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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
——读张弦的几个短篇小说
胡永年
中年作家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的发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尔后，《舞台》（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10期）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相继问世，使人们看到这位因一篇未发表的小说而遭受二十多年磨难的作家，正以独特的风姿，活跃在新时期的文学舞台上。
张弦发表的短篇小说不算多。但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的多寡，而是质量的高低。张弦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扎扎实实地进行创作，通过风采各异的艺术形象，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给人以深邃、凝重之感。
透过他的三篇小说，可以明显看出，他所致力的，是在人的命运的交织和对比中，从不同侧面探索和揭露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对我国社会生活的侵害。应当说，这种探索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四化建设，还是对新时期的文学继续发展，都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记忆》，这个题目就颇耐人寻味。过去的那场十年浩劫，给我国人民留下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记忆呵！而现代迷信的恶性泛滥，对领袖人物的宗教式崇拜，是其中最为荒诞的一章。对于这极为荒诞的事，许多作品已经作了真实的揭露。但是，《记忆》却没有停留在对那些荒诞情景的表面描绘上，而是匠心独运地把方丽茹、秦慕平两人的十分相似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对比，引导我们在对比中探索那荒诞一章的历史渊源。十五年前，年仅二十多岁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突然接到一封鲁莽而热烈的求爱信，一时慌乱失措，以致在放映时把一本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装反了，虽然只有“仅仅几秒钟”，却被当时的宣传部长秦慕平不加思索地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时，秦慕平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荒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年多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慎用刊有领袖像的旧报纸包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恰如一瓢冰水浇到头上，使他骤然冷静了许多。作者以深沉的笔调叙写了他的痛苦的思索：“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革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至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这是思索，也是揭露和解剖！在这种思索、解剖之中，秦慕平恍然大悟了，十年浩劫中的现代迷信那一套，“并非无根无源，自天而降”，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着“癣疥之患”，并在自己身上“露出过端倪”。在这种思索、揭露和解剖中，读者也蓦然窥见了那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病原体——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和启示呵！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可以归之于写爱情的一类作品。它意味深长地描写了一个家庭里的三个女性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土改时的菱花、十年浩劫中的存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荒妹）的爱情遭遇，把读者引向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思索，去探求。存妮和小豹子之间，发生了带有原始色彩的爱情。他们两厢情愿，真挚无邪，一没触犯刑律，二没妨害他人，仅仅因有点“合理不合法”（未办结婚手续），就遭到来自几乎全村人的打击和凌辱，以致存妮被迫自尽，小豹子横遭专政。值得深思的是，这场悲剧不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而是在解放已经25年的新中国；直接造成这场悲剧的，不是封建族长之类的人物，而是社会主义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受害者的亲人。特别是存妮和荒妹的母亲菱花，她在土改时不愧为一个反封建的勇士，她在抗议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的愤怒声中，冲破了封建囚笼的禁锢，投入了情人的怀抱。然而，二十多年后，她却被贫困逼成了封建习俗的卫道士，明知女儿有了意中人，却硬要把女儿当东西卖，逼着女儿喊出了她二十多年前喊过的反抗的呼声。作品题名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实际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爱情被蹂躏的角落，封建主义的毒雾弥漫的角落。它形象地告诉我们，封建遗毒还严重地存在着，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但是，作者的笔并没有在此停住，而是进一步剖析和揭示了造成封建遗毒弥漫的根本原因。读者们一定不会忘记菱花说的那一段令人心酸的话：“妈看出来，荣树对你有心，你也看着他中意。可你想想，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更不会忘记作者借荣树之口发表的见解：“不富裕起来，一辈子过着穷日子，就什么也谈不上！”是的，存妮和小豹子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穷、落后、没有知识、蠢！再加上老封建！”这就一下子抖出了问题的实质，同时，也暗示了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它使我们领悟到：生活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是封建余毒植根的土壤，要彻底扫荡封建遗毒，就必须彻底铲除穷根。
《舞台》，乍看起来，所描写的不过是艺术舞台上经常发生的人选之争。细一琢磨，就会发现，作者的那枝犀利的笔，已经通过艺术舞台上的人选之争，悄悄地伸向了政治舞台和人生舞台，伸向了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封建遗毒。作者首先通过老演员薛兰菲和青年演员宋碧华的学艺经历的对比，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人才受压抑的问题。为什么时代不同了，人才出山仍然这样难？难道仍然要等薛兰菲那样的“天赐良机”吗？如果那样，对革命事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作者进而通过刘德煌和徐寿康的形象的对比，心灵的对比，引导我们探寻问题的答案。他们俩同属老一辈的人，但内心世界却是如此的不同：刘德煌是一个正直热情的老医生。他知道“自然法则才是铁打的”，自己不久就将倒下。正因他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经常想的是如何“趁我还没死，出一把力”，把年青人“推上去，让他们能攀得更高”。宣传部长徐寿康则不然。他虽然多病缠身，担任要职而力不胜任，“宁愿在家栽花养草泡病号，也不愿退休”，并且以种种借口压抑人才，阻碍年青人的成长。何以如此？因为他心里想的是：“退了休，走在路上，见人矮一截！内部文件看不上还不说，连买条好烟都得恬着老脸去求人批条子！——我才不受那份罪呢！”作品在鲜明的对比中，展现了刘德煌的高尚的情操，衬托出徐寿康的庸俗的灵魂。同时，也挑开了人才难出的奥秘：人才难出，难就难在有徐寿康这样的迷恋特权的“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石头”！作者还通过薛兰菲的心理描绘，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人民的忧愤：“徐部长占着的舞台，关系到一个部门的革命事业啊！况且，人们又有什么办法选择他们满意的部长呢？”这就点出了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弊病所在。作者勇敢地针砭时弊，对于我们认识和铲除这方面的封建遗毒，改革干部制度，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新时期的文学，必须把揭露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张弦以艺术家的勇气，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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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现代戏搞好现代戏
张翔 圣晏 梁枫
戏曲要不要反映现代生活，怎样才能更成功地反映现代生活？谈点我们的看法。
戏曲编演现代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戏曲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戏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些崇高的使命，上演改编的传统戏和新编的历史剧，固然可以让人们借鉴历史，温故而知新，应该引起重视；但是，现代戏所能起到的直接的感染教育作用，更加不容忽视。这是因为，现代戏反映的是当代生活，揭示的问题往往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思想感情和群众更容易交流，从而能吸引更多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再从戏曲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来看，艺术之花只有不断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才能永葆青春、盛开不败。纵观戏曲发展的历史，历来都是编演历史戏和当代戏并举的。宋朝，有揭露秦桧卖国求荣的当代戏；元杂剧中，有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编写的《小孙屠》；明朝王世贞编写的《鸣凤记》（一说是王的学生所作，由王补充而成），真实地描写了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明末清初，以李玉为首的一批作家，都创作过反映当代题材的剧本；辛亥革命后，梅兰芳先生等也曾带头演出过时装戏。总之，我们今天看到的传统戏，许多正是历史上的现代戏。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有多少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需要在戏曲舞台上反映啊！如果社会主义的戏曲不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难道要它留下空白，让后人再去补写历史剧吗？时代要求我们编演现代戏，人民希望我们编演现代戏，戏曲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我们编演现代戏，我们一定要努力搞好现代戏，使社会主义新戏曲日趋完善。
那么，怎样才能使现代戏繁荣起来？我们想，光靠领导的支持不够，硬性规定比例不行，提什么“为主”“为纲”的口号也很难济事。一切事物都是在竞争中生存发展的，现代戏要在社会主义的艺苑里占一席之地，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只有提高质量，才能在当今众多艺术形式的竞争中生命常绿，花开永红。
我们感到，提高现代戏的质量，首先要把剧本创作从极左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广泛地开拓题材。30年来，全国创作的现代戏剧本并不少，但成活率不高，“延年益寿”的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戏发展的过程，始终受着极左路线的干扰，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插手文艺界以后，给现代戏创作捆上了条条绳索：一是赶“风头”，写“中心”，笔头随着风头转，创作跟着运动跑。结果风头过去了，戏也匿迹了，运动搞错了，戏也推倒了。如1958年顺着“浮夸风”编了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跃进戏”、“卫星戏”。当“浮夸风”刮过之后，这些“卫星戏”也惨然落地了。那时真实的生活只好由现在的豫剧《谎祸》来反映。二是把阶级斗争当成现代戏的普遍内容，非
“纲”不能入戏，一切都往“七斗八斗”上扯，往纲上线上拉。写农村题材的大都是“队长犯错误，支书来帮助，群众一忆苦，揪出狗地主”；反映工厂生活的多是“厂长埋头抓生产，技术人员走白专，工人起来大批判，书记揪出大坏蛋”。这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戏，群众一不相信，二不爱看，自然都成了“短命戏”。三是片面强调写重大题材、重大事件。多年来似乎形成这样一种信条：只有写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戏才有份量，结果题材越来越窄，路子越走越死。四是把典型化搞成模式化。把“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歪曲为“没有人性的阶级性”，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只能是“革命”、“斗争”，不能考虑恋爱和结婚，更不能有缺点错误。地主、资产阶级甚至其子女，只能是破坏、捣乱，浑身兽性，不能有良心、人性，更不准有某种革命性。按照这个模式，正面人物都“神化”，反面人物都“鬼化”，造成舞台上千人一面，千戏一腔的局面，倒了观众的胃口。今天我们要把现代戏搞好，必须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彻底挣脱极左路线制造的思想羁绊，恢复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丰富多采的，现代戏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广泛开掘题材。无论什么题材，只要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搞好现代戏创作，必须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才能使观众感到可信，真正起到帮助观众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作用。作品要达到真实，就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敢于讲真话，写真理，勇于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关系、矛盾冲突和各种人物的命运，而不能按照某种理论和政策条文去改造生活，甚至歪曲生活。而讲真话、写真理，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别林斯基说：“如果对生活的描写是真实的，那么这描写也是人民的。”所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采取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做他们的代言人，而不是做少数人意志的传声筒。
搞好现代戏创作，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写好
“人”和“情”的问题。写戏就是写人，没有人物就没有戏；艺术是以情动人的，一个生动感人的形象，总是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性格、情感，他所表现出的喜怒哀乐和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尤其戏曲是以唱为主的艺术形式，没有动人的情，就没有动人的唱，没有动人的唱，就会削弱艺术的感染力。豫剧《朝阳沟》所以被群众喜爱，就因为作者刻画了一批活灵活现、富有真情实感的人物。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无论是普通的人，还是被称之为“英雄”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喜怒哀乐，而且“英雄人物”比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往往更复杂，更丰富多采。我们写戏，就要努力写出人物的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舍此，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也不容易把人带到作品所展示的境界中去。
提高舞台表演艺术水平是提高现代戏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各种文艺形式都受过极左路线的干扰，打倒“四人帮”后，小说创作春意盎然，电影、话剧鲜花怒放，为什么现代戏的芳春却姗姗来迟？除了现代戏是“样板经”的直接受害者，因而疮痛最深外，还因为戏曲是古老的艺术形式，表现古代生活比较容易，表现现代生活，则历史短、经验少、难度大。因此，如何解决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尽快提高现代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既不要简单粗暴地抛开过去的有益的表演程式，也不要忽视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墨守陈规，采取“旧瓶装新酒”的保守态度。生活在前进，艺术形式也应该相应地发展变化。这一方面要改造旧有程式，使之适应反映现代生活的需要；但仅仅改造旧的表演程式，还远远不足以表现丰富多采的现代生活，特别是表现生活的新内容，我们还必须努力创造表现现代生活的新程式、新技巧。过去上演的一些现代戏，因没有现成的传统程式，就照搬生活，如真骑车子，真拿着镢头搞生产，结果只有生活的真，没有艺术的美，观众不爱看。所以，戏曲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使舞台艺术的生活更美，更富有诱惑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在传统戏中那种精心提炼生活，大胆夸张生活的艺术经验，努力创造绚丽多采的表演程式，用来表现我们这个绚丽多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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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花
深入开掘当代军人的灵魂美
——读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
范咏戈
部队青年作者李斌奎的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载《解放军文艺》1980年9月号），是近年来在描绘当代军人形象上有突破的一篇军事题材作品。它不依靠故事的曲折，而倚重“穿掘灵魂”的方法，努力显示人物灵魂的美，把80年代“大兵”郑志桐的形象引进了我国军事文学的画廊。
按着新时期的特点去探索新一代军人的灵魂美，是作品鲜明的艺术企求。当代军人同上一代军人相比，在出身、教养、经历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突出的是更加知识化、民主化了。把握这种变化，创造新的典型——修改和补充以往对人物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作出过的美学评价——是摆在军事文学作者面前的课题。这篇小说，当把歌颂“大兵”郑志桐的“弦”定在他坚定不离开边疆这一点上时，不是止于描写象战友余海洲在“飞线区”的牺牲，国界那边的“北极熊”讥笑中国军人推着汽车在泥路上跑，这样一些外部事件对郑志桐的刺激，如过去某些作品多次做过的那样。而是从写人的灵魂出发，通过李倩的回忆，首先对郑志桐展开列传式的追述：十年浩劫中他下了乡，在许多人“拿着酒瓶子去敲回北京的大门”时，他却每天照样扛着老镢头、蹬着一双“踢倒山”挖地、啃书，还以独出心裁的“暴雨浴”进行着能量的积蓄。当李倩因为小田们讥笑她不会走后门享清福而陷入苦闷时，他理直气壮地以
“我们下农村有什么错？栽扎根树写理想之歌的革命热情有什么错”开导她，劝她善自保留心中“真理的亮点”。这里，一个有知识教养、肯独立思索的形象卓荦而立。也许是那些年他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等等“出土文物”的结果，使他能够把80年代在天山筑路同美国开发西部联系起来，从旅行家玄奘、航海家郑和汲取了诗情，在天山深处寻找到草地、野花、旱獭……。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灵魂。在爱情生活方面，则是落落大方了。当小田和咪咪“邀”他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想难为一下这个“大兵”时，他却非但应邀，而且反客为主，在舞会上“灵活潇洒的舞步，宛如蜻蜓点水，萍浮河面”，差点使李倩“幸福得眩晕过去”，甚至使读者也感到意外。这意外正是作者的胆识和创新之笔，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新的美学评价。它很自然地使人想起60年代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黑脸儿的“大兵”赵大大。赵大大作为刚刚从南征北战的硝烟烽火中走进上海的那一代军人，他对什么听音乐，参加舞会之类象躲避瘟疫一样避而远之，这正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忠实，他的灵魂是美的。如果我们拿郑志桐和赵大大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郑志桐眼界更阔、兴趣更广的种种表现，不但没有损害他忠实于革命的品质，反而离我们更近。
自然，开掘灵魂的美，并不意味着只要注意新一代军人与上一代军人的变化就够了，如果不注意将这些变化统一于“这一个”形象上，难免要坠入类型化，也就失去了美。看来，作者也是谨防于此的。作者似乎是将军事学中“哀兵必胜”的道理移于艺术，用穿掘郑志桐身上足以引人同情的东西，来补充对郑志桐身上新一代军人特点的刻画，造成艺术上“哀兵”取胜的效果。郑志桐探亲回京，发现了北京姑娘这个“堡垒”对于边疆“大兵”特别难攻的奥秘后，他决心不再用任何手段去攻这个“堡垒”。甚至当李倩主动“走出堡垒”，向他发出了“试探性气球”以后，他也坚不回信。正如后来他在接受李倩责怪时所剖白的：“我知道你调回北京是不容易的，我又何必干扰你的生活道路呢？”表现了他在爱情上的自我抑制和牺牲的精神。这个“大兵”的内心世界是高尚的，也是很丰富的。在难得有一次的北京昆明湖荡舟中，他对偎依在怀里的情人李倩喃喃地说：“干嘛叫我们大兵，难道我们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丘八，其实我们是懂得爱的呀……”。作者这样以近乎哀婉的笔调去写郑志桐，突现了他身上的人情美。
作为同一时代两个对比存在的灵魂，李倩这个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由改名“耕耘”、剪男式分头到赔着笑脸去求熟人调回北京，走着一条从狂热到灰冷的生活道路。她的可爱之处，在于感到空虚而又不完全甘于空虚，敢于向自己提出“每天上班下班、吃饭拿钱……有多少兴致”的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她想借助于郑志桐充实的灵魂来充实自己，才产生了走出“堡垒”，与“大兵”建立爱情的行动。但正如她说的，爱情并不单是拥抱和接吻，不，还有“两地分居，孩子的教育，随军进疆，四海为家……”等等，由于她缺乏“第二次探险”的勇气，而使自己处于爱情的十字路口。作品采取李倩自述的第一人称结构，细腻地表现出她由于说服不了志桐离疆而陷入矛盾徘徊的心理状态。
作品结尾，没有让李倩轻易地服从郑志桐。作者让两个灵魂的搏击继续在读者的想象里进行，这无疑是一种扩大思想容量的作法，是艺术应当追求的一种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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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漫谈创作中的“历史感”
龙国炳
过去，许多文艺理论文章在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常常提及“从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的说法。近几年来，议论“真实地”、“具体地”这两点的人还比较多，但对于“历史地”这一点，谈论的人就不常见到了。
所谓“历史地”描写，据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现实进行观察，不囿于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不随“风”趋时，用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或意志去扭曲事实。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要做到这点往往很不容易。记得1958年，理论上已经大吹“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创作上则鼓吹“歌颂共产主义萌芽的新事物”。但是，也有象赵树理那样的作家。他不随风倒，对生活有自己的见解。那年，他只发表了批评“小腿痛”这样的落后农民的短篇《锻炼锻炼》和历史题材的中篇《灵泉洞》，没有写“歌颂共产主义萌芽的新事物”的作品；不仅没有写，他还给党的刊物写信，批评当时正在蔓延的瞎指挥与浮夸风。尽管他为此遭受了严厉的批评，随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历史却证明，赵树理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家，他的作品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如果一个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违背历史真实，没有“历史感”，那么，危害将更大。如有的话剧，把革命领袖的夫人随意拔高成为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20年代的革命者口里讲出“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这样的话等等。违反了起码的历史真实，在观摩、阅读时已为观者所厌弃，更不用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了。
我国封建社会的史家历来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规矩”，这就使那些官修的正史掩盖了不少帝王将相的丑恶和历史事实的真相。在我们现代创作中，也有不少忌讳，妨碍了正确地、客观地去描写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如写正面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往往不敢写他的某些弱点、缺点。写反面人物，则往往不敢写他的某些长处，怕被说成是美化敌人，这就使得不少作品人物形象不丰厚，反映生活不深刻，因而，艺术说服力也大受影响。唐代进步历史学家刘知几的几句话讲得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优秀的文学家描写人物，从来不简单化，不单凭个人的好恶，而是经过冷静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全面地客观地去表现。司马迁不看“天子”的眼色行事，不以“天子”的憎爱为憎爱，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因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
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后从“咸与维新”的表面现象中看出了革命的局限性，看出了农民的不觉悟。所以，他的小说被称赞为现代文学中的瑰宝。可见，一个作家具有“历史感”是多么重要！
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1962年，邵荃麟同志针对一些作者观察的肤浅和在创作上的“短视”，曾提出作家应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便正确地描写社会的改造；他提出不只应描写“红脸”的英雄人物，还应注意那些有历史负担的中间状态的、色彩不那么“红亮”的人物，以便使现实主义的表现“深化”。可惜这些切中要害的主张，在相当长时期内遭到了批判，而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缺乏历史感的左倾“高调”，却反被长期推行，对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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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讨论古代文学理论中现实主义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武汉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大专院校、科研、刊物、出版等一百个单位一百六十多名代表，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六十多篇。这是建国以来在这一领域中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树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明确目标，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和其他艺术规律问题。
与会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干扰极为严重，有的把理论研究工作搞成了文艺政策的说明，有的则利用古代文艺遗产作牵强的比附，特别是对民族的文艺理论体系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当前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长远努力目标。会议围绕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与会者提出，在研究现实主义问题时，忽视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那段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述是不对的。然而，把这段话作教条主义的理解，甚至作为普遍的现实主义定义也是不恰当的。他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即套用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从而断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只是在《水浒》等长篇小说出现以后才有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就以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而论，也有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先秦时代关于《诗经》的许多论述是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萌芽阶段。至汉魏六朝、隋唐，这种理论随着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经过杜甫的实践，现实主义诗歌的理论，已臻于成熟。至明、清时期，随着小说、戏剧的繁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实主义理论又具有新的特点。
会议期间，与会者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规律问题，如“风骨”、“文气”、“意境”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这次讨论会气氛活跃，与会者解放思想，自由争鸣，大胆发表不同意见。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和武汉大学筹备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知名教授、学者李俊民、王起、钱仲联、舒芜、徐中玉、马茂元、霍松林、王文生等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或发言。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省长韩宁夫等领导同志同出席会议的部分老教授、老专家进行了座谈，并出席了开幕式，陈丕显同志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吴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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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出版
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当代文学教学急需，教育部聘请陈荒煤同志为顾问，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等十所高等院校的当代文学教师参加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和明年上半年陆续出版。
《初稿》将一九四九——一九七九这三十年间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三十年间文艺界的运动和斗争，评价了三十年间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等方面的作家和作品，并力图总结三十年文学事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全书观点鲜明，材料比较充实。对于每一个文学品种和每一个作家，注意了其发展和变化，尽可能地加强史的观念和线索。因此，也适用于一般文学爱好者选作自学书籍。（杨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