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邓惠
不久前见报载：香港多利多面包公司经理戚立斋的儿子戚其振，从十五岁就陷入了香港的阿飞组织，整日游荡街头，胡作非为。他的父亲为了挽救他，五、六年前把他送回山东老家。败子回头，如今，三十二岁的戚其振已变成一名人民公社的优秀拖拉机手、光荣的先进生产者。他在家乡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着充实美满的生活。读罢这则报道，我不禁由衷地感叹一声：社会主义祖国好！
感叹之余，又不由得浮想联翩。
一个香港的资本家，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在那个环境恶劣的社会受残害、被吞噬，千里迢迢把儿子送回山东老家，交给当地的政府和乡亲们管教。可以想见，这个决心下之不易。事前，他会有种种的考虑、顾虑。然而，他终究是把儿子送回来了，送到清新、干净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送到纯朴厚道的乡亲们中间。促成此举的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条是基本的，那就是：他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能够救治他的儿子——那在心灵和身体上都被罪恶的社会所严重毒害的年轻人；他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使他的不肖子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有用的人。事实没有使他失望。
但是，我们也看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刑事案例，罪犯大都也是年轻人。他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香港，而是生活在足以使沉沦的香港阿飞由堕落走向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他们的父母不仅不是资本家，有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然而，这些年轻人却堕落了，犯罪了，成为社会的渣滓，人民的罪人。造成这种可悲的事实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当我们把眼光转向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家长时，往往也会看到一些问题的端倪。
资本家戚立斋为了疼爱自己的儿子，下决心帮助儿子逃离那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摆脱掉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我们有些家长却放纵自己的子女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垃圾当成珍宝搜集珍藏，他们煞费苦心为子女营造一个浮华阔绰的环境，绞尽脑汁为子女安排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资本家戚立斋为了挽救自己的儿子，下决心把儿子送回祖国，送到农村，让他独个在俭朴的生活中、艰苦的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可我们那些好心的爹娘，为了“挽救”儿子，却不惜利用特权，徇私枉法，作儿女遮风避雨的大红伞，使他们在犯了罪后逃避改造，逃避惩罚。
可怜天下父母心！前者的疼爱，使沉沦很深的浪子，果然变成一个有益于祖国四化、有益于社会安宁的好人；后者的疼爱，却足以使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堕落，成为社会的包袱。如此看来，单就这位资本家对待失足之子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上，的确比我们有些为人父母者，头脑要清醒些，眼光要远一些。承认这一点，也许是痛苦的，但这却是事实。
由此，我想，当我们看到戚其振的转变这一则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戚立斋和儿孙们盘腿坐在大炕上欢叙的照片的时候，仅仅感叹一声“社会主义好”是不够的，还应该想得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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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新房
湖南衡阳基建局 纪卫华
我来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彩霞公社。公社秘书老古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知道我的来意——了解农村建房情况，想了想说：“你先到彩霞大队看看吧！找老支委朱志诚扯扯。他现在负责全大队社员盖房的事……”他忽地眼睛一亮，笑笑说：“哦，对了！他家正在建新屋哩！听说，今天‘圆垛’呢！嘿嘿，你有口福呀！又能喝上几杯喽！”
朱志诚——啊！是他？！我的心，猛地一震，脸上顿时象被烙铁烫了一下。
我想起了8年前在农村工作队时发生过的一件事：朱志诚是个老贫民，老伴早亡，留下了4个儿子。当时大儿子25岁了，老二、老三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们一个个生得粗眉大眼，一身力气，是挺棒的小伙子。姑娘们一个个来相过亲，对小伙子们有好感。可是，到头来，都是“雪地里出锅的馒头——热了一阵又凉了”。“吹”的主要原因，是说住的窝窝太寒酸了：“全家5口睡在一个窝窝里，不干！”
朱志诚听了这些风凉话，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就是把老骨头架子卖了，也得给孩子们盖几间新房……”
他们父子5个，拚命地干啊，干……几个老鸡婆生的蛋，舍不得吃一个。就这样，积了几年的血汗钱，从“自由市场”买回了几十根木材。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两间新房“圆垛”了。
不料，正好上边布置“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公社武装部长和我负责查彩霞大队。那天，正好查到朱志诚家，武装部长听说朱志诚家上房的檩子树是从集市上偷着买回来的后，就责骂志诚是对抗上级
“先治坡，后治窝”，反对学大寨、搞个人发家致富的黑样板。但任凭怎样批判，朱志诚咬口不认错。这位部长火了，就指挥几个民兵，一把火把新房烧成了灰烬……
当晚，我走进朱志诚家的时候，他老泪横流地质问我：“你评评理吧！我们社员屋前屋后的自留树木都归公了，木材又是国家统购物资，农民买不到，黑市又不准去，难道叫我们睡露天吗？”
我想起了过去这些悲痛的往事，浑身象针刺一样。
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了朱志诚的家门口。啊，昔日的茅屋不见了，一幢崭新的新房，矗在我的眼前。我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家。
朱志诚一眼望见了我，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了屋。他好象完全忘记了过去“烧新房”的事，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我抬头望他一眼：红扑扑的脸上，放着光亮；抑制不住的笑容挂在嘴角：
“这些，都是这两年盖的。共10间住房，昨天上午，还圆垛了一间新屋呢！”他边说边领我挨个一间一间地看：“大儿子和儿媳，住东间；二儿子和儿媳住西间；三儿子和儿媳住——”几个孩子都结婚了！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嘛！志诚喜悦地说：“咱过去让‘四害’折腾得都快拿讨米棍了，人家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这受苦窝？现在，党的政策，深得民心，人财两旺喽！嘿嘿，今天的日子，火旺着哩！”
我走出了新房，抬头向东方的天际远望：呵，彩霞，象团团锦绣，在变幻着、交织着……
呵，彩霞，绚丽的彩霞，越变越美啦……
第8版()
专栏：
我的家乡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孙玉洁云，象一穗高粱，抛到了霞光似火的天上。
＊是谁把秋串成串，分挂在乡村的屋檐下？
＊夕照辉煌，渠水在喷吐彩色的愿望。
＊松鼠倚在树上——把我的家乡端详。
＊静夜，岸边坐听鲤鱼打漂声，水中是铺满黄金的山村。
＊篝火闪闪烁烁，象在诉说大山的秘密。
＊明月象镰刀一样，地里是大豆摇铃的声响。
＊黎明的露珠，是山里姑娘的明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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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山月和岭南派
余所亚
关山月同志又开画展了，我现在没有能力为他的作品作评介，上面那个“又”字，说明我不只一次地看过他的画展：在桂林、重庆、香港……都躬逢其盛。当然他每次画展，都具有不同内容，具有时代的风貌和掌握了高度的技巧。最初看到他的画展是在香港大会堂。那时陈列的画品，脱不出花鸟翎毛，青山绿水，间亦有人物；但全面说来，总是充满了清新秀丽的感觉，排除使人拘谨或重压的气氛，含情能达，会景而生心。但最使我发生深邃印象的，是一张准备出海的渔民画：全家男女老幼都出动了，有的在张帆结网，有的捆绳支桅，热烈而紧张地劳动着。这画象火焰似的赞美劳动，讴歌生活。这幅渔民图写在祖国民族危难的抗日救亡时期，我的脑际急遽地闪出列宾大画师所绘的《纤夫》的雄伟杰作，引起我的遐思。从此关山月的名字开始印进我的脑海，至今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岭南派，是折衷派过渡的名词，当时这名词纵然不是讥讽的含义，至少也对高剑父等人的画作、画论，带着半承认，或半否认的意向。有些人认为高氏的画没有遵循古老的技法，不列为中国画的正宗，是半洋半中的混血儿，违背画院的传统；但在艺术的视野上，艺坛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在群众的爱好拥护下，尤其在辛亥革命的政治文化动荡的急流中，谁也找不出排斥新国画的理由，阻挡岭南画的诞生。由于高氏兄弟，陈树人、赵少昂、黎葛民、潘达微等勇敢闯将的努力，冲破了“文人画”摹仿、陈陈相因的藩篱，终于形成新绘画的运动，岭南派就此站住了脚跟。
其实直至三十年代还有这些议论，“……近画家，有参用外洋法而号称折衷派……折衷派之作画也，重于取象，并描光影、殆亦光影，采油画之所长，以眇合乎古，标新立异，殆有志者所为耶？誉之曰：‘博通’，毁之者曰‘踳驳’，甘辛之嗜，人难强同、兹并其说悬而不断可也。”岭南派的初萌竟和西洋画之印象派同一命运，真是无独有偶了。
关山月不仅恪守岭南派成法，在政治上更是拥护反侵略，反剥削，表现了不妥协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在艺术上，不苟同风靡的庸俗作品，划清商品和艺术品的界限，更为可贵。
关山月的创作保卫了绘画的优秀传统，努力地工作了四十余年，现在仍孜孜不倦地在奋斗着。他是一位永远不知道满足的艺术家。
纵览他的作品，真是繁花似锦，使人想到只有不懈的耕耘才有丰硕的收获，只有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胜利。让我抄录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上陈此生同志的一首诗向关山月致意。
关氏由来出画师，关仝之后有关思，
如今又有关山月，绘出河山美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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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需要“伯乐加赵普”
李庚辰
从《续资治通鉴》上，读到一段赵普的故事：
普独相凡十年，刚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尝欲除某人为某官，帝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更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诸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复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后果以称职闻。又有立功当迁官者，帝素嫌其人，不与。普力请与之，帝怒曰：“朕不与迁官，将奈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帝弗听，起，普随之。帝入宫，普立于宫门，良久不去。帝竟从其请。赵普处在那封建专制制度下，那时君主专制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不管你有理无理，“忤旨”本身就是一项大罪，而赵普又被人们称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相，可见他对封建礼教规范的遵守是严格的。然而就在那种情况下，他为了推荐录用一个能“称职”的人才，居然还敢于不仅向皇帝老子软磨硬缠，寸步不让，甚至胆敢冒犯龙颜，据理力争。
于是，也就想到今天作“伯乐”的口号叫得很响了，可是在从事组织、干部、人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中类似赵普这样的事迹，还没有听到过。相反的例子倒还不少。前几天就听到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同志私下叫苦：“好不容易发现个人才，领导一句话就给吹了……”可是，他没有讲“吹”了以后自己怎么办，是象赵普那样抛却私念，坚持正确意见？还是首先想到“乌纱要紧”，因而三缄其口呢？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的确还不少，不民主、“家长式”的作风还在某些领导者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可是，同赵普那个“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时代比起来，这些阴暗落后的东西在我们社会里的存在毕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理直气壮地发表和坚持正确的意见，而不必担心掉脑袋。新时代的赵普不是理应多得多吗？做不到这一点，恐怕主要是缺乏赵普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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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乍暖还寒〔木刻〕 陈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