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
刘心武
在建国三十周年前夕，我们一些在新中国长大成人的青年作者，聚在一起思考、议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创作，应当怎样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当然，首先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十来年里，国家受了重创，因此，我们在反映这一段生活时，就绝不能回避这个严峻的现实，而应当勇敢地暴露林彪、“四人帮”这股害民害党的黑暗势力。同时，要热情洋溢地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同这伙丑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展示出真实而光明的前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党和人民在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中所表现出的伟力，同时也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因此，我们在反映当前的生活时，就必须既歌颂那些推动我国向四化进军的积极因素，也必须暴露那些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黑暗势力。我们不怕某些人抡棍子、掷帽子，说我们的作品是“暴露文学”也好，“向后看文艺”也好，骂我们“缺德”也好，我们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我们要这样作，正因为我们是这样地热爱哺育我们成长的新中国，唯其挚爱光明，不容黑暗将光明侵吞，我们才疾暗如仇；也唯其心中充满阳光，我们才能照出黑暗中的丑恶嘴脸，加以无情暴露。近两年来，我们发表的一些作品，尽管还明显地不够成熟，却已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为什么？恐怕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讲了真话，暴露了危害新中国的黑暗势力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爱憎相通。作为单篇的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是纯歌颂性的；但是，倘若我们整个的文学创作不分情况，一味地歌颂，把我们的社会描绘成没有矛盾、没有缺点、没有阴暗面的尽善尽美的极乐世界，那么，无异于对人民群众起着麻痹和腐蚀作用，纵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泛滥，放跑官僚主义和贪污盗窃，使假恶丑可以在没有文学武器进攻的状况下大摇大摆地恣肆横行，试问，人民群众能够允许吗？
不过，仅仅达到了真实，仅仅是歌颂了应当歌颂的、暴露了应当暴露的，是不是就够了呢？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三年里，有这样一个水平，人民群众还是很欢迎的，因为对比“四人帮”所搞的那一套虚假透顶、黑白颠倒的东西，这些作品是让他们耳目一新、舒心解气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不行了。人民群众都在思考，新中国里诞生长大的一代新公民，可以说也在积极地思考。他们不但希望文学作品揭示出光明与黑暗，而且要求文学作品能通过艺术形象，昭示出光明与黑暗搏斗消长的内在规律。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得以有十年猖狂？其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我们好人自身的什么弱点与错误，起到了放松戒备和姑息纵容的作用？我们所搞的这一整套东西，究竟哪些部分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哪些部分实质上并不是？怎样限制和排除官僚主义对我们事业的锈蚀作用？……有的人害怕我们提问题，害怕人们思考，说这样的作品是“问题小说”，思考则是“怀疑一切”。但时代在前进，广大人民群众在积极地迎接、解决着新长征中的新问题，而群众中的大多数，通过思考，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许多人成为变革现实中不合理部分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雄姿英发地在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中起着突击队的作用。这一切，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来。我们如果忠于人民，那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既反映人民的爱憎，也反映人民的思考，并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画廊里，增添包括思考的一代在内的俊美的新人形象。
我们这些青年作者，正在需要博览群书、融汇贯通的苦学阶段，却遇到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文化浩劫，许多作者都存在艺术修养不足的问题，写出来的作品常常气有余而力不足，心到而艺不至。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艺术上的要求：更生动形象些，更含蓄隽永些。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我们应当拜老作家为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看书，接触艺术作品，钻研技巧，触类旁通，由博览而精深。深入生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这一代作者目前面临着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憋着要写，而感到艺术修养不足和艺术技巧不能得心应手。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作品是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有持久的生命力的。
新中国把我们养育成了文学新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的脉搏要永远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人民的喜怒爱憎和所思所求。任何企图使我们的笔离开人民生活和人民感情的真实，而去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搞瞒和骗的邪恶力量，都将不能使我们屈服。植根于祖国的沃土，背靠着伟大的人民，沐浴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阳光，在党的指引下阔步前进，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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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扬帆在生活的海洋
刘宾雁
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仅结出了物质的果实，在精神生产领域也硕果累累了。最近，我在东北三省看了几台好戏。几个城市，都是一个剧院同时上演几台话剧，场场客满。这些剧都取材于当代生活，提出和回答了人民关心的迫切问题。仿佛可见，舞台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突破了，同时也就冲散了观众对于舞台的冷漠。在沈阳，一位青年司机告诉我说：“《报春花》我已经看了三遍，还想看第四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收到的大量来信，又证实了这位司机的反应不是个别的。
我不禁为剧作者崔德志同志高兴。一位作家所希望的，还有比这更高的报酬吗？
不过，心头也不免出现一个问题：崔德志同志是五十年代初就以他的剧作《刘莲英》闻名的。二十多年来，他并未中断辛勤的创作劳动。那么，在两部成功作品之间，何以竟有二十余年之久的间隔呢？
这涉及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谁都不否认，文学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应该推动现实生活前进。那么，如何反映和推动呢？这显然是应该由现实生活本身的状态和需要，由文艺的特性来决定的问题，不应决定于任何人的主观设想和意愿。五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一些尖锐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干预生活的作品。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些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都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并未讨论这些问题，而是离开现实生活和文学特性，从一个简单的设想出发，生硬粗暴地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政治命运。那个设想，就象《在桥梁工地上》里那位罗队长的想法一样：既然有了党的英明领导，一切的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党和非党的作家，党和非党的群众都可以闭上眼睛，只须等待上边党委作出决定，遵命照办就是了。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触犯了一些人的传统观念，于是就被视为异端，从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被切割成两个部分，有一半成为禁区。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方面不准去观察、认识和描写，于是，就好象舞台的幕布只许拉开一半，那半台戏能够是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吗？
文艺得天独厚，它在社会意识中是最接近生活这株“常青之树”的。这甚至在文艺的遭遇中也反映出来：那些限制、阻碍或窒息文学艺术发展的东西，同时也就在限制、阻碍和窒息生活的发展，而生活的主人公是人民，于是文学艺术也就和人民共命运了。回顾三十年的历史，证实这个论点的史实是太多了。
值得自豪的，是短短三年中我国文学艺术紧紧伴随着人民的革命实践，突破了一个个禁区，同人民一起思考和解答着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看看舞台上下息息相通的紧密呼应，看看人们争相传阅、不出一个月几乎读烂一本文学月刊的情景，可以断言：我国现代艺术已经开始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然而偏偏有人极力使文艺同生活、同人民疏远起来。文艺创作者的使命本来是直接地观察生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个人的思想感情，把生活中本质性的东西反映出来，借以推动现实生活前进。有人却要文艺创作家也象某些官僚主义者那样两眼向上，从办公室和会议桌上，从政策和指令中寻求主题和思想，极力使创作之帆从无比广阔的生活海洋驶进狭小的溪流，并且声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或许不知道，马克思关于他本人的学说说过的话：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是它必须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听命于生活，听命于人民，正是它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最好方式，同党对文艺的领导毫不矛盾。因为正确的领导绝不会使文艺断绝它的生命源泉，丧失它的客观内容，变成公报或传声筒，因为那样做，无异于取消文学和艺术。
但是，在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上，至今还有人在散布着一种误解，似乎歌颂才是肯定，暴露则是否定。然而我们的现代史明明不乏例证，说明把成绩吹得神乎其神，把某个先进人物、单位当作圣物，最终是损害了我们自己，毁了那些同志和单位本身；我们遭到的灾难，往往不是由于过多地注意了错误和缺点造成的，而恰恰是相反。绝对的肯定，必然导致绝对的否定，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如此。
三个多月的东北之行，不断听到老战友们的感慨之言：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二十多年前就有萌芽了，如果那时候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打击了应予保护的力量，保护了应予打击的势力，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今天我们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遇到的某些阻力，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盘根错节的地步。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在干预生活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无疑是一大损失。
在某些同志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似乎就是一个和谐安宁的生产过程，似乎就是经过人们的苦干巧干和发明创造，然后生产力大发展的皆大欢喜的过程。这是一个距离生活实际很远的幻想。他们今天还在那里提倡“无冲突论”，打算把我国的文学艺术引向何处呢？
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二三十年，我们对于我国文艺曾被引入绝境也记忆犹新。我们再也不会置生活中的真实矛盾于不顾，去“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去创造“虔诚的梦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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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心愿
王铁成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艺术形象，用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革命的后代勇往直前地向四化进军，这是我们革命文艺的历史使命，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两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用各种艺术形式，歌颂党的光辉业绩，在塑造革命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艺术形象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这些艺术实践，表达了千百万人民对革命领袖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人民的心愿。文艺作品要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需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对这一点体会尤为深刻。
两年来，我在话剧舞台上和电影银幕上扮演了周总理光辉的艺术形象，每次演出对我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记得有一次，戏已经散场很久了，我看见几个女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对着剧场哭泣。有位老将军看完戏后上台来看望我们时，用他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述说着怀念总理之情。他是刚刚作完肝癌手术，大夫陪着来看戏的呵！还有的工人同志在演出过程中给后台递了他当场写下的诗篇……在创作过程中，有的同志从千里之外托人带给我他珍藏多年的总理照片叫我参考；有的给我抄录了总理在悼念“四·八”烈士时书写的碑文。
电影《大河奔流》和《报童》在全国上映以来，热情的广大观众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给我寄来了数百封来信，观众的每一封激动无比的来信，不但鼓舞着我要更好地去塑造好周总理光辉的艺术形象，而且也使我看到了人民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敬仰。有的观众来信说：“我们不能没有总理……人民需要他。”我想是的，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人们的这种爱，不全是对总理单纯的思念，而是因为周总理用他生命的全过程，在各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革命的表率，树立了榜样。他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感人的记忆，使得我们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从内心到行动上努力地去学习他、效仿他。
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戏剧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创作了一大批歌颂这些革命家的戏剧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文艺在歌颂老一辈革命家方面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这是可喜的开端，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领袖形象也同塑造其他人物形象一样，需要真实地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需要遵循艺术规律，写出“这一个”。不能蜻蜓点水、走过场，或者一开口就作报告，也不要把领袖神化，把老一辈写成救世主，应该写出他们同人民的血肉关系，写出他们走过怎样艰难的道路，而且是如何走过来的，把塑造领袖形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样才能引起人民的共鸣，更好地教育人民。展望未来，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定会日益繁荣、群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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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正：本报九月十一日第三版《文学应当干预生活》一文中第六行中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应为“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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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影射”及“赶时髦”
——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
孙子健
今年六月，《河北文艺》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以下简称《歌》文）。八月份《山东文艺》发表了《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以下简称《时》文）。两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篇文章都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歌》文讲到“诅咒红日”；《时》文则更为明显地讲到“现在，个别刊物”发表的诗文是：“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而且判之曰“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还强拉硬扯地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你看，都是用否定历史帝王人物的方法来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并声称“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又怎能使用敌人曾用过的方法呢？”这就更严重了，成了敌我性质的问题了。
吓人实在吓人，但读之再三，感到并没有多少足以服人的论据，不过仍是一条旧棍子而已。
人们倒是真想知道，如今谁在“否定革命导师”，文章何不略举一、二呢？不是应该让事实来讲话，让人来分析判断吗？你讲一些空话，扣帽子一大堆，不是有违革命导师的教导，难逃“八股”罪状其中之一之嫌么？
“影射史学”、“阴谋文艺”，那确实是有的，至今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但那是“四人帮”的东西。其要害是阴谋打倒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中国倒退到封建主义。这已是一个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政治概念。这是就内涵讲的。
至于单纯的“影射”二字，其实无可非议。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问题在于目的，在于为文的立场、观点。此外，也还有一个是否确切的问题。
看到一篇写唐太宗、魏征的文章，就有人惶惶然了。再有那么一篇，就有人“拍案而起”了：“什么纳谏呀！这明明是影射革命领袖哩！”真是奇怪的逻辑！“纳谏”有什么不好？难道这是某一个人要接受的教训？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只喜欢听颂扬，不喜欢逆耳之言，这没有点“一般性”？“影射”又有什么不好？所谓的“借古喻今”或者“讽今”，又有什么不对？“古为今用”，不正是毛主席的教导吗？一篇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可能从中汲取了教益，拍手不迭；有的人可能认为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大发雷霆。这也无可奈何。
举一、二个具体问题（甚至更多）来讨论，就能把一个革命领袖否定掉了么？如果是这么容易，那也就称不起革命领袖了。说穿了，不过是只准“凡是”而已！
《时》文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影射“术”的问题，要作文章的人“有话明说”。既然称之为“术”，显然并不仅指“借古喻今”、“影射”之一端。到底还有什么？不得而知。有话不明说，不外还有“托物取喻”。这自然也难逃“影射”之嫌的。这种“影射”，《汤誓》可能带了个头。以后的《诗经》就数不胜数了。在文学上这称之为“比”。屈原大概也有嫌疑。他用“荃”隐喻楚怀王，拿“申椒”、“菌桂”、“蕙”喻有才之士，以“?”、“葹”比小人。话就不是“明说”的。《歌》文的作者，不是也讲到“诅咒红日”吗？他也是在用“喻”。
所谓“比”，意思不外是：用两种本质上并不相同的事物，取其相同的一点来作比较，使这一物之特征，在那一物中得到表现；而由于这种比较，使这一物之特征更为突出。这纯粹是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问题。话直说，理论文章可以这样要求，文学艺术就不一定。即使理论文章，也还有“比”呢？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在这方面都是高手。怎么能要求人一概地都“有话明说”呢？连人家的表现手法也干涉，这恐怕也太过分了吧？按照这一要求，难以想象文学艺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时》文作者说：“还有一种人，专爱赶‘政治时髦’，某种思潮一来，他们不辨风向，不问来由，只要觉得新鲜，便赶紧抢到头里，或发议论，或写文章……”
何谓赶“政治时髦”？除非抱有个人某种欲望、动机，专搞政治投机，妄图以此捞点油水的极少数小丑。当前的主流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奔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难道说，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学习贯彻三中全会决议是赶“政治时髦”么？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赶“政治时髦”么？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顾问”作恶肆虐十多年，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冤案遍全国，株连近一亿人。破坏生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设文字狱，蹂躏了“双百”方针，造成文坛一片荒芜。他们祸国殃民，造成大倒退的局面。这场浩劫，是刚刚过去的事实，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军民，坚决拨乱反正，使乾坤初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崭新事业，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切共产党员、志士仁人，都应成为革命的闯将，敢想敢干，而不应思想僵化，因循保守，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时》文作者无视当今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横加指责什么赶“政治时髦”，他自己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现代迷信这股风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刮起来的。许多是非问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搞糊涂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阴魂不散。对于这些，
《时》文的作者也该是明白的。为什么故意挑起“革命导师”作为幌子来吓人？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主张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当前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现代迷信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歌》文和《时》文的出现，并不奇怪。冰冻三尺，岂止一日之寒？
《时》文中把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与“四害”横行时作比，说什么：“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这完全与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估计唱反调。华国锋同志说：“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正是历史真相和主流。这样好的形势，怎么就使你“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
如果要说“怕”，怕的就是那些“风派人物”。他们不讲科学，不尊重唯物论、辩证法，他们不学有“术”，脑际里只有“风”，他们专门窥测风向，看风转舵。他们看准了风势，会比谁都“激进”。到头来，说不定“否定”革命导师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