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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明亮的镜子
——写在周恩来同志《我的修养要则》后面
这是周恩来同志四十五岁时自订的七条“修养要则”。
修养，是指一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学习所达到的一定水平。修养是每个人都应该注意的，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越养越修”。现在，应该是恢复“修养”本来意义的时候了。
周恩来同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修养的标准。这七条要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要真正作到是很不容易的。关键在于严格要求自己。
周恩来同志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典范。他不但提出明确的目标，而且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他在实践中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订的七条要则。只有真正的革命家才能作到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嘴上说的是一套，作的是另外一套，对他人要求是一套，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其结果是个人威信扫地，党的事业受到损害。周恩来同志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我们比一比自己，促使我们深思，激励我们前进。
这七条之中周恩来同志有一条没有完全作到，即健全自己的身体。他多年来没日没夜地工作，晚年更是忍疾负重，呕心沥血，无法“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健康。周恩来同志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中华民族，献给了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讲修养，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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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同志《我的修养要则》手迹
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红岩。
（中央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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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永远怀念周总理
吕正操
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已经四年了。每一念及，总是心如潮涌，感慨万端；总理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从西安事变到总理逝世，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主席委托的各项任务。同时，他一直置身于群众之中，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以极为平凡、极为质朴的身份出现的。林彪、“四人帮”曾讥讽周恩来同志为“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事务主义者”。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总理是既管大事，又抓小事的人民好总理。
抗美援朝时，我负责铁路抢修和运输工作。当时美帝把百分之九十的空军力量，用来轰炸我交通运输线，称为“绞杀战”。车站被炸成一片瓦砾，钢轨横飞，到处是弹坑和土丘。面对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朝鲜军民和我军战士英勇顽强，冒险抢修，但由于缺乏经验，还是经常出现抢修和运输脱节的现象。有时刚刚修通铁路，火车开上去，就脱轨了，只好又拉回来，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彭德怀司令员曾发电告急说：“饥无食，寒无衣。”为此，周总理每天夜里十二点前后，都要来电话或把我找去询问铁路修复的情况。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还要来电话查问通过了多少车，车上装的什么物资，以及装车、卸车的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和前方指挥所通电话，了解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指导。直到听说物资运上去了，他才放心。后来，总理及时肯定了群众创造的抢修、抢运、防空结合进行的经验，并指示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才按时完成了铁路前运后送的计划，保证了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
总理经常教导我们：领导干部不能靠在上面发号施令来指导工作，要面向实际，深入实际。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每当铁路上遇到重大灾情事故，总理不是亲临现场，就是指派我们到现场组织抢救。一九五八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七月十七日夜，郑州黄河铁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当时新桥刚开始筹建）。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飞行途中，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一下飞机，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史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灾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总理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情绪十分激动。总理说：“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开会期间，下了一阵雨，有人要给总理打伞，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听了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热情很高，会上提出了不少的好意见。
经过十四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八月五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抢修工人、战士、社员会面。他一边和同志们握手，一边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沿着桥梯走到新架起的钢梁底层，细致地观看、检查了新建的钢梁结构，称赞工程进度快，同时指出必须保证工程质量，然后总理同工人一起在露天会餐。晚上又主持座谈会，总结抢修经验，研究新桥建设措施。午夜后，才离开工地。
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的消息，总理不顾劳累，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为了不影响运输任务，总理一下飞机，就用电话通知路局：上桥查看时，不要耽误列车通过。总理边走边看边问，当问到桥墩和桥梁是什么时候建的，还能维持多久时，对有的问题路局负责人一时答不上来，总理说：“不要着急，回去查查资料。”回到桥南头，总理对大桥哪里该维修，哪里该加固，一一作了指示。并对路局的同志说：“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大桥保住！”由于连日奔波，不少随行人员都感到疲劳不堪，但总理还是精力充沛，毫无倦容，又亲自上大堤指导抢修加固。回到省委时，总理还详细询问了当年农业生产情况。直至午夜以后才休息。次日清晨七时又乘飞机到北戴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二）
周恩来同志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还表现在铁路建设上的每一项重大工程中。记得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采用的是经中外专家共同研究提出的管桩基础。这种管桩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三十七米以下施工，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是，这么大的桥梁采用管桩基础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为了不使国家在财力、物力上造成浪费，周总理不仅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提出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的要求。有关部门对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总理这才同意报经中央批准。采用这项新技术建成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比原来预计的既缩短了工期，又节省了投资。
修建北京新车站时，总理也是亲自审查设计图纸，一再嘱咐我们要注意节约，该花的钱要少花，不该花的钱，一文也不要花。他还十分注意建筑的实用和美观。记得第一次设计图上，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两个塔楼。总理说：“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翼有两个塔楼似乎好看些。”后来，设计人员根据总理的意见，对图纸又作了修改，在主体大楼的两侧增加了两个塔楼，使车站显得更加协调壮观，同时也扩大了使用面积。施工期间，总理还三次到工地视察和参加劳动，每次都要找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征求意见。车站竣工后，总理又多次去检查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改进措施。
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在总理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建成的。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急，地质复杂，并经常受台风和海潮的袭击。就其工程和技术难度来说，比武汉大桥要大三、四倍。总理提出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安装，这对工程技术人员鼓舞很大。铁道部很快就设计出了几十个方案，做出模型，请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审查。总理经过反复比较以后，才选定了一个最佳方案。施工以后，他又做了许多具体指示。这对顺利建成比武汉大桥更为宏伟壮观的双线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一再提出，并经中央决定：加速修建成昆铁路。施工时总理多次亲自过问造价、工期，要求投资少、标准高。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部队指战员和铁路职工的努力，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修通了一条长达一千多公里、工程十分艰巨的铁路干线。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骨干。
（三）
总理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又诚恳亲切，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凡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起来有信心，有干劲。多年来，不论在大小会议上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各方面意见，让人把话说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都认真解答，自己不懂的就不耻下问。总理还善于启发别人提出见解，说对了，他就欣然一笑，表示赞许。总理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在群众面前既是学而不厌的学生，又是诲人不倦的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毛主席的《浣溪沙》词尚未发表，我和赵尔陆等几位同志看到传抄稿，其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县”字，误抄为“悬”字，大家都看不懂，叫我去请教总理，总理说他也不清楚，事后总理找到主席原稿，始知传抄有误，随即打电话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午休，就写了一个便笺，送到招待所给我：
“正操同志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
周恩来 七·十三”
一纸短笺，意味深长。从这一件小事中，也能看出总理是多么谦逊诚恳，对同志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我每次随总理乘火车外出，都见他找列车员谈话，询问专运处和客运情况以及本人的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态度非常亲切。大家对总理也无拘无束，都敢说心里话。因此，他了解到不少的情况。一次，他对我讲，专运处用人、占车太多，使用效率不高，应交客运调剂使用，使列车员受到锻炼。因为总理心里有群众，只要接触过的人，他都经久不忘。北京站有个客运服务员，在一次会上见过总理，事隔多年，总理陪外宾参观，看见她在母子候车室打扫卫生，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并主动过去握手问好。邢台遭到强烈地震以后，总理乘车去灾区慰问，想起了人民大会堂有个服务员家在邢台，一定很担心，就立即派车把这个服务员接来，让她随同回家看看。
总理直到晚年病重时，只要有机会，还要同群众接触、谈话。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总理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他还亲自到天津代表团座谈了一个晚上，听取代表们对大会的意见，又找老、中、青各行业代表交谈工作和生活情况。
总理最不喜欢“言不由衷”，不喜欢别人把他的话当作“指示”，空喊“赞成”“拥护”。因此，我们长期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敢于和他争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如，我们对铁路文工团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文工团编制和归属有过争论，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虽然从来不用颂扬的话语表示对总理的爱戴，但都从内心里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尊敬。在各种会议上和谈话中，总理经常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自我批评，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错误。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总理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老同志要“老马识途”，要把自己的错误当众讲讲，以便教育自己，教育青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本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当代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此，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总理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从不文过饰非，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总理这种好作风，在我们进行新长征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学习。
（四）
总理经常告诫我们要过好“五关”，正确处理好政治、思想、家庭、社会、生活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理完全把自己融合于社会之中，把自己看作平等的社会成员。总理有个弟弟，原来是个旧职员，解放后下放锻炼，我们知道后想给以照顾，总理让邓大姐转告我们：不要照顾，他有旧思想，应该好好锻炼、改造。另一方面，总理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却看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社会作用，满腔热忱地去做各种人的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旧东北军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在陕北作战中被我俘虏，经过党的耐心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回到西安张学良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统战工作，在西安事变后期不幸遇难。总理对高的家属、子女一直很关心，解放后，他和邓大姐多次打听他们的下落，要我们认真查找。但一直没有找到，总理深为遗憾。
总理生活俭朴，是尽人皆知的。入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一幢旧房子里，不准修饰。他经常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同干部们商谈工作，有时边吃饭边谈话。春节时，我们常和总理一起参加晚会，午夜后，总理往往招待大家吃饺子，都是按规定价格他自己付钱。总理自己去看戏都是个人出钱买票，对号入座；外出时轻车简从，从不前呼后拥。到外地开会除人多大家一起坐专车外，从不开专列，以免影响正常的铁路运输秩序。总理还自己规定伙食标准，不许超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去南方视察，同工作人员一起吃混合面馒头。总理说：“现在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只要饭能充饥、衣能遮体就行了。”总理经常勉励同志们：“工作要高标准，生活要低标准。”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五）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然深受林彪、“四人帮”的多方刁难，影射中伤，却始终是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竭尽全力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排除左的干扰，为党为人民保护了一大批遭受迫害的革命老干部；同时，他还说服教育了受林彪、“四人帮”蒙蔽煽动的广大群众，使党的各项事业免受了不小的损失。如果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抛出所谓“桃园三结义”诬陷彭真、林枫同志和我为“反林彪小集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总理“要保护”。总理还亲自去大连，找林彪传达主席这个指示。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又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暗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围攻揪斗。每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总理亲自出面或派人解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夜，江青、陈伯达以“撒手锏”、“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公开点我的名，煽动群众批斗。一月十三日，又召开万人大会，把我揪到工人体育馆。总理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总理亲自把我交给进入会场的铁道兵战士护送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但在江青及其顾问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来家揪、斗。后来，我被宣布“撤职留用”，但在总理的保护下，每晚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还能继续作点工作。
当时，由于红卫兵大串连铁路客运量猛增，运输秩序极端混乱，有的列车在丰台停几天几夜开不进来，北京站的列车又开不出去，造成严重堵塞。周总理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我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列车开出去。在总理的指导下，直到同年七月十二日我被关押以前，全国铁路运输没有发生过重大行车事故。正如总理当时对某些“造反派”头头说的：“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一九七四年“八一”前夕，在毛主席一再敦促下，我得以恢复自由。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政治局接见我们几位同志，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我回答：“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不会记在心上的。”当我看到总理消瘦的病容，忍泪问候总理健康时，总理还安慰我说：“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总理这样不顾自己病痛，而又时刻关心他人，使我内心万分感动，同时又非常担心总理的健康，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然而，这样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却受到林彪、“四人帮”不断的诬蔑和攻击，甚至不许人民对他的逝世表示悼念。但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四五”运动的爆发不仅对林彪、“四人帮”是个有力的回击，而且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在那些震撼天地的日子里，我们尤为感到周总理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伟大作用。
周恩来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衷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德，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按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办好各项事业，为迅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