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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委尊重职工民主权利 干部摆正人民公仆位置
开化煤矿职工代表大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开化县煤矿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职工代表大会逐步成为企业的权力机构，矿山的民主气氛日趋活跃，广大职工干四化的积极性很高。
这个矿开好职工代表大会的关键，是党委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干部摆正人民公仆的位置。开始，矿里有些干部受多年来家长制统治的影响，习惯于“书记点头，厂长拍板”，把职工代表大会当作民主的装饰品，对代表的意见、职工的呼声不以为然。在1978年10月召开的矿五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曾对生产上单纯追求产量、忽视掘进的问题提出意见，没有引起矿领导和有关科室应有的重视，他们依旧唯上是从，不顾本矿实际，一味抓产量。结果，到1979年二、三月，就出现了采掘严重失调的问题，煤炭产量急剧下降，生产计划面临落空的危险。职工们气愤地说：把工人意见当作耳边风，怎能为四化多作贡献？以后，矿党委吸取教训，一面主动作自我批评，一面教育干部弄清主人和公仆的关系，重申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决不能当作装饰品，不能搞形式主义。去年5月召开五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时，经过代表们充分讨论，确定了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方针，并研究出一些具体措施。会后，矿领导和各级干部按照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办事，使职工们感到工人当家作了主，积极性格外高。青年职工自动成立了18人的突击队，担负一号井东大巷快速掘进的攻坚任务；机电车间工人积极研制成翻车器和小立井自动提升箕斗支援井下，大大提高了掘进的效率。经过4个月的努力，基本上扭转了采掘失调的被动局面。
事实教育了矿领导和广大干部，使他们进一步看到了工人群众的智慧和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重大意义。从此，这个矿的职工代表大会逐步成为企业的权力机构。现在，企业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职工代表的提案，由提案审查小组会同矿长分别情况，责成有关部门处理，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下落。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根据职工的要求和代表大会决议，两年多来，新建和整修了职工宿舍二千多平方米，办起探亲招待所，新建了澡堂、烘衣房、更衣室、简易灯光球场，办起了图书阅览室、业余文化夜校、冷饮室、理发室，还组织家属开办了托儿所、缝补浆洗组、豆腐坊、小吃部等。房屋的分配方案也都由职工代表讨论决定。职工们高兴地说：现在工人代表说话算数，真正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我们可要加倍努力把矿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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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从北京运输的新变化探讨运输政策的调整
祝玉珩
可喜的变化
从50年代起到1979年以前，北京市在公路和城市的货物运输方面，几乎一直处于运量大、运力不足的紧张状况。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自1979年底以来，运输状况有了急剧的变化，从运力不足转为运力有余。1980年1月至4月，北京市运输公司汽车因缺货停驶二万二千多个车班（一部汽车运货八小时为一个车班）。北京的基建、市政、房管、工业、商业等各部门各企业的运货汽车，也普遍出现了货源不足，运力有余的现象。
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是运量减少了吗？不是。今年1至8月北京的总运输量同去年同期相等。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各机关、企业经营自有汽车（以下统称社会车辆）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1979年底，北京全市共有运货汽车52，307辆，其中专业运输企业有4，405辆，占总数的8．4％；社会车辆有47，902辆，占总数的91．6％。过去很多单位尽管运输能力可以自给或自给有余，但因运输效率不高，一些物资还得找专业运输公司托运。如1975年专业运输企业运货汽车虽然仅占全市总车数的11．3％，但货物运输量却达到了全市总运量的50．15％。而占全市总车数88．7％的社会车辆，却只承担全市总运量的49．85％。1979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了。这一年中，北京一些部门和企业共组织起大大小小的运输公司和汽车队396个，集中起来的汽车达1万辆。社会车辆的运输效率平均提高10％至15％。
北京市运输变化的情况说明如下事实：
一、过去北京货运紧张的基本原因，不是汽车数量不够，而是经济政策不对头。
二、运货汽车的潜力很大。20多年来，政府曾用种种行政管理办法挖掘社会车辆潜力，而实际成效不大，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新的问题
伴随着这一可喜的变化，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运货汽车太多。一方面已经发生了运力过剩，另方面许多单位还在盲目增购新车。据市公安局统计，1980年上半年，北京各单位共新增运货汽车3，817辆。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二是对某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如面对运力有余、竞争的局面，是加强“三统”，还是因势利导发挥优势，开展竞争，促进联合？是用高运价维持高利润，还是低利多运？对运价的标准，是因货（如批量大小，装卸难易，易损程度）、因地（如山区、平原）、因车（如车型大、小）不同，规定不同标准，还是按30年来的老规矩，一律执行一个价？
一些运输政策需要研究调整
从北京的情况出发，当前需要研究调整一些运输政策。
关于“三统政策”。
“三统政策”的提出始于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各地搬运公司“统一承揽货物”、“统一调配劳动力”、
“统一定价”。后来中央主管交通部门把它发展成为：统一安排货源，统一平衡运力，统一管理运价，并一直作为国家在公路和城市运输工作的基本政策之一。
“三统政策”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是正确的，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作为“三统政策”的政治和经济依据已不复存在了。因此，它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小，而消极作用却越来越大。一方面，它成了运输主管部门管用户、卡用户的一件法宝，使运输部门逐渐滋生并养成了一套“官商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法，保护了服务不好、运输不方便、不及时以及运价过高等缺点。另一方面，它助长一些机关企业在运力不足和运输部门服务不好的情况下，搞“小而全”、“大而全”，不恰当地添置或多购了运货汽车。
为了化弊为利，解决车多货少的问题，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让专业和非专业的运输企业各自发挥优势，开展竞争，促进联合。只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要怕对拥有社会车辆的机关、企业管不住，也不要怕专业运输企业缺货停车发生危机。要调整“三统政策”，对专业运输和社会运输企业实行同样的税收和利润制度，并在能源分配上实行择优供油，消耗低的汽车多供油，消耗大的少供油或不供油。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运输市场搞活。
关于运输业的利润率和运价政策。
现在公路和城市运输业的利润率都偏高。以北京市运输公司为例，这个公司1979年汽车运输产值利润率为30．27％，1980年1至6月为26．77％。汽车运输企业的利润高了，就会降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投资效果，加大工商企业的成本，使国家大批建设资金年年做无益循环旅行，并刺激很多部门和单位，千方百计挤出资金，购买车辆，经营运输。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应降低汽车运输业的利润率，适当的、有区别的调整现行运价，执行低利多运政策，并允许运价有一定程度的向下浮动，以利于开展竞争，使专业运输企业充分发挥其方便及时、经济周到的优势，从而使社会车辆在整个运输车辆中，逐步调整到合理的比重。
关于汽车运输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问题。
明明运力有余，而汽车照样年复一年的大量增长，说明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北京市货物运输的总构成中，基建占40％。从1957年到1979年，运输汽车增长12．4倍，可是同期基本建设竣工面积增长不到1倍；另外，占运量较大的是商品运输，但商品零售额增长也只有2倍。这些统计表明，运货汽车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服务对象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为了合理地分配使用国家建设资金，国家各级计划部门对运力有余地区，无论专业或非专业运输企业，除对车辆继续更新和改造外，应大大压缩增加新车辆的投资，并严格控制用外汇进口汽车。对多余的汽车，老旧的可以报废，费油的要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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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掘客运潜力 打破独家经营
广佛线三家竞争，三家得利，乘客高兴
据新华社广州10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跃良、张家昌报道：广东省从广州到佛山的公路客运拥挤不堪，主管部门广东省运输公司佛山地区分公司十多年解决不了。今年2月，佛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和广州市电车公司把常年闲置的大客车开上广佛线，加入客运，打破了多年来独家经营的局面，出现了三家竞争，三家得利，乘客高兴，皆大欢喜的新形势。
广东省现行汽车客运体制，一直是由省运输公司和它派驻在各地区的分公司独揽生意。但由于这家公司车辆增加赶不上客运的增长，全省汽车客运几乎全部处于紧张状态。广佛线常年超定员运客。
今年2月春节期间，是客运高峰。广东省政府号召社会运力参加客运，以减轻交通部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佛山市公共汽车公司把闲置着的14台客车开进广佛线。与此同时，广州市电车公司10辆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大轿车也利用空隙时间参加了广佛线客运。这两家公司服务态度比较好，实行上车买票，客满开车，保证乘客都有座位。从广州到佛山约30公里路程，汽车只要40分钟就可开到，而过去独家经营时，加上排队买票、等车，往往要用半天时间才能到达。
这种情况，对广东省运输公司佛山地区分公司也起了促进作用。
目前，有些地方客运主管公司车辆有限，而社会上却有大量的客运潜力。看来把社会运力组织起来投入运输，实在值得大大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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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开辟的旅游地——涿县
今年新开辟的旅游地——河北省涿县，位于北京市南，距离天安门行车不过一小时。这里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战场，又是刘备、张飞、赵匡胤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故里，近邻有清帝王的西陵以及云蒙山、白洋淀等地可供参观游览。（附图片）
涿县旅游饭店的兴建得到香港美丽华酒店经理杨秉正先生的资助。它的客房是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四合院建筑物，高房脊，深房檐，走廊逶迤相连，清静幽雅。
涿县旅游饭店从香港引进十四部旅游车，既可作交通工具，又可供旅客夜间住宿。新华社记者 贲兰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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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财政银行系统工作人员以主人翁姿态
监督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编者按财政、银行、税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业务中了解和掌握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许多情况和问题，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及时向有关部门或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很有价值，值得重视。
本报讯 近年来，上海市财政、银行系统的工作人员经常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反映四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合理建议，对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最近在一份简报中表扬了这些同志。
上海市财政局第一分局财政专管员吴尚华、费臻平同志，去年4月提出：宝钢所需500万套螺栓不应从国外进口，可以由上海先锋螺丝厂生产供应。这一建议被采纳后，节约外汇400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杨浦区办事处信贷员奚桂珍同志，去年三月，反映外贸部门代订进口的卷烟纸熄火，不能用于生产；她还反映在国内烟叶大量积压的情况下，外贸部门又从国外进口大批劣质烟叶，其中一半以上要降级使用。这些意见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表示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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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放宽贷款政策 活跃社会经济
据新华社兰州10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作言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胆突破了银行只对生产和流通部门发放流动资金的规定，从实际出发，放宽贷款政策，搞活经济。
甘肃省分行根据花钱少、经济效果好、有偿还能力的原则，不论对企业单位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教育、卫生部门或是建筑业、文化娱乐、城市公用服务行业，都敞开贷款大门，在发放流动资金的同时，也发放挖潜、革新、改造和小型基建贷款。
从今年年初开始，甘肃省分行也改变了对集体企业不贷款的规定，上半年累计发放的集体商业贷款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对活跃城乡集体经济、扩大劳动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对有营业执照、经营正当、有益于社会、有还款能力的个体经济户，也给予适量的贷款支持。临洮县有三个世传老中医。今年上半年这三个老中医被批准营业后便向银行申请贷款建门诊部。银行给他们发放了5，000元贷款，使这三个老中医很快开业行医，解决了当地社员“治病难”的问题。
甘肃省分行最近还成立了甘肃省信托公司和兰州市信托公司。公司除了开展信托存款、委托投资业务外，还从银行自有信贷基金中抽调出3，000万元，进行贷款和投资性贷款。并且在国家统一利率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浮动利率，更好地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由于贷款利率松动了，信托公司成立后，许多单位申请贷款。为了发挥全省皮革资源丰富的优势，甘肃省分行按低于国家规定的统一利率向新成立的兰州震旦皮件厂发放了35万元贷款，帮助这个厂发展了皮件加工。
甘肃省分行充分运用银行的自主权力，从现有信贷基金中调度出4，000万元，举办地方中短期设备优惠贷款，重点用于支持那些发挥地方优势的工业挖潜、革新和改造项目以及发展旅游业、集体企业、商业服务行业和少数民族特需工业。优惠贷款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在这个期限内利率低于国家统一利率的一半左右。逾期未还的贷款，按国家当时的统一利率计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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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决定
三年内对农牧业手工业免息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三年内对全区农牧业、手工业贷款实行免息政策。
这个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为贯彻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减轻人民负担，支持群众发展生产，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后作出的。这一政策实行后，估计可使全自治区社队和城镇手工业社（组），每年增加收入130万元左右。（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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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君绍的荣誉和地位是骗来的
被称为“矿山铁人”、被树为“劳动英雄”的王君绍，现已查明，他的荣誉和地位是靠欺骗得来的。
他的种种欺骗行为，经过中共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和鞍山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历时半年的调查，证明属实。
王君绍原是汽车司机。1972年底，弓长岭铁矿电铲司机长都兴发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将穿孔机、电铲、汽车三种设备联为“一条龙”，开展社会主义协作赛的倡议。这个倡议，得到王君绍和穿孔机司机长王玉荣的赞同，于是成立了“一条龙小分队”。王君绍参加小分队后，他一开始，就弄虚作假，多报车数，记车员不给他多记，他便同记车员吵架。王君绍还曾对都兴发说：“咱们好好干，干出经验后，到全国去讲，今后就不用再干这活了。”
1973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要都兴发到市里一个会上去介绍经验，由于都兴发不善于言辞，矿领导便让能说会道的王君绍去代替。王君绍第一次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时，就添枝加叶地编造事实，还说“一条龙”协作赛是他带头搞起来的。王君绍的讲演，博得了领导的赞赏，让他一连在鞍山市巡回报告了二十多场。陪同王君绍做报告的同志发现他讲的许多事情与实际不符，提出要他注意，王君绍竟说：“我讲的是弓长岭的事，外人谁知道？！” 在“四人帮”横行时，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此，剽窃别人荣誉的王君绍，便以“一条龙”小分队的倡建者而闻名全国。
王君绍这几年之所以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主要是由于以他命名的“一条龙”小分队在全国铁矿山小分队竞赛中多次夺得“冠军”。经反复调查，这个小分队的“高产”，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为了压倒别的队，王君绍采取弃难采易，乱采乱剥，少产多报，甚至把其他小分队的产量拿来记在自己帐上等弄虚作假的手法，来欺骗上级领导。有一个月虚报的产量竟超过实际产量的两倍多。据矿山公司计划处统计，王君绍小分队从1972年底成立到1978年底解散止，共上报采剥总量1，929万吨，其中多报了236万吨，乱采乱剥量为786万吨，两项共占上报采剥总量的一半以上。
弓长岭铁矿有红矿、青矿两种矿石。红矿大都分布在山头或山坡的表面，比较好采；青矿则埋藏较深，剥岩量比红矿多一至二倍。由于红矿比青矿好采，红矿石经常积压，青矿石则经常不够用。在红矿已经大量积压的情况下，王君绍还让小分队职工拚命多采红矿；而且采出的红矿根本不拉出采区，往附近一倒就报产量。乱采乱掘的结果，造成弓长岭铁矿的生产严重失调，红矿石越积压越多。仅1978年，王君绍小分队就乱采了红矿石275万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能源，产品卖不出去，等于积压资金八百多万元。这些矿石因乱堆乱放，矿石和泥土混杂，已全部报废。
为了骗取荣誉，王君绍为自己编造了许多“先进事迹”。经查实，他到处做报告吹嘘的所谓“先进事迹”中，绝大部分是假的。他曾吹嘘自己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记下了9万多字的学习笔记。经调查，他连一本象样的学习笔记也没有，只是在一个笔记本上找到了他抄的两条语录，加起来不过几十个字。
王君绍还是一个政治上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多次给“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写信，攻击老干部，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回潮”，成了反“回潮”的急先锋。1976年，他先后在本省并到湖南、湖北、山西、北京等省、市巡回报告18场，吹嘘自己的“六个对着干”的所谓经验，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闯将。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大讲自己同“四人帮”顶着干的经验，成了同“四人帮”斗争的“英雄”。
王君绍为了清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到处打棍子，扣帽子。谁揭发他，或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异议，就被扣上“掐尖子，砍红旗”，“反对新生事物”等帽子。据不完全统计，弓长岭铁矿因给他提意见而遭排斥、打击、迫害的干部就有18名。岭东矿“五一五”小分队副队长朱世海，只是对王君绍布置的填沟造田任务感到完成有些困难，在会上说了几句，王君绍就当场撤了他的职。机修厂服务队队长阎广俊为朱世海鸣了几句不平，也被王君绍撤了职，并在全矿挨批斗13场。
王君绍这些年就是用这样的欺骗手法步步高升。1974年4月，他被提拔为弓长岭铁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在已经脱离劳动5年的情况下，王君绍被命名为辽宁省和鞍山市的劳动模范，全国冶金战线劳动英雄，并被提拔为鞍钢党委副书记、鞍钢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和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
王君绍为什么能欺骗人长达6年之久？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还被捧得越来越高，原因在哪里？弓长岭铁矿党委认为，这个教训很值得认真总结。
新华社记者 康文第 李新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