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岳平
中共党史课的教学怎样进行？已经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当前政治理论教育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坚持党史教学
当前党史教学出现困难，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歪曲、篡改党史，肆意伪造，以假乱真，使党史课失去了真实性，降低了信誉；其次，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中，也存在着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够的现象；此外，党史上有些问题还没有定论，也是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志对搞好党史教学信心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有个党史正本下发，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党中央对编撰党史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但是，编撰党史正本，也要有个过程。在党中央编撰审定的党史出版前，党史教学要不要暂停？我认为不能停。党史课是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继承党的光荣传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学习党史的目的在于应用，总结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中国式的道路。这个新长征怎么走？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借鉴自己的历史经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党史学科是深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一个重灾区，更需要拨乱反正，认真搞好党史教学，把我们党的历史如实地告诉人民。
应当看到，当前虽然没有正本，但是，搞好党史教学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有党的历史文献，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等党的领袖的著作和其他资料；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尚健在，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和革命回忆录；建国十七年中，不少单位的集体或个人，积极编写党史课本、讲义、简史，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本子；有包括党校、军事院校、高等学校、纪念馆和各种研究机构在内的一支约万余人的党史专业队伍。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传统不断得到恢复和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我们科学地进行党史的研究和教学作出了榜样。这说明坚持党史教学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抓住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十八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一部党史，记载着党在半个多世纪中的伟大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历史；也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这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活动的主体，也是党史这门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
过去长期流行过一个口号：搞党史要“以历史为线索，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这个口号颠倒了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把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实践放到次要和陪衬的地位，突出个人作用，夸大路线斗争，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肃清现代迷信的流毒，把党的活动放到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首位。要研究和讲解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的报告、决议、宣言、公报等文献。这些文献是党领导人民在各个时期进行伟大斗争的记录。我们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它们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等，应该彻底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它们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它们恢复名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党领导人民的伟大斗争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党史教学中必须认真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否则，就不能搞清楚党的活动，不能深刻了解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是怎样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言论和著作，也是党的伟大活动的记录和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对于党史教学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党史教学中，还应该考虑党的活动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对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各部分军队、各条战线，都应该从全局出发，放在恰当的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因为某人参加了某项活动就随意“拔高”、“突出”，也不能因为写了别的一些人参加的活动，就批评为“分庭抗礼”。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多方面的斗争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要给予充分的阐述。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我们党坚持了这种结合的原则时，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这种结合的原则，革命事业就受挫折，甚至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经验，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党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党史教学，要通过系统的生动的历史实践，使人们了解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是怎样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从而帮助人们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教育人们永远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和挫折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方面，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时期，在执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党史的研究与教学，要认真总结并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基本经验。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就是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好传统和好作风。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党风，也败坏了社会风尚。通过党史课的教学，要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继承和发扬。
总之，党史教学要始终抓住党的活动的主要环节和重点内容，避免事无巨细的史料罗列和轶闻琐事的考证，努力把党的基本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讲清楚、讲准确，使人们了解党是怎样成长壮大的，党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吸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念。
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一个青年学生对党史教员说：“我们希望听真党史，我们不会揪你的辫子。”这话讲得好。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讲党史，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流毒，是党史教员的职责。
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党史是多方面的。他们打着“突出领袖”的旗号，把领袖神化，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把领袖孤立于党组织之上、集体之上和群众之上。在他们的笔下，党史成了宣扬英雄史观的领袖个人的历史。他们把党的历史歪曲成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在他们炮制的党史中，只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党内路线斗争，根本看不见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威武雄壮的场面。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篡改党史，抹煞客观存在的事实，凭空捏造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想歌颂谁，可以编造他的“英雄业绩”；想反对谁，可以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某人犯了错误，就从党史上除名，他参与或领导的历史活动也一笔勾销。照片剪下接上，文字改来改去，使历史面目全非。而且只许他们讲假党史，不许别人讲真党史。他们手持帽子、棍子，谁要是讲真党史，就给谁扣上
“反对毛主席”、“为走资派树碑立传”等罪名，致使党史领域至今仍有不少禁区，一些人余悸难消。
鉴于林彪、“四人帮”对党史的歪曲和篡改，当前党史教学要注意的首要问题，是坚持唯物史观，拨乱反正，恢复党史的本来面貌。
党史教学要拨乱反正，必须正确处理几种关系：党和领袖的关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尊重史实和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关系。
党史教学以党的活动为主体，并不是不讲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领袖只有在能正确集中群众智慧和代表全党和亿万人民的利益时，才能成为真正受到群众衷心拥护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我们党的最杰出的领袖，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他最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集中群众的智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的伟大贡献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讲领袖的作用要注意三点：第一，不要离开群众讲领袖，不要离开党的领导集体讲领袖，要正确反映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第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不能低估领袖的伟大贡献，也不要神化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把毛泽东同志说成一点错误也没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第三，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一切胜利，都是集体奋斗的结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个领袖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功勋卓著，也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在讲党史时，既要讲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也必须讲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活动和许多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我们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总是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党内矛盾有各种情况，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讲党史必然要讲路线斗争这部分内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共产党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改造社会的司令部，开展党内斗争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和改造世界。因此，讲党史必须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党的历史，讲清楚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全局。讲路线斗争要放在适当的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能以讲路线斗争代替讲阶级斗争，更不能以路线斗争代替全部党史。
党史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党史学的科学性和党性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讲党史，才能真正体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需要用歪曲历史来为之服务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周恩来同志说得好，“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尊重史实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前提。我们要努力把党史教学建立在确凿的历史资料的牢固基础上，既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也不随意砍掉本来就有的内容，决不随风改史。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坚持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不能以后来或今天的观点苛求于前人，也不能把一个人后来或今天的思想，硬挂到前面去。要坚持科学分析，力戒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对待拉萨尔、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的科学态度，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
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党的历史上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的问题，人们有争论，尚未作出正式结论，怎么办？这里有两种态度，一是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结论；一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科学无禁区，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不应有禁区。这些没有作结论的问题，正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认真调查研究，以实践为标准去判断是非。
一九五六年以后二十多年的历史，占了我党约五分之二的历史篇章，据有重要地位。一九五六年后，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开始出现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开始探寻一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在探索新道路的战斗行程中，我们取得了成绩，也走过弯路，经历了两个马鞍形，党在工作指导上，发生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不少干部和人民惨遭迫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党的元气受到损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反面教员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许多问题看得更清楚。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付出高昂代价取得的宝贵经验，乃是最切近的参考。研究、理解、掌握这些经验，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方针。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去解决。多年来，“双百”方针在党史学的研究中贯彻很差，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当前，要把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更需要贯彻“双百”方针。即使发生某些缺点、错误，作出了某些不妥当的判断，也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允许别人改正。另一方面，党史工作者也要解放思想，无所畏惧，发扬敢于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内外有别。有些问题一时不宜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可以在内部研究，教员与学员也可以展开讨论，共同探讨。只要大家努力，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有争论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搞好党史教学和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机构，制订党史研究规划，搞好主要项目的研究工作，加强资料工作建设等，只要得到各级党委的关怀和支持，都是不难逐步解决的。
第3版()
专栏：思想评论
关于“向前看”
章云
向前看这句话，现在大家经常说，经常用。
然而，什么叫向前看，怎样才能向前看，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解释。
有人一听到议论过去，就不以为然。似乎一说过去，就不是向前看了。什么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只要是同过去有关的事情，都一概不得涉及，甚至连纪念和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被视为不向前看而遭到非难。
这是对向前看的一种误解。
党的三中全会号召大家向前看，是要我们的一些同志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计较过去的个人恩怨、派性纠葛，团结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理应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不要总结，路线是非、理论是非不要搞清楚，过去的一切统统都可以丢下不管。
总结历史经验就是不向前看吗？恰恰相反，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正是向前看的必要前提，正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在我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都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是这样，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正是总结了多年的历史经验，破除了现代迷信，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结果。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弄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非不清，真假莫辨，向前看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历史的经验得来不易。付了学费就应该学到些东西，如果付了大量学费，什么也没有学到，还是昏天黑地、糊里糊涂地乱撞，那就是再蠢也没有的了。
纠正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不向前看吗？不对。林彪、“四人帮”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许多好同志含冤受屈一二十年，不少人被迫害致死，真个是天怒人怨。不解决这些问题，正义不能伸张，真理不得抬头，有些地方甚至好人照旧受难，坏人仍然当权，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向前看又何从谈起？当然，对于受了冤屈的同志，我们可以要求他们胸怀开阔一些，眼光放远一些，在落实政策、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但是，决不能拿向前看作借口，不去认真地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也有人认为，提出解放思想，就是不向前看。这更是糊涂观念。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过去种种错误思想、种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可以说，解放思想的人，就是真正向前看的人。认为解放思想是不向前看，请问，难道死抱着错误思想不放，倒是向前看？难道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倒是向前看？难道因循苟且，墨守成规，事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倒是向前看？
上面所说，本来是一些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搞不通呢？
对于向前看持有种种误解的同志，大多数是好心人。他们有着迅速实现四化的良好愿望，总想同过去一刀两断，无牵无挂地大步前进。然而，他们不懂得，历史是割不断的。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更没有将来。不懂得过去，就不能了解今天，更不能预见未来。这一点，我们这些好心的同志迟早会在事实面前认识清楚的。
第3版()
专栏：
读董必武同志的一部著作
金默生 罗耀培
董必武同志的著作——《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对全国人民和政法干部学习新颁布的七个重要法律，增强法治观念，将起积极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并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他对中央抄发的华东局文件中有些党政不分的提法提出了意见，严肃地指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三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关于这件事，他还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信，表明了自己的原则态度。在建国初期，他还提出正确处理党和政权机关关系的三项原则：“（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予确定的指导；（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董必武同志的这些意见，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为了实现“以法治国”，董必武同志对我国革命法制的建设更是殚精竭虑。他一再指出：“对于法律和法令的严肃性应当有充分的和正确的了解，并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进行工作。”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就明确指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董老就及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各项法律的方案。到一九五三年，在百废待举、人力有限的困难条件下，由年近古稀的董老操劳规划的政法工作已卓著成效。当时，我们正式颁布了相当多的法律、法令，处理了六百万件案子，法纪肃然，社会安定，刑事案件逐步下降。
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认为，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人民民主法制。“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指出：“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其二，有法必依”。他严肃地批评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思想：“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他严肃地指出：“假如我们不遵守宪法和法律，怎么能领导下面群众来守法呢？”
他还有力地批驳了那种借口“条件不够”、“经验不足”，因而拖延立法工作的论调，提出搞不出刑法典，先搞“刑法指导原则”、“刑法大纲”，还是可以做到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接受审判的案子大概总数在八百万至九百万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刑事案件，这样多的刑事案件我们都审判了，假若我们不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做为指导原则，那除了我们无能之外是不能有别的话说的。”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董老又一次告诫全党：对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实践完全证实了董老的预言。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董必武同志的这些文章，思绪万端，难以平静。如果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领域，由于缺乏知识和经验，在摸索中犯了一些错误，交了点学费，这是难免的；那么，在政法战线上，则往往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在一些众人周知的常理上，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背离了客观规律。对主张法治的人，对严格依法办事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既破坏了民主，又践踏了法制，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拖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我们非彻底肃清封建主义余毒、小生产的家长统治和轻视法制的思想不可，非认真学习和尊重法律科学不可，非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法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