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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解决上访问题
本报评论员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千多名干部，陪同来京上访人员返回当地，推动各地党政部门妥善有效、实事求是地解决上访者的问题。这是解决上访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
大批群众来京上访，是林彪、“四人帮”横行十余年，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所造成的一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现象。今年一月，中央曾经邀集来京上访群众较多的各省的负责同志开会。当时，华国锋同志说：“来京上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人，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那时，各省上访群众满怀着希望，随着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回到省里，以为他们的问题总可以得到解决了。结果，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不相同。有的解决得好一些，有的解决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予解决。蒙冤的群众无处伸冤，有的不得不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再次来京上访。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不应该的，必须下决心予以彻底解决。
解决上访问题，首先要对上访群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应该说，上访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姐妹，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们被压在阴山之下，蒙冤受屈，无处申诉。时至今日，很多人的政策落实了，他们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甚至继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他们频频上访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的申诉，大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由于基层的硬顶和推拖，或是由于被控告对象“后台”硬，“保护层”厚等复杂原因，结果变得枝节横生，难以解决。对这些人应该耐心地听取他们的陈述，认真分析导致他们的问题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找出症结，对症下药，尽快给他们一个“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解决。也有一些上访人员，主要是提出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对这类要求要做具体分析。如果确属超出政策规定之外的不合理要求，应该做耐心的工作，讲清道理。有些问题，属于可以解决的范围，那就应该解决。有些问题虽然不无道理，但因涉及的面比较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慎重一些是必要的。就上访者来说，不应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持“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去”的态度。就领导来说，应该从实际出发，积极地、尽快地研究出解决的办法，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刀切、绝对化，认为“一般不解决”就一个也不解决。当然，在上访群众中也可能有个别的“上访油子”，硬赖着不走，靠上访来混饭吃。还可能混有个别坏人，他们以煽动闹事、浑水摸鱼为目的，蓄意制造事端。这是极少数。上访的同志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只要我们把绝大多数上访群众的问题切实解决好了，个别坏人就无从兴风作浪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不是这样来看待上访人员，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把他们视为“干扰”，目为“累赘”，对他们采取“一抓二吓三骗”的方针。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公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怎么能随便抓人呢？上访人员要求解决问题，几经曲折，历尽磨难，为的是平反伸冤，甚至只为求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上访，岂是能够吓走的？至于骗，只能蒙骗于一时。这次骗走了，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再来。我们是共产党，是要为人民群众办事情、谋利益的。切实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份内事，怎么能采取这种毁誉失信的做法呢？
粉碎“四人帮”快三年了，还有这么多的群众上访，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工作中的耻辱。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上，中央带头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一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为全党做出了榜样。本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犹豫了。但是，实际上有些地方落实政策，名不副实。省里有些机构的负责人，甚至包括省委的负责人，更不用说地区、县、公社，都有那么些负责人，办错了案，办错了事，硬是不认账，领导一再催促，群众一再找上门来，硬是不予理睬，不予平反。还有些同志，自己的冤案平反了，落实政策上了台，又当起官做起老爷来，整天划圈圈发牢骚，老百姓的冤假错案他不管，人民的深重灾难他不问。那怕是人命关天的事，他都无动于衷。过去的县太爷还升堂理案，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却从不亲自接待群众、解决问题，只是让干事转信，秘书代劳，一推了之。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阻碍落实政策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大量群众出访上诉的主要因素。
党中央派人下去帮助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我们希望下去的同志都能做包公，做海瑞，做比包公、海瑞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解决好上访人员的问题，要依靠地方党委。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发生在那个地方，就应该由那里的组织落实安置好。派下去的同志是配合和协助地方党委做工作，不要包办代替。然而，如果发现有的单位和个人，拒不执行党的政策，对冤假错案不予平反，对可以解决的问题顶着不办，下去的同志也有责任进行督促和检查，并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反映。对那些坚持错误、玩忽职守、打击报复、拒不改悔的人，要提出处理建议，违犯党纪者，要给以党纪处分，犯法者要绳之以法。我们希望下去的同志们发扬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为民伸冤，为民除害，坚决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我们也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这项措施，对各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乃至改进党的作风等等，都会有很大的推动，全国的上访问题因此能有一个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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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条条框框 放开手脚创作
葛琼
当前文艺创作的形势怎样？是放得不够还是放得“过头”了？前些时有一股冷风，把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形势，说得一团糟，并且给加上好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但那终究只是帽子而已，三年来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文艺创作上的突破更加令人鼓舞。但是应该看到，乾坤初转，文艺创作的繁荣，还只是初露端倪，要达到繁花似锦的局面，还需要我们作很大的努力。
为什么文艺创作还没有更快达到全面繁荣的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艺战线，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时隐时现地在束缚着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这些同志还不敢放开手脚大胆创作。这里面，有的是作者自己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流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敢突破林彪、“四人帮”规定的种种禁区；有的则是由于一些自己思想僵化或半僵化，而又反对别人解放思想的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某些同志，还在设置新的框框，划新的禁区，限制和束缚文艺工作者创造力的发挥。为了繁荣文艺创作，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冲破束缚创作的种种旧的和新的条条框框。
要打破在题材问题上的框框。林彪、“四人帮”反对题材多样化，鼓吹题材决定论，片面强调所谓写“重大题材”（后来就干脆明确规定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写十三年”等等，排斥其它题材，把文艺创作引进了死胡同。现在，对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谬论虽然批判了，但影响并没有肃清，新的条条框框又出来了。比如，有的同志片面地提出要写歌颂性的，不要写暴露性的；要写“向前看”的，不要写“向后看”的；要写工农兵，不要写“作家熟悉的”其他生活；要写四化建设，不要写四化以外的其它题材。诸如此类束缚创作的新框框，如果不打破，怎么能期望创作的繁荣？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无限丰富，我们的文艺应当体现出生活的丰富性。文艺家的创作天地无限广阔，创作题材应当多种多样。现实斗争题材应当写，古代生活题材也应当写；中国题材应当写，外国题材也可以写；四化应当写，四化以外的也可以写；工农兵应当写，工农兵以外的人也可以写。当然，应当提倡以现实斗争题材为主。但是，如果人为地规定作家只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会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要求是多方面的，这就需要有多种多样题材的作品。因此，要使我们的文艺不脱离生活，不脱离人民，就要提倡题材多样化，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
要打破在人物塑造上的框框。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纪要》中，鼓吹所谓“根本任务论”，强令文艺工作者不管写什么题材，都要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根本不准写有缺点错误的所谓中间人物，根本不准把知识分子等工农兵以外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至于历史上封建阶级中的帝王将相，资产阶级中的有影响的人物，更是在禁止之列。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批判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框框。有的作者刚刚突破“四人帮”的禁令，写出一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有人就出来责难，说什么工农兵方向被丢掉了。有的人反对从各个角度表现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摧残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家破人亡、悲欢离合的遭遇，认为写了这些就会使人感到前途渺茫；有的人主张写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按顺序，排座次，规定先写谁，后写谁，不这样办就是“砍旗”。一些作者，对写历史人物，仍然顾虑重重，怕被说成是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有这些，都是文艺创作的障碍，都应该扫除。
社会主义的文艺当然要大力提倡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业绩，歌颂他们的斗争精神，塑造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但是，一部文艺作品的价值，主要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以及两者统一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它以什么人物作为主人公。以无产阶级英雄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优秀作品，以其他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坏作品。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观点，去描写这些人物。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英雄人物不仅工农兵中有，各条战线也都有。社会主义文艺也不能片面地把英雄人物作为唯一的描写对象。我们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可以写；英雄人物可以写，不是英雄的一般人物，或者所谓中间人物也可以写；成功的英雄可以写，失败的英雄也可以写；正面人物可以写，反面人物也可以写；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可以写，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其他杰出人物也可以写；起义农民可以写，帝王将相也可以写；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写，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写。只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描写上述种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活动，恰当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出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这样的作品人民是会欢迎的。有的作者常为没有什么可写而苦恼，其实，思想一解放，束缚创作的框框一打破，可写的东西就摆在面前了。
还要打破不利于文艺繁荣的其它种种框框。比如要求所有作家都运用一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不运用这种方法就加以否定。这是不对的。文艺工作者可以在创作方法上进行选择和探索，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时代精神，都是应该允许的。又如文艺体裁、样式，也不能单一化，而要多样化。戏剧中，就可以写正剧，也可以写悲剧，还可以写讽刺剧。社会生活中有悲剧，我们的文艺就可以出现悲剧作品。真善美的东西应当歌颂；假恶丑的东西应当批判，也可以讽刺。再比如风格、流派，也要打破框框，反对只准一种风格、一种流派的错误倾向。作家们要勇于创造自己的风格，勇于继承和发展健康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流派。作家的成就，取决于他的思想、生活和才能，但也很需要有勇气。作家的勇气来源于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文艺的繁荣。
列宁说过：“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文艺创作的天地是广阔的，但文艺作者要在这天地中自由飞翔，必须首先从束缚作者手脚的种种思想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要打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肃清极左思想的种种流毒。这是发展文艺创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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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瑶环》的复苏
李超
田汉同志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最近由中国京剧院一团重新上演了。在这个戏的命运史上，深深地留下了我国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尖锐复杂斗争的痕迹。它的重演，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和沉痛的回忆。
一九六一年，田汉同志在西安观看“碗碗腔”的《女巡按》，想到党号召要克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不要学霸王别姬，而要学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于是把原来写谢瑶环受权奸迫害，骂武则天的内容，改成既肯定武则天向豪门贵族斗争，也批评她后来放纵子侄近臣走豪门贵族的老路，在全剧中注入了要提防“载舟之水也覆舟”和“为民请命”的思想。《谢瑶环》剧本于一九六一年发表，一九六四年被党内那个“理论家”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遭到了批判。
当时批判《谢瑶环》的借口，是说它写了“载舟之水也覆舟”的思想，说这是借古讽今，是反党。这一批判，是那个“理论家”一伙用捕风捉影的手法蓄意进行陷害。我们应当首先澄清这一是非。
剧中通过武则天唱道：“……太宗的言语说得透：要提防‘载舟之水也翻舟’！”这是指要重视人民的力量，照顾到人民的利益。这个一千多年前连封建帝王都懂得的人民和政权之间的舟水关系，却被说成是反党的，真是岂有此理！事实上，武则天只有认识了人民可以载舟也覆舟的道理，才可能采纳谢瑶环的主张：“……还不如陛下施恩惠，抚慰黎民安社稷，制止豪强严法制，使耕者得田饥得食……”这一思想在剧中是一贯到底的，直到剧尾，袁行健还向武则天诤谏说：请圣上“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作者在这里写载舟覆舟的道理，非常清楚，是要统治者正确解决与人民的舟水关系，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这里根本不存在有些批判文章所诬指的什么“要煽动我们的劳动人民起来造共产党的反，起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剧本通过人物之口，提出要武则天采纳忠言，安抚黎民，剧中武则天也确是这样做了：除了来俊臣那样的奸，申了谢瑶环的冤。这样的剧情，到底有何反动？林彪、“四人帮”害怕人民，害怕真理，硬说翻舟就是影射党要被人民推翻，这岂不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
《谢瑶环》被指责的另一罪状，是说它宣扬了为民请命思想，并引申出：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为民请命，而这又是田汉的一贯的反党思想。于是帽子、棍子接踵而来。不仅这出戏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田汉同志也被定为反党作家，竟被迫害致死。我认为，为民请命是指清官有了载舟覆舟的认识，既要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又要顾及人民的要求，象谢瑶环、况钟、董宣那样，忧国忧民，敢于挺身而出，拚着性命，犯上死谏，敢于向恶势力斗争。那种认为“为民请命”即使在封建社会是好的，但在今天也不能提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有些领导人，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违法乱纪，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问题还很不少，还需要有人敢于斗争。我们更不能忘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不就是运用武三思、来俊臣的手法，制造了那样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残害了许多象贺龙、陈毅等那样的忠良吗？林彪、“四人帮”作恶多端，而且流毒至今仍未肃清。既然有这种情况，有人敢出来为人民说话，伸张正义，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我们看到违法乱纪的现象，听之任之，不揭发，不斗争，那不是在包庇坏人，姑息养奸吗？
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应当包括维护人民的正当权利，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岂不也是为民请命吗？共产党就是要为人民办事的。当然，我们也要提防那些心怀叵测，抱有个人目的、藏有野心的人，借口为民请命，煽动群众闹无政府主义，起哄肇事。这当然不是为民请命，而是利用群众的某些要求和愿望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在重新上演《谢瑶环》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把这些是非弄清楚。
戏剧艺术是在观众面前完成的。作家的创作意图，剧本表现的思想，只有通过导演和演员的再创造，塑造出具体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效果。《谢瑶环》的重新演出，不但导演和演员对作品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连观众也感受得更深了，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田汉同志在写剧本时，只不过根据一定的历史故事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可是没想到在写出剧本几年之后，自己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
今天尚可告慰的是，一团的导演和演员们做了使剧本提高深化的工作。在演出中，全剧突出了谢瑶环同人民休戚相关的思想感情，强调了忧国忧民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性格。就全剧讲，导演和演员们掌握了要突出的主题思想，从人物性格出发，克服了那种突出主角、围着名演员转的积习。所以，人物的刺激与反应，思想感情的交流，此起彼伏，因感而发，形成舞台上和谐的音乐感和强烈的戏剧性。这样，既淋漓尽至地刻划了人物性格，也表现了主题思想，因而构成了一台完整的戏剧。
在表演艺术上，《谢瑶环》的演出，使我们又欣赏到杜近芳同志那声美腔圆、脍炙人口的唱段。她不但表现了谢瑶环改装的男性化的慷慨激昂的一面，也刻画了她髫韶年华纯真娇羞的一面。由于谢瑶环女扮男装的特殊身份，要求演员必须突破行当，运用小生的唱腔来塑造人物。杜近芳在演唱时能够运用自如，唱得恰到好处。还令人高兴的是，从这次演出中，我们看到青年一代的成长。如演袁行健的叶少兰，他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充满抱负、仗义执言的将门后代，不愧为表演艺术家叶盛兰的嫡传。同样，饰演龙象乾的李强，戏虽不多，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演得严肃认真，用传统的技艺表达了人物内心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谢瑶环》的演出，使我们通过剧中塑造的人物的感染力，认真分析、理解了一些思想是非，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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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花园里
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戏《撩开你的面纱》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四幕话剧《撩开你的面纱》，是一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戏。
剧本以某省省委工交办公室主任刘波，与女儿爱华对引进外国设备、吸收先进经验方面的意见分歧为主线。刘波不能容忍三女儿刘爱华对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所表现的“过分”热情，当三女儿敢于“抖胆陈言”时，他居然划地为界，用屏风把一屋分为二室，隔开了父女来往。一场僵化思想与解放了的思想之间的冲突，就在这个家庭里展开了。
《撩开你的面纱》以独特的艺术构思表现了这场思想斗争。剧本深刻地提出：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路上，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报春花》受到观众赞扬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最近不断接到一些观众来信，赞扬话剧《报春花》是一出解放思想，说了真话的好戏。
话剧《报春花》是围绕某纺织厂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产品质量，可不可评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为质量标兵等问题展开的两种思想斗争。从八月一日上演以来，场场满座。观众认为，《报春花》在文艺如何反映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歌颂重点转移，促进重点转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剧作者崔德志敢于面对现实，突破禁区，大胆创新，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但却是劳动模范的青年女工形象。
话剧《唐人街上的传说》在天津上演
大型话剧《唐人街上的传说》，是一曲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和中美人民友谊的热情赞歌。它构思新颖，情节曲折。天津市话剧团的导演、演员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此剧增添了色彩。
传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西海岸某城市里。解放前，漂泊异乡的华侨妇女傅翰文在丈夫死后，穷困潦倒。新中国成立后，她决心把仅有的财产——一幅珍贵的中国宋朝山水画献给祖国。然而，她却遭歹徒毒害而丧命。中国水手蔡大龙珍藏了傅翰文留下的这幅画，并且抚养了她的女儿梦华。时过二十二年，蔡大龙意外发现真画被人盗走，他保存的是幅假画。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蔡大龙和梦华二人终于夺回了真画，送归祖国。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华侨的声名在国内蒙受了不白之冤。天津市话剧团青年作者宝石林的新作《唐人街上的传说》，使华侨这个充满着亲人情意和辛酸苦难的称呼，闪现出她原来的面貌。
吴祖光的新作《闯江湖》在上海公演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新近创作的五幕话剧《闯江湖》正在上海公演。
《闯江湖》描写的是生活在旧社会的评剧艺人，受尽凌辱，终于投奔解放区，走向新生活的故事。
《闯江湖》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整个戏情节曲折，真实感人，受到观众的欢迎。（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