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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富汗政局不稳
雪元
随着苏联加紧插手干预，阿富汗的政局严重不稳。八月五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中心爆发激战。据报道，政府军出动了坦克、装甲车、苏制米—24式直升飞机、苏七歼击机等来对付反政府的武装。战斗从巴拉希萨尔军营周围，逐步扩大到喀布尔的其他地区，激战持续了四小时。据认为，这是阿富汗现政权在去年四月执政以来，在喀布尔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
现在，喀布尔的形势紧张。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全国二十八个省里差不多都发生阿富汗穆斯林武装同政府军的战斗；在喀布尔，“到处是军队”，阿富汗军队的三分之一左右驻在喀布尔；指挥交通的警察“身上别着手枪”，每晚实行戒严；在电台大楼和前王宫附近“有坦克在那里”；“不安全的状况”引起“粮食匮乏”，“农产品价格上涨”；居民已有近两个星期得不到“烧柴”；出城的所有道路“都设有路障”，“军车队不断往返于首都和各省之间”，公路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袭击”，在好些地方阿富汗军队“只靠着车队行动”；政府控制的区域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五；驻阿富汗的美国使馆已在有计划地撤退非必要的官员及其眷属，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已准备好了紧急撤退计划；塔拉基总统不久前已从他首都的官邸搬到了郊外几英里处的一个兵营里……西方观察家认为，阿富汗的形势表明，阿富汗政府现在“只是靠刺刀来维持”。
四个月来，由于局势动乱，阿富汗政府已两次进行改组。三月二十七日，外长阿明接替总统的兼职，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兼外长，组成了十八人的新内阁。当时此事被认为是阿富汗政府遭受的“首次失败”。时隔一天，二十九日，阿富汗革命委员会又宣布成立了由总统自任主席的阿富汗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西方观察家认为，宣布这件事就“等于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七月二十八日，阿富汗总统又发布命令，任命总理阿明兼任国防部长职务，随时向总统汇报情况。他所兼外长一职由原副总理兼卫生部长瓦利改任。之后，总理宣布了改组内阁，调换了六名部长的职务。西方认为，此次新任命和政府改组，反映了政府对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日益发展和政府内、人民党内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深为“担忧”，意味着“政界人物重新获得了对国防事务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加紧干预阿富汗局势。在阿富汗的苏联“顾问”人数迄今已达五千人。据报道，前一时期至少又到了二百名装甲部队的专家。在五日喀布尔市内发生激战时，据报道，在离市中心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巴格拉姆机场有苏联人员，显然是苏联军事顾问，“据信这些人是在指挥空军行动”，镇压军队的又一次哗变。然而，塔斯社却说喀布尔市内的激战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反动派以及前封建主的走卒”搞的挑衅性袭击。苏联《真理报》进一步威胁说什么邻国对阿富汗的“干涉”只能引起阿富汗“朋友”的“关注”。
对于苏联的加深卷入阿富汗内政，美国发出了警告。八月二日，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一篇经卡特总统批准的讲话中说，对阿富汗，外国“不要进行干涉”，“不要设法把外国的主义强加给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很深的人民”。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是不会放弃它控制阿富汗的打算的。联合国一位西方的代表说，“阿富汗是苏联战略计划中的一环”，苏联人显然企图在这里打开进入印度洋温暖水域的通道，因为他们要实现沙皇的老计划；然而，苏联军事领导人很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的全面抵抗”。一位欧洲外交官估计，俄国现在面临着六十年代美国在越南遇到的同样的“两难处境”。一位亚洲外交官说，“喀布尔”这个名字，据说意思是“玫瑰花上一滴水”，但是对苏联来说，它完全可能成为“高山中的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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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外长揭露苏联插手库尔德斯坦问题
埃报指出苏联核潜艇开进亚丁港进一步暴露它对中东的野心
新华社德黑兰八月四日电 据《德黑兰时报》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雅兹迪对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库尔德斯坦问题上证明有外国插手。他说：“在革命之后，在库尔德人手里找到来自大门敞开的兵营的M—1和G—3式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俄国卡拉什尼科夫式武器出现的时候，这就清楚地证明外国的干涉。”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防务问题时说：“我们不需要一支四十万人的军队。我们需要一支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的边界而不干预国内事务的机动军队。”
关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他说，如果美国希望表明它所声称的对伊朗革命的好意，他们必须表明其立场，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总之，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我们认为，向后退一步就是对这一伊斯兰革命的背叛。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方区域性合作发展的经济安排时说：“在地区性发展合作组织存在之前，我们同巴基斯坦就有良好的双边安排，我们当然希望今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伊朗和土耳其“有良好的关系，他们卖给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我们将向他们供应石油”。
他在谈到伊朗同阿富汗的关系时说：“他们已陷入了内战。虽然，无疑有着我们革命的间接反映，那就是革命鼓舞了穆斯林的事业，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卷入他们的战争。”
雅兹迪在谈到伊朗同伊拉克的关系时说：“我们同伊拉克人民一直是亲近的，而同政府的关系冷淡了。然而，我们通过停止双方的宣传运动为改善关系作出了良好开端，现在，我们必须坐下来，解决其他问题。”
新华社开罗八月七日电埃及《消息报》今天就苏联导弹核潜艇到达亚丁发表社论说：“在中东地区利害冲突的形势下，苏联核潜艇来到亚丁完全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
社论说：“苏联在亚丁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牢固地站住了脚。亚丁已经变成了有强大军备的苏联基地。”
社论说：“苏联现在用核舰队来竭力加强这个基地上的军备，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要从非洲之角来控制非洲的入口，另一方面又想要从亚丁控制到阿拉伯半岛的通道。”
社论说：“毫无疑问，由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丰富的油田，阿拉伯半岛对苏联特别重要。控制阿拉伯的石油资源是苏联实现它对中东的野心和利益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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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气氛仍然紧张
坦克装甲车在街上巡逻，军用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五日发生暴乱后，目前市内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坦克、装甲车在街上巡逻，军用直升飞机仍在空中盘旋，全市实行了通宵戒严。
合众国际社六日从伊斯兰堡报道说，五日，穆斯林武装“试图攻占首都市内的一个大型军事设施。他们得到了哗变士兵的支持。那些士兵带着武器参加了对塔拉基主席的政府的战斗。”这家通讯社还说，“据喀布尔电台报道，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喀布尔巴拉希萨尔城堡的兵营附近，这表明有些军队也卷入了塔拉基主席在一九七八年四月的流血政变中夺权以来阿富汗发生的一场最激烈的冲突。”
路透社报道说，巴拉希萨尔城堡里“部署着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和反坦克炮，驻扎着约一千二百名军队”。“巴拉希萨尔城堡的这次叛乱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涉及到武装部队的第三次叛乱事件”。
合众国际社六日报道说，“从阿富汗回来的旅客说，苏联人直接参加了战斗，指挥空军袭击叛乱分子。”“苏联制造的坦克和喷气战斗机在争夺首都的战斗中把数百名穆斯林和叛变的军人打死在喀布尔的大街上”。
据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赖斯顿六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认为，喀布尔八月五日政府军哗变时爆发的战斗“显然是一件严重事件”。他重申美国国务院八月三日的声明：期望“包括苏联在内的各方都尊重不干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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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北海道群众集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北海道根室市等地四百多名渔民、农民、青年和妇女，今天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苏联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
根室市长寺?伊?雄在集会上讲话时说：苏联非法占领北方领土侵犯日本的独立和主权，“是对日本的侮辱。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开展持久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
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在写给这次集会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是顽固的。”“现在需要开展持久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我将以新的决心带领北海道人民作出努力。”原北方领土上的居民、农民、青年和妇女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强烈抗议苏联在北方领土上修建军事基地，表示决心把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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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逃港人士谴责越当局侵柬和压榨人民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据香港《南华早报》最近报道，不久前从越南海防乘船逃亡到香港的越南军官阮文洪和电影女演员黎氏蕙在香港发表谈话，谴责越南当局对外侵略柬埔寨，对内压榨人民，弄得民不聊生。
报道说，阮文洪和黎氏蕙都是越南族（京族）人。阮今年四十二岁，曾经是越南军队的高射炮手，击落过美国飞机，打死过美国侵略军。黎今年二十四岁，是河内拥有观众的女电影演员。
报道说，“阮文洪在谈话中谴责越南当局的罪行。他说，经过了三十年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者（的战争），越南人民盼望休养生息，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当局却以‘解放’的名义侵略柬埔寨。”
“他控诉越南当局剥夺人民的自由，使人民饥饿。他说，‘去年整整六个月，没有人能买到一粒大米。’他谴责越南当局为这一切失败寻找替罪羊，把它归咎于美国人和中国人。”
阮文洪说：“在越南，现在有大规模的反政府地下活动，至少在北方是这样。我敢说，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希望离开祖国。如果第二次革命爆发，现政府将垮台！”
报道说，“电影女演员黎氏蕙说，她过去曾拍过反美影片，她爱自己的祖国，相信社会主义。她现在感到沮丧、失望和恐惧。她沮丧，因为他们必须离开亲爱的祖国；她失望，因为他们梦想的社会主义变成一个贪污腐败的体制；她恐惧，因为他们可能要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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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副外长重申不承认韩桑林政权
据新华社曼谷八月六日电 据泰国《民意报》今天报道，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最近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泰国不承认韩桑林政权。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它呢？联合国至今还没有承认。”他说：“我们不知道韩桑林是谁，他来自那里，人民是否承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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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援引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的电台广播说，赤道几内亚已经成立了由前国防部副部长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领导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取代八月三日政变中被推翻的马西埃政权。
据广播，姆巴索戈保证新政权“尊重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他还宣布将“释放一切政治犯”。
电台说，“全体驻军都拥护政变后成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据报道，西班牙外交部八月五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已派一个外交代表团去赤道几内亚，同新领导人研究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提供援助问题。赤道几内亚同西班牙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断外交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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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会见阿拉伯也门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八月六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卜杜·奥斯曼，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奥斯曼大使向耿副总理递交了萨利赫总统致华国锋总理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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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会见美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以弗吉尼亚州副州长查理斯·罗布为团长、美国前总统福特的特别助理彼得·麦克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在中美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个访华团。
代表团是在八月四日抵达北京。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曾会见了全体团员，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无锡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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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孟国民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由米尔扎·古拉姆·哈菲兹议长率领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离开广州。
孟加拉贵宾是八月二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昆明、广州访问的。他们在这三个城市访问时分别受到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鲁大东、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的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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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好往来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八月七日上午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著名作家井上靖、日本著名美术史学家宫川寅雄等朋友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 中苏一九七九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八月六日在莫斯科签字。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
苏联外贸部代理部长伊·费·谢米恰斯特诺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田曾佩出席了签字仪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八月七日晚设宴招待日本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顾问井上靖等一行六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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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国家继续营救漂泊海上的越南难民
本报讯 最近几天以来，意大利、美国及法国等国家，继续派遣舰船营救漂泊海上的越南难民。
据路透社七月三十一日从吉隆坡报道，漂泊在公海上的七百五十名难民在当天被专门搭救遇难船民的三艘意大利海军船只搭救了。
据法新社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一条报道，爱丽舍宫发言人皮埃尔·恩特指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接见法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互助全国委员会主席让—雅克·伯克勒时强调指出：面对这一悲剧的恶化情况，法国立即采取了行动。它仅在七月就接收了三千多难民，使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在它的土地上避难的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的总数达到六万四千名。
由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导弹巡洋舰“英格兰号”、导弹驱逐舰“帕森斯号”、护卫舰“诺克斯号”和加油船“沃巴什号”组成的美国第七舰队的一支特遣队，在七月二十八日上午装载着从南中国海救起的六十多名越南乘船难民驶入泰国湾的游览胜地帕塔亚。在这之前，在菲律宾附近海面上，这支特遣舰队又救起了四十四名越南难民。
前越南海军的下级军官裴文儒被搭救后在这艘美国海军补给船上对记者说，他是越南血统的人。他带着他的妻子、十个孩子和七个亲友乘一条小渔船离开了越南。他之所以能够逃出来是因为他是政府雇佣的渔民，并且设法把他的一家偷偷地带上了他的小船。
这批人当中的陶文忠今年二十二岁，大学生。他对记者说，他们不敢携带妇女和小孩。因为他们害怕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朔庄附近遇到越南的巡逻艇。
杨清平现年二十六岁，前南越空军驾驶员。他说，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工人以通过巡逻艇的检查。他对美国海军的翻译说，他们在他们偷来的船外安装了另一部发动机，以便能够超过寻找企图逃跑的越南血统的人的巡逻艇。他们有几次受到追逐，但是终于设法加速逃掉了。
他说，“我的父亲也说，我必须逃跑，并设法从国外帮助我的一家。”
这个小组把钱凑在一起，在黑市上购买了粮食和为他们的船购买燃料。“有很多黑市，卖什么的都有。”他们抱怨他们没有工作做，而物价不断上涨。（附图片）
法国的医护船“光明岛”号营救了漂流在南中国海的八百三十七名越南难民。法新社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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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初探（三）
金凤
“好，再来一个”
在美国访问期间，处处使人感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现在又添了新枝。
在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家的小花园里，才旦卓玛应美国朋友的要求，演唱了西藏民歌。她那优美、嘹亮的歌声，在初夏的黄昏中回荡，激起美国朋友热烈的掌声。这时，隔壁花园中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清脆的声音：“好，再来一个。”树枝编成的密密的篱笆，使人看不清这位美国小朋友。我们请他过来，他害羞不肯。才旦卓玛站到篱笆跟前，为这位不露面的小朋友唱了一首云南民歌。篱笆那边传过来一阵笑声和激动的“谢谢，非常谢谢！”的喊声。虽然我们没有同他见面，但是在这位美国小朋友幼小心灵里，显然已经播下了中美友谊的种子。
从华盛顿去纽约途中，坦普尔大学副教授兼一家农场的经理韦格纳先生带了他的三个男孩，特地赶来迎接我们到他家作客。天色已晚，开始下起雨来，愈下愈大。我们冒雨前进。到了他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有他的母亲、妻子、哥哥、嫂嫂、外甥，还有他邀请的二、三十位朋友，气氛十分热烈。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对新中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在交谈中，话题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谈到计划生育，从中国有没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谈到妇女的服饰、儿童的教育……美国朋友们实心实意地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希望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避免苦恼着美国人民的一些缺陷和弊病。
韦格纳先生的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对我们尤其热情。她有五个孩子，十七个孙儿孙女。她的第四个儿子在香港经商，和中国妇女结了婚。她笑着说，她和中国人是亲戚。韦格纳先生是她最小的儿子，和她同住在一座楼房里，但有门隔开，分开生活。老太太独自住一楼一底。虽然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老太太自己做饭，自己开车买东西，自己收拾住房，还担任儿子经营的农场的会计。儿子付给她会计的工资。前些日子，她摔了一跤，腿受了伤，她的孙子照顾她一段时间，她按小时付给他工资。这种家庭关系我们听了不免有些奇怪，在美国却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遇到不少在中国工作过或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两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阻隔，现在重新来往，他们感到格外高兴。麦迪逊市密尔策医疗仪器公司的一位总工程师谈到他在二次大战时在中国呆过半年，帮助中国培训青年技术人员，他非常喜爱他们；随后一段时间，中美交往中断了，这使他十分难过；现在，通往中国的大门再一次打开了，他非常高兴，真诚希望中美人民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
不少美国人愿意了解新中国，认真地研究新中国。纽约市伯纳德学院一位女教授热情地说，二次大战以来，中国一直在变，她一向把中国当作社会正义的模范。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去年二次访问中国，在河北饶阳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五公大队住了两个月，研究人民公社，回国后写了书，即将出版。在洛杉矶美中友协总部，陈列着许多介绍新中国的书籍、图画。美中友协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在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分会，今年准备组织七十七批、三千八百人访问中国。美中友协除少数专职人员外，大部分是志愿工作人员。一位女摄影家每天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四点搞她的专业摄影，余下的时间为美中友协义务工作。一九七二年，她随美国第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三星期前，她又刚从中国回来。我们还听说美中友协的一位青年朋友，一年做半年工，挣了工资在其余半年中开展友协活动。这些美国朋友为浇灌美中人民友谊之花，费了多少心血！应该说，这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方面。思考和探索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妇女代表团，我们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各界的妇女，和她们探讨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妇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过去，美国妇女不少安于当家庭主妇，现在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愈来愈多，妇女就业面扩大了。她们开始冲破传统职业的禁区，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妇女担任了领导工作。妇女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解决专业训练、寻求职业、婚姻、保健等切身问题。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会见一位波士顿来的女士。她和十名妇女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合作社”，收集材料，写了一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自己》，提出了医疗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这书现在已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两年中发行二百万册，还出了十三种外文版。
许多妇女研究中心和研究妇女的学说在美国纷纷出现。妇女们要求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争取社会承认妇女的价值。当然，许多还停留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和知识妇女的圈子里。个别的开始走向社会。我们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两位女研究生。她们利用假期，两次到堪萨斯州调查墨西哥族女工的罢工情况。她们准备今年八月到中国来研究妇女劳工问题。有见解的妇女开始接触到问题的根源，认识到美国妇女受资本主义压迫。
美国妇女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怀有浓厚的兴趣。她们常常引用中国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使她们十分羡慕。因为她们现在还在为争取通过男女“权利平等修正案”而斗争。在美国国会会见女议员时，当我们谈到中国人大代表中有七百四十二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百分之二十一时，一位女议员忍不住捏起拳头，高呼：“我们也要争取！”因为，在美国四百多名众议员中，妇女只有十六名；一百名参议员中，只有一名女参议员。
在美国，妇女要争取到一定的地位和成就，只能靠个人奋斗。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才旦卓玛过去是农奴，今天担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这个动人经历吸引了美国妇女。担任有七千工人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廖秉瑛被介绍时，总是引起美国妇女的一片欢呼。她们好奇地问她：“工厂里的男子是否服从你的指挥？”她们感叹，美国妇女只有比男子加倍能干，才能担任同等的职务。
美国妇女对中国提倡男女分担家务也很感兴趣。在美国，大部分妇女仍然要单独承担家务劳动。不少有专业知识和事业心强的妇女，得不到男子的谅解和合作，只好牺牲家庭生活。在旧金山和我们共进晚餐的一位女记者，由于晚上经常要采写稿件，不能回家准备晚餐，料理家务，同居的男朋友就和她分手了。
美国朋友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当她们听到我们介绍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新中国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婚姻法时，不免感慨美国的婚姻、家庭相当动荡，妇女首当其冲，常常受到很大痛苦。我们在麦迪逊市妇女饭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第一次结婚，丈夫对她不忠实，还虐待她，不得不离婚；第二次结婚，丈夫是一位学者，虽然外表文雅，还是压迫她，只得再离婚；现在，她是第三次结婚了。
我们告诉美国朋友，中国还是不发达国家，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至婚姻、家庭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这是美国妇女界的朋友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旧金山郊区度过的。当我们驱车回旧金山时，远远看到这个海滨城市灯火辉煌，映入海面，宛如满天繁星倒落银河，景色十分美丽。凝视着这动人的夜景，蓦然想起困扰着美国的能源问题，忽然想道：假如电力中断，这里就将是一片黑暗！
这旧金山的夜景，不妨看作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象征。在它五光十色的表面繁荣下面，潜藏着政治的、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正如卡特总统谈到美国的“信心危机”时所承认的，“我们越来越怀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美国社会的牧歌时代走向结束，人们正在思考和探索。这也许可算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