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有权就有一切”是反革命的理论
本报特约评论员
我们的党，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几十年来，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剥削阶级的腐朽作风，侵入了党的肌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某些干部滋长了一种特权思想。它严重地腐蚀着我们的党，损害着党的威信。
封建主义权力观的谬种流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林彪就抛出一个口号，叫作“要念念不忘一个‘权’字”。随后，经过他们一伙的喧嚣鼓噪，这个口号又演化成“有权就有一切”，变得更加露骨，更富于蛊惑性。它道出了反动政客追逐权势的心声，成了林彪、“四人帮”奉行不渝的信条。
“有权就有一切”，对于那些热衷于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个口号的反动性，就在于它诱使人们离开人民的利益，离开党的正确路线，为谋求私利而攫取个人权力。它诱使人们相信，有了权，就有了个人的一切。它驱使人们去争权夺利，以权谋私，以权徇私。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反动口号，以权为饵，诱以官禄，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以求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在这个口号的毒害之下，多少意志不坚的人，为追求个人权力而走入歧途；多少官欲熏心的，为争权夺利而身败名裂！
中国古书上有个传说，写的是汉朝淮南王刘安修成神仙，准备和老婆一起上天去，可是，这位夫人却舍不得家中的屋宅六畜，迟迟不肯离去。刘安就把仙药拿出来，涂之于住宅，饮之于鸡狗。于是，阖家老小，连鸡带狗，一齐飞上了天。这个神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封侯万户，高车驷马，为的就是勋爵继世，将相传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他们的当然特权。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有权就有一切”，正是这种封建特权思想在当代的谬种流传。
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已近三年，这个反动信条还在我们某些同志的头脑中作祟，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为什么有的人嗜权如命，寸权必争，把领导职务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东西来追求？
为什么有的人热衷于“一言堂”、家长制，把自己的话当成金科玉律？
为什么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握，便敢于藐视法纪，为所欲为？
为什么有的领导人无所顾忌地拉山头，搞宗派，培植私人势力？
为什么有的人利用职权，追求享乐，搞特殊化？
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了权，就有了理，有了物，有了人，有了子女的前途……。一句话，有了权，就有了个人的一切。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权，已经成了图谋私利的手段，成了封建主义的特权。
“有权就有一切”，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是传播封建特权思想的瘟疫。它腐蚀着我们党和干部队伍，腐蚀着革命的下一代，败坏着社会风气，是我们党和国家可能变质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决不能漠然置之，任其泛滥。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共产党人应当怎样对待权力？
首先，在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权力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为求得解放，首先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政权，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朝着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对于胜利了的人民，如同布帛菽粟，绝不可以须臾离开。丧失了它，就会丧失人民的一切。
其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给我们以职位，授我们以权力，是要我们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谁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谁担负的责任就越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来不存在个人的权力，而只有阶级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如果说，共产党人也有权力的话，那只能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之权，坚持党的正确政策之权，坚持真理之权，坚持党的原则之权。此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特权。谁如果利用人民交给的权力，抵制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强制推行错误的东西；谁如果依仗人民交给的权力，违犯党纪国法，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成为站在人民头上的特权者，那就标志着，这个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性质。即使他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总不免在人民的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人民还是要把这个权力收回来。
是依仗手中的权力牟取一己私利，还是运用人民交给的权力谋取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权力观和剥削阶级权力观的根本界限。
“有权就有一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社会的前进，起着反动的作用。社会是在不断变革中前进的。没有变革，就没有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在不断改革中逐步实现。我们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只有无私无畏的人，才是最勇于改革的人。凡是搞特权的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总是想维持现状，反对改革。在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干四化的今天，为什么有人一提改革就凄凄然，唉声叹气；惶惶然，不可终日；昏昏然，手足无措；甚至愤愤然，暴跳如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包含着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考虑。他们生怕改革触动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他们眼里，只有一个赤裸裸的“权”字，哪里还有什么四个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代表亿万人民利益的根本大计，应当服从于他们个人的特权，服从于他们的既得利益。这种人，如果不从政治上、思想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就会成为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迟早被历史车轮甩到一边去。
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有权就有一切”的反动信条，危害我们党如此之久，如此之烈，而且至今仍象幽灵一般，纠缠着一些人，其中，有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当正确对待执政党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去说服和教育群众，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个原则，无论在党执政以前或执政以后，都是适用的。在建国之前的二十八年中，我们的党并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我们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取得这个胜利靠什么，主要靠我们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正确，靠我们党深厚的群众基础，靠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但是，建国之后，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党处于执政地位。党领导下的各级政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实行全面管理。各级领导干部大权在握。在这种条件下，就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俨然是政府的“官员”，群众则是任意驱使的“百姓”。于是，“有权就有一切”的反动观念乘虚而入。他们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去为所欲为。“掌权”成了“升官发迹”的途径。
领导就是服务。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一定要牢牢树立做人民公仆的思想。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地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能变。要坚决抵制“有权就有一切”这类反动思想的侵蚀，警惕自己蜕变成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
第二，应当正确处理各级领导干部的物质待遇。
在政治上追求特权的人，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追求物质上的特殊享受。中国封建社会流行过一句俗话，叫作“千里为官只为财”。它一语道破了封建主义的人生观：升官，是为了发财。
为了防止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蜕化成特权者，必须在物质待遇上制订出一套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不允许对它的党员给予超过工作需要的物质享受，不允许存在那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维护特权的法规。某些事情看上去虽然“合法”，实则无理；听凭某些领导人随心所欲，要什么，给什么，就既不合法，又不合理。这岂不是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实践着“有权就有一切”的理论？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去铲除特权，同特权思想作斗争，又怎么能够急人民之所急，和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呢！
第三、应当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
一切领导干部，都应当置于党的监督，特别是群众的监督之下。取消监督，尤其是取消群众的监督，是十分危险的。长此下去，一个人就要变坏，一个党就要腐化。
监督，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落在实处。
首先，要允许人家监督，要接受人家监督。自己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别人也不应当包庇、袒护。这就要废除那些隔绝领导和群众的作法。不许监督，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是“有权就有一切”的一种表现。
其次，实行监督，先是打通思想，进行规劝。这叫作晓之以理。然后，对于不听规劝，屡教不改，或者性质恶劣，影响很坏的，就应当采取组织措施。这叫作绳之以纪。当断不断，群众会说是“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那些热中于帮倒忙的人。他们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很善于投其所好，想歪点子，出馊主意，替一些领导人捞取特权。这种人，也是“有权就有一切”的信徒。他们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吹喇叭，抬轿子，无非是想有朝一日也捞个一官半职，或者从中分到一点既得利益的残汁。这是一种歪门邪道，是“有权就有一切”的变种。
批判“有权就有一切”这个反动理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深刻斗争。这种反动理论，年深日久，毒性甚烈，除之确实不易。但是，在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当中，它是不得人心的。万众一心，群起而攻之，一定能够把它搞得臭不可闻。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第3版()
专栏：
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
房维中
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主要问题是三个：
第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计划，管得太多，把经济搞死了。国民经济错综复杂，不断变化，要想通过国家计划对各项经济活动统统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本不可能。国内外的经验证明，没有哪一个中央机构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全部细节。第二，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切断了经济的自然联系，排除运用经济的办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数不尽的浪费。许多事情，企业之间直接见面，问题就能很快解决，但非得一级一级报批不可。几十道关口，一个关口通不过，事情就停摆了。而从下向上报，再从上向下批，一个圈子兜过来，即便顺利通过，已经时过境迁了。第三，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什么事情都得由上级布置，上级批准，多少条绳索把企业捆得死死的。其结果，企业只对上级负责，对计划负责，吃大锅饭，想积极也积极不起来。等、靠、要不对，但现行体制就是鼓励等、靠、要，鼓励伸手，而不鼓励企业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把事情办好。
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搞包罗一切的指令性计划，就得主要靠行政机构、行政手段，其结果，必然束缚和伤害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是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企业没有积极性，生产要更快地发展是不可能的。当然，问题不止这三条。在企业本身，还有一个经营好坏同生产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不挂钩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长期打不破这套体制？认识上有偏差。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就得实行包罗一切的指令性计划。越是问题多，越是嫌管得少，管得不严。过去老批评计划不全不深不透，不仅要管全民企业，连社队企业的产供销都想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国家管的经济技术指标，越加越多，中央管不了，就想放给地方，地方管不了，出了问题，又收回中央，来回兜圈子，就是不去想怎样扩大企业的权力，把许多事情让企业自己去管。
强调计划经济是完全正确的。国家通过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避免无政府状态，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计划经济是不是一定要全部实行指令性的计划，可不可以利用市场关系和经济手段，来达到计划规定的目标？事实证明，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应当这样做。
我们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想法不尽一致。大体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高度集中，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做法，即实行“古典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主张这种体制的同志还是有的。但是，这种体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重重，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重重，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重重，中央、地方与企业之间也矛盾重重，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第二种，分散管理，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独立，即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地方计划经济”。这样办，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是，这种体制仍然没有解决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不过把中央集权中存在的问题不同程度地转到省市的头上，而按行政区划和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所带来的弊病并没有消失，且会限制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和经济交流。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虚君共和”，中央管虚，地方也不直接管企业。美国的企业并不是按几十个州划分的，日本也不是按几十个县划分的。现在，跨国公司盛行，欧洲正在搞共同体，而我们如果把全国经济按省、市、自治区划成二十九块，有的同志担心，这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当然，不是说不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应当给地方的权力要给地方。
第三种，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按经济规律组织经济。打破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界限，把行政管理系统和经济管理系统分开，以企业为基础，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怎样组织合理就怎样组织。企业在哪里，就给哪里缴税。部门和地方负责研究发展规划、方针政策，负责企业之间的协调和思想政治领导，地方还要负责搞好公用事业建设。企业拥有生产、交换、分配的更大主动权。国家给企业指明发展方向和要求，但尽量减少下达指令性计划，更多地主要地采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第三种方案，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实行起来并不简单。要把理论搞清楚，把很多细节搞清楚，必须进行大量工作，实行起来要有很多过渡阶段，会遇到很多的阻力。现在对于第三个方案的许多提法，可能并不准确，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设想，但这确是一个方向。我们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的经验，闯出一条路子来。
实行体制改革，第一件事情，是先把方向搞清楚。每一个小改小革，都要遵循这个方向前进，而不能同这个方向相背离。没有全局在胸，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体制改革是搞不好的。（原载《财贸战线》报）
第3版()
专栏：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中的不同论点
郭代模 杨炤明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经济核算和经济改革讨论会。现将讨论中的不同论点简介如下。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
一种看法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说，分析一下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几种“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发现，百病的渊薮，全在于“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及其职工的物质利益没有关系。这种分配制度，如果不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推动力。而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上，所以改革的核心，应当是财政管理体制。必须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财权，并使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及其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
另一种看法是，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其核心是解决综合平衡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说，回顾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起大落，除其他原因外，也有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尤其是综合平衡没有搞好，计划不仅不留余地，反而缺口很大，计划成了“半计划”甚至“无计划”，生产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计划比例严重失调。所以，一定要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入手，抓住综合平衡这个根本问题做文章，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高速度发展。
再一种看法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调整好生产关系，其核心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较为适当，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财务自理，实际是大集体所有制，这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权、责、物质利益结合得最好的形式。把所有制调整到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好处，这不是所有制的倒退。有的同志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现在需要调整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本身。决不能授给国营企业以集体企业那样大的独立自主权，以免出现权越大，盲目性也越大，从而冲击国家计划的现象。
对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主张，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先行一步，因为财政对经济有反作用，从这里打开突破口，暴露各方面的矛盾，加以解决，能够推进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认为这违背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原则。财政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前提，并要与之相适应，以免将来经济管理体制变化，财政管理体制又要跟着变化。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眉目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管理体制小改小革先行一步倒还可以，大改大革则不适宜。
关于扩大企业和地方权限的程度
许多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管理中的要害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和偏重于行政手段，在不少方面程度不等地违背了经济规律。其中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这种自主权是否要有一个范围，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要打破框框，多放权，大放权。强调应当给企业以独立商品生产者必须具备的一切职能和权限。如计划制订权、产品销售权、资金支配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调剂权、产品订价权、对外贸易权等等，企业都要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自行掌握。有的同志还说，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制为方向，要把整个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在独立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而企业的独立经营管理权则是企业经济核算的根本前提，是企业及其劳动者对生产资料行使主人权力的具体形式，企业是必须充分享有这种独立自主权的。
但是，不少同志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同加强国家的集中领导结合起来。企业应当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行使自主权。对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理解为只是一味放权，多多益善。给企业哪些权，国家保留哪些权，要划出合理的杠杠来。企业的权限扩大到什么程度？有的同志说，企业的各种权，包括计划权、财权、物权、人权在内，都不宜过大，要能让企业有权搞好本单位的简单再生产，有权搞好本单位的挖潜、革新、改造为适宜。有的同志说，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作用，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领导人熟悉业务，管理水平比较高，扩大企业自主权，更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把企业办好。有一些企业领导不懂业务，管理水平低，甚至瞎指挥，这样权力越大，破坏作用和造成损失也就越大。所以，不能孤立地谈集权与分权，要考虑企业领导人的管理水平。现在企业领导人的经营管理水平一般都不高，在体制改革中，对此应多加考虑。
对扩大地方权限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应适当放权，使地方有权能够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经济有效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国民经济。有的同志则认为，在处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经济权力关系中，以两头大中间小为宜，地方的权力不能大了。例如实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从积极方面说，能促使地方增收节支，但也可能带来弊病，容易在企业头上打主意，可能产生经济割据，阻碍按经济原则组织生产和流通，影响组织联合公司、跨省公司和争原料、争市场、争利润等。
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
在讨论中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折旧率应大提高，要求固定资产能在十年内更新一次。现在规定的折旧率，大约为百分之四，一般要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才能更新。现在外国采取“快速折旧”法，技术设备的更新，一般是五年一次。我们要加速实现现代化，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备，折旧率就不能差得太远。另一种观点认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可以在盈利增加的基础上，适当地逐步提高，以利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和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但不赞成“快速折旧”，把折旧率提得太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折旧”法，是通过提高折旧率，来帮助垄断资本逃避税收负担，增加资本家利润，加速资金回收，鼓励私人投资，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我们国家的情况则不同，没有必要在较短时间内将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一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规定的折旧率，适应我们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情况，只要折旧费能全部留给企业使用，不再上交财政，再辅以必要的银行贷款，是能满足企业现有设备的革新改造需要的。有的同志认为，目前，企业反映更新改造资金不足，主要是：（1）上面拿走的多，留给企业使用的少；（2）很大一部分搞了基建性质的支出，真正用于更新、改造的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多留或全部留给企业使用外，主要还是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只能用于更新改造，不能用于基建或基建性质的支出。
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全额信贷
对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是否应当实行全额信贷，有不同看法。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部和银行分别供应，分口管理，造成管理多头，调剂困难，而且占用资金多少与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管理好流动资金的积极性。对国营企业的全部流动资金逐步改由人民银行以贷款方式统一提供，能够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合理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和物资积压，充分发挥现有财力物力的作用。
有的同志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实行全额信贷，不仅没有积极作用，而且有以下问题：（1）企业没有自有资金，会削弱企业自主权，限制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扩大商品的流通，也不利于同外国人做买卖。（2）定额内的资金是必须经常占用的最低指标，计算利息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增加企业负担，而对超定额储备实行高息，在商业一二级批发站又有困难。因为这些单位担负着储备任务，要起蓄水池作用，不能实行定额管理。（3）搞全额信贷，企业的非商品资金也由银行贷款，失去了贷款的商品性、保证性和归还性，使一部分贷款与商品运动脱节，对货币流通发生不利影响。有的同志则认为，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比过去无偿使用有很多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体现出来。为此，必须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基础，把流动资金供应方式的改革，同计划、物资、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为防止全额信贷流于形式而制定一些必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