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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提倡平等交换意见
葛琼
“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这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出的号召。它反映了我们各级领导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着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扬这种传统和作风。
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交换意见，这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倡导并且实行的作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周总理，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同当时的一些作家，虽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他们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常常同一些作家进行十分平等的谈话或通信，交换对某些作品和某些理论问题的意见。他们对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斐·拉萨尔等作家，从来都是热情、亲切地通信，诚恳、坦率地探讨问题。列宁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也是十分融洽、平等的。他从不以个人对作品的好恶和审美标准作为党对文艺的指导思想，而是高度尊重艺术规律，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他对文艺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但他又总是说自己是“外行”，他的意见是“不重要”的。他甚至毫无架子地和青年学生们辩论艺术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同样是我们的表率。他们经常把文艺工作者找到家里谈话，征询意见，探讨问题。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前几次文代会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常常回忆起那时毛主席、周总理主持或参加会议，同代表们平等讨论问题时的难忘情景，都很受感动，都说向他们请示工作和商讨文艺问题，心情舒畅，如坐春风。周总理常说，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怀疑、讨论、批判、否定。他不赞成对他的讲话尽说些“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的话，而欢迎提出不同意见。革命领袖的这种作风，在我国文艺事业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良好的传统和作风，极需要我们继承、坚持和发扬光大。
各级领导同文艺工作者之间，在组织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对文艺问题的探讨中，却不存在这种关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领导职务的高低，并不决定掌握真理的多少。掌握不掌握真理，并不取决于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特别是文艺创作和文艺问题的研究，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党历来认为，对于复杂的精神生产，任何时候都搞不得行政命令。领导者要尊重文艺规律，要按照文艺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各级领导者都应当采取商量的态度，平心静气地与文艺工作者共同讨论，求得解决。对待文艺问题，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促进文艺的发展。因此，不管谁的意见正确，都要提倡这种作风。我们反对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是反对正确的领导意见。但是，即使是领导者的正确意见，也要经过讨论，经过说服，经过平等地交换意见，让文艺工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而不能靠压服，靠行政命令，生硬地强加给他们。
世界上从来没有万能的人。一个领导者，对于有些文艺问题可能很精通，能够提出很精辟的见解，对于另一些文艺问题可能不很精通，有的甚至不很懂或很不懂，这是正常的。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同志曾要求各级领导者“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对于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干涉过多”和“横加干涉”的做法，都是同“平等交换意见的作风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各级领导者，作为政治家，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政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应当放手“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
领导者与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主要的方面当然在于领导者。但并不是说，要造成这种风气，就不需要文艺工作者的认真合作和共同努力。不！文艺工作者和领导者讨论问题，也要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抱同志式的态度，尊重领导的正确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的意见正确与否要经过实践检验，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正确与否，同样要经过实践检验。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任何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的目的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繁荣文艺。为着这一共同的目标，人民希望各级领导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都作出极大的努力；希望造成一个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平等商讨问题的良好风气。这种风气盛行之日，便是文艺繁荣兴旺之时。我们相信，这种局面是一定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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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带着“含泪微笑”的回顾
——读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
舒新
高晓声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曾崭露头角的作者，后来因为“探求者”一案，被错误批判，下放农村达二十余载。但是，他没有在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停步，当他不久前重返文坛之后，立即以日臻成熟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瞩目。《流水汩汩》、《特别标记》、《漫长的一天》、《柳塘镇猪市》等接踵问世，而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载《雨花》一九七九年七月号）则是更出色的一篇。
《李顺大造屋》取材于农村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通的事件。通过农民李顺大为了造三间瓦房苦心经营三十年，经历“三起两落”的曲折过程，相当深刻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已经三十年，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十分缓慢？为什么农村建设的速度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不相称？作品通过对李顺大造屋的描写，象素描般地展现了我国农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图景。
作品塑造的李顺大的形象，栩栩动人而又耐人寻味。他的性格中有两个最大特点：一是听党的话，二是勤劳朴实。李顺大自然称不上农村中最先进的一类人物，但是，他忠厚淳朴，心地诚笃，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一片可贵的真心。作者揶揄地称他为政治上的“跟跟派”，其实倒是十分典型地概括了农村中最大量群众的思想特征，从积极一面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他的造屋，虽然是个人的事业，然而，和他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旧社会，他有过备受欺凌、冻死爹娘兄弟的悲惨遭遇，他完全明白，要不是解放，莫说是造屋，就是连饭他也吃不上的。所以，他在土改后立志造屋，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这是他以一个农民的目光，认真观察了共产党，观察了新制度，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信心、有毅力保持着长期的令人感动欲泪的艰苦努力，也保证他在意外地受到曲折和委屈时，并无半句怨言。当我们看到他为了响应大炼钢铁、大办集体猪场的号召，毫无隐藏地拿出全部房料时，我们的心是何等地感动而又酸痛啊！要知道，这是李顺大夫妇六年拚命劳动的汗水、妹妹被耽误的青春、独生子口中夺下的糖块换来的啊！他们那样真诚地听党的话，只要党的方针路线不发生错误，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显示出优越性来，人间什么样的奇迹创造不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李顺大的希望，竟然实现得这样艰难而又缓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沉思：生活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出乎意料的事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究竟在哪里？
在李顺大造屋三十年的过程中，有两个阶段是顺利的，这就是从土改到五七年，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在这两个阶段中，李顺大的努力固然艰苦，但希望毕竟在一步步逼近实现。五七年李顺大备齐全部房料，六五年再一次凑足资金，仿佛再前进一步，新居就能站在眼前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五八年刮起的一场“共产风”，一下子吹走了李顺大六年的心血。继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造反司令”又夺走了他的全部积蓄。这两次变故，几乎使李顺大的造屋理想濒于夭折。将这两次变故仔细分析起来，虽然在性质上不能等同：前一次是自家人头脑发胀“拆烂污”，情有可原，后一次则是沉渣泛起，遇了“妖孽”，但是，却也有若干相似之处，这就是政治上风云变幻、极“左”思潮畅行无阻，党的正确路线受到干扰，因而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再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前夕，“‘革命’革得地皮都快光了”，加上社会风气恶化，“后门”洞开，尽管李顺大再一次聚起一笔钱，也只能望空唏嘘，将造屋梦想作画饼之叹。这就再一次从反面总结了历史教训。真正典型化的情节，总是具有以小见大，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作品通过李顺大造屋几起几落的曲折经过，活生生地勾画出那些年头最“时髦”的举动、最富有代表性的“社会风貌”，领着读者不间断地翻阅了农村三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篇章。读者带着“含泪的微笑”，既看到了顺利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也看到了动荡、混乱、乃至倒退的时期，真所谓甜酸苦辣、悲喜交加。而经验与教训，在对比中，也从这些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面对着这串刻写着经验与教训的历史连环画，读者不能不从心底里发出疾呼：千万不能让林彪、“四人帮”之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以及极左思潮卷土重来了。为了建设四化，我们要用百倍的努力去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去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在当前，还必须特别重视去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努力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
把如此巨大的生活内容，压缩到一个不满两万字的短篇中，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确是匠心独运的。在叙述方式上，相应地采用了纵的夹叙夹议的方法，轻易不展开场面描写，有时甚至以议论来交代情节，代替叙述或描写，这样做，不仅节约了文字，也为作者在讲故事时，直接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介，提供了极大方便。如此，通篇呈现出速写画的风格，虽然不能精细，却线条清晰；似乎并不详尽，但重点突出。再配之以农民式的诙谐、机智的语言，更显得议论横生，幽默风趣。这是作品的长处，但我认为，这也同时带来作品的短处，生活横断面总觉得展开不够，人物形象因而不能饱满、厚实，也就势必要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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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藏民族团结的赞歌
——看舞剧《文成公主》
隆荫培
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这个体现着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关系的历史故事，一直在汉藏两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着。《文成公主》早已是藏戏中的传统剧目。新中国成立后，仅京津两地就有越剧、话剧、昆剧等不同剧种的《文成公主》演出。最近，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联合演出了民族舞剧《文成公主》，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用舞蹈艺术塑造的善良、美丽、具有远见卓识和宽阔政治胸怀的文成公主的形象。
舞剧《文成公主》用舞蹈的艺术表现手段，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文成公主这个人物形象。编导们颇费艺术匠心地对文成的思想、情感、品格以及内心精神世界做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因之能使观众了解她，热爱她，敬佩她。
在一幕一场，选认公主的仪式中，编导者让噶尔述说松赞以折箭和敬献哈达来表达化干戈为玉帛的诚心，为民族和睦而请婚之大义，从而使文成深为感动，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特别关切的感情，导致为噶尔所选中。这一情节虽然主要是表现噶尔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从侧面表现出文成公主为汉藏两族团结和睦而献身的心愿。文成在深宫内手捧哈达的一段独舞，深情地表现了她对松赞的敬佩、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随后和母后离别前的一段双人舞，既描绘了她对亲人、故乡的留恋，也表现了她为着崇高的目的，不得不扯断儿女情丝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青海草原上，文成触景生情模拟大雁展翅翱翔的独舞，既抒发了文成的凌云浩志，也描绘了她对这美丽草原的热爱和来到藏区后的兴奋心情。
最后一场，由于赤登对噶尔的暗害，使得他们这支进藏的队伍遇到前无接应、后无补给和风雪严寒、高原缺氧的困境，人心浮动，思念故乡。当护送使者决定将队伍撤回长安的关键时刻，文成为了遵奉太宗的嘱咐，忠于松赞的情义，断绝自己思亲之念和表示进藏的决心，毅然将母后所赠之“日月镜”掷于山崖下，并立即命令队伍出发，继续前进。这充分地展现了文成的英明果断和不畏困难的精神气概。在赤登放射暗箭谋杀文成、赤登将噶尔推下山崖、造谣中伤破坏汉藏团结的种种阴谋活动败露之后，文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大业，竟出人意外地当众折箭，赦免了赤登的死罪。通过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陈爱莲同志细致入微的表演，一个光辉的古代巾帼英雄的形象，就比较完整、鲜明生动地树立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舞剧略显不足的是松赞干布的形象还不够理想。从他的基调动作和人物的造型都使人感觉只象一个威武的勇士，而缺乏吐蕃英主应有的军事家兼政治家那种雄才大略的风度。赤登阻挠破坏汉藏团结的行动的思想基础也缺乏必要的表现，使观众不易理解。
表演性的舞蹈方面，剧中也有不少精彩的场面。如在宫廷中伎乐人的舞蹈、武士们的盾牌舞，送别时的仪仗舞，最后一场的莲花童子舞等，都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古代乐舞资料的基础上所获得的可喜成果，它们对于表现时代特点、衬托环境气氛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现在舞剧中的藏族舞蹈则显得比较一般，缺乏鲜明的时代特色。
另外，在松赞和文成的双人舞中，如何使用托举动作来表现情感发展的高潮，也是我们需慎重考虑和对待的问题。剧中所出现的有些托举动作，显得过于生硬不协调，破坏了我们民族舞蹈的形式美，与全剧的风格也不够统一。
让我们在祝贺舞剧《文成公主》演出成功的同时，愿它经过进一步加工修改和刻意求精，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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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
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建国三十年来，相声艺术取得很大成就。旧社会被人们瞧不起的、难入文学艺术之林的相声，解放后成了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了发展相声艺术，需要对相声艺术的传统、特点和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这里，我们想谈谈关于相声艺术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以期促进对相声艺术的研究。
讽刺是相声艺术的传统。且不说流传下来的几百段传统作品，讽刺的特色反映着相声艺术的历史行程，成为相声发展的主流；就是孕育相声艺术形式的古代“俳优”、唐代“参军”、宋代“杂剧”以及民间笑话等等，无一不是以讽刺见长的。可以说，相声的艺术生命来自讽刺！
当然，相声在旧社会主要流传在市民阶层，每为下层劳动群众、城市贫民等所喜爱，因而带有不少庸俗、低级的小市民情趣。特别是解放前夕，相声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踏得不成样子，不少作品充斥着黄色、下流的低级趣味，甚至连一般市民都不屑一顾，嗤之为“下三烂”。
但是，这些旧时代的污秽并不能淹没作为相声主流的讽刺锋芒。因为人民是永远不甘屈服的，不管黑暗势力多么强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总是要通过各种曲折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相声就象被踩在泥沟里的小草一样，经过曲折的变形，仍然顽强地生长着。例如传统作品《字象》，借助“一字、一象、一升、一降”的语言文字游戏，讽刺了巡按、典史等贪官污吏的昏庸和贪婪。《揣骨相》则大胆揭露反动军阀是“贼骨头”、“贱骨头”、“反骨头”。《牙粉袋》讽刺日本侵略时期物价飞涨，面粉袋只有牙粉袋一样的大小。而《改行》、《关公战秦琼》等则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嘲讽了“天之骄子”的皇帝，鞭笞了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在旧社会，讽刺是劳动人民战斗的武器，讽刺的传统就是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
新中国的成立，为相声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给相声创作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讽刺和歌颂的关系问题。从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以讽刺为特长的相声艺术能否歌颂呢？讽刺还要不要？讽刺和歌颂的关系怎样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到了人们面前。
解放后出现的相声作品，有许多是歌颂性的。有些作品在鞭挞反动统治阶级丑恶的同时，也赞扬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以欢悦的情绪和轻快的节奏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好》，歌颂福建前线民兵英雄的《英雄小八路》，表彰公社社员的《女队长》、《公社鸭郎》，以及深刻反映新旧社会变化的《昨天》，都是时代生活的颂歌。特别是相声《昨天》，以强烈对比的手法，把“今天”和“昨天”结合起来，通过酣畅的笑声，既揭露了苦难的“昨天”，又赞颂了幸福的“今天”，还鼓舞着人们迎接更美好的“明天”。这种热情歌颂新生活的尝试，为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然而，对新生活的赞美并不等于对旧垃圾的清除。相声歌颂功能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对讽刺传统的否定。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因此，作为劳动人民的艺术武器，相声在获得新生以后就非常自然地加入了清除旧垃圾的战斗行列，讽刺再也不是人民在重压之下曲折地发泄其愤懑的手段，而是群众自觉地和过去告别的战斗武器。从此相声的讽刺传统掀开了新的一页，涌现了《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住医院》、《妙手成患》、《砍白菜》、《飞油壶》、《离婚前奏曲》等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无论讽刺的自觉性、准确性和深刻性，都比传统相声有了极大的提高。何迟同志的《买猴儿》、《开会迷》、《统一病》的出现，使相声的讽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买猴儿》塑造了工作上“马马虎虎”，生活上“大大咧咧”，作风上“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典型形象，尖锐地抨击了雇佣观点的残余，严肃地指出了虽然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不可轻视的一种思想倾向。《开会迷》辛辣地嘲笑了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统一病》大胆地揭示了那种由于不懂经济而把一切都“统死”的错误倾向。这些作品既是严肃的、尖锐的，又是热情的、善意的。他们饱含着人民对生活更热烈的追求，对理想更美好的憧憬。它们象放大镜那样，把旧世界留下的痈疽毒瘤戳破给人们看，催人发笑，引人深思。
遗憾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政治生活的正常局面渐渐被破坏了。真话不敢说，缺点不敢讲，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批评被诬为“攻击党的领导”，对生活里落后现象的揭露被斥为“丑化社会主义”，于是诸如《买猴儿》、《开会迷》、《统一病》等一批反映群众心声、切中时弊的好相声，统统被打成“毒草”，并且株连作者和演员，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讽刺艺术被列为“禁区”，人们一提讽刺就噤若寒蝉，视为畏途。
此后，随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战线上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不断升级，相声艺术通向生活的大门渐渐关闭了，揭露矛盾的言路日益堵塞了。讽刺既不能要，那么就只好在狭小的圈子里搜索所谓的“光明面”。而在“五风”泛滥的日子里，假话、大话、空话是被当作“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的，于是，象《幸会嫦娥》、《赶跑龙王》之类的作品便杂沓而生。相声再也不成其为相声，而变为浮泛的空喊、“政治的对话”。就这样，由于背离了现实主义道路，不仅扼杀了相声的讽刺传统，也堵塞了相声歌颂的道路。讽刺的急剧衰落和歌颂的畸形发展，这自然是对相声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动。
六十年代初期，曲艺界曾就相声的目的和手段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比较一致地肯定了相声的讽刺性能，指出讽刺是相声的艺术特长，“但不排斥歌颂，也兼有介绍知识、娱悦观众等性能”。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积极的、正确的主张既不可能扭转当时盛行的“左”的倾向，也就无法扳回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
笑，本来既是相声的目的，也是相声的手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应该采取笑的艺术手段，而笑对相声艺术本身也可以说是目的。然而，长期以来，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常常处理得不恰当，而对政治的理解又是十分狭隘、片面的。起初，把“政治”跟一时一地的运动等同起来，为“政治”服务成了政策图解。所谓“说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口号更助长了相声脱离生活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成了野心家的阴谋；篡党夺权的丑类被当成是“反潮流的英雄”狂加吹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被横加种种罪名乱施挞伐。只要翻看一下“四人帮”时期的某些相声，便不难发现，在那里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不论歌颂还是讽刺，都成为阿谀和谩骂、献媚和诽谤的手段，这实在是艺术的堕落！
粉碎“四人帮”，相声有如咆哮的江河，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桎梏和禁区，冲向生活的前列，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几乎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同时，《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特殊生活》、《闹而优则仕》等相声便在群众中风传着，表达了人民对胜利的喜悦，对这伙人类蟊贼的鄙视。不久，以“内部讽刺”为特色的相声作品也开始显示威力，象《如此照相》、《霸王别姬》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形成“四人帮”悲剧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切中时弊，发人深思，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象《不正之风》、《媳妇往哪儿娶》、《教训》等作品，则又深入到生活的潜流，夸张地向人们显示不应忽视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讽刺和歌颂的关系，也因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而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粉碎“四人帮”以来，相声正以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走向繁荣。人们需要开怀的笑，尽情的笑，酣畅的笑，在笑声中和“昨天”告别，在笑声中走向未来。可以预期：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道路无比广阔，相声艺术将以新颖的风姿立于文学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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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创刊
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编辑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创刊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丛刊，它将总结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阐发古代文论所概括的文学创作经验，并对古代文学理论著作进行考证、注释和研究，为促进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和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提供历史借鉴。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创刊号的主要文章有：郭绍虞、王文生的《审美理论的历史发展》、徐中玉的《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张文勋的《孔子文学观及其影响的再评价》、杨明照的《刘勰〈灭惑论〉撰年考》、程千帆的《韩愈以文为诗说》、舒芜的《曾国藩与桐城派》、敏泽的《刘熙载及其〈艺概〉》等。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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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
大学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编选）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将全部出齐。这套书共计五种分订十八册，计《文学运动史料选》五册；《短篇小说选》四册；《新诗选》三册；《散文选》四册；《独幕剧选》二册。全书共约八百万字。
解放以来，对从五四到建国为止这三十年来的文学运动史料和作品作比较全面的整理，编选成为较有系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选集，这套书还是第一部。
收入这套书的史料和作品，一般都以最初发表的文字为准，其中有些作品已不易找到，有的早已绝版，所以比较珍贵。对于想了解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志，这套书是很有用处的。（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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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外国文学评论》第一辑出版
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学评论》第一辑，已在最近出版。这是一种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外国古典作家和作品的辅导性读物。
老作家茅盾为第一辑撰写了题为《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的文章，说明了阅读及借鉴要注意的问题。冯至的文章对于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谈了他的看法。季羡林、田德望、金近等的文章分别介绍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但丁的《神曲》和安徒生的童话。这些文章都写得深入浅出，文字也饶有兴味。此外，第一辑还专文评介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英国高尔斯华绥的《有产业的人》等十多部作品。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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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拍手歌
华君武我约你的稿，你约我的稿，大家忙得很，刊物出不少。南组北的稿，北组南的稿，有的质量差，有的味道好。东拉西的稿，西拉东的稿，小卒丢一边，名家全去找。百花齐放好，雷同可不妙，最苦出版局，纸张太缺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