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薛暮桥
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要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怎样？到底应该怎样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刚刚开始。
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进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而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还没有发展到高度集中、高度分工协作的水平。在广大农村，商品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自然经济还占优势。因此，我国现在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占领导地位）为基础的、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我们有进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今天还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还要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
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商品、货币，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没有想到在资本主义中度发展，甚至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刚刚发展，小商品经济甚至自然经济还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基本上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在十月革命初期，苏联采取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企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失败了。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说明苏联当时还是小商品经济大量存在，还必须有商品、货币关系，要发展商业，充分发挥商业的重要作用。但列宁没有讲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是否还有商品经济。斯大林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并存，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要进行交换。但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交换是不是商品交换，要不要利用价值规律，则没有谈。以后苏联对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交换是否商品交换，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时，才肯定了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因而必须利用价值规律。在这以前的30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有商品交换这个问题，苏联并没有很好解决，因此也就没有很好利用价值规律，更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斯大林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是按照商品经济而是按照自然经济（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自足自给，计划生产，计划分配）设想的；不是把产品当做商品，进行等价交换，而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体，不承认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斯大林的晚年，总结30年的经验，正式承认还有商品交换，承认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就在他的同一本书中又说：认为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生产起调节作用是错误的，因为农业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农产原料价格都是国家规定的，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苏联当时所规定的农产品的征购价格，严重地违反价值规律。
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是否还有商品交换？斯大林没有讲。这也是我们后来争论的问题。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仍是商品交换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时才肯定下来。国营经济虽然是全民所有，但并不可能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吃大锅饭”这种管理体制，就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作绝对统一体，不承认在这个整体中每个企业都是有独立生命力的细胞，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各个企业之间还要进行商品交换。这种管理体制是用自然经济思想来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我们要从理论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方面入手。在社会主义经济统一体中，每个企业要保持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就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范围内自负盈亏。企业之间要有一点竞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是按苏联模式管理经济的。当时，因有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经济等几种经济成分存在，所以广泛运用市场的作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经济都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对这些经济组织我们不能不通过市场来领导它们，组织它们；要通过商业部门，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和它们联系。对于农业、手工业，也是通过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引导、组织它们。我们是通过市场来与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小手工业联系的。这时在我们的大城市中，社会化的大生产开始发展起来了。它们按着经济联系的需要，自然形成许多经济中心，彼此之间不受行业和地区限制，直接联系，形成网络。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与其它中小城市都可以直接联系，不受行政区划限制。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一统天下，由于统购包销，取消了市场作用。虽然形式上仍有商品交换，但是由于“吃大锅饭”，谁都不关心自己的盈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上的自主权，基本上也被取消。全国划分为各种条条、块块，把原来的商业联系破坏了。过去企业的供产销可以直接联系，现在必须通过条条（部门）或者块块（地区）来管。过去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形成的经济联系，我们把它们抛开了，认为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就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去年这种框框开始被冲破，报纸上大加提倡；但规章制度尚未及时修改，还存在“合理不合法”的情况。我们过去采取国家计划统一包揽生产、销售的办法，肯定不行，它会把经济包死。全国产品几万种、几十万种，而纳入国家计划的只有几百种、几千种，要承认他们有权通过市场互相联系。除少数必须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产品外，要允许企业进行国家计划以外的生产，经营国家计划以外的商品交换，通过市场把它们联系起来。要改变过去的统收统支、统购包销，不考虑经济效果，生产与需要互相脱节的状况。这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在要在体制改革上继续前进，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在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后“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作为第一步，1979年我们开始采取利润分成办法。可是这个办法贯彻下去有许多困难，出现许多纠纷。要解决这些矛盾，恐怕将来还应以上缴税收来代替上缴利润。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有所不同，国营企业一般来说要保证60％甚至80％的盈利通过各种税收交给国家，完成上缴任务以后自负盈亏。
现在，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销售开始被突破，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允许按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销售方面，除少数重要商品外，商业部门可以选购，商业不选购的，工业可以自销，把商业选购和工业自销结合起来。有些小商品可以完全自产自销，或者直接卖给零售店，市场调节作用开始发挥出来了。过去什么是畅销产品，什么是滞销产品，工业、商业部门都不管，反正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和收购就行。进行市场调节后，改变了这种状况。商业部门对积压产品不再收购，多收购短缺产品；工厂也只能减产长线产品，增产短线产品。过去我国是采购员满天飞，外国是推销员满天飞。去年我们开始有了推销员，开始刊登广告。有些商品大量积压、有些商品大量缺货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后，由于许多产品价格显著地背离价值，使各行业各企业利润分成多少不同，苦乐不均。同样由于价格不合理，一些长线产品因为价格高，利润大，仍在生产；有些短线产品却因为价格低而不生产。这个问题很严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打破一切产品都由国家订价的办法；除少数主要产品外，产销双方可以自己商订价格。现在由于许多产品供不应求，暂时还难于普遍推行。从长远来看，几十万种产品价格都由国家来调整是不可能的，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劳动制度问题也很严重。多年来城市的劳动力完全由劳动部门统一安排，不能自找就业门路，使待业青年愈来愈多，成为一个难题。许多工厂职工过多的问题，无法处理。银行、商店以及许多服务行业职工太少，不能很好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一方面许多事无人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无事做。一些单位，想要的人进不来，不想要的人却被塞进来。职工工作调动也很难。许多技术人员用非所学，多少年学来的科学知识不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关于就业问题，劳动部门开会讨论，提出打开两扇大门：劳动部门安排就业和待业青年自找职业来解决问题。工厂招工应有自主权，待业人员就业也应有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待业人员自找门路，国家予以指导和帮助。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怎样互相结合？
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计划管理。整个生产、整个人民生活都要靠国家计划安排。但这种计划管理，在相当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一方面要计划管理，一方面要通过市场调节。这两者怎么样结合？两者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看来，既不宜片面强调计划调节，也不宜过分强调市场调节，致使国家计划失去必要的控制作用。根据我们30年的经验，国家应当控制什么呢？一是建设规模，二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要统筹安排。我们的国民收入究竟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多少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要有计划。30年来，我们经济工作的失误，就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没有控制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可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周总理提出的建议是从综合平衡出发来安排生产和建设的。如果按照周总理这个计划进行建设，决不会大起大落，生产会稳步增长，人民生活也会不断提高。根据30年的经验，按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积累率在25％左右或者稍多一点，可以高速度发展；超过30％，就要比例失调；达到40％，就要倒退。粉碎“四人帮”后，本来应当休养生息，调整失调的比例关系，可是1978年又来一个“跃进”，积累率达36．5％，比例失调完全暴露出来。这次调整比较快。调整的方针是提高人民生活，压缩基本建设。这种压缩积累、提高消费的调整方针是完全对的。
前个时期讨论生产目的时，有的同志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工作，难道生产的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还不知道？我说，知道是知道的，可是实际没有这样做。1952年到1978年，工业生产增长平均速度为11．2％，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在一个时期内超过10％外，没有一个国家增长速度这样高，能达到5—6％就算高速度了。我们生产增长速度这样快，可是由于积累过高，生产的经济效果太低，人民生活从1957年以来没有多少改善。所以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20年来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虽然现在只还了一小部分，但国家负担已经很重了。人民生活消费增长幅度，超过了生产增长幅度。有许多人不加分析地说这是错误的，我不同意。欠账要还，还账时候当然要多增加消费，减少积累。总要有几年，消费增长速度要超过积累才能还账。但现在再要多还，也有困难。把国家的困难情况（具体表现就是财政有相当大的赤字）老老实实向人民讲清楚，人民是会体谅的。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个关系一定要掌握好。今后几年国民收入增长主要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包括多建住宅，经济建设规模不能再扩大。
看来积累和消费总额必须由国家计划来严格控制，国家必须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投资总额决定后，许多重大建设项目也要由国家来管，不能靠地方和企业。中、小型项目，特别是挖潜、革新、改造，可以利用银行资金，利用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在目前情况下，国家拨款的投资以占全部投资的50％到60％为好。往后应该多发挥银行的作用，不能全部依靠国家拨款。要做到重大项目由财政拨款（也要通过建设银行发放，收取利息），中、小项目等由银行贷款。财政包袱可以让给银行去背一点，有些投资让银行去给，叫银行贷款。贷款要还本付息，企业就要精打细算，一定会比财政拨款节约资金。
有些产品，国家可以少管、不管，让企业直接产销见面。指令性计划要有，如棉布、钢材等。但产品的花色、品种、规格，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让产销双方自己协商，根据市场需要订收购计划，根据收购计划订生产计划。很多日用百货可以更灵活地采用这个办法。当地销售的小商品还可以自产自销，或由工厂直接卖给零售商店，国家规定个参考性指标，具体由企业自己安排。现在许多产品供不应求，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只能逐步缩小，将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解决、产需基本平衡时，指令性指标可缩到最低程度。国家向企业提供参考性指标，提供市场情报，指导企业的生产发展方向。具体的指导方法是利用经济杠杆：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银行信贷进行调节，等等。这样市场就可以搞活，使企业生产符合市场需要。
过去认为实行计划调节就不能实行市场调节，这是不对的。应该又是计划调节又是市场调节，计划调节大部分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通过市场调节，保证市场供需的平衡。所谓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不是这些产品计划调节，另一些产品市场调节，而是许多产品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计划调节。
这里大家最关心的是价格问题。价格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过去由于“吃大锅饭”，盈亏大家都不管，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越来越大。生产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如农产品、矿产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往往产量越大成本反而增高，加工工业则相反，产量越大，成本就越低。许多产品价格长期不调整，“文化大革命”以来有12年物价冻结，加工工业产品利润越来越大，而农产品、矿产品和原料工业利润则越来越小，以致长线越来越长，短线越来越短，产品的产和销越来越不平衡。
今后，物价部门要根据价值规律来调整物价。据我当几年物价委员会主任的经验，由物价部门根据价值规律定出所有物价是不可能的。几十万种产品，你算成本算得清吗？成本算出后，生产方面说定低了，消费方面说高了，拍不下板，一拖几年定不下来，怎么管得了。机械加工工业受这种计划价格之苦，非常厉害。零配件利润大，总装成本高。现在上海机械公司搞协作价格，把零配件价格降低，使零配件利润与总装利润大体一致。协作价格是根据价值规律自发形成的。过去这不合法，现在不承认是行不通了。协作价格比计划价格合理，我看将来可以参考协作价格来调整计划价格。几十万种产品，不能都靠国家来定价，要让产销互相协商定价。有的同志说，这下可乱了，物价要涨了。我看不会。现在机械产品滞销，通过市场调节，降价肯定多于提价。钢材有的积压、有的脱销，实行市场调节，提价降价可能大体相等。而且这些产品调价，产需双方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从国家的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影响不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就整个国家来看，也影响不了财政收支的平衡。物价的涨落有其客观规律。物价有涨有落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物价普遍上涨，是由于货币贬值。国家只要控制住货币发行量，利用价值规律调整价格，是不会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不调整价格，市场调节就不能充分展开。但现在有些重要生活资料（如粮食、食油等），购销价格倒挂，一调整就影响人民生活，在国家没有力量大幅度提高工资以前，只能暂不调整，亏损由财政补贴。现在普遍调整价格还有困难，国家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动大手术，震动不能太大了。所以，对人民生活和财政收支影响不大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可以早些调整；至于重要生活资料的调价，则要特别慎重。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但要稳步前进。物价最后调整完成了，改革也大体完成了，我们的经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原载《经济管理》1980年第10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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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头路”辩
《辽宁日报》评论员
“四人帮”横行时期流行过的许多政治帽子，现在差不多已经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但是也有几顶，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象暗处的冷枪一样，时而向人袭来。“走回头路”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为了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农业的步伐，今年许多地方试行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时，我们又能听到这种“枪声”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在“四人帮”的辞典里，走回头路者，复辟资本主义之谓也，那还了得！于是乎，原来心有余悸的人更不安了，原来胆子比较大的人也觉得不那么仗义了，即便是态度比较坚决的人，也少不了再三辩解：“这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前进”，等等。
其实，“走回头路”并不都是可怕的事情。在生活中，走回头路是常有的现象。走错了路，就需要回头，否则越走越错；走过了头，也需要回头，否则越走越远；甚至向前冲刺，也需要后退几步。明知前面是死胡同、臭水坑，或者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还偏要“风吹浪打不回头”，并且认为这叫“革命”“前进”，那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建设社会主义同样如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既是实践，就不可能走笔直的路，就必然有曲折，有进退，不断地积累经验，然后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途径。前进中不走回头路的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上下求索的过程，自然也包括走回头路在内。
指责实行某种责任制是“走回头路”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这样的责任制在50年代、60年代就用过，现在是80年代了，还拿来用，不是“复辟倒退”又是什么？问题提得够尖锐，可惜忘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检验一种生产关系是前进还是倒退，只能看它是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什么“过去用没用过”。过去用过有效，现在用了仍然好使，岂不恰恰说明这种办法适合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吗？怎么能说它是“倒退”呢？把行之有效的东西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未免过于美化资本主义了吧！
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会被这顶帽子吓住，主要是还没有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理论：在生产关系上搞得越大、越公，就越进步，越革命，才越象社会主义。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干了不少违反客观规律的、冒进的事情，甚至指望在几天、几个月之内把列宁告诫过需要“一整个时代”来干的事情干完。而林彪、“四人帮”又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在生产关系上搞“不断革命”，震天价喊“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搞“穷过渡”，搞“大寨分”，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样远了，再不回头能行吗？能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吗？对这个问题，许多群众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说：“不是今天走回头，而是以前走过头”。这个道理，应该使广大干部、群众都懂得，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正确地理解党的新政策、新措施，从而大胆地进行改革。
总之，对“走回头路”一定要作具体分析，看究竟是“回”到哪里。回到资本主义当然要坚决反对，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天大的好事。对那些把“走回头路”当作紧箍咒拿在手里，企图用它来阻挡我们改革的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可爱的先生，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在实践已经证明走不通的道路上赶快回头。不过，绝不是回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而是象列宁教导的那样：“为了更准确地跃进而后退——为了更好地跃进而后退！”
（原载10月6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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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客观主义
崔敏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客观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就是承认客观存在第一，主观认识第二，主观认识应当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表面上伪装“客观、公正”，标榜所谓的超阶级、超党派，用以掩盖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和反动的政治目的。这是一种伪善的、虚假的“客观主义”。必须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客观主义。对于前者，应当肯定和坚持；对于后者，则应当批判和反对。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批判蒲鲁东“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指出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使用“客观主义”的提法。
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书中，明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他批评司徒卢威是“客观主义者”，指出他的论断的“基本特点是他狭隘的客观主义”。列宁还指出：“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机会主义的根源，“就是从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即从马克思主义）滚到资产阶级的为现实辩护的‘客观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323页）
另一方面，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客观主义做过明确的肯定。列宁指出：“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异常深刻地正确地了解政治现实”。（《列宁全集》第18卷第324页）“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列宁选集》第2卷第125页）列宁还说过：“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从上述几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是把客观主义看作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物，实际上把它当做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可是，多年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对于客观主义的解释却有片面性。除了在50年代初期出版的少数哲学词典，在注释《客观主义》的条目中，曾经说明客观主义有两种含义外，后来出版的一些哲学词典、名词解释以及各种哲学著作、论文等等，差不多都把客观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这样久而久之，就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主张客观主义，而无产阶级反倒是反对客观主义的，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