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
曾三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周年了。几年来，我总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以寄托我的哀思与怀念。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我过去未能实现这个心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经常回忆起周总理在世时对档案工作的关怀，因此，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我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三○年到上海，才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一九二八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同共产国际和各革命根据地以及各省、区党组织的联系，决定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创建我们党的无线电密码通讯工作。参加第一批学电台报务和机务的人，有李强、张沈川、王子纲、伍云甫等同志，我就是在伍云甫同志之后学报务的。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在西柏坡，在北京，我都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得到他的许多教诲。他不仅对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创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对我们党的机关工作（包括秘书工作、机要工作、交通工作、文书工作、档案工作），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想得多么周到而深远啊！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一切工作都必须在地下隐蔽环境中秘密地进行。保护好党的文件、档案，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中央不断地发出通知要各级机关、部门，特别是秘书工作部门，注意保护党的文件的安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九三一年，党中央进一步规定了整理和保存文件的办法，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同志在这个文件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文件中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是我们现在保存的我们党中央的最早的保管文件、档案的规定。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保存文件档案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他们的坚定的革命信念。正因为这样，就使我们保存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档案，成为今天研究党史的重要史料。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内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党的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那时我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是，把中央的档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当时，中央的档案有几十箱子。因为档案数量较大，转移起来很不方便。周恩来同志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要我带了几十箱档案去找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对这批档案很重视，他在晋西北兴县找了一个政治条件很好的村子，把档案隐蔽在那里，并派了一个班保护。我们带着档案在那里住了一年，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转移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
这些事情说明，早在我们党的初创阶段，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在根据地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是很重视党的文件、档案的收集和保管的。既是为了保护党的文件、档案，不致落入敌人之手；又是为了日后研究党史之用。他想得是多么周到而又深远啊！
对全国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又开始考虑建立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周总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这次会议上议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和物资，并由陈云、董必武同志组成了接收委员会。三天以后，由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三次政务会议上，又就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问题，通过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这个委员会后来接收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的大量档案，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在接管大批旧政权档案的同时，周总理还十分重视我们自己档案工作的建立。在他的关怀下，政务院又先后公布了几个有关档案工作的文件。一九五○年六月十六日，政务院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其中包括征集革命历史文件和档案。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务院又公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作了规定，提出了档案要实行集中管理的原则。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政务院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及其所属单位，都先后逐步地建立了档案工作，设立了机构，配备了干部，制定了制度，集中管理各该机关的档案，为机关工作服务。
但是，这个时候的档案工作主要限于建立机关档案室的工作，还没有建立国家档案馆。当时，档案干部很少，档案工作的知识不足。为此，一九五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档案专修科，又发展为档案系，每一步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与关怀。到了一九五三年，经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的高潮也紧跟着到来了。为了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周恩来总理这时又在考虑对全国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问题了。我记得，那时，我曾就建立国家档案机构问题向总理写过一封信，得到了他的赞同。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总理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局的建议。在十一月八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根据周总理的提请，批准在国务院设立国家档案局。这是我国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和档案建设史上一件大事情。从这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规模的档案建设事业就逐步开展起来了。
国家档案局建立以后，周总理一直在关怀着它的工作的开展。他要我们深入实际，调查档案的管理情况，提出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意见。我们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写了几个报告，反映一些地方不重视档案工作的情况。后来，周总理提出要由国务院发布一个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一九五六年年初，周总理召开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决定的草稿。我现在还记得，他是那样认真地一字一句斟酌、修改。在讨论中，当大家谈到有些机关对档案工作不重视，档案被当作废纸出售、损坏、霉烂等情况时，总理立即就说：“你们批评嘛！”这次会后不久，国务院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定的全文。接着又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还发表了几幅批评不重视档案的漫画。这对档案工作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周恩来同志，不仅在研究着怎样建设国家档案工作的问题，而且也在思考着如何做好党的档案工作的问题。他在一九五八年向我们提出：能不能把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起来呢？并要我们研究讨论后，把意见告诉他。我们听了总理的指示后，很快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并征求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周总理的意见，认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并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向中央写了报告。十一月十八日，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进行了仔细认真地审批。当时，党的档案工作是由杨尚昆同志分工管的，政府的档案工作是由习仲勋同志分工管的。周总理在报告上批了很重要的一段话：“尚昆、仲勋两同志：我认为应放在党委秘书长领导之下，不要放在政府系统领导之下，其原因有许多党的档案，不宜归政府管，而更重要的是每一档案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纲才好整理，故必须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宜归党管。至于组织形式，也是政府的一个机构，那是可以的。”周总理的这个批示，既肯定了党、政档案工作必须实行统一管理的方向，又指出了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后，“宜归党管”，即必须由党委领导的原则，又指出了档案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纲才好整理、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的管理档案的指导思想，还确定了档案工作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的体制。周总理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他要杨尚昆、习仲勋同志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审批，并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发出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的指导下，全国很快地实现了党、政档案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各级党委都进一步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从而使档案工作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和提高。
周总理既给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指出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而且经常关心着各项档案业务的建立和开展。每个机关都要在工作中产生大量的文件。文件办完后，由办文单位立卷，向档案室归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很重视机关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的建立。一九五三年，他曾指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这个指示虽然是对中央的会议文件说的，但它指出了文书立卷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周总理也很关怀档案馆的建设。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总理的这一指示，对于我国各级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央档案馆经过五、六年的筹建后就要正式开馆了。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总理时，他很高兴。我说：“总理，请您给中央档案馆题个名。”周总理听了后，立即就同意了，说：“中央档案馆这几个字我来写。”又说：“等中央档案馆成立了以后，让邓颖超同志当你们的顾问。”过了几天，周总理就给中央档案馆题了馆名。我们把它制成了牌匾，挂在中央档案馆的大门上面。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亲自命名的“中央档案馆”，被人别有用心地改了名，周总理亲笔题写的“中央档案馆”门匾被拆下来扔到了一边。这哪里是个改名和拆门匾的问题，实是反对经周总理提议、由中央确定的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原则，是破坏周总理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档案工作。一九六二年前后，有一次，周总理到东北视察工作。有一天，他在辽宁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档案馆的所在地——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他看到那里面装满了档案，拥挤不堪，很不便于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就说：“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放在这里呀，为什么不修个档案馆把它保存好呢？”陪同总理的同志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不让修楼堂馆所，不好修建档案馆。”总理说：“楼、堂、馆、所，又不包括档案馆！”总理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我时又问：“东北档案馆为什么不修呀？这个又不是什么楼、堂、馆、所嘛！”就是这个为周总理关心着的东北档案馆，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被撤销掉了，档案被分散了。现在科学研究部门要用这些档案，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周总理还很关心技术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一九六三年，国家档案局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图纸已经变质损坏，不能利用，给生产建设造成损失，立即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关于切实改善图纸质量和图纸复制技术的报告》，送给了几位副总理和周总理。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都很重视，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文件送到周总理那里，他很快地看了，并作了重要批示：“同意荣臻、富春两同志意见，并请荣鑫同志拟批，将国家档案局报告转发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人委，并责成计委指定专人组成小组主持此事，督促有关部门负责解决。”不仅如此，他还时刻关心着一些重要技术档案的安全保管问题。一九六四年，他曾亲自给中央一个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采取措施，把本系统的重要技术档案送到安全地带保管起来，以备发生战争后重建恢复工厂时使用。我们的周总理，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是多么重视啊！
周总理每天都要处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事情，但是，他仍经常关注着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一些地方的档案部门提出了“大办档案”等口号，违背了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事，出现了一些虚假和浮夸现象。有一次，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各部门的同志都在汇报本单位的工作。当轮到我发言时，周总理抬起头来问我：“曾三同志，你有什么谈的？”正当我要说话时，他对我说：“你们以后不要搞那个‘大办档案’就行了。”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听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后，我们很快就采取措施，检查和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了这种现象。
档案要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
我们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档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周总理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指示。他多次要求档案工作人员要管理好档案，做到查找迅速，利用方便；还要编写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印证史实，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历史研究服务。
一九六三年，有一个外国档案工作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我们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很快，周总理就会见了他们。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次会见。总理在谈话中，谈到了我们同苏修的斗争，当谈到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公布了苏修的来信时，他说：“档案工作就是研究这些。我刚说的就是档案，现在的档案比历史档案还重要。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但主要应同现在的反修、反帝和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比钻在历史档案里出不来更好。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现时的革命服务的，用档案来证明我们历史上的斗争经验，丰富这些历史经验。所以把旧的历史档案与现有的经验结合起来，更便于我们创造新的经验，开展新的斗争。一句话，档案工作要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他说到这里时，问我们：“对不对？我没有与档案局的同志交换意见。否则钻进档案里出不来。”接着，又说：“还有一句话，档案要为创造新的斗争经验来服务。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一代胜一代，是不是？有些历史专家、考古学家把历史说得那么完美，那么丰富，好象今不如古，实际上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丰富经验，创造未来。人类的发展如此，自然的发展也是如此，总是今胜于古，而不是古胜于今。”周总理还说：“还要讲为革命斗争、为未来服务。马恩列斯不能把我们的时代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后代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否则，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话站不住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同志们会心的微笑。周总理还问我：“档案馆对近代、现代的历史是否研究？对有的历史书你们研究过没有？应当用档案来印证一下历史事实。”
我记得，这是周总理谈到档案工作时谈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我听到的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了。在我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后，更是没有这种可能了。但是，一九七三年，当我的身心长期受到严重摧残，仍被“专政”，强迫劳动改造，而身体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我向周总理写过一封信。当时，他的处境也很艰难，但仍在关心着我，他指示：“身体支持不了，就不要劳动了。”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些，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
周总理极为关怀档案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培养提高，对他们寄于殷切的期望。
一九五○年，周总理曾到国务院秘书厅的档案科，同档案工作者亲切交谈。他对他们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并一一询问了在场的同志是不是有决心这样做。当大家回答他一定干一辈子时，周总理很高兴，但又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从心里对我说的吧！”他还专门看了档案库房，一边看，一边细心地问：“你们查一份档案平均得要多少时间？”这样亲切的关怀使同志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国家档案局刚成立不久，只有五、六个人住在西花厅旁边的三间屋子里进行筹备。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周总理来到档案局办公的地方来看望大家，询问了筹备工作的进行情况。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同志们感到十分亲切。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来到中南海大食堂吃饭，买了一个七分钱的西红柿豆腐和一小盘凉菜，两个馒头，来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他边吃边和同志们谈话，当他得知几个同志是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并且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时，就高兴地对他们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查找时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功夫啊！”又接着说：“你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周总理还问他们：“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你们读得多吗？《资治通鉴》这本书你们读过没有？”这几个同志回答说：“没有读过，恐怕读不懂。”他鼓励说：
“这本书是我国几千年来丰富历史的记载，你们一定要抽时间读读它，读多了自然会懂，我小时候还不是和你们一样！毛主席最喜欢多读书的人。你们读小说多吗？《水浒》、《红楼梦》看过没有？……”周总理的这些谆谆教诲，不只是对这几个档案工作人员说的，也是对所有档案工作者的关怀和期望。这些教诲，今天仍在激励着广大档案工作人员为做好档案工作而努力。
周总理很重视用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安心并做好档案工作。他曾经对档案工作人员说：“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要他们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一九五九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周总理很高兴地在怀仁堂外的草坪上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一千多名代表，并一起照相留念。在接见代表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向我询问了地方志的编修情况，并指示说：“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接着又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这意思是说，档案工作者要象司马迁那样，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编修史书，对祖国的历史研究作出贡献。当我们把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向大家传达后，同志们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正确地理解和执行这一指示，我还给郭沫若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各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请教。我在信中提出：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档案工作者。郭老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我写了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倾向于认为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并举了一些史料来证实。吴玉章同志也很快就回了信，同意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档案工作者。以后，我们就把实现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作为档案馆工作的努力方向。正是在这一指示的指导下，许多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档案馆工作者，坚定了事业心，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熟悉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对历史科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助手作用。但是，这些后来都受到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歪曲和诬陷，说这是“吹捧封建死人”、“向地主阶级学习”、“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等等。
一九五六年，我们向周总理提出了修缮皇史宬的建议。皇史宬是我国明代修建的一座皇家档案库房，整个建筑是取我国古代的“石室金匮”之意建成的。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古老的档案库房。因为年久失修，已经破旧不堪，我们想作为文物加以修缮保护起来，供档案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以及国际友人参观。周总理得知后，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问我：“修缮皇史宬需要多少钱？”我回答说：“需要二十万元。”当时，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座。周总理就问先念同志：“先念，你看怎么样？”先念同志欣然同意了。就这样，在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很快地就将皇史宬修缮一新，并列为全国文物保管单位。以后，我们还在那里举办过历史档案展览。
我们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而又具体的领导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已在集中统一管理党和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了各级机关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和机关档案室工作；建立了各级档案馆工作，负责收集、接收、集中统一管理历史档案、革命历史档案以及开国以来的档案；建立了档案教育工作，培养训练档案专业人材；建立了统一掌管全国档案事务的各级档案事业管理工作，对全国档案工作分层负责地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从而，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收集、保存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富历史档案、现行档案的档案事业体系，在提供档案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子孙后代使用档案，研究祖国的历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周总理直接领导建立起我国档案事业，是他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但是，所有这些，却遭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陷和疯狂破坏，使全国档案工作遭到了空前浩劫。毛主席、周总理对档案工作确定的原则、体制被打乱；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档案工作被全盘否定；档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被诬陷为“窃密反党”、“里通外国”；许多档案机构被撤销；大批档案干部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死；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档案工作制度被废弃；大量的珍贵档案被控制、窃取、隐藏、歪曲、篡改、损坏、销毁，使档案和档案工作成为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历史，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企图篡党夺权的工具。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今天，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实现敬爱的周总理对档案工作的各项指示、对档案工作者的期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立档不怕杀头”的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才是我们档案工作者对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