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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资料
党的“一大”代表究竟多少人？
党的“一大”代表人数，当事人回忆说法不同，有说十二人的，有说十三人的。现在，经过反复核查，十三人的说法比较妥当。
“一大”召开前，确定国内六个地区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湖南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北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有李达、李汉俊，北京有张国焘、刘仁静，广州来了陈公博、包惠僧，日本留学生来了周佛海，共十三人。其中，周佛海、陈公博在第一次大革命前就脱离了共产党，后来当了汉奸。
过去，说“一大”代表十二人，主要是认为包惠僧是“列席”或“旁听”的，不是正式代表。这是代表人数有争议的一个焦点。包惠僧原为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负责人。一九二一年一月到上海，五月受李汉俊委派去广东请陈独秀回上海，临时在陈公博主编的《群报》任特约记者。后接到李汉俊来信，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一大”，并要广东派两个代表。陈独秀因故不能去，就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会议。据现在看到的八位当事人的回忆材料，都肯定包惠僧出席了“一大”，享有和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说他是“列席”或“旁听”，没有足够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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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州市委负责同志严于律己
经常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
当我们走进中共江苏省泰州市委机关后面的一个院子时，看见的是一排古老破旧的房屋。顶头一间，里面被“一分为二”，外间阴暗窄小，墙灰有些脱落，一张旧案桌上面，堆满了书报。这就是市委副书记顾洪林的宿舍。
顾洪林到泰州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了让他住得宽敞一点，机关行政部门想把他和隔壁汽车司机小于的住房对调一下。老顾怎么也不同意，说：“那怎么行！小于马上要结婚了，好房子应该给他。”一位好心的同志劝他说：“你是书记嘛。”老顾仍然坚决不同意调换。
顾洪林是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前年他带领工作队到泰州纺织厂蹲点，发现这个厂扩建以后，工人大批增加，职工宿舍非常紧张，很多工人的家离工厂远，生活上有很多困难。顾洪林感到内疚，他对同志们说：“我是分管工业的，工厂生活设施这样差，对不起工人同志。”他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到现场，落实措施，限期解决。他还经常奔波在工地上，亲自检查督促。前年一年，纺织厂就新建起职工宿舍五千多平方米。当纺织厂的工人到顾洪林家里看望他时，大吃一惊，没想到为他们建设新住宅而操劳的老顾同志，竟住在这样的小屋里！
在住房问题上，泰州市委常委们十分注意群众影响。前两年，市委盖了两幢宿舍楼，刚竣工时，有关部门准备把离机关较远、住房太紧的常委安排进去。常委们把自己和群众的住房做了一番比较，最后通知有关部门：“机关一些普通干部的住房比我们还挤，应当优先照顾。”
市委书记黄扬的男孩子黄田田，从小就向往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一九七六年秋天，田田正在上中学，部队来学校招兵。学校认为田田平时表现不错，准备选送他去。可是，黄扬不同意：“不能因为他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就特殊照顾。名额少，报名的多，还是让别的孩子去吧。”学校领导被说服了，田田可急坏了，冲着爸爸吵个不停。黄扬对他说：“干部子女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先人后己。该叫你带头时，爸爸再支持你带头。”
时隔不久，黄扬的妹妹从家乡来了。临行前，社办企业让她通过哥哥搞一点材料回去。她知道黄扬的脾气，没敢向他开口。黄扬上班走了，她就自己找熟人活动，终于弄到了一点渣油。很少发脾气的黄扬，这次动了大肝火。他把妹妹叫到跟前，严肃地说：“泰州不是我开的百货商店，不管什么人都得按党的纪律办事。”直把妹妹训得流了泪。事后，他严肃检查了这件事，并亲自通知有关部门，以后凡是没有正当手续，打着“黄”字旗来的，一律不准办！
现在，泰州市委已经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公约，例如，不用公款公物请客送礼；不让公勤人员为个人办私事；不接受所谓新产品“试用”、“试销”和“尝鲜”；单身在泰州的常委，和机关干部一样，住集体大院，到大食堂排队买饭。在市委的影响下，许多部门和单位也主动对特殊化问题“防范”、“设卡”。市委行政机关不接受为领导者个人服务的事情。如果谁想到市委招待所用公款办酒席，所长不理，服务员不办，会计不报销。不久前，一个局想把一位市委副书记的女儿从工厂调到局机关工作，市委组织部给卡住了。
泰州市委常委的好作风，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位基层干部对我们说：“我们市委并不十全十美，还有许多问题希望他们改进。但是，他们经常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实现四化的希望！”
本报通讯员 汤顺培
本报记者 蔡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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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本报评论员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是，只有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才能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才能使人民过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辛勤地进行劳动。因此，我们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同时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应该清醒地看到，旧中国的经济极其贫困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国家的底子还是太薄，而且人口众多，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还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遗留下来的困难和问题，真是成山成堆，百废待兴。这就更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古人说：“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要努力节约每一个铜板、每一份物资，用它们来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艰苦奋斗首先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它来自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和崇高的生活目标。当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靠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才打碎了反动派的经济封锁，矢砺了革命的志气，培养了一支具有革命坚定性的干部队伍，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方志敏烈士说得好：“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坚持不吃肉、不喝酒，与民同甘苦，在人民群众中发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使我们比较顺利地争取了国民经济的好转。革命先辈们的崇高品格和高尚的情操，是我们的传家宝。有了这种艰苦奋斗、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负重的精神，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同时，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崇高的品质，才能够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光荣传统，而且涌现了一大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为人民的好干部。今天，当我们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着新的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每一个有志于献身四化的革命者，都应当以这些革命的先驱为光辉的榜样，时刻不忘我们所肩负的重任，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光大。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的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想。特别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严重地侵蚀了我们党的肌体。有些共产党员利用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有的人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无度；有的人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损公肥私；有的人巧立名目，化公为私，以试用、试穿、试戴、试看、试听、试吃等多种名目，侵占国家和集体财物。沾染了这种不良之风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诚然，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我们并不反对人们过美好的生活。但是改善生活，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而且首先要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在目前群众的生活还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做为人民公仆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绝对不应当任意挥霍浪费国家的财富。领导带头作出好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若指挥员为一己之私利操劳竟日，怎能去号召群众为四化大干快上？如果你自己整日山珍海味、追逐那自不解囊的杯中之物，又怎好动员群众艰苦奋斗，克服暂时的困难呢？古贤者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又怎能“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呢？
为了使全党同志更好地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各级党组织应把对党员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作为党的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要结合具体的事例，教育每个党员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挥霍浪费为耻；教育每个党员把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过程，当作进行党性修养的过程，自觉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加强对这方面的监督和检查，并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些好的规定条例。只要首先把党风整顿好，民风也就会随着好起来，我们的四化建设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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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中共黄梅县委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干部
中共湖北黄梅县委为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采取多种形式，抓了培训干部的工作。县、社两级共举办短期训练班四十八期，培训干部六千多人；县委党校开办四期，培训干部七百五十四人。通过学习，广大干部弄懂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推动了各项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下达以后，这个县的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些干部左顾右盼，疑虑很多，担心路线偏了，政策右了，因而谨言慎行，“说话不开第一腔，做事不做第一桩”。县委深深感到，要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培训干部是当务之急。于是，县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培训干部的规划，决心分期分批培训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骨干。
黄梅县委在培训干部过程中，注意引导干部认真领会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联系实际，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例如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原来对某些现行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目前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决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贯彻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正是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搞假社会主义的流毒，从实际情况和群众的利益出发，更好地调动人们大干四化的积极性。
广大干部通过在训练班学习，解开了思想疙瘩，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分清了真高举和假高举，从而革命精神为之大振，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各项政策的落实，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宛良侣 王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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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的称号
——记退休老干部郝效智
一九六五年十月，身患肾炎、肺结核、胃溃疡多种疾病的中共山西省平定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长郝效智同志，退休回到了城关镇学门街居民区。按理说，这位三八年入党，为革命出生入死、积劳成疾的老同志退休后，总该歇歇心、安度晚年了吧？但他不是这样。老郝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就去找镇党委和居民区党支部报到。他说：“由于身体不好，我不能继续在岗位上工作了。但我受党教育多年，不能坐着吃老本。人退休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不能退！”此后，他就组织居民学习，帮助调解民事纠纷，教育待业青年，成了学门街的一个大忙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老郝担任了居民区党支部书记。这个居民区八百多户，居住面积差不多有半个县城大。老郝拄着拐杖，一户一户地登门走访。独身老人杨艾连缺钱买粮；人口多、债务重的李保英生活困难，……他都一一记在心里。那些日子，老郝日不停脚，夜不成寝，一个心眼为困难群众想办法。他向党支部汇报情况时说：“共产党员不能光给群众说好听话，更不能看着群众有困难不管，不为群众办事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老郝的提议下，街道党支部自己动手办了一个自负盈亏的居民纸盒厂，为困难户解决问题。
纸盒厂的厂址设在一眼破窑洞里。从动工的第一天起，老郝就在破窑洞里安营扎寨。没有建筑材料，他就和居民区的妇女、孩子一起去挖炉灰，拣破砖；没有匠人，他就去请居民区的工人下班后帮忙。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七间平房建好了。三十多个家庭有困难的街道妇女提着板凳，拿着剪刀，高高兴兴地来纸盒厂上班了。在老郝的带动下，厂子越办越红火。几年后，每人平均月工资达到了三十多元，还有了劳保福利。一些原来有债务的工人，不仅偿还了借款，还买下了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可是“办厂功臣”老郝除害了几场大病外，一无所获。工人们过意不去，主动要求厂里给老郝一些照顾。他知道后，便耐心地向工人解释道：“当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图名图利。一干点工作就伸手讨价，是糟蹋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不能干这种事！”老郝从不为自己谋利益，心里想的都是群众。居民宋志勤的丈夫触电死亡，留下四个孩子，生活很困难。老郝就建议把她安排到纸盒厂，并经常帮她筹划家务。一次居民区分配到一架缝纫机，老郝建议先给宋志勤。他说：“志勤家孩子多困难大，有台机器缝新补旧每年总能少花几十块钱。”居民刘培华患肺结核，多年一直定牛奶喝，丈夫死后想把牛奶退了。老郝得知后，亲自到她家安慰说：“牛奶不能退，钱不够我给出。”感动得刘培华直流眼泪，说不出话来。
十几年来，郝效智同志的事迹在学门街居民中广为传颂，尤其是那些纸盒厂的工人，一谈起来就说：“我们离不开纸盒厂，我们离不开郝大爷！”但老郝总是说：“不对！应该是离不开共产党，离不开社会主义！”
李铭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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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才能同心同德
——上海搪瓷一厂干部群众一心干“四化”
本报讯 “作为党的干部，只有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说话才有号召力，干群关系才能融洽。”这是上海搪瓷一厂党委在实践中得出的一条重要体会。
每逢遇到加工资、发放票证等福利待遇问题时，这个厂的党委成员总是主动谦让，决不跑在群众前面。去年百分之二的职工提级，群众一再提名党委书记臧德丰，说他身患多种疾病仍然坚持工作，对办好企业有贡献。厂工资调整领导小组也认为老臧符合条件，但他在小组讨论中坚持不提自己，最后把问题提到了厂党委。在党委会上，老臧仍坚持说：“目前国家有困难，这次加工资的范围又这么小，我作为党委书记，怎么能伸手呢！”他提议：“将这个名额让给工人师傅”。党委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个厂党委一班人，坚持平时不脱离劳动，在第一线解决问题，与群众同甘共苦。去年三月，上级紧急布置生产一批慰问杯，制坯车间金工组工人抢先接下了开模子的重担，党委委员、副厂长金纪祥与工人一起日夜苦干，及时解决技术和外加工问题，全组提前一星期胜利完成了任务。去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大雨如注，眼看二号炉窑即将淹进水中，马上要发生熄火停产的事故。党委副书记、厂长刘懋椿冒雨赶到现场，不顾严重的高血压，立即带领工人抢救，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排除了积水，保证了生产。
厂党委还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怀职工，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去年春节，党委发动干部党员走访了三百多户职工家庭。党委九个委员分成四班，每天有两个委员睡在厂里，利用一早一晚，深入班组找职工谈心。有位老工人动手术大量出血，当血浆用完的紧要时刻，党委委员蒋怡民等九位同志，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带头给老工人输血。工人杨玉美患有高血压，家里楼梯很陡，又没有扶手，走上走下耳鸣眼花。党委知道后，就派人用旧木料给她做了扶手。去年上半年，党委责成有关部门，狠抓了改善食堂、改善托儿所、调整保健站场地等有关群众生活的十件大事，受到全厂职工的一致称赞。
党委一班人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赢来了全厂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干四化的生动局面。去年六月初，党委看到按上半年生产要双过半的要求，产值还差四十万，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向群众讲了。工人们早来晚走，积极工作，到六月底，不但全面完成八大指标，质量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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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借鉴与研究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干部制度点滴
群众评议
罗马尼亚实行对所有干部每年进行一次群众评议的制度。由所在单位的群众，对干部的政治思想、业务技术、道德品质、完成任务情况进行分析讨论，作出评价，写成鉴定材料，经本人签字后装入档案，作为考核和使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干部交流
罗共实行干部交流的制度：从做党的工作调做经济工作，从中央部长调任县委第一书记等。目的是使干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全面锻炼，避免在某一领导岗位上时间长了，墨守成规，思想僵化。
轮换制度
南斯拉夫议会的执行委员会，即政府，从主席到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等，都是任期四年，一般只能连任一次。铁托总统提出的一切党政机关采取任期一年的执行主席制的新倡议，已由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带头实行。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限制任期和定期轮换，可以防止党和政府官员的职业化、官僚化，防止某些人垄断某项工作。任职期满轮换下来，仍回原单位工作。
工资的发放
罗马尼亚从部长到企业领导人都实行每月只发给基本工资百分之八十的制度。年终完成计划者，补发百分之二十，未完成计划者，在百分之二十中按比例减发，超额完成计划者加发奖金。
住房和用车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规定，干部私人住房和私人用车等费用，都从个人工资中支付。部长、市县委书记住房家具陈设一律个人购置。所得税、房租、托儿费等，工资多者多付，少者少付。总书记以下领导人出国访问、国内视察，一律乘坐班机、班车，不带私人秘书、医生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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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长征中的共产党员
湖北省宜昌市纺织局原副局长杜远金（左一），主动要求免去副局长职务，下到宜昌市印染厂当厂长。他到厂任职后，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初步改变了工厂的落后面貌。
新华社记者 花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