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心里话

我们不夜郎自大,也不卑躬屈膝
最近出差到北京,顺道到颐和园玩了一趟。石舫曾是我在北京上学时假日常去的地方。旧地重游,心情格外舒畅。岂知正待上楼去凭栏观赏昆明湖冬景时,在楼梯中段过道上遇着一块牌子,曰:“外宾休息处”。我当然知道此牌的用意。但怀旧的感情仍驱使我迈步上楼去。我想,外宾在此喝茶抽烟,我们只站一会总可以吧。一到楼上,服务员马上拦阻:“同志,你没有看见牌子?这是外宾休息室嘛,快下去!”真是,怎么在美丽的颐和园中增添了游人的“禁区”!?请问:我们祖国山山水水美景无数,照此办理,那末许多好地方中国人都不能问津了?不是听说一些外国朋友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吗?
我们参观北京天坛时,几个服务员在那里烤火谈天说笑,不作解说,有同志询问还不耐烦。可是刚进来一位外宾,她们都争着起来接待。
前不久我们从宜昌乘船到沙市,船首部是观三峡景色最佳的位置,可是也不让我们去,只让几个外宾在那里晒太阳、照相。后来大家拥进去了又被赶出来,搞得外宾过意不去,我们也触动了民族情感。
中国人民是好客的,是懂礼貌的,但决没有媚骨。难道为本国人民服务不光荣吗?在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今天,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朋友到我们国家的也会越来越多。在与外国朋友交往中,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决不能卑躬屈膝。
湖北孝感地区卫校 陈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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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来信

献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
一九七九年春夏,我在美国住了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回国探视八十六岁的老母,并趁此机会到许多地方参观,借以了解三十年来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之后的新中国面貌。许多人向我建议,应该坦率地随时把我心底的感触表达出来,尤其是那些我用新鲜的眼睛所见到而国内人对之并不太敏感的事物。当我的旅行在八月底结束,火车快要把我载到深圳时,我回头遥望即将从我眼帘消失的祖国河山,颇有依依不舍之感。心里想,难道我就这样不别而行吗?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就是把七个月来在我胸中累积起来几次想说未说的话倾吐出来,把它当作奉献给祖国青年的临别赠言。
我要叙述的主要是围绕我极为关心的一件事:现在正在有些青年中萌芽的崇洋倾向。为了要推进四个现代化,中国正在从外国不断地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必要的器材,这是完全正确的。想不到的是附带地也带进了一些西方颓风败俗。我必须强调:这些附带物不是国家之福。有一些人显然不十分了解“开放”(恢复与外面世界的接触)的正确意义,以为只要是从外面引进来的东西都应该欢迎,完全不作分析。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可以根据切身体会向他们指出,有许多他们热烈追逐的东西,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渣滓。的确有一些人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好。根据我在国内的观察,我想趁此机会,和国人共同探讨一个问题:怎样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不亢不卑,不夜郎自大,乐于吸取别人优点,但是以不抵触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民族风格为原则。
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回国前,我听许多来过中国的中外人士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确已经站起来了。侨居美国的女作家於梨华说,“在中国停留一个月所得到的印象,一辈子都难以忘记:每个人当家作主的自信,不称霸,更不崇洋的自尊。”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前些年访问中国之后说,他在和许多中国百姓谈话时,人们都抬起头来和他交换意见,眼睛正视着他,已没有过去在洋人面前畏畏缩缩的神情。
一九七九年我回国,在所见到的人中,有些人的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一次我到民族饭店去找《纽约时报》记者,因为穿的是中山装、布鞋,被视为“当地人”,几乎被推出大门。到西单一家中国饭店去吃饭,因为满座,我就走进后面一间较小餐厅,因为那里有很多没有被人占用的桌子。一个年纪大的服务员立刻跑出来吓唬我,说只有外宾才能在这房间吃饭。其实,一共只有一对外国夫妇,而伺候他们的服务员竟有三人之多。其实,搞接待和服务的人员在外国朋友面前明目张胆地蔑视自己同胞,这种行为早已受到外国人的讥笑和批评。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日本《北海道新闻》记者从北京这样报道:“地处北京饭店附近(王府井大街)的一家画店,在开始营业时,竟成为外国人专用了(一个普遍的作风,是凡是外宾经常出现的地方,都不准中国土包子进去)。”该记者说:“对外国人的特殊对待,太过分了。看到这种偏向,令人有点担心。”
让大家以做中国人为荣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我们曾经被西方国家蔑视,视我们是“东亚病夫”、“白人的负担”。别人说,中国是百孔千疮,“各省各自为政”(不团结),“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物资缺乏”,“什么事都要外国人指导”,“中国自诩文化古国,其实是一堆垃圾,对人类毫无贡献。”(见罗特内·吉勃脱著《中国的毛病在哪里?》一九二四年出版)不幸得很,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千真万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国外的侨胞只能哑口无言。
但是,今天可不同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民不聊生吗?在短短三十年之内,中国现在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一个长时期各自为政的国家,除了台湾,完全统一了。中国没有物资吗?由于爱国的地质工作人员孜孜不倦地勘察,中国不断发现地下宝藏,现在已经从靠进口美孚洋油做燃料的日子,变成为世界第八个产石油大国了。煤炭生产也跃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人什么都要靠外国人吗?尼克松一九七九年秋天参观了大港以后,提供了一个回答:在大港的一切设备、勘探工作、管理,中国人都是靠自己的。
别人曾经笑中国是一个古老垃圾堆。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确很少进步,象病人一样。但是事实证明,她又恢复健康了。在古代,中国发明过纸、指南针、活字版、火药等对人类文明大有贡献的东西。今天,一本延安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又在不断为人类作贡献了。中国的针灸已被世界公认为理想的、有效的止痛法。仅仅在一九七九年一年之内,中国在向疾病作战的战线上,捷报频传。我们把足趾成功地移植到失去手指的手上,又发明了诊断肝癌的方法。难怪西方的权威杂志《新科学家》(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发行)指出,在智慧上,中国人、日本人凌驾白人之上。
我们在海外的人,对于世界各地重视或轻蔑中国一事是非常敏感的。由于国内同胞三十年不断努力,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声誉正在与日俱增。最明显的标志,是一九七八年华主席访问东欧时各国热烈的反应。在中古时代,中国被欧洲认为是“黄祸”,但是,现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样,认为中国是维持世界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扮演重要角色。
对外国要一分为二
从海外归国的中国人一眼看出来,有些青年人在追求进口的物品和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在上海等各大城市,常常可以看到长发青年,穿着古里古怪的西装,扬扬自得,招摇过市。在上海、青岛、北京、杭州、广州各地参观时,我注意到在放映外国片子(尤其是美国片子)的戏院门口,总是人山人海,挤满了青年男女。夏天晚上,在广州海珠广场,在上海临近福州路的转角,可以在枝粗叶大的树下看见黑漆漆的人头晃动,这是非法出售电视机、录音机(大概托亲戚从香港带来,或非法运进来的)的地方。我住在广州华侨大厦时,每晚都可以听到晚风从海珠公园传来的靡靡之音。
据《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福克斯·斐特菲尔德报道(《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他发现在北京金鱼胡同有一个咖啡室。在那里,可以看到自以为最时髦、最自由化的某些青年男女。
这种向往、追求物质和放纵的生活方式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在回到中国之前,以为在今天的中国,不再存在着过去铺天盖地的不健康气氛了。
一些青年人看见进口的任何东西,立刻趋之若鹜,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道德上的毒害,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肃清的。
切勿把别人的渣滓视为精华
青年人为好奇心驱使,要探索别国的文化,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不仔细选择,那就可能把别人的渣滓也带进来了。我在上海、北京、广州碰到的有些青年,很多都犯了这个毛病。
譬如,去金鱼胡同那家咖啡室的某些青年,听恋爱歌曲,拥抱跳舞,自以为时髦,站在中国人最前进之列。但是,实际上,这种沉溺于灯红酒绿、放浪形骸的作风,不过是西方社会腐朽的一面。旧中国的上海滩也不过如此。
看电影、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吗?当然,美国制片商也拍过不少文艺片、音乐片,介绍科学、历史、地理的片子。都有启发作用,有益于青年的身心。不幸的是,美国好莱坞的制片者,拆穿了说,是旨在谋利的商人。他们利用观众喜欢寻找刺激的心理,无视学生父母和宗教团体的反对,不断在市场上推销渲染犯罪、性生活、暴力的片子。降低了社会的道德观念,损害了年轻人的心灵。在美国,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许多年轻人犯罪的动机,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在银幕上或电视上看过的影片。例如,许多青年从电影中学得抢劫银行的技术,便立刻照样炮制。
我认为,现在有不少外国片子,不过是外国文化的唾沫。这些片子可能在中国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我后来在报上读到,在中国城市中青年的犯罪率有所增加。据《光明日报》说,一九七九年七八九三个月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六千封观众的信,其中有的指出,许多小孩子比以前喜欢打架了,行为比以前恶劣了。我真不懂,为什么有关单位竟会让这些片子在各地放映呢?难道没有别的更好的片子可以放映吗?
美国社会是天堂吗?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北京大学外语系先后做了有关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报告。目的就是希望那些盲目崇洋的青年能正视美国社会,不要只被它的繁华的表面所麻醉,而忽视它阴暗的一面。有许多学生要我详细报告,美国人如何享受。“听说,在美国他们可以用铁管子把牛奶接到家里来,是真的吗?”“每个家里都至少有二三辆汽车?”这些问题不仅显示这些青年对于美国的真正实情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反映这些青年向往美国物质生活,已经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些青年所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是,真正关心中国、也关心美国的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应该抄袭美国的物质享受的倾向。一九七九年春天随波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奏的《生活画报》一名摄影记者,有一天和我在天安门广场散步。他说,他很欢喜看见中国年轻姑娘,或者短发齐耳,或者蓄着两个小辫子那种朴素天真的作风。他说:“我向上帝祷告,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学美国人喝可口可乐,也不要采取美国人认为每个人一定要有一辆汽车的生活水平!我希望中国人不会把享受物质的欲望发展得象美国人那么大。”
根据美国福特基金法律与司法研究计划主持人一九七九年七月表示,美国近年来经常被恐惧所笼罩,每两分钟发生一件谋杀案。如果国内的人能够牢记这一事实,就应该对美国物质生活采取分析态度。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莱拉·科克雷尔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对驻北京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在物质方面,中国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我们可能学得到的东西,他们的犯罪率很低。”
对外国的东西的正确看法
我想有关当局(包括家长、学校、共青团、青年工作干部、报纸等)似乎应该针对青年们的无知或对于别种文化的误解,提供一些正面教育,使他们有所警惕,有方向可循。这种教育应该至少包括两点:(一)培养对自己的文化、社会的信心。(二)在吸收别国文化时,应该丢掉它的糟粕,取其精华。
首先应该鼓励中国青年培养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的自信心。我已经在前面指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在为人类做贡献,希望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该引为自傲。他们同时也应该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哪几方面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优越。
例如,我在前面引证了美国一位访华市长对于中国犯罪率低这一回事很为欣赏。事实是,在西方国家,认为他们只要采用严厉的刑罚,就可以使被处罚的罪犯有戒心,以后不敢再犯。但事实并不如此。该市长用羡慕的口气说,中国的犯罪率低,是因为他们强调预防性教育。也就是说,中国处理罪犯,是提高他的政治意识,重点放在如何使他自动放弃犯罪行为。
还可以举两三个例子: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人民受到的照顾,不如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确把广大人民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由于赤脚医生的出现,使许多农民免去长途跋涉到城里治病的不便。在美国,医生都以赚钱为目的。他们不愿为公共医疗组织效劳。当王炳南一九七九年夏天访问纽约时,他发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已被介绍到纽约黑人最多的勃郎七区。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明证。
在美国社会,一个贫穷的市民发生经济困难时,借贷无门。因为在美国盛行个人主义,各人自己应付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我这次回国,发现各单位都有互助会的组织,有特殊需要的会员可以向互助会借贷。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哲学是“大鱼吃小鱼”。但是,在中国,人们的的确确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照顾。驻北京的合众国际社记者罗勃脱说:“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北京进进出出的老资格欧洲记者说,他们离开的时候,都很高兴。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后,就忘记了在北京时遭遇的一切困难。许多人又想回北京。”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柯高也对我说,许多留学生,无视中国物质生活艰难,临走时都依依不舍。有一个斯里兰卡来的女学生,离开中国又回来,已经三次到中国来读书。中国的吸引力在哪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同意,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重人情。我希望中国青年在盲目崇拜美国生活方式时,不要忘记我们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民族的浓厚人情味。
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
人类历史显示,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乃是一件很健康的事。古时候,希腊、埃及、印度、中国之间,时常吸收彼此的优点。但是,如果没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的文化,那就永远不能建立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美国的建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纽约是世界上高楼大厦最多的城市,但是没有特殊风格。原因是,自从独立之后,美国的建筑师在二百年内,把各种不同的建筑式样(主要是希腊式、罗马式、荷兰式、瑞士式、英式、法式、德式、意式、西班牙式)都介绍进纽约城,彼此没有协调。所以有人说,纽约也是最丑恶、杂乱无章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化,绵延四千年以上,没有中断。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古代也和中亚细亚接触,也常常从印度文化吸收一部分东西,但是每一次在引进别国文化时,我们的祖先决不盲目崇外。他们一方面拒绝接受外国的糟粕,一方面吸收别国文化的一部分,借以丰富原有文化,决不脱离自己固有的传统。因此,我们在仔细考究许多中国文物时,发现都载着中国文化的烙印。代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仰韶文化,就是一个例子。曾经有西方考古学家把在半坡发现的古代中国陶器,追溯到中亚细亚,似乎认为这些东西代表中亚细亚文化。但是他们不知道,中亚细亚没有鼎状、鬲状陶器,这些形状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在南京、丹阳一带,可以见到许多有翼膀的石狮、石虎、石喷火兽。这些用来点缀帝王坟墓的雕刻动物,可能受到古代巴比伦、叙利亚、古波斯坟墓雕刻的影响。但是,这些翼膀,在中国雕刻家手中,都变成平行的线条图案。这些线条使人联想到顾恺之的春蚕吐丝的、用毛笔绘出的线。别国艺术家、雕刻家画不出中国人用笔画出的线。敦煌的壁画是从印度取经朝圣回来的古代僧侣在那里绘出的。壁画上的山水是多色的,而且色彩非常鲜艳夺目。但是,从北宋迄今,中国的山水画还是维持一色的水墨传统。解放以后,有些艺术家也知道如何吸取外国文化优点,而没有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万籁鸣兄弟的《大闹天宫》显然是采用了美国、苏联的绘画格式。但是,人物造型是从敦煌壁画中搬来,又吸收了民间的美术、年画和中国山水画传统。现在在巴黎展出的林风眠的画是中国画还是西洋画?他的强烈的色彩来自法国印象派,但是他的画的特点是反映中国传统的线条,把中国陶瓷工匠们在白胎瓶用黑釉画的线条加以应用。他吸取了外来成分,但是仍能统一在中国传统形式中。
祖国的青年朋友们,你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学得什么?
洋为中用。为了丰富中国文化,你们有权探索外国的一切,但是在要引进别国的东西时,必须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也就是说,不盲目接受外国文化不良的一面,而应该吸收它的优良的一面,容纳在中国传统之中,使它更为丰富。这样,你们才领悟了今天中国开放的真正意义。
美国全美华人协会英文秘书 王昌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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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七次回国的感受
建国三十周年,第七次回国的我,在一个月旅行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的旅游业,有助于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发展,赚取大量外汇,学习、交流经验。但在祖国旅行,有一些事情令我不大愉快。
我回国前,先到了中美洲和北美洲的几个国家,然后才到达香港。在那些地方,不论到机场、旅店、餐厅、商店或坐车,服务员都殷勤周到,有礼貌,令人舒适愉快。回到国内,满以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回到了自己的家,总会比在外国好得多。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回国时,我就曾深深感到祖国的温暖和同胞们的热情。可现在不少地方,感觉却不同了。
我在九月下旬踏进国门,住在广州流花宾馆新装了现代化设备的房间里,可以说住的条件很好。但到餐厅吃饭,得等上两个半小时,向服务员查问原因,得到的是冷漠不睬。
广州的服务态度,一向不怎么好,但经过多次批评,一些行业已逐步改进。至于北京的服务态度,向来很好,但这次却大感失望。从广州飞到首都机场,未见有人接机。虽然早已付了接机订房等费用,还是四出寻找,才把接机的人找到。到了华侨大厦开房,象求人“施恩”似的。可怜我这个中国血统的外籍人,不知找华侨旅行社呢,还是找国际旅行社?成为人球被踢来踢去。后来,费尽唇舌,才解决了住的问题。买飞机票、车票的时候,也需要看华侨大厦服务台人员的脸色。
一些宾馆的清洁卫生也是个问题。似乎除了吃得好之外,其它一切都很糟。广州交易会期间,在东方宾馆看到这么一回事:宽大的餐厅中坐满了外国人和华侨,突然感到脚下有东西在窜动,最初还以为是猫儿,细看之下,却是大老鼠。我问服务员:为什么会这样?她回答说:“这有什么怪?我们这里老鼠比人多,专家来了也无法消灭。”
说起接待外国人,也令人不愉快。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总觉得国内服务员并不欢迎我们回去,对我们诸多为难;而相反,对外国旅客却非常殷勤。在外国旅行,不论是那一国人,是日本人、秘鲁人或是中国人,只要付出应付的代价,就会受到同样的待遇。国内宾馆、商店、机场等处的服务员,为什么对外国人特别另眼看待呢?
当然,在国内好人好事也说不尽。我们回乡到了广东中山县,就得到了县统战部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北戴河也是一个充满热情和友爱的地方。这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由于大家心情愉快,我们把在国外旅游的体会,外国人和华侨的生活习惯等等,都详细介绍给他们,互相交换意见。他们也很虚心。
在桂林游漓江,船上的炊事员也很关心大家的饮食,总想办法为旅客做更多更好的菜。
我写了大堆的意见和体会,相信不少华侨也有过同样的感受。眼看祖国存在这些问题,怎不叫大家心里难过?
我是热爱祖国、胸怀祖国的人。我不愿国家的声誉败坏于少数不负责任的人手上。国家兴亡,大家同样有责。
秘鲁华侨 何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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