观众看了索然无味，这和缺少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大有关系。真是一语中的。我觉得，现在电影、戏剧语言中，概念化说教的毛病，或把自然形态的语言直接搬上舞台的毛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提高戏剧、电影的质量，同提高语言的质量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希望青年戏剧工作者能认真而仔细地听听赵丹的话，好好琢磨老一辈艺术家的经验之谈，对于提高自己驱使语言的能力，锤炼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是不无益处的。
作者在本书的卷首引用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赵丹毕生的艺术实践和创造，正是按照马克思的话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