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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突然”为“当然”
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正确论断，有些同志感到“突然”，原因多种多样。
在客观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呈现出越来越缓和的总趋势，并且已从消灭剥削阶级的第一阶段进入消灭剥削阶级残余的第二阶段，而我们的思想长期受
“左”的理论的影响，反把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这样，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距离越拉越大。现在一旦面临现实，犹如一下子由虚幻的高空俯视地面，难免头昏目眩，会有“突然”之感。
长时期，在峰峦迭起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制造“阶级敌人”，这个运动揭“一批”，那个运动抓“一串”，把自己的同志打成“特务”、“叛徒”、
“反革命”、“三反分子”等等，往往还以为“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谁吓谁呢？自己制造假象吓唬自己。经这么左吓右吓，便果真感到“阶级斗争十分严重”，非得狠抓不可。一抓又是“一大批”，进而强化这种恐惧感。如此恶性循环，越“抓”越“吓”，越“吓”越“抓”，不由得神经过敏和高度紧张。现在一旦面对现实，“抓”的许多人原来还是自己的同志，不由瞠目、愕然，转不过弯子，拉不下面子，感到“突然”。
“突然”是对“必然”缺乏认识，长期内未能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按这个规律办事。在当今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时的“突然”，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但是，如果老是在这种“突然”状态中停留，那就不好了。因此，必须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要求，这就得认清“必然”，变
“突然”为“当然”，彻底摆脱精神枷锁。与此同时，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有“学”字当头的精神，善于开动机器，学会我们原来所不会的东西。这样，才能自觉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向着实现“四化”这个伟大目标前进！
（摘自《江淮论坛》金汶的文章《必然·当然·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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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
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合理解释究竟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黑格尔论述这个规律的真实含意。黑格尔对这个规律的主要论述，是在《逻辑学》下卷的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在那里，他对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这样解释的：
（1）一切事物，在它的内容中都包含着这样的矛盾：既是现在的自身，同时又是一个非自身的“他物”，一个现在尚未获得存在的东西，“无”。
（2）这一矛盾的存在，使事物由过去的旧形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对于旧事物的第一次否定。由于这一否定，使它演化成为一种新事物。
（3）在这个新事物中，吸取了旧事物的某种规定，保存了原来事物的某些发展成果。这种在否定旧事物时对旧事物内容的保存，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
根据黑格尔的这种论述，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即：正题：旧事物A为肯定；反题：变化过程为第一次否定；合题：新事物B（吸收了A的合理内容）为否定之否定。而并非象通常所说那样，事物的每一次发展都是经过三种形态，第一步是作为正题的一个事物，第二步是作为反题变成一个相反的事物，第三步是正题与反题的综合，形成第三个事物，即：正题：第一个事物A为肯定；反题：第二个事物B（与A相反）为否定；合题：第三个事物C（综合了A和B）为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还认为，由于在作为发展起点的第一个事物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的两个因素（“有”和“无”）。所以他认为“三分法”（正题、反题、合题）也可以被看作“四分法”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 第247页及黑格尔《逻辑学》下册第544页），即：正题：旧事物A（包含着第一项“有”与第二项“无”的矛盾）；反题：“变化”，是为第三项，即第一次否定；合题：新事物B，是为第四项，即否定之否定。而如果按照那种对黑格尔“三段式”的旧解释，黑格尔的这种“四分法”的观点，就无法理解了。
应该指出，黑格尔是反对对“三段式”作形式主义运用的，但是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中却没有摆脱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限。他的《逻辑学》的全部范畴，都是按照这个“三段式”模式构筑出来的。恩格斯批评他说：“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解和阐释，确实非常深刻地抓住了这个规律最本质的内容。至于那些“三分法”、“三段式”等说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乃是一种表面化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根本没有反映这个规律的真正内容和实质。
（摘自《光明日报》何新的文章《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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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周叔莲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干部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远不能满足提高管理水平的要求。大量事实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经营管理得好，潜力就能充分发挥；经营管理不好，潜力就不能发挥。而经营管理好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管理干部水平的高低。我们现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更迫切要求提高广大管理干部的水平。大力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提高管理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一再说过，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指挥和管理。社会化程度愈高，企业规模愈大，对管理的要求愈高。我国当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高得多，企业规模要大得多。我国现在有三十多万个企业，每个企业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复杂的分工协作关系。没有一定数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管理干部，是难以管好这些企业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而发展技术就有一个管理问题，管理好坏，对技术进展的影响很大。技术愈发达，对经济管理的要求也愈高。而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要求提高管理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但仍旧存在着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通过管理恰当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培养经济管理人才之所以重要，还由于管理已经发展成为科学。学会管理，不仅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而且要掌握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管理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初期，企业规模小，技术发展慢，产品变化小，那时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管理方法还是可行的。后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管理就不能单凭经验，而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科学是由美国人泰罗奠定基础的。列宁称泰罗制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和“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的结合，认为应该在苏维埃俄国“研究和传授泰罗制”。泰罗以后，资产阶级管理科学又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行为科学”（着重研究人的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现代管理理论”（包括运筹学、系统工程、信息管理、决策理论、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理论。列宁对于泰罗制的分析，其精神适用于泰罗以后的资产阶级管理科学。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和学习资产阶级管理理论，而且应该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例如应该掌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理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按劳分配的理论，经济核算的理论等等。另外还应该学习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数学方法，以及其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专业管理人员还要掌握专业的管理知识。显然，培养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人才是一项艰难的事业。
建国以后，我们曾经从中央、地方和部队抽调大批干部从事经济建设，他们很多人是现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骨干。我们还在有些综合性大学中，在财经院校中，在许多工业、农业、交通院校中，以及在各种业余学校和函授学校中，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和轮训经济管理干部。这些干部对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在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大搞什么“政治建厂”，大批所谓
“管卡压”，几乎停办了全部财经院校和管理专业，使经济管理和培养管理人才遭受到极大的损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又开始注意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财经院校正在恢复，各地方、各部门都在轮训经济管理干部。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需要提高对这项任务的认识。我们许多干部对管理理论和方法原来就缺少系统的学习，新成长的一批干部对基本知识也学习得很不够。而且，现代管理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发展很快，因此在职管理干部都有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问题。而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在职干部没有进修、轮训的机会。他们掌握的管理知识，已经远不能适应七十年代工业大生产的要求。我国管理人员不仅有一个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而且有一个提高文化水平的问题。根据鞍钢的调查，厂处级以上管理干部中，大学水平的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中专和高中水平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二，其他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水平；科级管理干部中，大学水平的占百分之六点五，中专和高中水平的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其他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水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我们现在的管理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当然是必要的，但系统学习管理科学则嫌不够。还有一个发展和提高学校管理教育的问题。我国现在有财经院校二十多所，学生九千六百多人，加上综合大学的经济系和工科大学管理专业的学生，也只有一万八千多人，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同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很不相称。美国现在有六百所大学设有管理学院或系科。本科学生七十万人，研究生十万人，合计约占全部在校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我国经济管理院校现在主要是培养会计、统计、计划、劳动等职能部门的初级管理人员，缺少培养中、高级管理人员（如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的院校和系科。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公司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把受过高等教育、有长期管理经验、在工作中表现出才干和有培养前途的管理人员送到管理学院继续深造，培养他们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我们也应该大力培养厂长、经理等企业一级的管理干部，同时还要培养能够管好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经济工作的管理干部，使他们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有能力处理好各种问题，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一些现象阻碍我们充分认识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性、迫切性。例如，现在我国缺少技术人才，这使得有些人往往重视培养技术人才而忽视培养管理人才。诚然，培养技术人才是重要的，但现代化大生产既要求先进的技术，也要求科学的管理，管理工作跟不上，先进技术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有些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很先进，但生产效率却比国外同类企业差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落后。我国引进的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四十八万吨尿素的大化肥厂，国外定员是二百四十人，设计时考虑到我国情况，增加到八百人，实际上则达到一千五百人，比国外增加五倍半，管理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比国外增加十多倍。我国的经营管理不适应现有的生产技术，更不能适应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可见培养管理人才和培养技术人才一样是当务之急。有人把技术和管理比做现代化的两个轮子，这是很有道理的。美国很早就重视发展管理教育，第一所管理学院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由于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保证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非常重视培养管理人才，到五十年代末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度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专家，他们在六十年代的高速现代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我们还要使技术人员学一些必要的管理知识，就象使管理人员学一些必要的技术知识一样，这样做，才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
现在我国经营管理体制上存在不少问题，这使得有些人往往重视改革经营管理体制而忽视培养管理人才。有人说，体制不改革，培养了人才也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认为，现行经营管理体制妨碍企业发挥主动性，也不利于培养管理人才，因此这种管理体制必须改革，重视此项改革是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管理干部水平低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不能忽视培养管理人才的意义。许许多多先进企业的事例表明，在现行体制下，只要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我们在增加品种、产量上，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在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上，在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而且，为了克服经营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我们更加应该重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也正是经营管理水平差的结果和表现。如果我们培养出大批掌握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管理人才，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这就会推动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还要看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已经在一些地区和企业试点，取得经验后将逐步推广，而实行体制改革对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如果不重视培养管理人才，提高管理水平，是难以适应这种形势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为了适应新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同样必须重视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封建制度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这就难免形成一种轻视商品生产、轻视经济管理、从而也轻视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这种传统观念本来是应当逐步克服的。但由于近十年来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故意把经济管理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混淆起来，炮制了种种谬论，流毒既深且广，使得那些封建的传统观念也复活并滋长了。我们要进一步清算这些错误思想和谬论，做好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工作。这项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只要大家在思想上真正重视了，并在工作中进行妥善的安排，有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要象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战胜利而大规模培养干部那样，要象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大规模培养干部那样，下决心，花力气，来完成当前培养管理人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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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思想统一和议论风生
樊庆荣
常言说：“人心齐，泰山移。”从清末到民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一盘散沙，老是受侵略受屈辱。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找到了正确的革命目标和革命道路，中国的面目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思想的统一，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过去的成就的，也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
我们所说的思想统一，指的是大目标的一致，政治方向的统一。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大的目标、方向上，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我们的思想必须统一，也完全可以统一。全国人民在这个统一的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思想统一，并不是要求人们的一切思想全都整齐划一，毫无二致，象林彪所说的那样，八亿人民只能有一个思想。其实，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思想，要求所有人的思想都完全一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我们主张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充分发扬民主，活跃思想。比如，在实现“四化”这个大目标上，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至于怎样才能加速“四化”的进程？如何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怎样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如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适应“四化”的要求？等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就需要让大家都动脑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议论风生，集思广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前进的步伐更快些。
思想统一，不是下个命令或者发个号召就能实现的。有些人把统一思想和议论风生对立起来。似乎一说统一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就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声音，否则就是“思想混乱”，就不得了。这是不懂得思想统一又不统一的辩证关系。
我们的思想是统一，又不统一。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对于各种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不承认这种思想的不统一，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统一。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鸦雀无声，万马齐喑，思想统一了吗？否！表面上统一，实际上极不统一。人们的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更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只有让大家畅所欲言，议论风生，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生动活泼的讨论，正确的意见克服了错误的意见，正确的意见又由不同的意见得到充实、完善，不统一才能趋于统一。这种思想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由不统一到统一，然后又产生新的不统一。矛盾克服了，又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经过斗争去克服。这样，我们的思想就会不断提高，我们的社会就会不断进步。
如果不发扬民主，不让人们畅所欲言，议论风生，发表种种不同意见，那末，正确的意见就可能被埋没，被压制，被打击，被当做错误意见批；而错误的意见就可能被奉为正确，压倒一切，长期难以得到纠正。这种不允许思想不统一的思想统一，是表面的统一，虚假的统一。实践证明，允许思想不统一的思想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真正的统一。
可见，人们的思想活跃，议论风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蓬勃奋发的无限生机，是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当然，议论风生应当有利于实现“四化”这个大目标，而不是相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统一在实现“四化”的大目标上，就不可能发挥其战斗力，就有可能使自身的力量相互抵消。议论风生，也不是不分场合、无休止地争论。在那些需要决定、需要行动的问题上，一经决定，便要行动。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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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关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史实，过去由于文献资料缺乏，有着不同的说法，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所以一般都不作具体叙述。对于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所起的作用，也往往只字不提，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陈列（指最近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纷纷组织进步团体，创办刊物，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独秀主编的，以后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许多进步社团，都是或多或少地在受到《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它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一九二○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交换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这年八月左右，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组织，即共产党的发起组，以后各地陆续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党的组织。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组织的名称一开始就叫作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过去人们把它称作“共产主义小组”，其实当时并没有明确地用过这个名称，这是后人对它的称呼。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一九四一年纪念党的二十周年时，中央将召开这次大会的七月份的第一天即七月一日，定为党的生日，开展纪念活动。后来，人们把这一天误作“一大”召开日期）。“一大”召开的时候，陈独秀正在广州，没有出席大会，由于陈独秀在筹建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五大”，他都被选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后来在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他在建党初期的作用是不应该抹煞的。这次陈列中展出了他的照片和著作。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他们当时受到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思想影响。
（摘自《百科知识》一九八○年第一期，作者韩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