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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冰下捕鱼
北国隆冬，万里冰封。湖泊、水库、河流里的淡水鱼，在这期间都潜伏冰层之下休息一个冬天。
严冬，鱼群比较集中，活动力低，容易捕捞。淡水鱼为了越冬的需要，在入冬以前，积累了较多营养物质。为了在严冬季节得到鲜肥的活鱼，北方某些偏北地区，从十一月下旬到第二年二三月，用冰下拉网的办法，进行捕鱼活动。
冰下拉网捕鱼比一般捕捞作业艰苦得多。这是因为：第一，捕捞时要在冰面用凌枪开凿冰窟，用做下网口和出网口；还得凿许多小冰洞，穿送曳网用。这些都是很繁重的劳动。第二，一般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中露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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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
为什么“三九”最冷？
农事节气的“小寒”（一月六日）“大寒”（一月二十一日）之间，是一年当中最冷时期。“三九”正处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我国各地冷到什么程度？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东北地区可到零下十至三十度，冻土有二米厚；长江流域约在零度到十度之间；广东、广西平均气温也只有十至十五度。
这个时期上述各地还会出现最低气温，比如东北就出现过零下四十度，华北出现过零下二十度，长江流域出现过零下五至十度。
“小寒”到“大寒”之间，西伯利亚冷空气活动频繁，每隔一周左右就有一次侵入我国。这些冷空气中，有些是强大的。还有一个原因：从入“九”到“三九”前后，地面向天空散发的热量比天空辐射地面的多，气温也要降低。 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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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口农场二分场养猪场实行订立合同、包养到户的管理办法
一举扭转二十年来亏损局面
本报讯 记者陶远报道，去年二月，北京市南口农场二分场，把一个连续赔钱二十年的养猪场包给职工祁瑞林，由他“一家班”管理、饲养。到十二月中旬，已盈利九千多元，扭转了多年的亏损局面。
这个养猪场是一九五八年建立的，养猪五百多头。二十年来，由于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平均每年赔钱一万四千多元，多数年份还亏损饲料。去年年初，职工开展“能不能做到养猪不赔钱”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猪场问题多，不赔钱很困难。职工祁瑞林提出，由他全家把这个猪场包下来，力争做到不赔钱。
祁瑞林的提议，得到了分场领导的支持。二月底，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养猪合同。合同规定：到一九八○年二月底，猪场要向国家交售毛猪七万二千斤，不亏料、不赔钱，猪存栏数和重量不少于接收时的指标；祁瑞林在农村的爱人和三子一女，到猪场当临时工，完成任务后，每人发给奖金一百元；完不成任务，扣除每月百分之十的工资；如果盈利，奖励利润的百分之四十。猪场的设备、开支和水电费实行包干，节约归己。
祁瑞林一家以场为家，管理精心，很快改变了猪场的落后面貌。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猪场已向国家交售肥猪三百六十头，毛重六万三千多斤，收入五万多元。
实行“一家班”饲养，节省了人力、开支，降低了生产成本。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好处。签订合同之前，这个猪场有管理、饲养人员十二人，现在只有六人，节省出六个劳力，全年的工资开支减少了三千多元。场内的旧扫帚、铁锨和车子等工具，都被收集起来，重新修理使用。去年除购买饲料等项必要的开支外，猪场只添置了六个电灯泡、两把扫帚和一个打气筒。往年到粮库拉饲料，因不按时送麻袋常被罚款，前年一年就被罚二百元。去年，他们自己拉料，及时送回麻袋，不但没有被罚款，每月还节省运费十五元。猪舍的围墙和圈门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修理。由于开支减少，每斤毛猪的生产成本，已从上年的一元零二分降低到六角四分钱。猪场除已向国家交售的肥猪外，现在圈里还有肥猪八十头，全年向国家交售毛猪的重量可达七万五千多斤。一九七九年，他们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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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一家班”包养集体猪的办法好
如何使集体猪场不亏本还能盈利？我们在湖南省望城县和一些干部、群众座谈，他们普遍赞扬养猪劳动模范张仕斌一家包养集体猪的办法好。
张仕斌所在的新康公社和梅树大队联合经营的梅树猪场，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就由他一家负责饲养，人们习惯称作“一家班”。二十一年中，他家共向国家交售了肥猪三千八百多头，计重六十五万七千四百多斤，积厩肥二十五万七千多担，上交纯利八万五千九百多元。去年一至十月，上交肥猪三百六十多头，计重七万四千多斤，还存栏五百多头。
“一家班”是怎样养猪的？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张仕斌家里作客。一进门，看到有的人在粉碎饲料，有的人在扫栏舍，全家人干得热气腾腾，场内场外整齐干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张仕斌告诉我们，全家二十一口人，都吃、住、劳动在猪场，以场为家，大体分为种植、饲养、卫生、生活四个组。有专人兼任配种、防疫、运输和栏舍修理等工作。一家人既相对分工又密切合作，做到人尽其力。
在分配和劳动报酬上，年初由大队和社员代表，根据张仕斌一家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技术高低，评定一次底分，年终按猪场当年收入，一次评定工分和口粮。根据养猪不分天晴落雨，没有节假日的特点，大队社员代表会决定，参加养猪劳动力的报酬，比同等劳动力高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七八年，他家养猪共增重六万九千多斤，投肥三万多担，上交纯利八千七百七十多元，大队给张仕斌一家记了九万五千七百工分，平均每增重一斤猪约得一分四厘工；每人平均上交纯利四百一十七元多，为全大队平均数的五倍多；全家所得工分、收入和口粮，分别比全大队平均水平高百分之十七、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十二。这样，集体合算，张仕斌一家满意，社员也高兴。
“一家班”养猪有哪些好处？座谈中大家说：一是把饲养人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猪场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饲养人员十分关心猪场的生产成果，注意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养好猪，多产肉；二是全家紧密配合，做事不分彼此，不论重活、轻活、技术活和普通活，不斤斤计较，小孩子一放学就可以拿着扫帚扫猪栏，老年人也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利于充分挖掘劳动潜力；三是包养集体猪的户一般养猪经验比较丰富，又有辅助劳动力，有利于稳定饲养队伍和促进养猪生产专业化，不断提高科学养猪水平。
张仕斌“一家班”包养集体的猪，对国家、对集体的贡献很大，但还有潜力可挖。群众认为，如果做到按猪的增重配饲料，按猪的增重记工分，实行猪场包户饲养，超产奖励的办法，还可进一步调动养猪户的积极性。 刘海金 刘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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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要忌讳一个“包”字
北京市南口农场二分场的集体猪场，一年之内，扭转了二十年来的亏损局面，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呼隆”管理方式，采取了订立合同、包养到户的办法，效果很好。湖南望城县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实现了集体猪场的增盈。
南口和望城的事实证明，集体养猪不难办好。关键在于采用什么管理方法和责任制形式，是不是能够把饲养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过去，不少人忌讳一个“包”字，在生猪饲养上，不敢实行包养到户的责任制。猪场经营好坏和饲养人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以致饲养者不关心经营成果，不精心进行成本核算，猪场怎么能够办好？怎么能不亏本呢？南口二分场坚决改变了老一套的做法，采取了包养到户的办法，增强了饲养者的责任心，局面很快改观。
有人至今余悸未消，害怕这样做是“倒退”，是“资本主义”作法。这就有个分清是非，解放思想的问题。望城和南口二分场，实行“一家班”管理办法，猪场是集体的，所有制未改变，只是改变了管理方法；收入部分主要交给集体，生产者得到他应该得的部分，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这怎么能和资本主义沾上边？有了明确的责任制，人的责任心加强了，猪养多养肥了，应该说这是一大进步，怎么能说是倒退呢？难道年年亏损就是前进吗？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集体猪场亏本，看来这和人们害怕一个“包”字不无关系。当然，责任制有多种形式，办好集体猪场不一定采取这一种形式。养猪和经营大田以及其他生产有所不同，各地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采用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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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泥饭碗”书记
河北省抚宁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一九七九年给工分加补贴的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庆昌转为国家干部。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到官庄找秦庆昌征求意见，秦庆昌说：“官庄大队还没有建设好，我决心继续在大队干下去。”听说秦庆昌谢绝转为国家干部，一些比较知己的同志和亲戚朋友都来劝说：“庆昌啊，你真傻，为啥放着‘铁饭碗’不端端‘泥饭碗’？”
秦庆昌原是唐山铝厂的工人、唐山市劳动模范，每月工资六十多元。一九六三年，党号召支援农业，秦庆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和群众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秦庆昌从工厂回到官庄，头一年，群众就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带领社员洗碱改田，种植了一百亩水稻，亩产比原来增长一倍。后来，他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社员一道艰苦奋斗。经过几年努力，一千八百亩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全部改种了水稻，亩产闯过了千斤关。秦庆昌发挥他在工厂掌握的技术知识，在大队办起了草绳厂、机修厂、砖厂、机械化养猪场等工副业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壮大，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九七○年，他被提拔为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但他坚持不离队。现在，这个大队公共积累已达九十多万元，社员口粮在五百斤以上，分配水平达一百四十多元，成了全县的富裕村。干部、社员说：“咱们官庄大队能有今天，是‘泥饭碗’书记带领大伙苦战奋斗干出来的。” 王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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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不怕被人“小看”
共产党员董存文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最近调到江苏省铜山县利国公社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社办工副业生产。他为了了解工副业生产情况，走访了一些单位。
一天，他走进公社编织店，以顾客的口气了解生产情况。编织人员打量他一身穿戴，以为他是微山湖里的渔民，问他想买什么。董存文和气地说：“来学习学习”。
董存文与大队干部谈话中了解到，个别社员外出干杂工，不向生产队里交钱，影响社员的劳动情绪。他到工副业办公室问一个会计：“你们对干杂工的工资是怎么发的？”那个会计不认识他，以为他是来申请干杂工的，爱理不理地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说话间，办公室主任进来了，一看见老董忙打招呼，那个会计感到很不好意思，董存文笑笑说：“这没什么。”老董跟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杂工工资发放的新办法。
一些同志见董存文的穿戴不讲究，劝他买件料子衣服“武装武装”，免得让群众“小看”。他说：“我不怕被人小看，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去继承它，发扬光大。如果干部摆官架子，耍官腔，群众就不敢接近我们。脱离了群众，那将什么真实情况也了解不到，什么事也办不好。
阎洪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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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家庭副业收入能否超过集体分配部分？
一九七九年，福建省福州市郊农村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农户，家庭副业收入超过了集体分配部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说可以，有的担心会产生“资本主义”，产生两极分化。
当前，福州市郊农村绝大部分社队集体经济薄弱，分配水平比较低。一九七八年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分配水平只有四十元左右，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很容易超过集体分配的收入。在集体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暂时超过集体分配部分，应该是允许的。
这会不会影响或者瓦解集体经济？实践的回答是否定的。宦溪公社鹅鼻大队，近三年来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较快，去年社员自种的佛手瓜、私养的猪和羊的收入比上年增长了一倍。然而，去年社员向集体投肥不比上年少，向集体投工比上年增加十一万个工分，集体的粮食产量从上年的十七万斤增加到二十八万斤。加上林、牧、副业收入的增长，去年集体分配给社员的部分达四万元，每人平均一百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半。集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社员家庭副业。
这会产生两极分化吗？现在农民之间收入的多寡悬殊，和旧社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今天，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有些农户在完成集体生产任务的同时，利用工余时间经营一些家庭副业，是靠自己的劳动，为了改善生活，挣的钱既不是剥削而来的，又不把它作为资本去剥削他人，有哪点可以非议呢？况且，一些家大口阔或缺少劳力的家庭，由于家庭副业安排得好，收入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赤卫公社鹤林大队桂兜生产队社员张厉火，一家八口，只有儿子媳妇能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过去，家大口阔，生活困难。近三年来，儿子媳妇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家中养母猪和肥猪，每年收入一千多元。现在，集体分配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好。这正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并没有出现剥削和被剥削的情况，有什么“两极分化”？
我们的社会产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目前，一些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超过了集体分配部分，主要不是社员家庭副业发展太快、个人收入太多，而是集体经济太薄弱。我们应该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迅速壮大集体，而不是压低社员收入，要在努力发展集体生产的前提下，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本报记者 陈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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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村是怎样富起来的？
山西省侯马市的东郊，有一个秦村。人们赞美它，羡慕它。
秦村，白杨参天，垂柳荡空，泡桐杂以古槐、翠柏，为屋舍镶上了道道花边。新建的楼房、瓦房，鳞次栉比，排排相连。
人都夸秦村大队富裕，这话名不虚传。一九七八年，全大队每人平均分配达到二百六十多元，年终分配兑现后，这个三百五十多户的大队，社员一下子就向信用社存款十二万多元，最多的户存到一千四五百元。
秦村社员口粮达到六百多斤。在这里，生产队给每户社员发有领粮登记本。集体面粉厂有面粉、挂面、面条，任社员选。每到春节，集体还给每人供应五斤猪肉、四斤豆腐、三斤粉条。孩子上学，幼儿入托、社员看病、缝补衣服等福利事业，大队也解决得很好。文化生活也很活跃，大队有三台电视机，还有电影放映机；设有七年制学校和农民科研夜校。秦村大队的社员说，我们的生活，同城市不相上下，这几年在外工作的人中，有六人先后申请回村当了农民。
秦村大队经济繁荣兴旺，主要是这个大队敢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广开财路，想方设法让集体和社员富裕起来。
这里人多地少，合作化时每人平均二亩地，由于人口增加和厂矿建设占地，现在只有六分粮田。如果不想办法广开财路，社员的生活就要发生困难。秦村大队靠近侯马发电厂，他们就抽出五十来个人组成卸煤队，帮电厂卸煤，每年收入十万元。抽出二十七人组成钻探队，为新建厂矿搞探测，绘制图纸，每年可收入六万多元。
秦村利用副业收入的钱，从一九七一年起，有计划地搞机械化建设，现在已经规模可观。全大队有汽车两辆、大型拖拉机五台、手扶拖拉机十一台、变压器七台，再加上一百三十六部电动机和脱粒机、柴油机等各种动力机械，共一千六百多马力。大队办起了修配厂，先后修理、改制出各种农机具共七十二种，六百五十多件。前年夏收期间，这个大队试制成功的小麦高效脱粒机，每小时就可脱粒七千多斤，可减少二十至三十个劳动力，很受农民欢迎。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大大解放了劳动力。秦村大队去年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力共一百五十人，产粮一百六十八万斤，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万一千二百斤。现在，全大队有一半劳力投入到大队兴办的二十六个工副商业项目中去，不仅搞工副业，而且还搞商业，做生意，把新建的一座四层的大队办公大楼，改做了旅馆，内设一百五十个床位，从去年五月一日开张以来，已收入了一万二千多元。此外，他们还在临市区的大街口建立了一座小饭店，新办起了奶牛厂，蓄电池厂、冰棍厂、千头机械化养猪场。秦村已不是一个单一的农业生产大队，而是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
读者也许会问：秦村的路就这么平坦吗，难道没有一点斗争？有的！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时，秦村大队被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宣布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党支部主要干部多次遭到批斗。一九七○年，秦村大队卸煤队被解散了，钻探队被撤销了，科研队、加工厂都被砍掉了，连一个木匠、铁匠都不让留，全大队十多个项目工副业只剩下猪场和一座粉条作坊。这一年虽然把工副业上裁减下来的人员都赶到了农业上，可是粮食不仅没搞上去，亩产反而由一九六九年的八百斤下降到了六百五十斤，副业收入也减少了四万多元。
秦村大队的干部们悄悄商量：咱这里人多地少，把摇钱树砍了，往后社员拿啥分红过日子呀？他们一起发咒盟誓：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当孙悟空，就是丢官坐监，也要把工副业办起来，坚持下去。党支部的干部带头护果园，保鱼池，……
工作队又说：秦村守着资本主义路不堵，社会主义道路在秦村就迈不开步。许多社员迷惑不解：“社会主义总不能越过越穷吧？”社员对党支部书记孙惠民说：咱还是另搭台子重唱戏，再把副业搞起来。一九七一年，孙惠民和大队其他干部一起，顶住上面的压力，带领社员把卸煤队、钻探队、机械修配厂、机制砖厂，都陆陆续续开办起来了，当年，不仅粮食亩产量超过了千斤，而且工副业收入也由四万元增加到十万元。从这一年起，秦村大队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一个心眼发展生产，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不断上升。
一九七九年，秦村大队农业丰收，五千亩粮田小麦亩产八百多斤，秋粮亩产也在八百斤以上；粮食总产达到一百六十八万多斤；七十多亩棉花，皮棉亩产上百斤；大队的十二万斤粮食征购任务，交售了四十四万多斤。集体储备粮达到七十四万斤。最近，秦村大队在总结一九七九年工作的时候，提出了八十年代的新规划：三分之一的劳力搞农业，三分之一的劳力搞工副业，三分之一的劳力搞社会服务性的企业。要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生产更多的粮食、棉花、油料，生产更多的水果、牛奶、蛋、肉、豆腐、粉条等副食品，现在，这里的干部和社员，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群仙过海，大显神通。
本报通讯员 冯安泽
本报记者 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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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两年前，魏以风病休回到家乡江苏沛县魏河身生产队，不当县武装部长当生产队长。图为他带领社员改变家乡面貌。
新华社记者 李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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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九江县江洲公社社员踊跃向国家交售棉花。
孔祥云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