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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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师范院校建议
加强中小学音美教育
高等师范院校艺术专业教学座谈会最近在郑州召开。会上,来自全国三十一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们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美育可以增加学生对自然美、社会生活美和艺术美的感受和爱好,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使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在帮助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美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他们提出以下建议:一、适当增加中小学音乐、美术的课时;二、教育部门要积极支持和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他们在音乐、美术方面的爱好;三、重视艺术师范教育,提高中小学艺术课教师的业务水平;四、开展艺术教育要有必要的器材,希望财政部门适当予以支持。(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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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提倡“三下”
县委副书记李德祥一连三次下到一个山村,反复调查,问到了“牛经”,对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畜牧业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做法可贵,值得提倡。
我们不反对“走马观花”,更不反对“下马看花”。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能够下去看一看,总比关在屋里发号施令强。但是事物是复杂的,更值得提倡的,当然还是躬下身去,深入实际,一次不行,再来二次,作比较深入的调查,那才能得到真知。
古时刘备“三顾茅庐”,那是求贤。现在我们求四化的真知,也要有点李德祥“三下山村”的精神才行。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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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调整农业内部比例
全国畜牧业去年取得可喜成果
新华社北京一月八日电 一九七九年全国畜牧业生产取得了可喜成果。猪、羊、大牲畜和畜产品,普遍比上一年增产。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情况如下:
——猪的存栏数比一九七八年增加八百多万头。肥猪收购量比上一年增加近两千万头,加上农民自宰自食、集市贸易成交数,去年生猪的出栏量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绵、山羊存栏数比上一年增加七百多万只,收购了一千零七十万只,比一九七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一。
——大牲畜的繁殖和收购,扭转了前些年连续下降的局面,开始有所回升。菜牛的收购量达一百五十万头,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
——家禽和鲜蛋显著增产。鲜蛋收购了十六亿五千万斤,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点一,在前年历史最高纪录的基础上再创新纪录。
——蜂蜜收购量达十万五千吨,比上一年增加八千吨,增长百分之八。
一年来,全国农业战线在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中,普遍加强了对畜牧业生产的领导。农业部先后召开了全国牧区草原建设现场会议和全国农区畜牧业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比较普遍地对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加速发展畜牧业,作出了初步规划,采取了有效措施。在发展养猪的同时,注意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牲畜,开始建立一批畜牧业基地。特别是一年来不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落实党的畜牧业政策,破除一些禁养、限养的错误作法,以及国家对畜产品的提价,大大调动了农、牧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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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总理会见埃及副总统时强烈谴责苏侵阿
苏联在全世界暴露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
新华社北京一月八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强烈谴责苏联直接出兵侵略阿富汗。他说,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借口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这次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对一个第三世界的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进行直接的侵略和占领。苏联为此所作的一切辩解都是徒劳的。
华国锋总理指出,苏联的这一行动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大大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华国锋总理同穆巴拉克副总统还谈到了中东、南亚等国际问题,中埃双边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内情况。在交谈中,双方对近年来中埃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华国锋总理请穆巴拉克副总统回国后转达他对萨达特总统的亲切问候。
外交部部长黄华参加了会见。(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穆巴拉克副总统。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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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会见布朗部长时呼吁
世界各国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扩张主义
新华社北京一月八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时,呼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的政策。
邓小平副总理说,对全球战略问题,中国的看法是一贯的,国际局势的动荡、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全球扩张主义政策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发生任何变化。大家要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的政策。
布朗部长说,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中两国需要协调彼此的政策。布朗部长表示美国打算加强防务力量。
邓小平副总理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他希望美国加强同西欧的联合。
邓小平副总理同布朗部长还谈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印支局势、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宾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副总理说,自从一九七二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他说,布朗先生作为美国国防部长这次来中国访问的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布朗部长说,我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来中国的,我认为我的访问是有成果的。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等,参加了会见。参加会见的还有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副国防部长科默,助理国防部长麦吉弗特,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等。(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布朗部长。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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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农垦系统试办五个农工商联合企业
促进生产 活跃市场 积累资金
据新华社长春一月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苏午辰报道:吉林省农垦系统去年试办的五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已收到促进生产,活跃市场,为国家积累资金的效果。
吉林省农垦系统的五个农工商联合企业是:吉林省农垦参茸公司、延边国营农场水果公司、长春市乳品公司、国营梨树农场联合企业、双山农场联合企业。这些联合企业成立以后,首先努力打开了产品销路。人参、鹿茸是吉林省的重要特产,但过去年年滞销。参茸公司成立后,把全省四十多个国营鹿场、二十多个国营参场联合起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公司一方面派人前往上海等城市联系,广开销路;一方面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百草中药店开设参茸加工展销专柜,受到国内外顾客的欢迎,许多部门和单位主动与参茸公司签订合同。目前,这个公司已获取利润三十多万元。并将这些钱陆续返还各鹿场、参场,支持这些单位发展生产。
农工商联合企业成立以后,产销直接见面,减少了农商之间的矛盾。还减少了产销之间的中间环节,既有利于资金的积累,又可以把一些产品的零售价格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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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军评出万名红旗车驾驶员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八日电 新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万多汽车驾驶员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
解放军各部队汽车分队是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开展“红旗车驾驶员”评比活动的。评比条件是:爱车、守纪、安全、节约等四项。评比中既评驾驶员的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又评业务技术和完成任务情况。许多汽车分队还把这一评比和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活动结合起来。通过评比,广大驾驶员更加刻苦钻研技术,精心维护保养车辆,使汽车的技术状况达到了十多年来所没有的新水平。
全军“红旗车驾驶员”的评比活动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的同志,由上级机关给他们填写“红旗车驾驶员”卡片;成绩优异者按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给予嘉奖或记功,并把评比结果作为考察驾驶员表现,吸收入团、入党、提拔干部的一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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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有政策,县里有规定,为什么社员养牛还发展不起来?
县委书记三下牛栏找到答案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中央有政策,县里有规定,为什么社员养牛还发展不起来?浙江金华县委副书记李德祥三下牛栏,找到了答案。
金华县委为了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作出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决定。可是在会上大喊了几回,效果却不大。听说双龙公社党委把过去的养牛罚款送还社员,兑现了政策,社员养牛的积极性又来了。去年春天,李德祥决定到这个公社的盘前大队去摸摸底,取取经。一看,果然不错。这个百多户的小山村已养了五十头牛。大队党支部书记章荣达介绍说,盘前大队每人二分田十亩山,牛吃的草,山上有的是。可是“四害”横行时,说社员养牛是资本主义倾向,下令限期卖掉,过期不卖就罚款。如今你在会上讲社员可以养牛,大家听听高兴,想想还担心呢!眼下公社党委送还了罚款,社员可宽了心。老李向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宣传双龙公社这个先进典型,帮助各级领导解放思想;二是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结合实际拟定鼓励社员养牛的十项政策,一直印发到生产队,交给群众。
过了个把月,李德祥趁在双龙开会之际,又来到盘前。过去,金华农家养牛没有繁殖的习惯,如果不改变,牛也不能大发展。老李向群众征求意见时,社员说,小牛养大再繁殖,需一年半至两年,一般社员经济上周转不过来;再说配种的公牛也要选好。后来,他和县里畜牧技术员商量,帮助大队引进了一头体型高大强壮的西门塔尔种公牛,干部社员见了乐得合不拢嘴。
九月下旬,李德祥再次上山到盘前,访问养牛户。这一次,他了解到有三十来户社员想养牛但缺少资金,就和大队商量,采取公有户养、盈利分成的办法,集体有困难,可以由信用社贷款。社员都觉得现在的干部为农民想得周到。如今,盘前大队已养牛一百五十三头,平均每户一头多,新办牛场五个。北山巅上的小山村显得更有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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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春同志永在
薄一波
今天是李富春同志逝世五周年忌日。对这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老革命家,我们党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条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曾经长期与我同忧患、共奋斗的老战友,我愿用这篇短文,来表示深切的怀念。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到一九四九年胜利完成,经历了整整三十个年头。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到现在也已经三十年了。这是一条不断胜利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每一个始终坚持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条道路上历尽艰辛,经受考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国图强,为民造福,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在许多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富春同志是用自己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对国家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
早在一九一九年,富春同志赴法勤工俭学,不久就参加了当时旅法青年的进步组织和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编旅欧团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一九二二年,旅欧团支部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富春同志转为中共党员,同周恩来同志一道参加党总支的领导工作。在青年时期,富春同志就表现出他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他对党无限忠诚和对同志真心关怀的态度,当时就为党组织和所有同志所赞许。而这种高尚品德,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富春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回国,在第一、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都在党务和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担负领导工作。在北伐战争期间,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历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广东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市法南区区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富春同志到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随后,转到军队工作。在红军战略转移开始时,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红三军团政委,后来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直接参加红军长征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富春同志有力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富春同志先后担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解放战争开始,他率领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在长达二十五年的革命战争年代,富春同志在重要关头,总是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且同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路线坚决进行斗争。这样一位长期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家,理所当然受到了全党同志的尊敬。
富春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过党的经济领导工作,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一再显示他的领导才干,做出了成绩。一九四四年他在党中央直属单位大生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广大干部的高度赞扬。建国以后,富春同志转到财经战线的领导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后,他协助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并与先念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主持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富春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国包括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如同革命战争经历过曲折的道路一样,我国经济建设同样走过不少弯路。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某些严重的错误曾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富春同志对于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总是主动承担,深入检查,决不上推下卸。他真心诚意接受中央和广大干部的批评以至指责,从不做不必要的解释。对于大跃进时期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失误,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总的说来,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富春同志保持和发扬了对党无限忠诚和实干苦干的作风。他毫无保留地执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并在某些关键时刻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改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建议。为了掌握情况,正确决定工作方针,他多次主持并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工作。他同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公而忘私。
每当我们怀念富春同志的时候,上面所说的他的种种高尚品德,就重又鲜明地呈现在面前。同时,也自然地使大家回忆起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复杂经历和正反经验,并从中总结教训,汲取力量。
现在还经常为人们赞许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主要是由陈云同志和富春同志主持编制和组织执行的。这个计划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基本上以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为依据,比较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关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生产和流通、建设和生活(它的集中表现是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在方法上,强调搞好综合平衡。就整体来说,主要是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三个方面的平衡。我们的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建立在综合平衡基础上的计划,才是既积极又可靠的计划,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此相反,破坏平衡,胡乱折腾,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富春同志发扬他固有的实干苦干的作风,身体力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那时,我们的建设是以一百五十六个大中型项目为骨干的。富春同志逐个项目摸清情况,从审查计划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他都亲自过问,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广泛听取和尊重专家的意见,努力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一九五三年冬,他率领有关部长和助手、专家,到西安、兰州、洛阳等地选择厂址,白天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晚上主持讨论,比较各种方案,亲自审定设计任务书。一九六四年秋,他已是六十四岁的高龄,仍然不辞劳苦,率领我和一批干部到大三线和某些省区的小三线观察地形和选择厂址。著名的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厂址,就是那次实地勘察后研究确定的。富春同志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精神,是我们所有经济工作干部的榜样。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复杂百倍,艰巨百倍。只有每个从事建设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每一项工作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才有可能减少困难,克服障碍,胜利前进。
富春同志在领导和组织经济工作中,曾经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得到中央采纳后,成为全党全民奋斗的口号。例如,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多、快、好、省,就是一九五六年春中央财经各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时,由恩来同志和富春同志提出的。这个口号,后来发展成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准则。一九六一年春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也是富春同志和恩来同志商量后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向全党发布的。八字方针对动员全党全民同心协力战胜当时遇到的严重困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人们现在还能记忆、将来也不会忘掉的。六十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功经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富春同志长期领导计划工作,很注意综合平衡。他多次说过,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按比例,也就没有计划。他在党的八大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结合着的整体,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突出或过分落后,都会引起比例关系的失调,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他既批评了忽视和削弱重点的均衡主义思想,也批评了只顾重点不顾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他还主张计划必须保留一定的后备,并且考虑到上下年度的衔接。这些意见,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关于计划指标留有余地的思想,在富春同志协助恩来同志编制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体现得很充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年夏写的《十年总结》里特别提到这件事: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我们大家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经济建设经过几度曲折,计划指标留有余地这个经验,意义确实是十分重大。指标留有一定的余地,经过广大群众的奋发努力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斗志倍增。同时,即使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预料不到的困难,也便于回旋,掌握主动。相反,如果计划绷得太紧,生产搞“高指标”,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留有很大的“缺口”,势必破坏比例关系,招致大起大落的严重后果,反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使我们的工作处于被动,调整过来很不容易。曾经付出过很大代价而取得的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当我以敬佩和痛惜的心情来怀念富春同志的时候,还必须提到,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间,富春同志是以忠厚长者著称的。不用说比他年岁较小的同志,即使与他年岁差不多甚至年岁稍长的同志,也往往用“大哥”二字称呼他,同时称呼蔡畅同志为“大姐”。这个亲切的称呼,是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的象征。许多同志这样习惯地称呼他,是有多种原因的。从大节来说,是因为富春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中央正确领导坚决服从,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人民利益真心维护。同时,他对于与他共事的同志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干部,都是关怀备至,亲如兄长。他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热心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特别是,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托搪塞,更不诿过于人。有时候他受到并非公正的批评,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不惜委曲求全,甚至代人受过。
大家知道,从一九六七年春开始,林彪、“四人帮”一伙,以反对所谓“二月逆流”为借口,多次对叶帅、富春、先念、陈毅、荣臻、向前、震林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残酷的围攻,企图一网打尽。这帮反革命除了给他们共同戴上三顶众所周知的吓死人的大帽子以外,还诬蔑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富春同志为
“黑俱乐部主任”,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妄想乘机置之于死地。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富春同志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为了顾全大局,保护许多横遭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他忍受侮辱,独自承担。许多身临其境的老同志,每当回想这一往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对富春同志满怀敬意。
富春同志的为人,恩来同志是深知的。五年前的今天,恩来同志已重病在身,但他不顾蔡大姐和许多老同志以及医护人员的多次劝阻,仍然亲自主持了富春同志的追悼会。蔡畅同志用感激和关怀的口吻问恩来同志:你怎么还是来了?恩来同志回答:我怎么能不来呢,病得再厉害,也要来的。我们是五十年的战友了!是啊,恩来同志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在一起共同战斗五十年,生死与共,甘苦备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情谊,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无上崇高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间才能存在。非常遗憾的是,富春同志的追悼会我没有能够参加,因为那时我还被“四人帮”一伙所监禁,没有行动自由。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时,才知道我再也不能见到这位老战友了,悲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富春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五十多年的奋斗中,卓著功勋,而又始终保持着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如果富春同志健在,他一定会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随后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继续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领导和组织千百万群众进行战斗。但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我们活着的人,应当学习富春同志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用优异的成绩,告慰富春同志和所有革命先烈。
一个人的躯体不能永在,但某些高尚的品德却可以留传万世。斯人虽云逝,高风劲节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许许多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每个人的高尚品德集中在一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珍惜、承继和运用这笔财富,来激励干部,教育青年一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愿富春同志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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