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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计个人恩怨
一九七七年十月，胡当福同志重新担任了河北省临漳县胡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挨整受压十多年，重新工作以后，却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顾全大局，主动团结过去反对过自己的同志。
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一天夜里，老胡家挤了一屋子人，不少是过去和老胡一起受批、挨整的同志，粗脖子红脸地跟他嚷起来：“他们没有折腾死你，你还要给他们讲团结呢？！”“反正我这口气得出，你不叫出，就跟你干！”
老胡不慌不忙地问大家：
“你们说，过去整得咱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真是朝死里整！”
“你们服气了没有？”
“服气？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干到底！”
“是啊，要是咱也抱着个整人思想，狠狠地整他们一通，他们会服气吗？咱们的气倒出了，你叫他们的气往哪儿出呢？憋着气，又怎么能团结起来呢？”
许多人的火气，顿时叫老胡说得云消雾散。大家说：“还是照你的办吧。”
可是，过去一些整过人的同志，不相信老胡真能宽恕自己。二队有个叫李崔氏的老人，七十多岁了。当年在批斗老胡的万人大会上，她们老两口同时登台，揭发批判过老胡。现在，李崔氏的老伴已去世，只剩下她和一个仅有的小儿子。自从老胡重新当支书后，李崔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她想，过去咱亏着心眼说人家，人家能忘了？俺老俩口可给儿子闯下了祸呀！
一天，老胡突然走进她家，大娘心里一愣，差点惊叫出声。老胡忙说：“老人家，我是来传达大队意见的，想叫你儿子到大队当会计，你看怎样？”
大娘的儿子二十一岁，是刚毕业不久的高中生。他忠诚老实，思想进步，是老胡和大家早就看准了的好苗子。
李崔氏可没有想这些，她想：这是不是圈套呀？如果孩子有个差错，叫人家抓住了……。于是，她打定主意：不叫儿子干这个差事。
李大娘不叫儿子当会计的事传出去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争着跑来劝说她：“你想想，人家老胡办哪件事不是朝大处想，往远处看，多时计较过个人恩怨呀！”
听着大家所说的一个个感人的事，李崔氏热泪滚滚，没再多说，拉上儿子就去找老胡了。一见面，她就说：“就叫荣子当会计吧，把孩子交给你，我死了也放心。”
马永和 卢庆昌 裴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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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有盐同咸”
一九二八年冬天，湘鄂西红军处于初创时期。贺龙同志带着部队，出没于湘鄂边的崇山峻岭中。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喝不上一口粥，吃不上一粒盐。有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头大小的一点盐巴，给贺龙同志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同志尝了一口，发现菜中有盐，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中，让大家一块吃。炊事员上前劝阻，贺龙同志笑着说：“红军嘛，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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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长征中的共产党员
老李的“计时表”
生活中少不了的钟表，它使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按时上下班。然而对于和钟表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共产党员李双喜同志，钟表的这种功能却似乎失去了作用。
老李是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钟表组的售货员。百货大楼早班的上班时间是上午八时半，可老李总是不到八点就来到柜台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遇到人手缺或是营业紧张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就更没个准了。去年国庆节前，店里要展销一种式样新颖的“上海牌”女表，由于是新产品，老李对质量如何心里没数。他想：“几千只表如果有三五只有毛病，到了顾客手里，可就是大问题。人们买只手表不容易啊。”于是，他下班后吃了饭，又返回店里，打开箱子一只一只地把表取出来上好弦校对，从下午六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一点半。这天晚上，他检查校对了八百多只表，算算足够第二天销售了，才放心回家。两年多来，老李在工余时间校对的手表近六万只，顾客退换的情况很少。
为了使顾客少跑些腿，少花冤枉时间，老李不仅在柜台上对顾客主动当“参谋”，还主动送货上门。去年初，有一对盲人夫妇来买一种可改装成盲人表的“钻石牌”手表，可是这种表已经卖完，只好留下地址失望地走了。老李知道后，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他打听到仓库里还有一块这样的表时，便连忙取来作了仔细的校对。下班后，他约了同组的售货员小高一起给这位盲人送去。这时正是隆冬腊月，他和小高顶着寒风骑车来到广渠门附近，摸着黑打听了好几座楼，才找到那位盲人的家。当顾客拿到他们送来的表时，感动得连声道谢。
老李常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让顾客多节省些时间用到四化建设上，我多花些时间是应该的。”两年多来，据店里统计，他仅早来晚走，就多做了八百多个小时的工作，而且他的一百多个公休日，也从来没有休息过。
叶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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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带好团结同志这个头”
——记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同志的事迹
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同志，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多年来，他主持第三轧钢厂的工作，成绩显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开除了党籍，送进了“牛棚”，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底才被解放。他重新成为厂里的主要负责人后，怎样对待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呢？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回答。
梁苏民重新担任党委书记以后，发现有些同志对他特别客气起来。尤其在运动中批斗过他的那些同志，神态更是不太自然，有的躲躲闪闪，有的焦虑不安。梁苏民明白，这些同志可能是怕打击报复。于是，他在党的会议上，反复讲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家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搞好革命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他语重心长地对党委“一班人”说：“党和人民把这个厂子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好。要搞好厂子的建设，就得把全厂的同志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带好团结同志这个头，做出好的榜样来。”
厂里过去有个管民兵工作的小伙子，曾经担任过厂里“专政队”的队长，整过梁苏民。梁苏民复职后，这个一贯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却沉默起来。一天，梁苏民诚恳地对这个小伙子说：“过去的事，就别想它了。”“你年轻，没有经验；我在你那年岁时，犯的错误更多啊！”“对你这么一个年轻人，我都谅解不了的话，还要我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一席话，把那小伙子的心说开了窍。从此，那个小伙子心情舒畅，大胆工作，做出了成绩。类似这样的同志，梁苏民先后找谈过十几个。
有一次，厂里调整干部班子，梁苏民主动提议让曾经反对过他的两个同志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会后，有个同志对他说：“老梁，这可得慎重啊！别忘了当年挨整的滋味罗！”梁苏民当场就给这个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计较个人恩怨，否则，心就不能全部用到革命事业上。后来，梁苏民又分别向一些同志做工作，反复说明这两个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把大家说服了。这两个同志任职后，积极工作，很快就把他们领导的两个车间由亏损变成了一年盈利二、三十万元的先进单位。梁苏民经常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要按党性原则办事，不能昨天你整了我，今天我就得整你一通，这样还有个了结吗？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梁苏民的带动下，全厂各级领导都开展了谈心活动，一个团结战斗的局面开始在厂里形成。
“友谊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梁苏民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在过去主持全厂工作期间，曾宣布开除梁苏民的党籍。梁苏民重新工作后，主动找这个同志谈心，并在工作中多方面给他以协助和支持。这样做，不仅使这个同志深受感动，许多人也受到了教育。
不徇私情，按原则办事，这是梁苏民能够团结全厂广大职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曾经支持过梁苏民的干部，犯了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梁苏民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从不考虑这些同志过去支持还是反对过自己。他总是认真调查研究，按照党的原则，该批评教育的就批评教育，该给处分的就给予必要的处分，事后还找这些同志谈话，使犯错误的同志受到教育。近几年，全厂选拔了二十多名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对他们的考查中，老梁从不打听他们过去属于哪一派，而是坚持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办事，受到群众的好评。
本报记者 黄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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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
今天介绍的北京第三轧钢厂党委书记梁苏民等三个共产党员，都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受过迫害的。他们重新工作后，不计较个人恩怨，不纠缠历史旧账，处处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为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这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度量，很值得学习和提倡。
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要做到这一点，鼠目寸光，心胸狭小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以革命为己任，不但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共产党人有着宏伟博大的胸怀和度量，能够团结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为了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我们不仅不能嫌弃那些犯过错误或者反对过自己的人，在许多时候，甚至还要把曾经同自己誓不两立的人也争取过来。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甚至同和我们党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国民党也建立了统一战线，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重温党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为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呢？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而没有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从而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取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斗争异常复杂，许多老同志挨整，一些新同志也受了毒害和委屈，同志之间产生了一些误解，结下了一些疙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对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而要尽快消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个恶果，最重要的就是要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以四化的大局为重，而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如果说要出气，只能出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身上；要算账，也只能算大是大非的账。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离开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简单地去追究个人责任，而应严肃、热诚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分析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错误的途径。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给予宽恕和谅解，团结他们一道工作，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嫌弃他们，歧视他们，甚至揪住一些枝节问题不放，都是不正确的。至于解决相互之间的疙瘩和隔阂，更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样，才有利于团结同志，又有利于促使他人改正错误。
当前，我们党正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化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所在，是最大的政治。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顾全这个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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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
——王明友团结同志的二三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王明友同志被重新调回中国地质图制印厂主持党委工作。
回厂不久，王明友听到了一些议论。不少人说，厂党委副书记董贵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老王整得够呛，这次老王一定要收拾他。原来和董贵全同志一派的群众，也担心会挨整。王明友想：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团结，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得多么严重啊！要搞好这个厂，首先就要把党委“一班人”团结起来，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决心主动来做团结的工作。
一天夜里，王明友主动找老董谈心。那些天，老董心里也不平静，一见老王找他谈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老王深情地对他说：“老董啊，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厂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一年不完成任务。但现在，我们连工资都发不了，只好把国家用来印地图的纸卖了过日子，真叫人心疼啊！我们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了，纵然有千条意见分歧，可也不能不把生产搞好呀！”听了王明友这番发自肺腑的知心话，老董十分感动。尽管当时他们对厂里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在搞好生产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当晚，他们谈了很久，并一起研究了搞好生产的措施。
一次，党委会讨论配备科室领导。劳资科原来只有一个副科长。他作风正派，又和老王一起工作过二十几年，大家都以为这次会提他当劳资科科长。但是，老王却提名原组织科副科长担任劳资科科长，提名那位原劳资科副科长到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这个组织科副科长原来和老董是一派，曾起劲地反对过王明友，怎么会提他去掌管工厂相当重要的劳资大权呢？不少人不理解。王明友胸怀坦荡地说：“我们用干部，要量才使用，不能以个人的好恶看待同志。”他接着谈了自己的理由：原来的劳资科副科长，是七级老工人，让他担任技术科副科长，正好发挥他的长处；原来的组织科副科长，对劳资工作比较熟悉，怎么能因为反对过自己，就不用他呢？实践证明，党委在选择安排干部时这样做，换来的正是全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九七六年，“四害”横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又一股狂风恶浪。当时，有人鼓动董贵全拉起队伍，再干一场。王明友发现了这种苗头，就和党委其他成员一起，多次严肃地向董贵全提出忠告。董贵全思想上虽然有过波动，但在关键时刻，他听了党委的话，没有参与帮派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查运动中，干部和群众给董贵全贴了许多大字报，有的还要求对他撤职查办。但是，王明友和厂党委其他同志经过查证核实，证明群众提出的有关他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派性干扰方面的，他的确没有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因此，他们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派性和帮派体系的界限，帮助董贵全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没有轻率地采取组织措施。最近，经过复查，证明他们在清查运动中采取的方法和所做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从而更加促进了全厂党内外的安定团结。
甄天仁 陆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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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
我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后不久，各类生活物资大批运到了前线。这当中，有一些包裹、箱子，写明直接寄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里面大都装着烟、酒、糖、茶和罐头等食品，还夹着一些信，向他表示慰问，要求他一定领受祖国人民的心意。
军邮知道彭总的脾气，不敢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他那里去，总是朝我住的地点搬，一下子把屋里屋外都塞满了。彭总看到了，对我说：“你就负责把这些东西管起来，分下去。”还告诉我，要分得公平合理，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有一点。第一次分不够下次再补。还说，分到东西的单位，要写一封给祖国人民的感谢信。
一天，我正忙着分发慰问品，办公室有个干部派了通讯员来，留这个、要那个，打算当场拿去一些东西。我不让他拿，我说：“司令员有指示，这个事我管。”一会，那个干部亲自来了，说：“你是不想干了吧？不想干了就到三八线上去！”我说：“三八线就三八线，你这是什么作风？”我们吵起来了，叮呀当的，不可开交。彭总走出来，问了问情况，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彭总对我说：“我支持你，就按你的主张办，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晚上散步的时候，彭总还对我说：“你今天作得对！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保得住一个‘公’！”
此后的十七年中，我在他的行动上看到，他就是这样管“公”的。他管的是很大很大的“公”，掌的是很大很大的权，却从没有说过他自己需要什么，更没有叫我到哪里去要过什么。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嗜好，总是给他什么穿就穿什么，给他什么吃就吃什么。他除了领取自己的一份薪金，从来没有占用过非份的东西。
（摘自《在彭总身边》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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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权破坏党的房屋政策受制裁
张荣喜被撤职、开除党籍
本报讯记者马杰报道：天津市直属房产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张荣喜，利用职权，阻挠落实党的房屋政策，情节恶劣，受到党纪制裁。
张荣喜的住房，原是天津著名京剧演员杨荣环的住房。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荣环被抄家赶出，房子被抢占。一九七六年四月，张荣喜通过换房的形式，搬进了杨荣环原来住的两间住房，后又利用职权，用两间一个单元的二十五平方米的住房，将二楼半一间七平方米的住房换为己有。这样，张荣喜达到了住一层楼五十四平方米的住房的欲望。
为了给杨荣环同志落实房屋政策，房管局领导同志多次找张荣喜谈话，让他搬出。张荣喜却公开说：“这房是公产，杨荣环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后来，他又无理纠缠，说要搬得搬到合适的地方去。房管局在附近给他找了三间一个单元的住房。领导多次催他搬家，他一直拖了一年时间，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才搬出。搬家时，他不顾领导关于“不要动用房屋设备”的意见，竟将平台上的窗户、隔断墙、门把、楼梯门等设备拆走。事情发生后，群众非常气愤，领导对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可是，张荣喜对自己的错误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
中共天津市房管局党委根据张荣喜的严重错误，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决定：撤销张荣喜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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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资料
“西湖会议”
一九二二年六月，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同年七月召开初创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八月，党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又称“西湖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等。“西湖会议”根据“二大”精神，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应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形式，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前往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在我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采取一些措施，对国民党进行了初步改组。一九二三年六月，我党的“三大”批准了西湖会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方式，正式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方针胜利实现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陈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