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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动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更快更好地开展
中组部调查组深入基层调查收到良好效果
本报讯 为贯彻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前不久中组部同一机部、四机部、冶金部、交通部和国家经委组成调查组，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的19个工厂、企事业单位，采用民意调查的办法，让群众推荐优秀中青年干部，并对年老体弱、需要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和需要调整的不称职干部提出具体建议。这种方法，对“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起到了较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受到所到省市的领导同志和基层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组部调查组进行民意调查的主要做法是：直接深入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采用大、中、小会的不同形式，在一部分干部和科技人员中，公开宣讲中央领导同志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关于“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讲话精神，然后分组学习讨论，在全面领会精神的基础上，发给每人一份《民意调查题目》。调查组将群众意见分类整理、综合后，通过座谈会或个别谈话，同推荐意见比较集中的中青年干部见面，进一步直观考察，然后让所在单位的党委继续培养、考察，最后连同退居二、三线和需要调整的干部一并报上级批准。
这种让群众当“伯乐”，组织全面考察、精心挑选、上级批准，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办法，把少数人看档案、个别人说了算，变成广大群众评论、推荐，打破了手工业方式和神秘化的框框，也打破了仅仅从党政人员中挑选干部的框框，把推荐、选拔的范围扩大到科技人员、专业干部以及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中，从而使推荐、选拔出来的人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比较符合选拔干部的条件。19个工厂、企事业单位，共发出《民意调查题目》1，758份，收回81．5％，群众推荐作为厂、公司级领导班子对象的有570多人，为现有领导班子成员的2．7倍，有100多人荐票集中、确有真才实学和组织领导能力，其中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占65％以上。
武汉钢铁公司有一名工程师，49岁，1952年因品学兼优提前大学毕业，工作中多次受表扬、奖励，并被吸收入党。1960年被错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取消工程师职称。直到今年才彻底平了反。近二十年中，他虽政治上不受信任，但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业务，掌握了英、俄、日、德四种文字，翻译出版了多种技术资料，熟悉生产，解决了生产设备中的许多技术问题。领导上也曾想提拔重用他，但有顾虑，怕遭非议，始终没有下决心。这次民意调查中，70％多的人推荐他担任领导工作。经调查组和公司党委全面分析，武钢公司党委批准，今年9月，任命他为一个轧钢厂的副厂长。
有一个工厂的一位50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层技术干部，熟悉生产，精通业务，在群众中有威信。而该厂生产副厂长，不懂技术，有时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指令。这位技术干部出于尊重和维护厂领导的威信，不便当面反对，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按正确的工艺要求办事。厂党委早就打算提拔重用他，但有的人却说他是“两面派”，坚持不同意。在民意调查中，这位技术干部是推荐人数最多者之一。经调查组和厂党委全体领导成员共同分析，统一了看法，将他提拔为生产副厂长。
通过“民意调查”进行群众评议，还促进了现职干部自觉找差距。民意调查对领导干部是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的考核，使他们看到自己同四化要求的差距，自觉用新时期干部的标准衡量自己。有一名一直以“大老粗”为荣的同志，知道群众对他的批评意见后，振奋了革命精神，决心学文化，学科学，表示两年内再不懂工厂管理工作，自动下台。有一位工厂党委书记，作风不够民主，包揽行政事务太多，连大轿车如何安排使用都要干涉。民意调查中，群众给他提了不少意见，促使他转变了作风，受到上级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调查组在实践中还体会到，发动群众推荐干部，只要预先把中央的精神、政策交给广大群众，使他们了解“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意义、内容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并联系实际反复宣传解释，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担心会引起派性纠葛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一个机械厂，长期来，厂领导班子中的一些成员拉山头，抱坨坨，严重不团结，影响了生产。在这次民意调查答卷中，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不称职，对同一派的人你推荐我当书记，我推荐你当厂长。而参加民意调查的绝大多数科室、车间干部和群众，则一致建议把严重闹不团结的领导干部调离、降职或退到二、三线，并推荐出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今年9月，经省市主管部门考核批准，调整了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把群众推荐意见集中的前3名工程技术人员提拔起来，分别担任技术、生产副厂长和副总工程师，领导班子面貌焕然一新。
截至10月中，上述19个试点单位，已经提拔和正在审批、准备提拔到厂和公司一级领导岗位上的优秀中青年干部41名，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25名，还调整了16名不能胜任现职的干部，并且选派了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人到大学或专业训练班培训。
现在，用民意调查、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方法，推动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正在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继续试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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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一次成功的尝试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按照“三位一体”的精神，着手调整领导班子。怎样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快、更好一些？中组部调查组采用“民意调查”的作法，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可供各地参考和借鉴。
按照“三位一体”精神调整领导班子，是加速实现四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搞好。中组部调查组的作法好，首先好在把领导和群众的意见结合起来了。
俗话说：“众人是圣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采取群众推荐、领导考察的办法提出来的人，更能符合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大多数人认为某人好或不好，总比一个人或几个人认为好或不好，要全面、准确、可靠得多。
搞四化，需要大量的各类人才。现在，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的人才没有被发现，有的人才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知识分子的陈腐偏见，一是我们过去选拔干部的手工业方式和神秘化的落后方法。中组部调查组的作法，避免了这个弊端，大大开阔了选拔干部的视野。他们进行民意调查的对象，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党政方面的，也有科技人员。这样，可供选拔的干部就多了，领导挑选的余地也就大了，过去由少数人关起门来看档案、定名单，以及仅从党政人员中挑选干部的框框打破了，从而使选出来的干部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在有的部门和单位，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四人帮”的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还留在领导岗位上，有的甚至还在那里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这样的人，也只有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并肃清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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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要从干部制度上解决问题
要刹不正之风，光就事论事不行，而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比如特殊化问题，有的往往就是制度造成的。例如，一些领导干部家里用电实行“包费制”，这个制度就不合理。“包费制”，就是按人头收费，每人每月几角钱。有的高级干部一家每月用电很多，才缴几元钱。其他如小汽车充当私用，耗费公家的燃料油；住几千平方米房子，象征性地交点房租费等等，例子多得很。
现在，能源问题是我国实现四化的关键问题之一。工农业百废待兴，能源显得非常紧张，农村生活用燃料尤为短缺，有的地区生活用柴每年缺3、4个月。然而，我们有些干部如此浪费能源，其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决不在吃几顿“客饭”之下。
所以说，纠正不正之风，不是揭出了个“吃客饭”问题，就检查一下饭馆，补足几块钱了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大痛小医，小痛不医，而应当对干部制度进行改革。封建主义是干部特殊化的社会根源。当官的好象就理应享受黎民百姓的供奉，而且还要荫及子孙。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首先是干部制度，不是到了亟待改革的时候了吗？
国家能源委员会 韩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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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应该建立财会监察制度编辑同志：
杜绝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和健全财会制度，发挥财会人员的监督作用；同时建立财政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各部门财政制度执行的情况。
象“吃客饭”以及请客送礼这种事情，按说是逃不过各单位财会人员的耳目的，只要我们用制度来保障财会人员的监督作用，就可能比较有效地制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当然，也会有与不正之风同流合污的财会人员，他们可能搞假帐，隐瞒不报。那么，各级财政监察机构就应该具有对各级财会人员进行检查的手段，一经发现问题，就严肃处理；严重者，以渎职罪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制度，如《会计人员工作条例》，也要求财会人员对于违犯财政纪律的开支进行抵制，并给予越级上告的权利。可是为什么象请客送礼这类事还这样普遍呢？我认为不外有以下几个原因：
1、据报载，现在相当数量的财会人员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训练，不懂得一个会计人员应该如何起监督作用。
2、财会人员怕坚持制度得罪人多，评奖、评级时候举手的人少，所以抱着“认真”不如“听话”的态度。
3、各级领导对财会人员不够重视，如《会计人员工作条例》颁布二年多了，但会计人员的技术职称问题，在绝大多数单位只是一纸空文，财会人员的积极性不高。
4、当财会人员因坚持财务制度与别人，特别是与领导干部发生冲突时，无人撑腰。顶住了，领导满心眼不痛快，更不会去表扬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相反，不知有几双小鞋等你去穿；顶不住，只要开个头，那口子就越开越大。
5、这样的问题，反映到上级，虽然多数都会表示支持财会人员。但是，一则“县官不如现管”；二则上级在没有听完你的话时，心里就确定了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只对你口头做些支持，而对违犯纪律者有时连批评一下都觉得为难。
如果有了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监察机构，就可以把反对财务方面的不正之风提到日常工作上来了。 张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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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拔雁毛”实为索贿赂
“雁过拔毛”，说得直率一些，就是索取贿赂。在生活中，这种索贿的人真是屡见不鲜。一些人虽然职位不高，却也实权在手，对他们触之不得，惹之不起。他们不仅收受相送之礼，而且索取贿赂之物，但在言词上却极力避讳，行动上极其诡秘，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便大搞交易。比如他们常常以“试”为名，以“赊”为由，以“关系单位”为借口，以关（把关）、卡（卡脖子）、压（施加压力）为手段，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借公营私，大搞不正之风。对此，广大群众早已深恶痛绝。然而毕竟还是敢怒而不敢言。为什么呢？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对于一些“现管者”，你不请客送礼就办不成事。你若建房，不留“机动”，就不供你水、电；你想取货，不施“小惠”，就很难成交；你打算营业，不进“贡品”，就休想开业。如此“苛捐杂税”，真是不一而足。
“雁过拔毛”、索取贿赂之风，如不引起重视，严加制止，它不仅害民伤财，而且会慢慢地伤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元气。 张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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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坚决取缔“小钱柜”
江西省临川县邮电局设有一个“小钱柜”。把卖旧铁丝、旧自行车、电线杆的钱，统统不列账，放在小钱柜里，作为“首长”拉关系、请客送礼专用。一个小小的局，每年这种开支不下千元。局长为自己儿子找工作，竟用公款摆宴，在酒宴上提出要招工指标。就这样争得了三个指标，分给了局长的儿子等。仅这一次酒席，就花了四、五十元。
有一次，该局为招待全省工资座谈会的代表，局长竟挑选全县邮电系统最漂亮的女同志作招待员，还拨出四、五百元作为招待费，桔子、水果吃不完，浪费很大。当时，我在该局任秘书，因有意见，向局长提出了批评。局长就把我排挤出邮电局，还将我爱人调到边远邮电所，使我们家不得团聚。
“小钱柜”是搞特权、拉关系、搞不正之风的祸根，是四化建设中的一个障碍，应坚决取缔。
江西省临川县物资局
蒋永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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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县交通局某些负责人包庇故意伤人的凶犯受到处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京市通县县委和县委纪委筹备组最近严肃处理县交通局某些负责人无视党纪国法，包庇袒护故意伤人致死的罪犯事件。
1979年10月13日，天津市宝坻县赵各庄大队社员陈希祥等7人到北京卖菜，晚11时许行至通县土桥时，到土桥道班找水喝。公路管理站交通流量调查组的临时工王永华、孙国明、郭志刚上前阻拦，双方发生争吵后扭打起来。这时，通县交通局副局长胡振发的儿子胡德伟，用镐柄打中陈希祥的头部，陈当即昏倒在地，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陈希祥于10月15日死亡。
事件发生后，原公路管理站党支部书记郭振丰为讨好胡振发，有意隐瞒事实真象。陈希祥死后，胡振发等以把情况搞清再说为由，阻止其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包庇其子的犯罪行为。
这个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李秀峰，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马述唐也为了包庇打人凶手，擅自决定给死者家属抚养费3，600元。加上“招待费”等开支，在处理善后工作中，交通局开支4，339元。
打人凶手胡德伟于今年4月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为严肃党纪，通县县委和县委纪委筹备组决定，并报请北京市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最近分别给予胡振发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处分，并由他负担死者的医药费、埋葬费和死者母亲抚养费的一部分共865元；给予郭振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给予马述唐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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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州市委和侨务部门认真做好侨胞接待工作
本报讯 广东省潮州市委和侨务部门，对回国参观省亲的华侨、港澳同胞，热情做好接待工作，增进侨胞对祖国的了解，密切侨胞同家乡的感情，对侨乡的四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潮州市是著名的侨乡。去年以来，潮州市委认真落实侨务政策，对过去因海外关系等受迫害的归侨、侨眷，已全部平反，退还了被抄家的财物和收占的房屋。由于政策的落实，一些归侨、侨眷纷纷写信向海外亲人报信，并希望他们的亲人回国参观、探亲。
对回祖国家乡参观、省亲的侨胞，市委和侨务部门都给以热情接待，并向他们宣传四化建设的新面貌，以增进侨胞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密切侨胞同家乡的感情。泰国一位知名华侨，今年7月回家乡参观省亲，受到热情接待。他看到生产发展较快，市场物资供应较多，接待服务人员谦逊热情，这都加深了他对祖国的感情。
许多侨胞关心祖国四化，热情表示愿意帮助家乡进行建设。一年多来，华侨、港澳同胞帮助潮州兴办学校、医院、建房、修复名胜古迹二十多处，捐赠款项折合港币一千八百多万元。
沈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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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信箱
近亲为啥不能结婚
编辑同志：
我国《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有什么科学根据？ 读者 游 艺游艺同志：
近亲之间所以禁止结婚，是因为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各种遗传性疾病发病率相当高。据某一偏僻山区调查，由于近亲婚配，患儿率竟达41．6％，而且许多遗传性疾病，至今无法治疗。这是因为遗传疾病来自人的细胞中二十三对染色体上排列着的六万个遗传基因的基因病变。据1975年的统计，由一个基因突变能引起的遗传疾病，就有2，336种。由于在每对染色体的同一位点，存在两个相对应的等位基因，一个来自父体，一个来自母体。两个基因相同才能表现出性状的，称隐性基因；只要一个基因就表现出性状的，称显性基因。一个正常的人与一个有隐性基因突变的人结合，他们的子女往往安然无恙。而同一近祖的子女，往往在同一位点上有相同缺陷的隐性基因。因此，在封建社会里，皇室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的“高贵”，不准与外人婚配，结果生下的有不少是白痴。故近亲不能结婚。
耿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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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记牡丹江市红星旅社主任魏淑琴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有一个条件最差、等级最低的国营小旅社，名叫红星旅社，共产党员、旅社主任魏淑琴的言行就象红星一样闪烁着光泽。
红星旅社虽很简陋，却天天“客满”，而且住在这里的旅客无不感到生活方便、心情愉快。衣服破了，扣子掉了，这里有补丁、钮扣和针线；小旅客饿了、闹了，有奶瓶、奶嘴、玩具和摇篮；要写信，有纸、有笔、有浆糊；天气热了，一把把扇子送到手里；天下雨了，有雨具为你出门遮风挡雨；旅社和附近饭店联系，每天早晚两餐都送到旅店出售；看病挂号、邮寄包裹，服务员能为你代办；还专门备了煤油炉和药壶，为治病的旅客煎汤熬药。
这一切，都是魏淑琴领着服务员开展的服务项目。然而，她并不就此感到满足。这个年近半百、1959年入党的老同志，总想着怎样使每个旅客都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的甜味”。魏淑琴经过体察，发现一些农村来的老年旅客睡惯了火炕，不习惯睡板床，她就带领服务员拆了4个板铺，搭了4铺火炕。一些有病的旅客上下火车有困难，她们就用手推车或者自行车接站送站。
一个寒冬的夜晚，雪花飞舞，忙了一天的魏淑琴正准备回家，进来一个中年人着急地说：“同志，我和80多岁的父母亲刚下火车，想住一宿，可天这么晚，老人怎么走，能不能想想办法？”魏淑琴一听，二话没说，找来手推车，放上被褥，就和服务员隋秀花一起直奔二里地外的火车站。等她们顶风冒雪把老人接回旅社，安排在有火炕的房间时，已经9点多钟了。细心的魏淑琴得知他们还没吃晚饭，立即拿了两个饭盒，又一头钻进了风雪中，很快捧回两碗热乎乎的面条送到老人面前，老人激动地连声说：“你真比俺亲闺女还亲！”
还有一次，一位老大娘到部队看儿子，途中患了感冒，不得不在牡丹江下车。当她来到红星旅社时，床位已经满了。魏淑琴知道了，就用自行车把老大娘推到自己家里。母亲已经睡下了，魏淑琴轻声叫着：“妈，有位大娘刚下车，又得了病，你醒醒，让她睡在炕头暖和暖和吧。”妈妈懂得女儿的心，把老姐妹让到炕头。不一会儿，魏淑琴还给老大娘做来一碗热乎乎的鸡蛋面条，对旅客真是关怀备至。
红星旅社附近有几家医院，外地一些来求医的病人就住在这里，其中不少是跌打损伤病人。每当看到他们疼痛难忍、彻夜难眠的模样，魏淑琴心里也不好受。她利用业余时间拜骨科医生和中医大夫为师，慢慢地掌握了按摩、针灸、拔火罐等治疗外伤的中医疗法，经常主动为有这类病的旅客治疗。一位姓石的老大爷的大胯脱臼，不能走路。魏淑琴热心为他按摩了一个多月，老人可以自己行走了。一天，他又按时来找魏淑琴按摩，正赶上店内刷墙，魏淑琴累得精疲力尽，手也被石灰烧破了，服务员小胡心疼魏大姐，没让大爷找老魏。当她知道后，忘记了劳累，骑上自行车就去寻找那个不知名字的石大爷。一条街、两条街，找了几天才找到了石大爷。当魏淑琴讲明来意后，全家人感动得直流泪。现在，在魏淑琴的指导下，红星旅社有十几名服务员也学会了推拿按摩。
20多年来，魏淑琴为旅客服务的动人事迹很多很多。就是在十年浩劫期间批判她是“黑标兵”、“假劳模”的岁月里，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坚持把党的温暖送到广大旅客的心坎里。
本报记者 张持坚 任永达
魏淑琴（左一）给受外伤的旅客按摩。
俞凤楼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