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
——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宗杰
近几个月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里,一簇簇光彩夺目的鲜花,冒着春天里吹来的一股冷风,绽蕾怒放。话剧《未来在召唤》、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等,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蒋子龙)发表在今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它一问世就以切中党风时弊的主题和塑造的一个新长征虎将的典型形象,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广泛注意,竞相传看,议论纷纷。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个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描写由于他们的肆虐给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造成的外伤和内伤。这些作品唤起了千百万人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国贼的痛恨,引起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探索。这些作品是时代潮流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时代潮流的发展,对它积极的时代意义应该有充分的估计。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全国人民为祖国的四化开始新长征的时候,要求我们的文学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反映四化斗争这个新的生活领域,提出和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的问题,积极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乔厂长上任记》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提出并回答了实现四化斗争中的一个尖锐问题。
《乔厂长上任记》描写某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为了加快四化的步伐,自愿回到离开了十多年的重型电机厂当厂长,解决这个厂的老大难问题。就作品描写的故事而言,并没有什么新奇。然而,蒋子龙同志却对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揭示了生活中的丰富内容,热情地歌颂了以乔光朴为代表的积极为四化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批判了以冀申为代表的对四化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作品深刻地揭示出:是坚定信念,激流勇进,百折不回地去战胜这些困难,把四化建设推向前进?还是消极动摇,知难而退,回避矛盾,甚至投机取巧,千方百计使自己过得舒适而置四化于脑后?这是我们的四化成败的关键。作品告诉我们: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影响四化,阻碍四化,甚至中断四化的危险主要来自内部,来自干部队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要把四化推向前进,就要大胆解放思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强组织纪律性,整顿作风,彻底纠正这种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状况。《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揭露了我们党的作风、党的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作品的基调高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贯串整个作品的主旋律,它引导我们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四化的目标而奋斗。

一部作品深刻的主题总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乔厂长上任记》篇幅不长,却为我们塑造了几个富有时代特点的动人的艺术形象。
正确地反映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反映出新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塑造我们时代新的英雄形象,仍然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为祖国四化英勇奋斗的虎将。这个英雄人物,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有许多相同之处,更有着很大不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无产阶级英雄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采呢?乔光朴的塑造,为我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作品描写乔光朴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那一股子劲,那一股子革命热情,那一股子拚命精神。他参加过民主革命,参加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期间,挨过批斗,住过“牛棚”,不明不白地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同许多老干部一样,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抚摸着“伤痕”呻吟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的创伤继续投入战斗。他紧紧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积极地成为推动时代潮流前进的力量。尽管年岁在不断增长,白发在增添,但旺盛的斗志和青春的活力不减当年。他始终相信:“雄心是不取决于年岁的,正象青春不一定就属于黑发人,也不见得会随着白发而消失”。作品突出地描写了他对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有深刻的理解,大胆解放思想,积极为四化而献身的精神。他主动放弃电器公司经理的舒适的职位,毛遂自荐,到两年多一直完不成生产任务的电机厂去当厂长,并且自己立下“军令状”:“我去后电机厂如果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他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这个人物所以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因为作者以浓重的色彩描绘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魄力与才干。摆在乔光朴面前
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到电机厂以后,“千奇百怪的矛
盾,五花八门的问题,把乔光朴团团围在中间”。而作
者正是通过他以巨大的魄力解决这些矛盾,表现他的
性格。他泼辣大胆,勇于实践,敢于独辟蹊径;他坚
持实事求是,善于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管理和改造
企业;他说一不二,敢拍板敢负责,许了愿必还。经
过他大刀阔斧的整顿,电机厂的面貌焕然一新。作品也
写出了他耿直、刚强、果敢的鲜明个性。乔光朴在电
机厂的大胆革新和整顿措施受到广大工人干部的赞
扬:“总之,是正儿八经的工人,都说乔光朴是再好没
有的厂长了。”但是,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一封封诬
告信向上级投告,各种“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乔光朴
不是感到委屈,而是怒不可遏:“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
天厂长,就得这么干。”短短的几句话,把他写得活灵
活现,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但是,作品也没有把他写
成十全十美的英雄。他对复杂的社会和前进道路上可
能遇到的困难就缺乏足够的估计:“他没有料到他的新
里程上还有这么多的‘雪山草地’,他不知道他的宏伟
计划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条组织混乱和作风腐败的鸿
沟。”他有魄力,但仍缺乏做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耐
性。作家对乔光朴的描写,同“四人帮”鼓吹“三突
出”,把英雄人物神化的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
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不
仅要热情歌颂那些美好的事物,也要敢于大胆地揭露那些丑恶的东西。《乔厂长上任记》在对积极为四化
而奋斗的人们,如具有远见卓识的机电局长霍大道、精明强干的女工程师童贞、勤勤恳恳的财务科长李干进行了热情的歌颂的同时,对阻碍实现四化的各种消极力量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重型电机厂第一把手冀申这个人物就写得比较成功。作者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作了较深刻的挖掘和概括,突出地表现了冀申作为一个投机家、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风派人物的特点。他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同乔光朴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头上顶着“老干部”的桂冠,还善于向群众表白如何受“四人帮”迫害十年之久的“光荣历史”。他精通世故,为人狡猾,有一套处世哲学,有搞好人事关系的特殊神通;他没有真才实学,没有本事,却善于投机取巧;他“每天翻报刊、文件提口号,搞中心,开展运动,领导生产”;他“有一种特殊的猜谜酷好”,善于“根据谣言、猜测、小道消息和自己丰富的想象,审时度势,决定自己的工作态度”。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许多投机家的影子。由于他的不学无术,大不老实,把一个好端端的工厂管理得一塌糊涂。但是,他并不为自己的无能给党造成的损失而感到羞愧,反而耍滑头,施诡计,变本加厉,想入非非。他在电机厂混不下去了,却又自己“活动”,通过各种关系,谋得了更为“时髦”的职位,钻进了外贸局。作品对冀申的描写笔墨不多,但对他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这种人如果不认真改过,弃旧图新,终究是会被时代抛弃的。作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从反面告诉我们,整顿党的组织和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里塑造的石敢,也是个性格鲜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人物。石敢不是象冀申那样的投机家,甚至也不象《未来在召唤》里那个思想僵化的于冠群。他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工作者,一个诙谐多智的鼓动家。二十年前,他作为电机厂的党委书记同乔光朴合作得很好,把电机厂搞成一朵花。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一起挨过斗。但是这一对亲密的战友,却从不同的方向总结经验教训,如今在思想作风上确实有了一段不小的差距。他没有乔光朴那样的魄力和勇气了,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说:“我思想残废了,我已经消耗尽了”,因此,在严重的斗争面前,或者是装聋作哑,甚至有点“老谋深算”了。这种人叫做害了“政治衰老症”。这种人物也是有典型意义的,当前,有些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是有石敢的影子吗?这种精神状态对四化是不利的。作者对这个人物有所批评,但写得很有分寸,没有写他品质上的缺陷,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的老同志,只要能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象乔光朴那样精神振奋起来,仍然是四化的带头人。
除了乔光朴、冀申、石敢以外,《乔厂长上任记》还塑造了机电局长霍大道、副局长徐进亭,女工程师童贞、鬼怪式工人杜兵等,都不同程度地写出了他们的个性。围绕着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作风、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四化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正是他们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小说的矛盾冲突。小说通过展开这些人物的矛盾冲突,表现了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

作家反映现实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对生活加以评判,表示自己的态度,或是赞成,或是反对,或是歌颂,或是暴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周恩来同志也说过:“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肯定正面的东西,批评错误的东西。要写伟大的成绩,但错误的东西也要批判。”(《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自己描写的生活,或者进行歌颂,或者进行暴露,都是无可非议的。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最近还出现了一些揭露人民内部错误思想、不正之风,批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行为的作品。有些人把这类作品称为“暴露文学”、“伤痕文学”加以否定,甚至诬之为“缺德”,这是错误的。但是,如何更好地在创作实践上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使作品更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自信心和斗争勇气,这是值得很好探讨和解决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乔厂长上任记》比较好地解决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作品没有直接描写林彪、“四人帮”的活动,但对于他们给我们社会造成的危害(例如极左思潮的泛滥,无政府主义的盛行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对于人民内部错误的东西也作了深刻的批判。小说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写乔光朴和冀申这两个人物。一方面浓墨厚彩描绘了乔光朴大公无私、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高尚品质;一方面以犀利的笔锋勾勒了冀申善观风向、见风使舵、极端自私自利的面貌和卑微的灵魂。作者匠心独运,把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两个方面展示在读者面前,把歌颂与暴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里有热情的歌颂,但却不是某些人鼓吹的那种虚假的粉饰太平的“歌德”;这里有深刻的暴露,这种暴露激起人们对林彪、“四人帮”以及一切丑恶事物的痛恨,但却不致使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在这里,歌颂与暴露都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正是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和要达到的艺术效果。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好作品,篇幅虽然不长,却象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照见许多人的灵魂;它以高昂的格调,强烈的时代精神,召唤着人们快马加鞭,向党所指引的四化目标挺进。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谙熟和艺术创作的勇气、艺术胆识。一九七六年初,作者发表过优秀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乱批什么“唯生产力论”、叫嚷什么“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污浊气氛中,他敢于歌颂一个工业战线的焦裕禄式的社会主义实干家,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是天津某电机厂的一位车间主任,战斗在四化的第一线,正因为如此,他熟悉各种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他大胆地描写了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出了时代精神和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乔厂长上任记》的问世也有力地证明,那种认为写作家熟悉的生活,就是“违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乔厂长上任记》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作品,许多读者在赞扬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我想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品,个别瑕疵是难免的,更何况一个业余作者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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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棍者:林妹妹,这下子够你忙的了!
江有生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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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红楼梦学刊》创刊词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创办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刊物(注),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情,现在终于实现了。
《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她的广阔丰富的生活内容、巨大的思想深度和高度圆熟的艺术技巧,使她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占踞显赫位置。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有关她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所知也甚少。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和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把古典作家的宝贵遗产真正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财富,仍然是我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创办本刊的目的,就是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一个园地,通过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水平。
本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凡属经过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论著,不管其学术观点如何,本刊都予刊载,文责自负。确有创见或为《红楼梦》研究提供新材料的文章,优先发表。台湾省、港澳同胞以及国外学者的惠稿,保证版权。
本刊是综合性的《红楼梦》研究集刊。除主要发表从各个角度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论著外,关于作者的生平家世、版本源流、文物资料的考订、书刊评介以及红学研究和出版动态等稿件,均所欢迎。为了替《红楼梦》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背景材料,还将酌量发表一些有关的研究清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形式力求活泼多样,文字长短不拘,但务须言之有物,反对说空话,提倡朴实、生动的文风。
本刊每年出四辑,每辑约二十五万字。
值此创刊之际,本刊全体编委谨向海内外学者和读者致意,切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和指教,以便集思广益,办好学刊。
注:《红楼梦学刊》由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红楼梦研究室主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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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法还看执法人
——从川剧《卧虎令》谈起
沈祖安
最近,四川省川剧院来京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卧虎令》,受到了观众的普遍称赞。
《卧虎令》取材于《后汉书》,说的是东汉光武元年,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仗势擅权,并宠纵总管唐丹横行不法,洛阳百姓备受残害,因而怨声载道。洛阳令董宣激于义愤,计捕唐丹,决定将其诛杀。湖阳公主依仗她当年扶养刘秀之功,硬要刘秀下旨,救回唐丹。董宣不畏权势,毅然将唐丹判了死刑。他知道这样做会违背君意,难免一死,于是带棺上殿。刘秀明知董宣杀唐丹有理,但碍于姐弟之情和计较董宣的抗旨触犯“君威”,指令杖毙董宣。董宣既不畏死,又犯颜直谏,历陈徇私枉法失掉民心的危害。刘秀权衡利弊,终于克制了自己,赦免董宣,但要董宣向湖阳公主屈膝认错。董宣不肯屈从,虽经武士按倒在地,仍强项似虎,决不低头。这出戏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秉公执法的典型形象,作品的主题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对于目前加强法制教育,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治国必须有法。但是法治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地执法。在我国历代封建社会中,凡具有政治远见的开国君主,为了维护世代统治的长远利益,避免重蹈因放纵无忌和因对人民压迫过甚而被推翻的历史覆辙,往往预先定下一些制约自己和储君的规矩,明文规定一些防止阶级矛盾激化的法律条文,并设立言官,甚至用尚方宝剑和御赐票券,让执法官便于行事。但是,由于封建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出于阶级的私利,他可以任意破坏法制;一些有权有势、专横跋扈的高官,也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戏中所写刘秀、湖阳公主企图利用皇权包庇恶霸唐丹,便是这种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所以,在封建社会,为安定民心而采取的开明措施和特权阶层破坏法制的行为,不能不形成激烈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或者因为确实被百姓的疾苦所感染,而出现的象董宣、包拯、海瑞和况钟这样敢于为民请命、敢冒大不韪的清官,也是容易理解的。尽管这些清官所代表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他们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广大被压迫、受欺凌的人民群众的痛苦,但他们为民请命、伸张正义、铲除强暴的行为,多少是能够给人民带来一点好处的,是符合人民心愿的。所以,人民敬仰他们,赞颂他们。
今天,我们的国家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立法者是人民的代表,执法者又是人民代表推举或人民政府委派的,应该说,人民可以实现几千年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项法律草案,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是,有了法制不等于就能法治。因为写成文字的法律还只是一种形式,关键是如何去执行它。这里,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立法和负责执法的人心目中是否真正树立了法制观念,是否处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什么《卧虎令》的演出在剧场里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响?因为它所揭示的问题,切中了某些人和某些部门的痛处。应该看到,在我们社会的现实中,封建主义的余毒在人们头脑中还没有肃清;虽然所有制改变了,但私有观念和封建的特权思想,仍然阻碍着法治的实行。对有些人来说,因为当了“官”,有了权,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约束之外。因此,观众听了《卧虎令》中那句话:“难道他就能逍遥法外不成!”觉得非常亲切,同自己在生活中看到、听到和遇到的一些事情非常相似。象湖阳公主那样,因为有了一点权力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损公徇私,甚至包庇坏人,迫害无辜的群众,今天确实还有!象唐丹那样,专靠奉承拍马、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甚至颠倒黑白、罗织诬陷的,今天也不乏其人!他们就是法制的破坏者。这些年来,有些执法人员,由于缺乏应有的无私无畏、仗义执言的精神,明知人民有冤屈,然而慑于权势,不是噤若寒蝉、装聋作哑,就是顺水推舟、明哲保身。甚至还有些人因利欲熏心,不惜在一些冤、假、错案上推波助澜。要不,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竟会产生象张志新烈士这样的奇冤?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法庭竟能判决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死刑?今天,“四人帮”虽已粉碎,如果不能真正确立法制,不能为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而执法,新的冤狱还会产生。所以制定了法律,要真正地实现法治,还必须有一批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无私无畏的司法人员认真贯彻施行它。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卧虎令》所写的事,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但它所颂扬的董宣那种不怕丢官、不怕杀头、为民请命、秉公执法的可贵精神,作为历史的借鉴,仍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附图片)
《队虎令》剧照。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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