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观众的话

也谈慢镜头的运用
许多观众对目前电影中过多地使用慢镜头提出批评,但并不是说不能使用这种手法,而是要用得恰当,有利于剧情的发展需要。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有一个慢镜头就用得好。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啸尘从阿纪处取得潜藏下来的敌特名单,正要走开时,特务头子张仲年突然赶到,截住刘啸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常亮出其不意地在张的背后射出一枪,张仲年中弹徐徐倒下。在这里,导演和摄影巧妙地运用了一个短暂的慢镜头来处理张仲年的倒毙。这个慢镜头用得好,第一,它符合剧情和观众情绪的发展。当影片情节发展到高潮,观众都在为刘啸尘的惊险遭遇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时候,张仲年一枪毙命,这时来一个慢镜头,不但使观众得到一点时间为啸尘终于脱险舒一大口气,同时也比较自然地使剧情由高潮转入尾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这个慢镜头长短得宜,没有故意拖得很长,以致使观众“出戏”,专门去欣赏这种摄影技巧。
现在电影艺术在表现手法上不断有所创新,如若新技巧运用得当,观众是会欢迎的。
梅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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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涉艺偶拾

风流千载
王朝闻
从电视屏上片段地看了话剧《神州风雷》。这个话剧中的“四人帮”分子,重复了十年前常常在我耳鼓里嗡嗡响的两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两句话,是他们借用来伪装自己,打击革命干部,同时又煽动打砸抢的。如今已恢复了它本来的含意,它概括了革命人民与“四人帮”等反革命分子的处境。
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美术家石鲁的书画,其中有一大部分作品,是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那些年月里制作出来的。有的是受追捕而躲在朋友家里制作出来的。曾用生命参加创造新中国的革命事业,突然被宣布为反对新中国的现行反革命的石鲁,在那受迫害的日子里,他怎么可能是开心的,而不是难过的呢?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仍然喜欢他的作品,敢于和他交往,总算是在难过中有点开心,至少并非一味地难过着的。在这么困苦的年月里,他的书画——例如“风流千载”等用语,显示了一种曲折却也锐利的力量。他这时期的书画,不论是言志还是抒情,说它具备一种对邪恶势力的战斗性,并非对他的艺术活动的言过其实的称赞。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炮制了一场“批黑画”的闹剧。他们攻击石鲁书画的理由,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狂”和“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石鲁的艺术风格的确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得使反革命感到很不开心。
我记得一九七五年石鲁曾对我说过:他参观秦俑而排队的过程里,自己这副样子也成为引起观众议论的“秦俑”。石鲁所说的样子,基本上是这次展出的那幅照片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与胡须,给人一种不太通俗或太不一般的印象——“怪”。当革命者丧失了说话的自由权的年月,石鲁是要用这种打扮来和自己寻开心,还是对他所憎恶的事物寻开心,我没有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去年石鲁在北京,参加了十多年没有开过的美协常务理事会议。当他听到我们谈及他的《转战陕北》的遭遇时,作了一个语言生动、逻辑性强、理由充足的发言,大家听了很开心。这幅有名的作品,画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高瞻远瞩的雄姿。因为画面上直接描绘的配角不多,因为主角是站在崎岖的山路上,……引起了歪曲历史、丑化领袖的口头批评。正在发行的《石鲁画集》,因为选刊了这幅作品,也只得停止发行。我在画集序言里,曾经着重地称赞过这幅画在构思方面的创造性,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政治性错误。石鲁自己呢?尽管这种遭遇有不同性质,但他究竟是开心,还是难过,也是不问可知的。为了革命美术的繁荣昌盛,而不只是为了艺术家的开心与难过,我衷心期望《转战陕北》式的不幸遭遇,今后不再重演。
前十年左右,石鲁的作品被损毁得够呛。美协西安分会的同志们努力搜集,仍然不能补救这种损失。但是,这个书画展已经足以使观众看出,石鲁在一手抓现实生活,一手抓传统而进行艺术创作,他的艺术经历了从不很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单凭这一点,对青年一代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令人开心的鼓舞力量。书画展的作品表明,石鲁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在努力探索。同样的题材,在不同时间处理起来总有新意,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即使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环境里,石鲁对自己的艺术造诣,仍然抱着更上一层楼的进取态度。我希望劫后余生的石鲁,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在有了艺术民主的新时代大显身手。当他为祖国四化作出新贡献之日,也是热爱社会主义文艺的人们更加感到开心之时,这也是可以逆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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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松打死老虎以后
周先慎
从前读《水浒传》上“武松打虎”一回,每读到景阳岗上那惊心动魄的打虎场面,总是惊叹于施耐庵的笔力。最近重读,发现打虎高潮之后的那段余波,同样也不失为精彩之笔。
这一段跟打虎时突出他的勇力威武不同,写的是武松在另一种情景之下的另一面:无力、胆怯、困倦。且看武松从血泊里将那大虫拖下山去时,“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既而“一步步捱下岗子来”(“捱”字传神),突然从“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武松失声叫道:“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虚惊一场。原来是猎户的伪装。最后,当众猎户设酒相贺,“与武松把杯”时,出乎我们的意料,作者没有一个字去渲染这位得胜英雄如何意气扬扬、开怀畅饮,却只简单地着此一笔:“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就此收束。
看来平淡无奇,却实在是神来之笔。我们不能不承认并且佩服施耐庵眼光和手段的高明。他懂得、并且通过艺术描写体现了生活的辩证法:武松打死老虎以后没有一点力气,正因为他打虎时用了大力气。这段余波与前面的高潮相映衬,在引导读者不断回味中,更加渲染突出了那场人虎之间的生死相搏。
不过,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作者对英雄人物的认识。施耐庵笔下的武松,“超凡”而未“入圣”,他是一个威武豪壮、勇力过人的英雄,却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一场生死搏斗之后会困倦,在没有了力气时会胆怯——这便是武松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应该有的特性,而这又跟前面勇敢地打死老虎的武松是完全统一的。唯其如此,我们对这位武二郎才生出一种敬佩和亲切之感,而不觉得陌生和畏惧。那原因,就在于武松虽有高出于常人的地方,却又有与常人相通之处。读者能够理解,也就相信。
如果允许人们在把握客观事物的时候只撮取它的精髓,那么我们不妨将复杂的艺术创作问题简单化,借用一个通俗的哲学名词,将现实主义称为“实事求是主义”。《水浒传》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它的基础是现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武松打死老虎以后的描写,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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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伍豪之剑
峻骧
四、清晨电车上
聪明的读者自然早已猜到这位有胆有识、娴于辞令的古玩商人是谁。他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从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以来,先是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运筹帷幄、策应北伐。“四一二”事变后,他又日夜战斗在汉口余积里中央军委所在地。“七一五”事变后,他星驰南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起义。同年十一月中,他又遵循党的决定回到上海,在龙潭虎穴中指导着全国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当时蒋介石实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反动政策。在一片白色恐怖下,确有不少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变节投敌,给党造成了严重灾祸。因此,惩治叛徒,成为保卫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王复元兄弟穷凶极恶,连续破坏了我两届省委。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班子,调青岛市委罗玉堂、王进仁二人去济南恢复省委工作。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指示建立党的保卫工作,派坚定勇敢的党员来上海受训。山东省委就在一九二九年初派了王昭功来上海。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潍县人,原来在家乡搞农运,体壮志坚。那时保卫工作训练非常困难,电讯好办,射击只能利用春节鞭炮齐鸣时在室内练枪,平时就要出高价租赁带地下室的花园洋楼练枪。在王昭功受训同时,省委又调王永庆全家来济南落户,永庆父子化装成卖烟小贩,负责侦察叛徒行动,随时掌握叛徒的行踪。
就在我党准备锄奸之时,敌人也组织了“清共委员会”。王复元兄弟叛卖有功,被封为“清共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了两个行动组组长,加紧进行罪恶活动。他们先在济南火车站查捕了我鲁北党组织的交通,四月二日又在济南麟祥门外逮捕了罗玉堂。罗玉堂被捕,使省委恢复工作更加困难,王进仁只好再去上海,请求调王昭功回鲁锄奸。恰巧此时昭功受训结业,军委决定采取行动。四月的一天,王昭功接到指示,去巨籁达路四四八号取武器。他心中兴奋极了,凌晨就从住处出发。跨上电车,见车上只有一名乘客,西服革履,戴金丝眼镜,正低头看一部精装原文《福尔摩斯探案集》。两人对了一下目光,昭功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就想上前搭话,一转念间又停步。正好电车到站,他急忙跳下车,绕脚换车往目的地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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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奇的傣族乐器——葫芦丝
竹风
近年来,首都的文艺舞台上、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里以及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娜诺》的乐队里,都出现了一种音色甜美、形态奇异的民族乐器——葫芦丝,它那优美、柔媚的音质和被两个持续音“裹”着的独特的音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葫芦丝,是傣族特有的一种带有和音的多管匏类吹奏民间传统乐器。上端装有一个葫芦,下端装有主管和附管,靠簧片发音。在民间,葫芦丝的式样很多,它大致可分为两管及三管两种,但都音量小、音域窄、持续音不能变化等,表现内容受到很大限制。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于天佑曾做了一些改革,中央民族乐团的同志曾专程去云南傣族地区学习和考察,并在北京乐器厂工人师傅的支持下做了更大的改革。如刘强、王慧中改革并演奏的葫芦丝,不但把天然的葫芦改成了铜葫芦,而且还增加了一根主管和两根附管,使音域增宽,可吹奏单音、双音、单旋律加持续音及两个和音旋律加持续音等四种形态的音乐,使它既能演奏优美旋律的《美丽的金孔雀》、《月下情歌》,又可演奏欢快激情、和音较多、技巧较复杂的《喜迎农机到版纳》。同时,由于增加了一根巴乌的竹管,使新改革的葫芦丝既保留了葫芦丝特有的音色和风格,又使其低音区发出了近似巴乌但又不是巴乌的特殊的音色,增添了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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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格独特的《半屏山》
夏生万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创作演出的民族舞剧《半屏山》,是他们继舞剧《小刀会》后又一次可喜的尝试。
《半屏山》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相传在古代,台湾与大陆连在一起。海边的石屏山下住着一位美丽、勤劳的石屏姑娘,她和渔民水根相爱。但凶恶的海神意欲霸占石屏,便祭起妖法,将石屏山劈成两半,从此,石屏和亲人们被分割在大海的各一边。石屏虽遭惨害,但是盼望亲人的心坚贞不渝,最后变成了一尊美丽的石像。
《半屏山》运用舞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创作和实践,使这个优美的民间传说主题突出、意境深邃,并富有现实意义,较好地体现了台湾儿女渴望与祖国母亲团圆的骨肉深情,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热切怀念的主题思想。
整个舞剧结构严谨,格调清新,具有一定深度。舞剧《半屏山》遵循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发挥了舞蹈艺术特长,运用了较丰富的、细腻的、具有各种人物性格的舞蹈语汇;用较壮阔的集体画面,独舞、双人舞、群舞等,用形成高潮的特殊技巧翻滚、托举等,有层次地展开剧情,使之在舞蹈中有矛盾,有起伏,形成舞剧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舞剧中安排的众多的集体画面,有力地烘托和渲染了剧情情绪。如美人鱼舞、虾姑娘舞、蟹舞、珍珠舞、火神舞、浪花舞等等,这些群舞,语汇新颖,姿态婀娜,更可贵的是它们自形其善,具有人物个性和形象性。从全剧来看,既立足于民族舞剧的表演风格,又借鉴了古典戏曲和西洋芭蕾舞的托举技巧,有助于剧情的展现、揭示矛盾和推动高潮,收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舞剧,在对芭蕾舞的借鉴运用方面,感到有的并不是水乳交融,对全剧的风格有一定影响。男女主人公舞蹈语汇平淡了些,舞蹈形象单薄,还需进一步加工提高,增强人物性格的刻画。我相信,在不断的加工修改和艺术实践中,这朵艺术新花一定会开放得更加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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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说空话
爱因斯坦出了名以后,有一个青年,整天缠着他讨教成功的“秘诀”。于是,他写了一道公式:A=x+Y+Z。并说:“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Z呢?”青年急切地问。他说:“Z代表少说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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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髦”的镜头 王大光
爱情的慢步
欢乐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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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乐舞 国林 红升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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