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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比利时通讯
“三高一低”的西欧经济
本报记者 辛树蕃
西欧的经济形势如同这里的冬天总是阴沉沉的一样，也是暗淡的。这是摆在本月1日至2日召开的共同体9国首脑会议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1975年开始的共同体每年3次首脑会议的宗旨本来是加强政治合作，协调对外政策，用一个声音讲话。可是，刚刚开过的第667届部长理事会，为这届首脑会议准备的6大议题中，经济问题占了4个，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今年初，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曾预言，1980年对共同体国家来说，将是“严峻的一年”。这句话不幸而言中了。“严峻”在哪里？概括地说，就是西欧各国普遍处在“三高一低”的经济衰退当中。
一个高是失业率高。据共同体总部向记者提供的材料，截至10月底止，共同体9国的失业人数已达74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128万，增长率在20％以上，创二次大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英国、丹麦超过50％，荷兰和爱尔兰超过34％。
第二高是通货膨涨。1974年至1978年九国的通货膨涨率从13．4％下降到7．5％。但是，从1979年起又明显上升。据共同体的统计，今年9国消费物价上涨指数将超过1974—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任何一年。9国平均上涨率将达12％，其中以意大利为最，将达20．1％，英、法等4国都在两位数以上，西德等国较低。
第三高是外贸赤字增加，国际收支逆差高。共同体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3％。然而，共同体又是个能源和原料上的“穷国”，90％的石油和25％的工业原料都需要进口。由于石油涨价，日本、美国的竞争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共同体各国的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大大提高。法国连续18个月出现外贸赤字，今年头10个月的赤字已达505亿法国法郎，为去年全年的5倍多。意大利今年头8个月的外贸赤字比去年全年高出一倍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德，这个国际收支一向保持顺差的“经济大国”，去年出现了自1965年以来的第一次逆差，而今年的逆差要高达150多亿美元，等于去年的48．3亿美元的三倍多。一向是债权国的西德，现在成了负债国，国债已达4，35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20年来一向是坚挺的西德马克，最近也由于经济的明显衰退而疲软。
与这三“高”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今年第二季度以来，9国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下降。工业生产在共同体各国的国民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第二季度起也都开始下降。纺织、汽车、建筑、造船等工业，本来是共同体的“优势”，可是，今年以来出现了不景气，特别是钢铁工业已进入“危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西德下降11％，法国下降16％，比利时下降19％，英国下降30％。第三季度继续下降。设备利用率9月份只有58％。欧洲共同体的3大组成部分之一——欧洲煤钢联营10月份宣布9国的钢铁生产已“进入危机”，因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性配额生产的措施。这是煤钢联营机构成立以来所罕见的。
经济困难给共同体各国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由于物价飞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人民不满，造成社会上不安定，政局也日趋动荡。在比利时，失业、罢工、游行示威、内阁危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了。
至于今后的前景又是如何呢？据共同体委员会最近公布的年度经济报告预测，今年共同体的经济增长率为1．3％，明年为0．6％，看来难以达到。甚至连负责起草该年度报告的官员私下都认为，明年共同体的经济增长将是零。将在卢森堡召开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能给普遍暗淡的西欧经济以一剂良药吗？这是人们心头的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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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特殊关系”的“样板”
金璘
越南当局在同别国、特别是邻国的关系中，发明了一种颇为新鲜的理论，名曰“特殊关系”论。按照它自己的说法，越南和老挝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样板”。
越南谋求同老挝建立“特殊关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则是老挝现政权上台5年来的事。从越南当局5年来在老挝的作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特殊关系”的实质。
越南驻军多于老挝军队，老挝受到全面军事占领
越南当局在“援助”、“保卫”的幌子下，把大批军队开进老挝。目前，越南在老挝的驻军达6万人，比老挝本国的军队多一倍。越南军队占领了老挝全国的军事要地，霸占了万象、丰萨万、万荣、塞诺等地的军用机场，并伙同苏联在万象、沙湾拿吉、查尔平原修建雷达站、电子侦听站和导弹基地。越南的部队在同泰国交界的湄公河畔设伏寻衅，在上寮的老中边界制造事端，在下寮的老柬边境发起进攻，在万象街头巡逻警戒，在乡村、山区清剿追杀不臣之民。越南的兵营高挂越南国旗，俨然是老挝的“国中之国”。越南的军事“顾问”严密控制着老挝军队，连以上单位都听从他们发号施令。为了使军事占领合法化，越南迫使老挝当局签订了所谓“友好合作条约”，以此作为屯兵老挝的护身符。
越南的顾问、专家控制着老挝的党政军和外交部门
越共中央所属的“老挝工委”在河内遥控着老挝党、政、军、外交的一切重要活动。成千上万的越南“顾问”、“专家”涌进老挝，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构，成了老挝的太上皇。他们凌驾于老挝政府之上，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从国家的法律、计划，到党政高级官员的重要讲话稿，甚至外国人申请访问老挝的入境签证，都要由越南“顾问”来拟定和审批。老挝的文化部门和学校，也都在越南“专家”控制之下，灌输亲越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学校的课本由河内编审，有些学校甚至用越南语教课。为了强化控制，越南当局还向万象等地派遣了上千名越南秘密警察，侦缉、镇压不满分子和反抗活动。越南还接连不断地在老挝各级领导层中培植亲信、剪除异己，打击迫害爱国进步人士。近几年来，数以百计的老挝高中级干部，或被送往河内“学习”，或被“调整”撤职，或被投入监狱。今年10月，老挝内政、工业、财政、教育等部又有约50名中级干部被逮捕。
越南垄断老挝货币，搜刮老挝物资运往越南，使老挝民不聊生
老挝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面临“全面短缺危机”的越南当局自然对老挝垂涎欲滴。他们在老挝霸占良田、横征暴敛，掠夺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连老百姓的猪牛鸡鸭也不能幸免。越南当局派人在老挝滥肆砍伐森林，把木材运往越南，以弥补国内的短缺或出口换取外汇。越南还以“援助”、“合作”为名，霸占老挝的金矿、煤矿、锡矿、石膏矿和稀有金属矿，把开采出来的矿产运往越南。河内一手垄断老挝的货币，多次用突击兑换货币的办法，对老挝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此外，越南还控制外国援助老挝的物资，用卡和偷换等手段捞取油水。正因为这样，目前老挝城乡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对于这种“特殊关系”，除了一小撮卖身投靠、引狼入室的人外，绝大多数老挝人无不嗤之以鼻。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5年来竟有十分之一的人逃离自己的祖国。他们宁肯冒着舟覆身亡的危险，越过界河沦为难民，也不愿在“特殊关系”下生活。逃亡者中既有政府高级官员，也有宗教领袖；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这样大规模的逃亡，不仅在老挝本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堪称为“特殊关系”的特殊产物。
但是，逃亡国外并不是老挝人民当今唯一的选择。严酷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斗争的道路。据报道，老挝各种抵抗力量活跃在从南到北的山区、农村，日益频繁地开展反越游击战活动。甚至在首都万象及其附近地区也不断响起猛烈的枪声和爆炸声。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在连遭3次暗杀未遂后，犹如惊弓之鸟，住在由越南卫兵戒备森严的钢筋混凝土地堡里忐忑度日。老挝国庆5周年（12月2日）到来之前，越南如临大敌，指使老挝当局在各地进行大搜捕，仅万象市最近就有500人被捕。看来，越南当局只能靠刺刀来维持越老“特殊关系”这个“样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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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阿尔及利亚通讯
阿斯南在恢复中
本报记者 柯月霖 张启常
在阿尔及利亚阿斯南市发生的强烈地震，使这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据初步统计，这次地震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伤残，近40万人无家可归。80％的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整个物质损失约值200亿第纳尔，相当于阿尔及利亚新的五年计划总投资的5％。这次7．5级的大地震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正如沙德利总统最近指出的那样，“是一场大灾难，也是一次考验”。
在阿斯南地震发生后一个月，我们来到这个伤痕累累的城市，目睹了地震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同时也看到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为医治地震创伤所进行的艰苦努力。
阿尔及利亚政府对这次救灾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总统、议长、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几次亲赴灾区视察，并成立了以总理为首的全国协调委员会，领导各项救灾工作。地震次日，政府宣布举行国丧周，并下半旗以悼念死者。议长比塔特赴医院带头献血，从而在全国掀起了献血高潮，以致卫生部门不得不宣布，血浆已充满各血库，要求大家暂停献血。在政府的号召下，人们慷慨解囊，纷纷捐献工资和物资。仅军队捐献的物资，就相当于4万名官兵一年的给养。救灾工作激发了人民的感情，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
在阿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阿斯南市的水电供应已于震后一周恢复。行政机构很快又运转了起来。省政府的办公楼已经倒塌，工作人员在专为南部沙漠地区制造的“撒哈拉活动房”中处理日常工作。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一个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帐篷内集体办公。阿斯南塑料厂和阿斯南水泥厂也已恢复生产。由于军队投入了抢险救灾，清理废墟的工作进展得越来越快。在谢里夫饭店的遗址上，原来到处杂陈的断垣残壁、钢筋水泥，基本上都被清理掉了。埋在瓦砾砖堆中的活人或尸体也都陆续被挖了出来。在阿斯南省政府倒塌的一角楼房中，我们见到国家人民军士兵正在挖掘档案文件。据《圣战者日报》报道，省政府的档案已全部找到。灾民的财产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断地从瓦砾中被清理出来。
由于全国的支援，阿斯南的供应并无匮乏之虞。每天凭登记卡由政府发放面包、牛奶以及其他物品。不少商店也陆续开门营业。在国家公路上，一列列车队满载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物资，风驰电掣地驶向阿斯南。在地震后27天，阿尔及尔和阿斯南之间的铁路就全部修复了。军用飞机和直升飞机也不停地在阿斯南起降，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抢运伤员，而是运送外国支援的医疗用品、帐篷、毛毯、衣服等紧急救灾物资。
我们访问了一个“居民区”，只见一个个帐篷排列整齐，当地称为“帐篷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味，这是为预防传染病而采取的消毒措施。孩子们簇拥着在露天游玩，大人们拿着面包和牛奶罐头，三三两两地向帐篷走去。气氛正常，很有秩序。一位年老的穆斯林对记者说，他全家都搬到帐篷里住了，生活还过得去，就是太挤了一点。往往是两家人合用一个帐篷，很不方便。据阿报纸估计，目前灾区缺少约3万个帐篷。按照政府的原定计划，当把灾民在帐篷里安顿好以后，马上就要考虑建立预制简易住房，以让灾民安全地度过冬季和雨季。然后，再在总结地震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设阿斯南。为此，财政部长亚拉在国民议会表示，政府决定为灾民提供4万套住宅。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阿斯南每隔20年将发生一次地震，因此在重建阿斯南时要更多地考虑到防震措施。
学生上学是一个迫切问题，在地震发生后24小时，政府就派遣一个调查团去阿斯南了解学校遭受破坏的情况，组织学生迅速恢复上课。由于阿斯南市95％的学校建筑遭到破坏，大批中学生和一些大学生被分配到其他省相应的学校上课。数量最大的小学生，除部分被分配出去外，主要在当地的帐篷内复课。目前，建筑研究院的专家们设计了一种汽车学校，就是把废弃的旧公共汽车改造成教室、宿舍、食堂等。估计这样的废汽车约有1，000辆，可以接受8万名学生。
阿斯南的恢复工作是比较快的。正如阿《人民报》的一篇社论中说的：“经过胜利考验的人民，同样能经受灾难的磨炼，它要把灾难作为力量，把悲痛化为希望，加强团结，克服突如其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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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震后的阿斯南市
上图：这个婴儿被埋在瓦砾堆下，过了5天才被抢救出来，送进医院，受到阿、中两国医生的治疗。
左上：被震倒的阿斯南省政府大楼。
左下：阿斯南临时医院。震前这里是行政干部训练中心。
（本栏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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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日本发现弥生时代的大型护堤设施
最近在日本大阪府八尾市附近发现“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一处木结构护堤设施。
这一设施设在河流中三角洲处，据考察是“弥生时代末期”（公元2、3世纪）建造的。它由四、五十根长2米、直径15厘米的柞树木材和樱树圆木顶端交叉构成，高1．5米，交叉处置有横木，并被培上了土。
目前，南侧尚未发掘，估计规模至少有10米长、3米宽。东端还发现有调节水量的拦河坝。
迄今虽然在爱媛县也发现过同样的设施，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护堤设施还是首次发现。
日本报纸指出，它表明在进行过大规模治水工程的古坟时代（公元3世纪末叶至6世纪中叶）前，日本就已拥有高度的土木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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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在古代苏丹人的骨骼里发现抗菌素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科学家不久前在研究中发现，约1，400年前的苏丹人的骨骼里含有能抵抗疾病传染的抗菌素——四环素。用人工合成方法生产的四环素，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作为药物使用。
这些骨骼是从苏丹的努比亚人的公墓里找到的。努比亚人约在公元350年到550年期间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经常泛滥的平原上。早先的研究证明，他们的患病率特别低。美国科学家认为，四环素可能增强了他们的抗病能力。而当时自然产生四环素的细菌可能是在苏丹人储存小麦、大麦和小米的土粮仓里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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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保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文物
最近，保加利亚考古工作者在佩尔尼克州格勒勃尼克村附近的史前村落遗址中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这个史前村落存在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是几年以前发现的。最近这里新出土的文物包括：石斧、石钵、织机吊锥、纺锤轴，以及各式各样的陶制餐具等。这些器皿的表面饰有各种彩色图案。据保加利亚报纸报道，这批文物对研究新石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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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四千年前的麦穗
在地下沉睡了四千年之久的麦穗最近从苏联克里米亚的一座古墓中出土。
苏联考古工作者发掘古墓时，在随葬物中发现一只用植物纤维编织的口袋。在口袋的“组织”中，夹杂着一些麦穗。苏联科学家认为，麦穗之所以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因为墓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小气候。
四千多年前正值青铜器时代早期。这些麦穗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对当时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部落族的生活和经济的认识，证明这个地区当时除了同牧业相结合的原始耕作形式外，还存在着发达的农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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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十二世纪佛教神话梵文手抄本
印度最近发现了一份写于十二世纪的佛教神话的梵文手抄本。
这份手稿抄写在棕榈叶上，是按照中世纪孟加拉统治者之一的命令编写的，内容是叙述和评论最著名的一些佛教神话。手稿是在孟买市一家图书馆的库房中发现的。专家认为，手稿中的一些精美的插图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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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考古
图为朝鲜发掘出的、筑于公元四世纪的美川王坟的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