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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江流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都曾遇到过、回答过当时时代提出的课题。现在遇到的问题，与上一世纪不同。十九世纪遇到的是思想理论发展中的问题，现在遇到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变为现实时出现的问题。上一世纪，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新的世纪里，正确地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是保证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所绝对必需的。
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个新的课题。
社会主义如果从一五一六年莫尔的《乌托邦》算起，至今已有四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二是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时期；三是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时期。
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走出乌托邦的荒原，达到科学的境界，整整花费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第二个时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的。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之上。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抛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驱们的伟大理想，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和阶级力量。
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社会现实的时期。这个时期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指出了这个新时期的特点。列宁说：“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98页）现在，就根据列宁这段话来谈四个问题：
第一，“理论在变为实践”，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正在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实践家和实践。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践家，靠亿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流血流汗干出来的。没有实践家，没有人民群众的实干，社会主义理想再美好，社会主义理论再正确，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我们怎样为社会主义恢复名誉？这决不是象平反冤假错案那样，宣布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诚然，我们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反动社会主义的界限，但更重要的是要经过实践。必须把亿万人民动员起来实现四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生产力有个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个显著的改善。这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第二，“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就是说，只有实践才能把理论变活。我们现在都说，搞社会主义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当然是很对的。但决不能认为，知道了一般规律就一定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理论问题，理论解决的是一般规律的问题。要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只有对一般规律的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不管哪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国家的特殊环境中建立的。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别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都不能直接指明适合本国特定环境的特殊规律。这是要在不断实践中不断认识的。现实生活远比任何理论、任何规律都丰富无比。理论讲的是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是活生生的，同任何现实生活一样，不仅有必然性的内容，而且有偶然性的内容。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客观实际的科学解释和行动的指南，它是需要不断“由实践赋予活力”的理论。我们强调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本国特点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我们强调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是要搞闭关自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把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吸收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甚至谈过，“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可见列宁是主张社会主义要吸取各国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的。这才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由实践来修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必然会有曲折、有失误。犯错误、出问题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在社会主义的创建过程中，不断地“由实践来修正”自己的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上已经论证了的问题，在它变为实践时，还是要经历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即使在理论上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并不能保证在实践上一定不发生曲折。例如，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已经论证过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后，只能先搞社会主义阶段；刚刚从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只能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俄国还是首先搞了“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后来自己总结经验，说那是“（由于军事上的考虑；由于几乎是赤贫的状况；由于错误，由于一系列错误）未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多次实行了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较）。”列宁的意思很清楚，“战时共产主义”，尽管有客观原因，但是有错误，而且是一系列的错误，造成了超阶段的过渡。可是，在一些苏共党史中都讳言这一点，只讲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后来改变是由于情况的变化，都没有象列宁自己那样坦率地把这段历史说清楚。这样就不能让人们正确地了解苏联的经验，接受苏联的教训。
第四，“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80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还不可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那时，即使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只能运用发展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考察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必须根据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来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在这个新时期，实践最有发言权。无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倾听实践的声音，不接受实践的检验，一切都按照“两个凡是”、按照片言只语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路线上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在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又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种偶合。总之，必须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思想基础上，我们才能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一个在实践中认识的过程。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凡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的时候，我们就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凡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就遭受挫折，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
“八大”文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是，从一九五八年以后就发生了曲折，刮了“共产风”。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就已提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共产风”尽管时间不很长，从八届六中全会起，就一步步纠正，但是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在三年调整期间，已感觉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问题，提出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一次教训，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但是，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认识上又发生了曲折。从一九六二年以后，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一些现象，加上国际反修，我们又越来越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阶级社会，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就是要夺权，向“走资派”夺权；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根子就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等等。这是比一九五八年那次时间更长、更严重的理论上的谬误。
这两次在社会主义实践上的错误，在理论上都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一九五八年那次，要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承认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一九六二年以后，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又把它看成是阶级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这实际上，还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谁不知道，阶级社会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是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阶级社会，就是否定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挫折和失败教训了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提出要重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已经都认识清楚了，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没有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研究、去探讨、去认识。（原载《光明日报》，本报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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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极端个人主义是四化的大敌
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甚至在领导干部中也有。他们闹名誉，闹地位，在掌管一部分事业时，就闹独立性。个别同志虽然身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却也沾染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的
“闹派”思想作风。有的还没工作，就无止境地要求解决房子、车子、孩子一类个人问题，稍不如意，就闹个不可开交，丝毫不体恤党和国家的难处；有的公开向党伸手要官要权，略有差距，就拒绝服从。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端个人主义流毒影响很深，它干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破坏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影响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搞四化，损害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极端个人主义同党的事业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党历来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并坚持用这个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自己的党员，教育自己所领导的人民。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曾经有一个好的党风，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好的民风。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都是以集体主义为荣，以个人主义为耻。公开闹个人主义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舆论的鄙视和谴责。林彪、
“四人帮”一上台，把这个良好的社会风尚完全破坏了。在他们一手把持的反革命舆论统治下，谁顾全大局，遵守纪律，谁就是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谁闹个人主义，谁就是革命造反精神强。闹极端个人主义，不但有理，而且有功，“闹而优则仕”。这样一来，使极端个人主义恶性泛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危害。
现在，我们党正在全力以赴、集中精力领导全国人民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没有亿万人的发愤图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舍己为公、为实现四化贡献一切的忘我精神，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恰恰对这一点是从不考虑的，更谈不上投身于这个伟大事业了。况且，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不但自己不干四化，还制造动乱，妨碍别人搞四化，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抵制和反对。如此看来，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坚决地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教育和帮助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提高觉悟，投身四化，确实如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这不但是保障社会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保障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摘自辽宁《理论与实践》晋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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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文贵深沉
——再评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方立天
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任继愈同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佛教思想的论文，在佛学领域的研究中卓著劳绩，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的关注和嘉许。一九六三年三联书店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我曾在一九六四年发表文章，对该书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了评价
（见《哲学研究》一九六四年第二期和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尔后该书作者对书中的某些错误和不妥之处作了改正，并且增加了《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文，改名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下简称《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对教条主义学风所造成的严重恶劣后果，重读这本《论集》，笔者颇受启发，拟从学风的角度，对《论集》在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详细占有材料，深入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方面，简要地作一评介。
《论集》的文章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打开《论集》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是阅读和研究了大量佛教史籍、切中肯綮地驾驭历史资料以后的写作，既不是在个别的片断的事实基础上玩弄实例，更不是简单地从概念出发摆弄公式。文章告诉我们，坚持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学风，是社会科学研究获得可靠成果的首要条件。
同时，作者也十分注意咀嚼消化材料，对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区分什么是研究对象中的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材料，什么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材料。《论集》根据阐述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和规律这一任务，着重选择和使用最能揭示佛教思想本质的材料，诸如佛教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精神现象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论述与论证方法等。至于不甚相干的材料则略而不论。这样在材料的运用上就做到了“由博返约”和“以约驭博”，从而保证了材料的典型性、鲜明性。这既和那种只有材料堆砌而无明确论点的情况不同，也和那种为了论证某种现成的观点而任意剪裁材料的做法根本对立。
学术论著贵在深沉，要有新的独到的科学见解。《论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大量的佛教资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部分地吸收和改造了前人其中包括已故著名佛教史学者汤用彤先生的某些成果，提出不少创见。就其荦荦大者来说：
其一，是通过揭示佛教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其特有的形式和方法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新收入的《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从佛经翻译的一个侧面，论证了佛教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汉代的《四十二章经》内容多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等宗教迷信相通，因而得到流行；相反，当时佛经翻译家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译述数量虽多，但不为时人所理解，其作用也就远为逊色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和玄学唯心主义“本无”学说相呼应，宣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大乘空宗的经典译出最多，并且多用中国旧有的尤其是老庄之学和魏晋玄学的哲学名词、概念去附会解说。汉时把“涅槃”（所谓最高精神修养境界）译为“无为”，这时则把“真如”（所谓宇宙万物的本体）译为“本无”，并以“般若”（所谓最高的“智慧”）与“道”相比附。南北朝时《维摩经》风行，是因为维摩诘这个人物的“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最为门阀士族地主所向往。这时《法华经》和《涅槃经》也得到广泛流行，是因为这些经中提出人人都能成佛的“动人”口号，对劳动人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胜于前，象玄奘主持的翻译就有一千余卷，但是流行的只有极少数。赵宋以后，译出的几百卷佛经，甚至连同译者都几乎被人忘却了。作者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当翻译佛经十分困难的时期，译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隋唐及其以后佛经翻译质量提高了，影响反而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接着指出，这里关键问题是所翻译的佛经的思想内容是否密切配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汉末和魏晋初期，译经虽然比较蹩脚，但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起了不小的影响。隋唐时期的翻译只做到忠实于印度佛典的介绍，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做到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广泛流传。玄奘是杰出的翻译家，但恰恰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寿命最短，流行不过三、四十年就枯萎了。这时，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宗派的主要思想家，都是用注解佛经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禅宗甚至撇开翻译，独立发挥佛教的宗教理论，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作者得出结论，从隋唐时期几个主要的佛教宗派兴衰过程不难看出，凡是密切配合社会经济基础需要的宗派就得到发展，配合不密切的就停滞，生硬移植的就很快衰亡。所以，佛教的流行归根结底是由基础所决定，并为基础服务的。这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生动的合乎事实的阐述。
其二，是作者对待佛教理论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而是十分重视揭示佛教各宗各派思想的形成、递嬗、衍演及其影响、作用，尤其是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坚持党性原则，对佛教思想进行具体的剖析，从而在思想上揭露了宗教的荒诞性，并进而总结了思维教训。在这方面，作者所着力的是对隋唐佛教四大宗派的剖析。对于天台宗，作者主要是揭露其宣扬的没有心就没有一切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即一念心就能产生广袤无垠而又多样繁杂的三千世界的“一念三千”说；批判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只限于认识思维中的对象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即“中”离不开“假”和“空”，“空”离不开“假”和“中”，“假”也离不开“中”和“空”的玩弄名词的所谓“三谛圆融”的认识论原则。作者剖析了禅宗的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驳斥了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的谬论，还揭露了禅宗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解释主客观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法相唯识宗，主要是批判了它的抹杀外境的唯识学说和唯心主义的世界构成论。在批判佛教唯心主义体系时，作者还随时注意总结理论思维的教训。例如，华严宗提出了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范畴。作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辩证法的因素，同时又着重强调这些范畴实际上被当作论证唯心主义的工具，因而只不过是一套空洞的概念。华严宗还提出了“成”与“坏”的范畴，猜测到了事物是生成毁坏的过程，但是它宣扬“成”就是“坏”，“坏”就是“成”，完全抹煞了“成”和“坏”的本质区别，否定事物转化的条件性。作者接着说，华严宗虽然提出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但由于为唯心主义体系桎梏所束缚，它的辩证法因素也只能引导到相对主义和诡辩。这种分析批判实事求是，是具有说服力的。
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论集》正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佛教典籍卷帙浩繁，论证烦琐，文句艰涩，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艰苦的劳动，就不能入乎其中进行探索，更不能出乎其外进行批判，因而也就不会取得现有的成就。
解放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受到教条主义学风和现代迷信的影响，日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五十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旧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有其历史作用，但由于一般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式，出现了把马列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又导致治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趋严重。当时“批判烦琐哲学”的含混提法和
“以论带史”的片面口号，实际上否定了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引导到脱离事实的抽象推论的歧途。至于鼓吹什么“立足现实”、“为政治服务”更是客观上取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使之沉溺在政治空谈中。社会科学一旦离开了赖以出发的客观事实，就失去了研究的根据；离开了揭示事物客观规律的根本要求，就失去了科学的创造。后来，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更是利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的大破坏。他们在几乎毁灭我国社会科学命运的同时，又大力宣扬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现代神学，进一步败坏了我们的学风。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虽然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混乱已经基本澄清，但是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还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重视和极大地努力，切实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流毒和影响，专心致志地进行深入刻苦的研究，把科学论文和学术著作写得更扎实，更加富有新意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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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闇公日记》出版
记载中共四川省委早期领导人杨闇公的革命实践和思想、生活情况的《杨闇公日记》，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杨闇公》也即将出版。《杨闇公日记》收有杨闇公与吴玉章等的合影以及日记手迹等多幅珍贵历史照片；除日记外，有任白戈写的序言，杨闇公烈士传略，还附录杨闇公的四个演说稿等。
《回忆杨闇公》一书收录了刘伯承、吴玉章、杨尚昆、程子健、任白戈、张秀熟、周钦岳等的回忆文章以及杨闇公同志的夫人、子女写的纪念文章。 （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