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战地
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
〔革命回忆录〕
陈沂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先生由上海来北平探亲，我同范文澜同志奉中共河北省委之命，接待先生。除文澜同志安排先生在台静农家（地安门附近皇城根）和北平左联一些同志见面外，我曾奉省委之命，到阜成门大街先生住地去看望过先生，并代表北方文总（我当时是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一月，我调河北省反帝同盟后，由张磐石继任。）向先生作过一次关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北方左翼文化活动情况的汇报。先生听了汇报之后，曾作过一些指示。
我首先向先生汇报了北平左联的情况。北平左联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在聚餐会的名义掩护下召开和成立的，到会的人，除了北平的潘训（潘漠华）、扬刚、刘尊棋、冯毅之、张秀岩和我外，还有天津、保定的代表。在会上讨论了左联的盟章，工作任务，着重讨论了工农通讯问题，最后进行了选举，选举了以潘训、扬刚、刘尊棋等五人的执委会；我当时是候补执委、组织干事。
会后，即着手进行分盟下面的支部建立和健全工作。先后成立了北大、清华、燕京、香山慈幼院、财政部印刷厂、西城街道、人力车夫等二十余个支部。在分盟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一些文学团体，对学生及群众进行“普罗”文学工作。同时在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
这里我也向先生汇报了在北平左联成立会上大家要我讲讲我在上海听的先生《我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报告。我对先生说，我当时不到十八岁，既没有记录稿，理解得也很不深。但就是如此，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兴奋，知道要作一个左翼作家，必须立场坚定，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不能由左翼走到右翼。先生听了后，连连点头。
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到七月，北平市委、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左联活动也受到影响，陷于停顿。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左联又恢复了活动，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和社联、教联、反帝同盟等一起，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为了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曾同国民党的军队官员在南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捣毁了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伪《中央日报》。这次左联的两个负责人和其他三十多个人一起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和孝陵卫，后由上海律师公会提出上诉，国民党被迫宣布抗日无罪，予以释放。
南下示威回来后，群众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左联、社联的组织更加扩大，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左联出版了大型刊物《文学杂志》，不久又出版了《文艺月报》。这两个刊物象沙漠上的绿洲，震撼了死寂的北方文坛，使胡适们大为震惊，他们不知这是从哪里杀出来的一彪人马，曾企图利用国民党进行扼杀。社联各支部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问题，曾在师范大学组织了一次同托派门徒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公开辩论。
在左联、社联活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又成立了教联（左翼教师联合会，范文澜是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北平各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施存统、黄松龄等都参加了，他们差不多每隔两周就要在各大学礼堂进行一次政治、学术演讲，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抗日运动。
同时还成立了剧联、音联、美联、世界语联。剧联的活动最为积极，聂耳、于伶、宋之的、陶也先、张季纯等都是当时剧联的领导人。“九·一八”事变后，剧联曾演出过田汉的剧本《乱钟》及《工场夜景》、《血衣》等独幕戏。记得在燕大礼堂演出时，剧联的同志在幕间宣传我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主张，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剧联最大的一次演出活动，是在北平东城瀛环戏院的演出。一边是左翼剧联的人在剧院舞台上公演，一边是国民党军警在场外叫喊，从窗口向场内扔石头，场内场外进行了一场大搏斗。最后国民党部分军警冲进了剧场，企图武力制止公演。台下的观众一面同军警讲理斗争，一面鼓励台上的人继续演下去。这样相持了几十分钟，台上台下一起把国民党的军警轰出了剧场，观众最后还把未卸完装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安全地掩护出了剧场。
当时剧联的领导人于伶、宋之的、聂耳、陶也先、刘斐章、萧之亮、张季纯和演员李树芬、小喜子（傅玉田）、阿邸等，都是在现场指挥战斗，组织和参加演出的。
向鲁迅先生汇报至此，我特别给先生介绍北方的左翼文化活动，远远超乎简单的左翼文化活动，而且一开始就和群众的抗日斗争相连，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相连，总的方针都是针对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由于日寇完全占领东北三省，陈兵山海关，随时有侵入关内之势，又在冀东地区阴谋活动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不仅继续不抵抗，还暗暗和日寇勾结，继出卖东北之后，准备再出卖华北。这是同上海左翼文化活动不完全相同之处。而且因为参加这个左翼文化活动的人，除了如许德珩等几位大学教授外，大多是学生，中、小学教师，部分工人，人力车夫和少数农民，所以这个左翼文化斗争，具备较广泛的群众性，突出的是同当前的斗争结合，不是单纯的搞文化活动。我们当时没有条件出版更多的刊物和作品，只是把办刊物、出作品作为我们的工作之一，作为一种革命工作的工具。最后大批的左翼文化活动者参加了党领导的张家口冯玉祥先生、吉鸿昌同志指挥下的抗日同盟军。北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潘训同志就是参加者之一，并在那里担负一部分领导责任。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潘训同志回到天津，不久被捕，死在狱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结合群众的抗日斗争，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的斗争，我还向先生汇报了李大钊出殡、反对国民党教育改革案、高阳蠡县暴动以及北平师范大学、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潮。这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文总所属各联和反帝同盟公开出面号召进行的。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遗体一直未得到安葬，这在我党北方的领导机构和广大党员的心中，特别是在广大左翼文化战士的心中，始终是耿耿于怀的。为此，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同盟、北方文总出面，在反帝同盟、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共同发起下，为大钊同志安排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盛大葬礼。
举行葬礼那天，群众聚集在西单，高举安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同志的大字横幅标语。从停放棺木的宣武门外妙光阁淅寺起灵，通过西单大街，把灵柩安放在街口，举行群众的公祭，然后经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到香山万安公墓墓地。沿途人们高呼口号，不断有人路祭，街上挤满了观看送葬的人群，有的还加入了送葬的行列。尽管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前堵后截，送葬行列在西四曾一度被冲散，但最后大钊同志的灵柩胜利地安葬在万安公墓，并在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自此以后，北方左翼文化活动更加发展和扩大了。以平大法学院为例，盟员发展到将近一百人。
反动的国民党继续实行安内攘外政策。他们看到公开镇压左翼文化运动不行，就想来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公布了一个所谓教育改革案，停止大学文、法科招生。
针对国民党这个反动的教育改革案，北方文总号召所属文化团体，通过在各学校的支部，掀起一个反对国民党教育改革案的群众运动。在校内举行罢课罢考，在校外发动考生举行游行示威，包围国民党市党部、市教育局，向他们递交抗议书，并要他们把这个抗议书递交伪教育部，停止这个反动教育改革案，继续让大学文、法科招生。
城市里的左翼文化活动轰轰烈烈发展，也推动了农村的农民运动。北方的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压迫下，早已濒于崩溃、破产，农民不愿继续饥寒交迫下去，纷纷起来抗租抗税，最后爆发了高阳、蠡县的农民武装起义。
当时国民党当局派兵镇压，并逮捕了两个为首的（据说曾参加过左联、社联）押解到北平，在天桥执行枪决。
这又激起了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愤怒。在反帝同盟的配合下，连续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由天桥直奔前门，通过西长安街，直奔顺成王府张学良驻地，向张学良抗议，要求为死者安葬昭雪，释放被捕的农民、学生。张学良接见了示威群众，他当时说：我和大家见面，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我奉蒋介石命不抵抗丢了东三省。我现在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不得不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派兵到高阳、蠡县是不得已，请大家原谅。枪决的人，大家可以抬回去安葬，政府可予以抚恤，逮捕的人查明即可释放。张学良最后对大家说：你们在学校内怎么闹都可以，到大街喊打倒国民党，我就不好不管了。说到此，张学良哽咽了。大家原谅了张学良，有秩序地退出了顺成王府。
紧接着又发生北平师范大学、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也都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对学校的法西斯暴政的。
鲁迅先生听了汇报之后，他起身来为我倒水，递给我两个柿饼，他说：你不抽烟，喝口水，吃柿饼吧！我一边喝水一边吃柿饼，然后听先生谈话。
先生首先高度赞扬了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这些活动。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们这样结合群众的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还同泥腿子（农民）在一起，非常好。陈独秀就是不要泥腿子，看不起泥腿子，不愿同国民党干的那些坏事进行斗争，遭致大革命的失败。
当谈到我们的两个刊物（《文学杂志》、《文艺月报》）请他让上海的一些有名作家写稿时，他说：你们不要迷信名人，名人不一定写出好文章，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然后他又说：我并不反对你们向他们约稿，我也可以帮助你们约稿，我还可以给你们写稿。
然后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开展工农通讯活动，还要设法打入国民党的士兵中去。
对大钊同志的出殡，先生说，这也了了他的一点心愿。
对我们团结了许多教授，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工作，他表示十分满意，并要我们代他向这些教授致意。他说：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了不起的事。他要我们继续做好这个工作，团结更多的教授。他特别指出，还要团结文科教授，由教授推进到一般老师，胸襟还要宽一点。他同时又告诫我们，要注意教授们的安全，要保护他们。
令我十分难忘的是，那时我才二十岁，在先生面前，我只能算是一个小学生，但先生知道我是奉河北省委之命去看望他，代表北方文总党团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一面不断抽烟，一面静静地听我汇报，长达三个多小时，中间没有插一句话，最后才向我谈了上面这些话。今天回想起来，这些话还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也是我们还应该继续遵照去做好的。
我记起先生最后送我出门的情景。老人家象送孩子出远门一样，看了门外又看，叮咛了又叮咛。我一再请先生回去，先生始终伫立不动，一直等我走了好远，回头还看见先生在对我招手。后来才知道，先生是怕有人对我钉梢。
回来我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向文总所属各联党团负责人作了传达，我特别向两个杂志（《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的负责人讲了先生的教导。我在先生那里得到的是师长兼同志的爱，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愧交集。先生当时双目注视着我，偶尔用右肘依着书桌，深深地吸一口烟又吐出一口烟，静静地听我的汇报，一点都没有打断我。仅这一点，也说明鲁迅先生同我们党的深厚感情。离开先生后，我真想再见先生一次。
真没想到，我又奉命去见先生。这是为了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省委、市委决定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去包围国民党市党部，要求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志。怎样去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呢？
省委、市委考虑，要我去跟鲁迅先生商量，请先生到中国大学去作一次演讲，斥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摧残进步文化运动，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最后请先生号召听众，去向国民党要人。
这之前，我们已派人去了解了北平国民党市党部驻地内部情况和他们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及周围警卫。
我也真没想到，当我把省委、市委的这个意思向先生说了之后，先生一点踌躇都没有，连声说：好！好！好！随即问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去。
我把党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告诉了先生，他说：到时候你们派人来接我。我准时去接了先生。先生在西单二龙坑中国大学的大礼堂前作了演讲，这就是鲁迅先生在北平著名五讲中的最后一讲，也是先生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的“午前往中国大学演讲二十分钟”。
广大群众在鲁迅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由二龙坑出发，经西单冲往国民党的市党部，包围了国民党市党部，冲了进去，找到市党部的头头，逼他答应释放我们的同志。这是一个非常迅速、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连军警都没有来得及召唤，就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正当广大群众离开中国大学大礼堂时，我们布置保卫鲁迅先生回家的同志，已经安全地把先生送回他在阜成门大街的家。
下午，党组织又派我去为先生送别，并向先生报告包围和冲进国民党市党部斗争的经过。先生听后，微笑了，他说：我又做了一件象当年保护女师大学生运动一样的事。最后我辞别先生，再三请他不要象上次那样送我出门，但最后他还是把我送出门口，还是叮咛又叮咛：一定不要忘记泥腿子，陈独秀是看不起泥腿子和不要泥腿子的。
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问自己：鲁迅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的感情，执行党委托的任务，难道不比一个党员还要坚强和无畏吗？先生叮咛又叮咛，一定不要忘记泥腿子，这岂止是对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叮咛？从先生的身上，我深深感到了先生对党的忠诚，对我们这样年轻的共产党人的爱。这正是先生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光辉反映，也是先生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美德。这是那些讲先生为“同路人”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 北京天坛（附图片）北京鲁迅故居〔木刻〕彭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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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
严渭津
报载某医院因为开展了“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活动，全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改进。这使人记起，一九六四年铁路上有一个车站开展过“假如我是一个乘客”的活动，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也因此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毛泽东同志早就向我们指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宗旨。这也是我们国家里一切企、事业活动的出发点。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建国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气，一直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提倡学雷锋以后，人人都把为人民服务，自觉地多为社会尽义务作为无上的光荣。但是，这一切都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他们用所谓“不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口号煽动人们，使得一些人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力，有的甚至把自己手里掌握的“尺子、秤盘、听诊器、房子、条子、方向盘”，都当成了行使个人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再想到自己首先是人民的服务员，不再甘心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服务了。所以，尽管“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比以前是大大地增加了，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精神却是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常常会碰到一副“我伺候不着你”的面孔。在这个有关“服务”的问题上，也实在应该来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大力恢复我们的光荣传统。象上述那个医院开展的“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活动，正是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进行正本清源、恢复传统的好方法。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明确自己服务的对象，多为他们想一想。
我们的社会，有着数不胜数的各行各业，不论从事哪种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如果各行各业的人都去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售货员设想“假如我是一个顾客”，管房子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急需住房的人”，领导者设想“假如我是一个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产品消费者”，制造生产资料的人设想“假如我是一个产品使用者”……不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在设想“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并且有组织地开展起“假如我是我的服务对象”的活动来，这就会形成一个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实于各行各业的群众性活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会得到大大的发扬，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就会得到改进和提高，从而我们前进的步子也就会踏实而又加大起来。在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正确地行使自己正当的权力，而又充分意识到自己也是人民的服务员，自觉地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服务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一心想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会因此得到很大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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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水军”砖许姬传
一九五三年夏，梅兰芳先生在上海思南路寓所接到扬州市文物风景管理委员会一位同志来信，赠送南宋“镇江水军”砖拓本一纸（见左下图）。手拓甚精，还有赠者跋语：
一九五一年春，扬州市拆城筑路。以旧城始因抗金而筑，曾于办事处中设有文物保管组，由鉴兼司其事。搜得文物及宋砖极伙。砖文中颇具丰富史料，足补《宋史》职官志、兵志及地理志之缺。远达江西、湖北亦送砖来筑扬城。镇江砖凡得七十余种，韩世忠麾下镇江前、后、左、右、中、水各军则占多数。前以赴沪参加中华医史学会之便，得观梅院长《抗金兵》一剧，归检该故事当时之实物“镇江水军”砖，拓以奉赠，并求审定。
癸巳初夏鉴庭耿胤?识于扬州
梅先生和许源来研究了跋语，知道扬州旧城是因抗金而筑的。为了筑城，江西、湖北那么远的地区亦送砖来支援；在镇江方面，韩世忠军队送来的占了多数。这说明了全国各地人民抗金的高涨情绪和韩世忠抗金的坚强决心，“镇江水军”砖作了历史的见证者。
梅先生《抗金兵》一剧就是写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兵的故事。韩世忠和金兵接战，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在黄天荡以八千人包围金兀术率领的十万大军达四十八天之久。后来，金兀术绝江逃走，从此不敢再渡江南犯了。这个剧本的演出，对抗日战争起了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梅先生把这张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拓本送给许源来，并说：“你喜欢研究历史，请你保存起来，闲暇时写一篇文章交给《文物》杂志。”
源来多次谈起要写这篇文章，但因忙里难以偷闲，终于不成。今年二月，源来弟病逝，我到上海检点遗物，看到拓本。他的未竟之事只得由我来完成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